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知青待遇改观

陈正言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这个最高指示发表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其实在这之前的1968年9月，我们江苏如皋的老三届（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后，已经在农村去插队了，我当时就在本县东陈公社插队。

最初上山下乡动员并不困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号令让全国几百万知青下乡了。但农村贫困和艰苦的现实使知青和家长逐渐冷静下来，远离父母，没有劳动能力，吃不饱，经济上不能自立，生活要家长接济。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除博得农民一点同情外，看不到出路和前途。上山下乡动员工作越来越难做了。各级革委会想尽一切办法，多个部门协同动员，甚至用停止父母工作、停发工资的手段逼迫其让子女下乡。

就在这时，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插队的儿子大胆向毛泽东写信，直陈知青在农村的困境，请求给出路。1973年4月，毛泽东竟然复信了。与1968年上山下乡的语录相比，老人家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的复信一经传出，全国轰动。凡有知青的公社都组织知青和大小队干部传达学习复信和相关的中央红头文件，听了传达，大家都为李庆霖的大胆而折服，并为李庆霖说出了知青及其家长的心里话而叫好，李庆霖反映的情况是全国知青共同面临的困境。

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的复信传达后，全国各报刊虽未公开发表，但一反“再教育”的高调宣传，改为宣传知识青年在农村如何发挥作用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如在云南西双版纳做民办教师放弃上大学的朱克家（后曾当选党的十届中央委员），在陕西农村窑洞里为农民做手术的赤脚医生孙立哲，还有老知青如侯隽、邢燕子等。

这时我插队已经5年多，生活确实艰苦，也没有多少经济收入。听了这个传达和报纸上的宣传，感到至少会在生活上有一些改善吧。

不出所料，这个改变很快来到了。

那年，我们江苏如皋县成立了知青办，负责全县的知青工作。我所在的东陈公社也成立了知青办，并配有专职干部，负责了解全公社的知青现状，选拔先进人物，发放补贴，接受知青安置任务，并分配至条件较好的生产队。不像以前那样，由公社一个秘书代管，接受安置任务，分配至各大队了事。那年起，我每年可以拿到10元补贴，多的可拿到30元，由财政负担。粮食也够吃了，本来在队里分粮，我每年最多可分到450斤左右未经处理的杂粮，经加工成成品粮后大约只有不到300斤，加上自留地上的粮食，最多不过350斤，在那个年代是绝对吃不饱的。现在好了，不管你在队里分多少粮，反正国家按照差额补足每月38斤成品粮，这样一算，每年多了100多斤大米，而且这个补足的粮食基本上是免费的。

上山下乡政策也有了调整，独生子女不下乡，多子女家庭要有一个子女留在身边，生慢性病的知青可以回城。下乡知青安置费用从每人195元调整为300元。

最让人感到变化的是知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知青中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步伐加大，此后有人做了生产队或大队干部，甚至公社干部，有的当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其他在招生招工参军方面对知青也有优惠政策，如招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中插队知青不少于1/3，当兵复员的知青由当地政府分配工作，不再回农村。

知青政治地位的提高，在我印象中记得最清楚的是在1974年1月如皋县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会前各公社召开知青会议，推选代表，大概是每10名知青选1名代表。东陈公社一共有十几名代表，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为了表示对知青的重视，县革委会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从汽车站一直到县委党校，一公里多路夹道欢迎，使我们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参加欢迎的人群手举彩旗，分列道路两旁，不断高呼口号“向知识青年学习！”“向知识青年致敬！”“毛主席万岁！”等。这与我们当年下农村时无人问津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东陈公社离城较近，且当时没有通公路，分管知青工作的公社干部别出心裁想了一个办法：骑自行车。我们骑自行车绕道经汽车站接受欢迎，这在所有代表队中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开会期间我们住在党校的学员宿舍，集体吃饭，每天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一素一汤，伙食费标准是每天8角，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是很高的。开会照例是开幕式，县革委会主任致辞，副主任做报告，无非要我们扎根农村不动摇，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等，接着是知青代表发言表决心。

会议开了4天结束。最令人难忘的是开幕的当天晚上，母校江苏省如皋中学邀请代表中的校友回校做客，晚饭后，如中校友集中前往母校，在母校大礼堂门前，学校领导和全体老师列队迎接。接着学校领导领着我们步入会场，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赠送每人一本《农村实用手册》，扉页上写着“顶住逆流扎下根，不断前进攀高峰”，这本书我保存至今。

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后，知青在农村的境况有了改善，就我们这个地区来说，如果好好劳动，可能生活比大部分农民还要好一点，我就在这时当上了赤脚医生。但对大多数知青和家长来说，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均是权宜之计，最大问题就是知青的前途问题。知青插队日久，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多数人都到了晚婚年龄，是不是永远在农村待下去？这对许多人都很纠结。实际上大多数知青还是想回城的，最低限度是当个工人，拿固定工资，走父辈的路。但这又恰恰是当时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工业和服务业就这么大的容量，无法安排，所以能够回城的还是少数。只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这是后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