中国孙子学

2015-02-07 12:12谢祥皓
孙子研究 2015年1期
关键词:孙武道义孙子兵法

谢祥皓

中国孙子学

谢祥皓

《孙子研究》正式创刊了。这是中国兵学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她为中国兵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孙子学的研究、开拓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也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大花园,增添了一支绚丽多姿的奇葩。

“孙子学”概念的提出,是近现代才出现的。它一面世,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原因在于,它既有以《孙子兵法》为核心的中国兵学文化的稳定宽广的学术领域,又有以孙子思想学说为轴心从而透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强劲生命力。中国孙子学的研究与开拓,既可以“认古”,又可以“察今”;既可拨开历史上的诸多疑云,又可为今日国家政治、军事的发展及国防建设与国际争端的应对,提供睿智、犀利的武器。称“国之瑰宝”、“国之利器”,孙子学名副其实。

一、战争经验的集结与升华

认识来源于实践,直接的感知经验是一切理论学说的起点。人的感性认识通过对比、分析、综合、判断之后,就会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形成理性认识;而任何一个领域中的系统的理性认识,都会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学说。而理论学说一旦形成,又可转过来指导社会实践,通过新的社会实践的验证,就会形成这一领域中的相对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兵学是关于战争规律的理论学说,是关于国家生死存亡的理论学说,从人类有战争开始,它就相伴而生;伴随着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并且一步步形成不同形态的理论学说。中国孙子学,以《孙子兵法》为核心的兵学理论体系,正是经过了从黄帝到孙武两千余年战争实践的经验所凝练的兵学理论的精华所在。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写道: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这段引文概括了春秋之前两千余年间,军队与战争发展的基本情况。司马,军队之主官,如同今之国防部长。师,军队单位,编制为2500人;此泛指军队。弧矢,木制的弓和箭。国家政权出现伊始,就设有军事部门;弧矢、金革,均言兵器,为早期的战争手段。及至殷周时代,“以礼治军”成为军队与战争行为的基本准则;商汤的征伐与武王伐纣,是其典型的战争实践。时至春秋战国,权谋变诈兴起,“诡诈之兵”成为战争的主流,儒家亚圣孟轲所言“春秋无义战”,就是对这一时代战争行为的简明概括。

《孙子兵法》,中国孙子学,就是上述战争经验的集结与升华,尤其是三代“以礼治军”与春秋“权谋变诈”之兵,均在孙子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明人茅元仪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就是指孙子之前2000余年的战争经验,精华尽收其中。而茅元仪所言后两句话:“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则指孙子学已经集中准确反映了军事活动、战争行为的根本规律,一切用兵者、言兵者,都不可能超越其外。(见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对此,唐人杜牧有更深刻的理解:“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注孙子序》,见《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可见,孙武之书对战争规律的反映是如此之准确、精审。

二、道义、权谋——政治与军事

近代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著名命题,之后,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同,从列宁到毛泽东,均对这一命题给予了明确的肯定。由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是近代以来的发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一基本关系自古有之。

就战争领域而言,政治是讲为什么要打仗,军事是讲能不能打及如何打仗,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手段服从于目标的需求,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政治统帅军事,军事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是它们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从它们出现之日起,就决定了的。军事一旦脱离了政治,就失去了头脑,会像无头的苍蝇;而政治一旦失去了军事,就等于被砍掉了手足,没有现实的手段,必将一事难成。政治、军事之不可割离,原因正在于此。

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基本表现形态,是道义与权谋。道义就是政治,而权谋则为军事。如:

《史记·五帝本纪》写道: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轩辕即黄帝。为什么要“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因为“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禁暴止乱是民心之所向,是当时的“道义”,这就是“政治”。由此而“习用干戈”则是军事。在“振兵”的同时先要“修德”,由此才能打败炎帝,擒杀蚩尤。所以,从战争一开始,政治就居于“统领”的地位。

殷、周时代的战争,规模最大、影响最著者,莫过于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史称“汤武革命”。其基本经验,就见于今存《司马法》。

《司马法·仁本第一》写道: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司马法》在《汉书·艺文志》中作《军礼司马法》,原有155篇。后,辗转流失,至宋代,仅存五篇,《仁本》正居其首。在《汉书·艺文志》中本入于“礼”类,是“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古三代,“礼”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裁定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礼”就是最大、最高的政治。表现在军事领域,它的主导内涵就是“以仁为本”、“以义为治”。具体地说,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杀人”的目的在于“安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战”;“攻其国”的目的在于“爱其民”。基本的立足点均在于爱护人民。所以,它对战争的具体实施都有细致规定:“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不但爱护本国的人民,同时也要爱护敌国的人民。这就是“以礼治军”的最高原则。在“以礼治军”的殷周时代,军事服从于政治,军事服务于政治,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孙子兵法》诞生于春秋后期,此时已是诡诈公行的时代,然孙武庙算首列“五事”、“七计”,“道”字赫然居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孙子·始计》)这正是道义民心之所在,民众与君上能同安危、共生死,就是最大的政治。孙武鲜明地高举了《司马法》以来的“仁本”旗帜。

唐人杜牧有言:“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注孙子序》)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正是孙武思想学说的大局所在。

三、立足全局,庙算决策

时光已经过去2500余年,孙武及《孙子兵法》留给世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战略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一部能够贯通古今的兵学著作,世人誉之为“兵学圣典”。这一赞誉的基本立足点,就在于《孙子兵法》对战争之本质及客观规律的深刻、精准的反映。而孙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在于善于把握全局,善于洞察本质。

《孙子兵法》开篇即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始计第一》)

第一句话,就把“兵”事提到了国家之生死存亡的高度,这正是它的本质所在。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成公十三年)祀,礼也,是当时政治的最高准则;戎,兵也,是保卫国家的实力所在。这就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确立了“兵”的应有地位。

继之,举列“五事”、“七计”,在道义居首的前提下,全面展示综合国力。对比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双方的战争条件,对比双方的经济基础,通过“庙算”得失,“未战先胜”,方可作出战争决策。

把握全局,洞察本质,依顺规律,预见得失,是古今战略家必须掌控的第一要义。孙武做到了,《孙子兵法》做到了,这就是《孙子兵法》在当今世界仍然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的原因所在。

四、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上二语,本是上古哲人关于“以德用兵”的理想状态,见于太公《六韬》。

为推翻暴虐的商纣王,姜太公劝周文王“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待主、客观条件都成熟时,自会有“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效果。(《六韬·武韬·发启》)文王修德,武王伐纣,确实引发了商纣军队的阵前倒戈,导致商纣顷刻覆灭。然此役并非“无创”,牧野之战中“血流漂杵”(见《尚书·武成》),连舂米用的木棒都被血流漂了起来。

然而,作为一位沉稳深思的军事思想家,孙武在面对上述史实背景时,却能把“全胜不斗,大兵无创”这一理想化的战争效果,转化为完全可以用具体手段去实现的战略目标。

孙武写道: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

“善之善者”,即优中之优,是最佳选择,能不费一枪一弹,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兵不顿而利可全”。能“全国”而服,“全军”而服,显然是不动刀兵,未经厮杀。至于其具体手段,孙武又写道: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很明显,“不战而屈人之兵”,决非“伐兵”、“攻城”之法所能实现,而只能是“伐谋”、“伐交”。“伐谋”者,以谋相伐也;“伐交”者,以外交手段制敌也。此类事例,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如晋使赴齐,齐臣晏婴于推杯换盏之间,即挫败了晋欲伐齐的图谋。而当今时代,“伐谋”、“伐交”更是风靡全球。“谋”中有“交”,“交”中有“谋”,而且更要以“实力”做后盾:“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九变》)只有“信(伸)己之私,威加于敌”,“谋”、“交”才有可靠的根基。试看今日世界,“外交”使者穿梭如云,人们在利用一切场合;而实弹军演又目不暇接,要充分展示实力;此皆欲以“谋”、“交”之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以道义为旗帜,以实力为根基,谋、交、力,交替运行于其间,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某些国家明明挑着“黑旗”,却多方狡辩为“红旗”,纵然在某时某地得逞于一时,但绝不可能持久,终将以溃败为终结。

五、道兵相通,儒兵一体

在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能贯通始终的,大致有道、儒、兵三家。

先说“道兵相通”。

对“道”的追求,是华夏先民最早的思想目标之一。从伏羲“作《易》八卦”(司马谈语,见《太史公自序》)开始,即在倾力追寻天地之道,探索天地运行的规律。“日月为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这一追求的最早的收获与结论。日月运行,阴阳交替,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基本的变化规律,也是人类及整个生物界产生、发展及其持续存在的主要客观依据之一。所以,由伏羲所开创的中华文明,“作《易》八卦”,就是华夏先民自觉地探寻客观物质世界变化发展之客观规律的开始。知晓生存环境的变化规律,方能自觉地调整人类的行为,以利于生存与发展。这正是伏羲“作《易》八卦”,追寻“易道”的初衷所在。

至黄帝时代,追寻“至道”、“天道”、“大道”,成为圣人们的不懈追求,而“得道”,则成为超越常人的“神仙”境界。(参阅《庄子》之《在宥》《天道》《天运》诸文)至姜太公,由于助周灭商“多兵权与奇计”,被称为“有道者”(见《汉书·艺文志》)。专论“兵道”,当以太公为起始。至春秋后期老聃,更将“道”字上升为宇宙万物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而“道”本身,则是一种先于天地万物的自然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由此,确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思想领域最为广阔的学派——道家。

道家的目光,集中在客观物质世界及人类生存发展之规律的探索,同时也兼及于战争规律的追求。如姜太公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分《谋》《言》《兵》三大部分(见《汉书·艺文志》),即《太公兵法》,后散失,衍生为《六韬》《三略》等。而老聃,其主体虽在于天道本原,亦论及人世用兵,并提出了“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及“哀兵必胜”等激发道义民心的著名观点。(见《老子》五十七章、六十九章)

孙武、孙膑祖孙,皆以探索兵事规律为己任。孙武全书,字字句句都在探索“安国全军之道”,探索各种具体条件下的“致胜之道”。至孙膑,更以“道”作为其克敌制胜的有效法宝与最高境界,提出“知兵”未必“知道”(“道”高于“兵”);“知道,胜”;“不知道,不胜”;“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等著名观点。武、膑祖孙一脉相承的兵法,孙膑称之为“孙氏之道”,并言:“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见《孙膑兵法》之《陈忌问垒》等篇)而“孙氏之道”必合于“天地”之道,足见“道”、“兵”之息息相通,道中有兵,兵中有道。中国古代道教传人编纂《道藏》,将《孙子兵法》收录其中,乃事理之必然。

再说“儒兵一体”。

前已述及,就其本质内涵而言,兵与儒的关系就是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是灵魂,军事是手段,政治统帅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是它们的本质内涵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政治的实际内容,是道义民心。从伏羲“教而不诛”(见《商君书·更法》),到黄帝“修德振兵”,再到唐尧“其仁如天”,商汤“仁及禽兽”,周公“兴正礼乐”,皆为当时民心之所向。民心所向就是政治,就是军事所要实现的目标。所以,自古以来,军事就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孤立地存在。儒兵之一体,乃客观之必然要求。西汉刘邦“扶义而西”就能打败项羽,项羽杀人如麻则终归乌江自刎。明人李贽倡导以儒家“六经”与兵家“七书”合为一体,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要求。不懂政治,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军事家。

道、儒、兵,均为贯通五千载中华文化的支柱性内涵,以孙武《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孙子学,不但占据其一,而且渗透于道、儒之方方面面。首先把握住中华文化之大局,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孙子学。

(责任编辑:周淑萍)

Chinese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中国孙子学,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支柱性思想学说之一。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丰厚积累,是中国孙子学诞生的沃土;战争经验的集结与升华,是孙子学的直接来源。政治与军事,道义与权谋,是自有战争以来就紧相伴随的本质属性;政治统帅军事,权谋服务于道义,是它们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客观规律,不容倒置。立足国家安危之大局审慎决策,以“德”用兵,以“全”取胜,“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方针的最佳选择。以“实力”为后盾,“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是“安国全军”的基本立足点。道兵相通,儒兵一体,兵中有道,兵中有儒。首先把握住中华文化之大局,才能真正理解并准确把握中国的孙子学。

The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is one of the paramount thoughts in China with 5,000 years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His military principles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direct experience in the war.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 morality, justice and tactics are nature of war, which determines the objective and undoubted principles that politics dominates military affairs, and tactics serve the morality and justice. It is the supreme excellence to make a decision with caution in view of the security of state, cherish virtue in the operations of war, win but take the enemy whole, balk the enemy's plans as the highest form of generalship, and break the enemy's resistance without fighting. It is the basic foothold to make the actual force as support, rely not on the likelihood of the enemy's not coming but on our own readiness to receive him, not on the chance of his not attacking but rather on the fact that we have made our position unassailable, which is the interlink of Daoism and military thoughts of Sunzi, as well as the unity of Confucianism and his military principles. Only by grasp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can we understand and hold the core of military doctrine of Sunzi.

中国孙子学 战争经验 道义 权谋 实力 大局

military tactics of Sunzi; experience of war; morality and justice; tactics; power; overall situation

E0

A

2095-9176(2015)01-00016-06

2014-10-14

谢祥皓,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孙子研究会顾问。

猜你喜欢
孙武道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组歌
李大钊:播火者的铁肩道义
《孙武专题研究》
西汉道义观的学理形成
情文兼具的道义承担
短文改错训练:Watch TV
谈对《孙子兵法》原文的理解
孙武何以不见名于《左传》
涌入日本的《孙子兵法》
孙武故里今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