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与周易——兼评安志宏的周易研究

蒙培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007）

一

安志宏先生研究周易有年，取得了很多成就。他研究周易，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源头上进行探讨，即解决周易从哪儿来及怎么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起来困难极大。但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能有所前进，那就是周易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成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关涉到整个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安志宏先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知难而进，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位学者。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这一点凡是研究周易的学者可以说有共识。大家都承认，周易是“群经之首”，而且中国的所有科技文化都与周易有渊源关系。但是，对周易的源头，即周易从哪儿来的问题，只是接受零星的文献记载的说法，并未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些文献记载有伏羲画卦之说，有文王重卦之说，有周公、孔子系辞之说，等等。有的学者一般性地接受，有的则不置可否。既无多方面的实地考察，亦无系统的考证和论证，结果，还是不甚了了。安志宏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跟踪追击，要搞出个水落石出。他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工作。

我们从文献上知道，伏羲画卦是周易的源头，伏羲是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但是，这些是根据口头传说记录下来的，并无其他证据。安志宏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从文献、口头传说和地下出土文物、遗址以及地上实地考察、民俗文化遗风，再加上理论逻辑分析多重证据的结合上，作了论证。这是一项很细致而又艰苦的工作，他对每一个方面都作出了认真的考察和分析，然后进行综合，从中得出结论。这些结论不仅有文献上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实物证据，即所谓双重证据。不仅如此，还有口头传说，也给予极大重视。又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遗物和民俗遗习，这些都是重要的佐证，他都进行认真的考察、收集和分析、论证。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方法上讲，也需要创造性的工作。对于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对一个文明的产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地说，伏羲究竟是什么年代的人，生活和活动在什么地方？他究竟是怎样成为人文始祖的？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创始周易这一文化圣典？它的意义何在？安志宏先生经过以上考证和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伏羲是生活在大约1万至8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是甘肃天水人。之所以延续很长时间，根据安志宏先生考证分析，是由于我国上古时期，存在漫长的“袭号”时代。他对伏羲出生的生活的年代和地区，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实地考察的结合上，进行了详细考证和比较分析，证实渭河流域，特别是渭河上游的葫芦河就是伏羲生活和出生的地区。这其中包括对葫芦河流域的自然条件的调查，对出土文物的收集调查，对考古文化序列和聚落量值变化的考察，对民俗习惯、口头文学、民俗学等资料的收集分析等等，这些都反映葫芦河与伏羲氏族早期活动有密切联系。文献记载：“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于成纪”。安志宏经过考证，确定成纪就在葫芦河的中心区域，甘肃秦安县境内。葫芦河流经天水三阳川入渭河，这里有伏羲画卦的卦台山，特别是秦安境内的大地湾遗址的发现（有大量与八卦有关的符号与彩陶），不仅证明了伏羲活动的地区在葫芦河流域，而且证明伏羲活动的年代在一万至八千年前（碳14测定）。笔者从《庄浪文史》上看到西北师范大学范三畏先生考证雷泽的文章，认为雷泽就是甘肃庄浪县六盘山的朝那湫，而庄浪县正是葫芦河流经的核心地区。如果这一点能成立，就更加证明了伏羲生于葫芦河的事实。为了解决伏羲如何画卦的问题，他还到天水卦台山实地考察多次，发现了许多证据，这种严谨的研究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这些结论不是轻易得出的，是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之后得出的，是有充分根据和说服力的。它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推进周易文化的研究有重要作用，值得重视。

二

安志宏先生除了用多重论据论证伏羲画卦，即创造周易这一原始经典之外，还对周易的内容特点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周易是原始先民用以占卜的经典，对此，他进行了许多考证，提出天水是我国卜卦的起源地这一惊人的看法。其实经过仔细研究，这个看法并不惊人。根据考古研究和发现，我国原始社会的占卜活动在甘青地区极其兴盛，仅出土的卜骨，占我国史前时期卜骨总数的65%，其中天水付家门的遗址出土的卜骨有极高的价值，据碳14测定为公元前3851年，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卜骨。付家门卜骨中，有大量数占（数字符号），即阴阳奇偶，应是伏羲占卜、画卦的遗风，是商周卜骨的源头。

最重要的是在伏羲画卦的原始周易中蕴涵了深刻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天人”之学，更确切地说是“天人合一”之学。伏羲“仰观俯察”蕴涵着深厚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对整个人类做出了贡献。笔者曾经提出：研究中国哲学的本质，就要回到“原点”，所谓“原点”就是“天人合一”，它既是原始起点，又是具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但是，笔者并没有指出这个“原点”来自哪儿，经安志宏先生一说，问题就清楚了，周易确实是最早讲出“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经典。虽然它有形成、发展的过程，但是，它的源头不是别的，就是伏羲画卦。

就伏羲画卦的历史地理条件而言，七八千年前的渭河与葫芦河交汇的天水三阳川卦台山及其附近地区，气候宜人、森林茂密。土地肥沃，适宜畜牧业和农业发展。特别是地形奇特、四季分明，时空环境很适宜八卦的创作。但是，八卦的创造除了具体环境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普遍性意义，即深层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天一方面具有宗教意义，是崇拜的对象，从这方面看，天有超越性、神秘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从八卦中体现得很清楚。

八卦以乾坤为基础卦，乾坤作为卦象，代表天地，天在上，地在下，人在中间，构成“三才”之道，也就是天人之道。天地自然与人不可分离，人依靠天地自然界生存，自然界以人为重要成员，人在自然界居于重要地位，人与自然是同构关系。

伏羲的“仰观俯察”虽然代表了原始先民的认识水平，是一种直观，但是，背后却深藏着深刻的哲理，即“天人合一”之学。正是这一点，培养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这里有宗教信仰层面的问题，又有认识体认层面的问题，二者在现实层面得到了统一，即宗教信仰落实到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体认上，自然界的二重性，在人的自我体认中得到了统一。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但是，它的文化因子却存在于伏羲画卦之中。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没有发展出以自然界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自然哲学、认识论，而是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为特征的整体论哲学。这就从根源上决定了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些很重要的记载，说明伏羲画卦是以天地为法像。所谓“法像”，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它还包括人自身的法则与“物像”，天地与人有密切的联系。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更是“同构”的说法，说明人与物有某种联系。“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则是作卦的目的。所谓“通神明之德”显然不是纯粹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德性问题。所谓“类万物之情”则是运用类推的方法，推出万物真实的存在状态。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的记述，但是，却能反映伏羲画卦的真实情况，即在感性直观中蕴涵着深厚的哲理。

原始八卦中其他几卦，坎离代表水火，震巽代表雷风，艮兑代表山泽，它们都与天地有直接联系，与人有密切关系，是“天人合一”重要组成部分。由八卦推演而成的六十四卦，更是如此。这些卦与人类的生活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些卦则是直接说明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之，整个卦体代表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伏羲在什么背景下创立易学而画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安志宏先生进一步提出“原始生殖崇拜”的看法。他根据黄河流域，特别是葫芦河、渭河流域到天水地区在原始社会普遍流行的生殖崇拜这一现象，进而推及“原始阴阳观”，是伏羲易学思想的源泉，也是伏羲易思想形成的深厚土壤。

“生殖崇拜”虽然是原始文化，但是已经有了某种人类的自觉意识，它不仅是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它首先是天地自然的生命创造，至少在伏羲画卦时期这一观念已经很明确，因此才有“天人合一”思想的萌发，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反映了只一点。我们还不能说或不能肯定，伏羲有“德”的观念或这种观念的萌芽和冲动。但是，它有某种感恩意识，这同对天的原始崇拜是一致的。天地自然以“生”为“大德”，这虽然是《易传》作者附加上去的，但并不是凭空构造，而是来源有目的，这就是原始的生命意识。

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原始阴阳”观念，再到符号化，是一次抽象，是人类意识的的飞跃。从阴阳符号的组合到八卦的制造则是伏羲的一大创造。从原始八卦到周易系统的形成，是后圣的工作。从《周易》到《易传》是周易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整个过程是漫长的又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即生命整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论。从源头上研究周易，就有这样的作用。

关于生殖崇拜与周易的关系，有人进行过探索，但是，仅从文献上分析是不够的。安志宏先生提出，只有考古材料、民俗学和口传史等综合比较才能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如同他对伏羲和周易的关系问题上的做法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也进行了很多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的工作，然后与文献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有事实依据的结论。他发现天水三阳川卦台山顶城墙周围有大量新石器时期的陶片、骨器，万年以前的马牙、鹿骨、羚羊角和灰烬等等，其中有生殖器崇拜物石祖（天根）、女阴石（月窟）、陶祖等，以及周围村庄田野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期的石器、陶片等，这些都为伏羲画卦提供了可贵的原始依据，证明阳（—）阴 （--）符号来源于男女生殖器。再加上民俗学、口传史的相互印证，这一结论就更可靠了。

由“生殖崇拜”产生阴阳观念，再加以符号化，这便是伏羲画卦的基础。这就解释了伏羲易学何以产生的先决条件和文化背景，同时也说明了“天人之学”所蕴涵的生命意义。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发源于伏羲易的“天人之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命有机体的学说。

什么是易？这是研究周易的学者经常提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在中国易学史上，首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汉代大儒郑玄。他提出易有三义之说，即变易、简易、不易，后来的大儒朱熹又加上一易，即交易，这些看法具有权威性，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易传》有更直接的回答，这就是“先生之谓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上）。“生”是周易的核心观念，“生”就是生命创造，“生生”就是不断的生命创造。这一观念源远流长，从伏羲画卦开始就是以生命创造为易的根本观念，“生殖崇拜”不是别的，就是讲生命的创造和延续的。

“生殖崇拜”虽然是原始文化，但是已经有了某种人类的自觉意识，它不仅是人类自身的生殖繁衍，它首先是天地自然的生命创造，至少在伏羲画卦时期这一观念已经很明确，因此才有“天人合一”思想的萌发，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或不能肯定，伏羲有“德”的观念或这种观念的萌芽和冲动。但是，它有某种感恩意识，这同对天的原始崇拜是一致的。天地自然以“生”为“大德”，这虽然是《易传》作者附加上去的，但并不是凭空构造，而是来源有自的，这就是原始的生命意识。

从“原始生殖崇拜”到“原始阴阳”观念，再到符号化，是一次抽象，是人类意识的飞跃。从阴阳符号的组合到八卦的制造则是伏羲的一大创造。从原始八卦到周易系统的形成，是后圣的工作。从《周易》到《易传》是周易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整个过程是漫长的又是顺理成章的。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即生命整体论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论。从源头上研究周易，就有这样的作用。安志宏先生这样做了，这是他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