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出土北凉时期写经题记研究
——以《优婆塞戒经》为中心

吕丽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文化学】

吐鲁番出土北凉时期写经题记研究
——以《优婆塞戒经》为中心

吕丽军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五凉时期，各凉国大都统辖西域，保证了中西交通的畅达。佛教徒也成为丝绸之路上一道不间断的风景。很多僧人在凉州讲经译经、发展徒众、兴窟建寺，极大地影响并促进了凉州佛教的繁荣。诸凉政权的统治者及百姓都信奉佛教，这是因社会动乱的现实使人不得不走向追求精神世界的平静与永恒，从宗教处补偿现实苦难给心灵造成的伤害。通过对《优婆塞戒经》题记的研究，考察少数民族政权，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佛教在北凉传播的盛况展现出来。

北凉；写经题记；佛教；优婆塞戒经

“五凉”是中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的政权，当时中国北方及河西地区连年军阀混战、政权更替频繁。其中，前凉公元301年至376年，立国七十六年；后凉公元386年至403年，立国十八年；南凉公元397年至414年，立国十八年；北凉公元397年至439年，立国四十三年；西凉公元400年至421年，立国二十二年。五凉从张轨治凉301年起至北凉并于北魏439年止，历时一百三十九年，大略与十六国时期相始终。《魏书·释老志》有：“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3032这一记载说明:其一，凉州地区从前凉到最后被元魏吞灭的沮渠北凉，近一个半世纪，各政权都认同佛教；其二，河西地接西域，故佛教兴盛塔寺林立，处于丝绸之路上，是东西文化的交汇之所、佛教东传的必经关口、中土信奉者求法的主要途径。早在西晋时，就有月氏僧竺法护及其弟子东行，施道布法，传播佛教文明。本文通过考察一件北凉时期丙寅年的《优婆塞戒经》写经题记，以期了解当时的政治、社会与佛教发展状况。

一、关于《优婆塞戒经》

从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可发现五凉时期的写经题记以北凉居多。北凉政权只有短暂的四十三年,与汉唐明清执政时间相比可谓是昙花一现，但是其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对其他后世政权以佛治国理念的影响却至关重要。北凉政权是当时佛教文化的中心，继承前代政权的文化传统,从开国到国灭，上至皇帝下到农民，社会各阶层都对佛教极度虔诚。政府以佛治国，大量译经写经、建造塔寺造像。整理北凉的写经题记，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及佛教在北凉发展的状态。现将有明确时间的题记整理为表1。

经考察，可发现池编71和72号均为《优婆塞戒经》，71号为公元426年写，72号为公元427年写，前者为丙寅，后者为丁卯，除年号不同外，其他内容大体相同。在齐、梁间僧祐所撰中国现存最早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卷九中有：

太岁在丙寅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无谶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遇弥勒。初闻悟解逮无生忍。十方有识咸同斯誓。[2]341

优婆塞指在家男性佛教徒，音译作乌婆塞、优婆娑柯，意为近事男、清信士等。优婆夷指在家女性佛教徒，又作忧婆夷、乌波斯迦等，意为近事女、清信女等。《魏书·释老志》有：“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可见，这是以性别而分的佛教徒。如池63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五清信女姚阿姬题记”。《优婆塞戒经》共七卷，由北凉昙无谶主持翻译，又称《善生经》、《优婆塞戒本》，是佛为善生长者说大乘优婆塞戒的经典。全经内容分二十八品，《受戒品十四》是核心，重点提出六重、二十八失意等大乘独有的戒条。“六重法”即不杀生、不偷盗、不虚说、不邪淫、不说四众过、不酤酒；“二十八失意”则包含不供养师长、饮酒、不照顾病人等条文。又因每品结尾均有：“善男子。如佛所说菩萨二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萨名为比丘。在家菩萨名优婆塞。出家菩萨持出家戒是不为难。在家菩萨持在家戒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故称《在家菩萨戒》。

“菩萨”的名称，自佛教东传后，在我国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词，但人们所了解的与此词的真实本意却是大相径庭，百姓多以木像泥胎为菩萨。考“菩萨”之本源，原是印度语音的简译，全音为“菩提萨埵”，“菩提”义为“觉”，“萨埵”义为“有情”“众生”，合之为“觉有情”。“菩提萨埵”义为“以智上求无上菩提，以悲下化众生”，是指能发菩提心的有情，有大智慧上求菩提，有大悲心下济众苦，便是菩萨。《大乘义章》十四有：“菩萨胡语，此方翻译为道众生。具修自利利他之道，名道众生。”《法华文句》二有：“菩提此言道，萨埵此言心。”故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人能自觉复以之觉他。不是木偶傀儡，而是具有菩提心者才是菩萨。

表1列出了不同的经卷名字，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写经呢？首先要知何为三宝。三宝系指为佛教徒所尊敬供养之佛宝、法宝、僧宝。佛，指觉悟人生之真象，而能教导他人之佛教教主，或泛指诸佛；法，为根据佛陀所悟而向人宣说之教法；僧，指修学教法之佛弟子集团。三宝分三种：一是别相三宝，又称别体三宝。即佛、法、僧各不相同，佛于菩提树下成道，示丈六之身，至说《华严经》时，现为卢舍那佛之身，故称佛宝。佛所说之大乘、小乘等经律，称为法宝。于禀佛之教法，修因得果之声闻、缘觉、菩萨等，称为僧宝。二是一体三宝，又称同相三宝。《华严经孔目章》卷二有：“同相三宝者，谓同一法性真如，有三义不同。谓觉义、轨法义、和合义，故说三宝。”三是住持三宝，指流传、维持佛教于后世之三宝，即佛像、经卷、出家比丘等三宝。经卷是住持三宝的一种，在《优婆塞戒经·供养三宝品》第十七中有：“云何名为供养于法。善男子。若能供养十二部经。名供养法。云何供养十二部经。若能至心信乐受持读诵解说。如说而行。既自为已复劝人行。是名供养十二部经。若能书写十二部经。既书写已种种供养如供养佛。唯除洗浴。若有供养受持读诵如是经者。是则名为供养法也。供养法时如供养佛。”可见，写经、诵读、立像都是在做功德。在敦煌写经中，既有动辄上百卷的供养人出资写经，也有赤贫者写经。有钱人开窟造像、写成百上千卷整部经，穷人即使一贫如洗，无钱请人，也要自己写。这从许多谈不上书法之美的写经可看出当时教徒的宗教热情。

二、写经的时间地点考察

题记中有明确的时间记录，“丙寅四月二十三日”，丙寅即公元426年，这为我们考察当时的历史提供了便利。在兴国为世子前，已有一世子，名为正德，后正德死，又立兴国。《宋书·氐胡》：

义熙……八年，蒙逊攻焦朗，杀之。据姑臧，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称玄始元年，立子正德为世子。

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芮芮来抄，蒙逊遣正德距之，正德轻骑进战，军败见杀。乃以次子兴国为世子。是岁，进蒙逊侍中、都督凉秦河沙四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开府、持节如故。

太祖元嘉……六年，蒙逊征桴罕，时乞佛炽盘死矣，子茂蔓大破蒙逊，生禽兴国，杀三千杀人。蒙逊赎兴国，遂谷三十万斛，竟不遣。蒙逊乃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兴国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西虏赫连定为索虏拓跋焘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闻定败，将家户及兴国东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众御茂蔓，大破之，杀茂蔓，执兴国而还。四月，定避拓跋焘，欲渡河西击蒙逊。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济未半，为吐谷浑慕璝所邀，见获，兴国被创数日死。[3]2403

义熙八年为公元412年，立子正德为世子。景平元年为423年，蒙逊遣世子正德迎战，因正德被杀，次子兴国成为世子。元嘉三年是426年，“三年，改骠骑为车骑。世子与国遣使奉表，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由此可见南北朝的文化交流情形。元嘉六年是429年，兴国成为敌方俘虏，蒙逊赎兴国，没有成功。继而立兴国母弟菩提为世子。朝廷不知此事，次年即元嘉七年，以兴国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元嘉七年为430年，元嘉八年的五月，西虏赫连定率部曲至治城峡口渡河，尚未过半，被擒，兴国死。也就是说兴国423年立为世子，429年成俘虏，430年死亡。

组织翻译《优婆塞戒经》的工作即在426年。为什么在4月23日—7月23日呢？这是坐夏，是佛教徒的一项修行规定。《大唐西域记》卷二有：

当此从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两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译经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腊。斯皆边裔殊俗。不达中国正音。或方言未融而传译有谬。又推如来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参差。语在后记。[4]33

因为在夏天约九十日的雨季不便出外乞化，所以集合弟子讲经说法。安居制度的制定，始于印度古代婆罗门教，后为佛教采用。由于印度地处亚热带，夏天的雨季长达三个月，正处于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期，出家人为避免踩伤虫蚁与草木之新芽，于是规定在此季节聚居一处，安心修道，称为“结夏安居”。安居的时间分两种，通常视雨季而定：一为前安居、后安居。前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到八月十五日，后安居始于六月十六日到九月十五日；二为前安居、中安居、后安居。前安居始于四月十六日，中安居始于四月十七日到五月十五日，后安居始于五月十六日。中国学习印度安居制度，但并非墨守成规，而是入乡随俗、“因时置宜”。按气候及风俗的实际状况，一般以每年的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为安居期，而此时正值中国的夏季，故称夏安居、坐夏。中国的安居制度始于姚秦时代，约公元400年之后，也就是北凉开国初期。当时由于《十诵律》、《广律》等的传译，都详细解说安居的方法，中国僧人依之而行结夏。结夏安居是僧众修行制度之一，安居之始，举行法会仪式。佛在世时，弟子略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常随弟子，因本身还无法独立，须时常跟随佛陀学习；二是菩萨弟子，修学达到一定境界，能住持一方弘扬佛法，但仍须不断上求佛道，因此需要参加夏安居听闻佛陀说法，与同道互相切磋交换心得。每年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中国佛教徒“坐夏”时期，专心坐禅、诵经、写经、诵戒本。僧人的资历以“坐夏”的次数衡量。例如僧稠，“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是说僧稠八十一岁，“坐夏”五十次。在《出三藏记集》卷十有：“时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遂以乙丑之岁四月中旬。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至丁卯岁七月上旬都讫。通一百卷。会凉城覆没沦湮遐境。所出经本零落殆尽。”[2]383《全唐诗》中有唐代诗人项斯《寄坐夏僧》：“坐夏日偏长，知师在律堂。多因束带热，更忆剃头凉。苔色侵经架，松阴到簟床。还应炼诗句，借卧石池傍。”[5]2888

题记中有“共于都城之内”,都城在何地呢？《宋书·氐胡》中有：“义熙元年正月……八年，蒙逊攻焦朗，杀之。据姑臧，自号大都督、大将军、河西王，改称玄始元年，立子正德为世子。”[3]2413姑臧也称“盖臧”，在现在武威民勤县，是少数民族用语。姑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重镇，先后为前凉、后凉都城，南凉、北凉也曾都于此地。西汉建姑臧县，东汉时为武威郡治所。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设州治于姑臧。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中土人士避难西入凉州，姑臧成为保留汉族文化的重要地点，同时又是佛学东传的关键一站。西晋亡，姑臧成为前凉都城，经济繁盛。东晋太元元年（376），前秦攻灭前凉，置凉州刺史镇姑臧。十年，吕光据此地称凉州刺史，次年建后凉，都于姑臧。此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此地讲经，大兴佛教。晋义熙二年（406），曾被后秦主姚兴任命为凉州刺史的南凉王秃发傉檀进驻姑臧，四年将南凉都城由乐都迁此。不久，北凉王沮渠蒙逊以步骑三万攻克姑臧，又于八年将北凉国都由张掖迁此，并在城南天梯山大造佛像。沮渠蒙逊尊昙无谶为国师，在此译出《大般涅槃经》等十几部经典。宋元嘉十六年（439），北凉降北魏，魏收姑臧城内户口二十余万，改姑臧县为林中县，仍为武威郡治。此后，姑臧城便以武威城名称世。

三、昙无谶与佛教传播

昙无谶是中天竺人，10岁时即“诵经日得万余言”，20岁时已“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因在国王面前失宠，于是只得远赴罽宾国，因所信奉的教理教义不同，布法无果，只得又东至龟兹国、鄯善国，其急急如丧家之犬，到好像是孔子游历各国一般，希望自己的学问能让执政者赏识采纳，据《大涅槃经序》的作者释道朗所记，当是公元421年进入姑臧，即北凉蒙逊玄始十年，在这里昙无谶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时年37岁。此时正是西凉与北凉交战正酣之时，在这一年北凉的蒙逊决堤以水灌城，城破后杀了西凉的李恂并且进行残忍的屠城。《出三藏记集》卷八有：

天竺沙门昙无谶者。中天竺人婆罗门种。……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潜著建隆王业。虽形处万机。每思弘大道。为法城堑。会开定西夏斯经。与谶自远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兹之遇哉。谶既达此。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

此大涅槃经。初十卷有五品。其胡本是东方道人智猛从天竺将来。暂憩高昌。有天竺沙门昙无谶。广学博见道俗兼综。[2]314

北凉历任统治者都深知宗教对于稳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开窟建塔、译经写经之事大为繁荣，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北凉时期共译出佛经82部311卷，在四次较大规模的译经中，昙无谶是第二次与第三次译经的主要负责人，从421年至433年期间译出《大般涅槃经》36卷、《大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优婆塞戒经》7卷等等。昙无谶最初专学小乘佛法，接触到《大般涅槃经》后专攻大乘。《大般涅槃经》义理丰赡，是大乘佛教经典中最重要的一部经。法显译六卷本《泥洹经》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认为人人皆可成佛，《大般涅槃经》又新加了“一阐提”也可具有佛性最终成佛。“一阐提”专指世间十恶不赦之人，《大般涅槃经》首倡“一阐提”者亦有佛性，使得这种教义能够没有障碍地广泛传播。《大般涅槃经》树立了信众修行为善，增长善性而得成佛的信仰，解决了众生的精神归宿问题，人们以“成佛”作为理想目标，不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使是作奸犯科者经过修炼也可成佛，何况本有善性之人？人人有机会成佛的理念真正开启了百姓走向宗教的大门。《大般涅槃经》译出后，有僧人道朗作序并注疏，智嵩又著成《涅槃义记》。《大般涅槃经》传到南朝后，受到宋文帝的极度重视，令竺道生、谢灵运等加以润色，其后，专治此经的“涅槃师”不断涌现，如刘宋时的宝林著《涅槃记》，宝林的弟子法宝著《金刚后心论》。从涅槃思想广为流行的西北地区南下的法瑗,其所讲之经被人称叹：“今日复闻象外之谈，可谓天未丧斯文也。”《大般涅槃经》的南传与流行，使当时南方“涅槃学”的影响力超过了“般若学”而盛极一时,影响深远。《大般涅槃经》影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中国哲学，影响了汉人对民众的统治方式，影响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而这都要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昙无谶，或者说归功于以他为核心的译经传经者。

敦煌写经因20世纪初外国考古者的介入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等原因，使得同一经卷也四分五散、支离破碎。现在已知的北凉《优婆塞戒经》残卷有：山西博物院藏卷六残卷；上海图书馆藏卷四残卷；日本京都博物馆藏题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卷六残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卷六残卷纵24厘米，横142厘米，约300多字，其纸质、风格、内容与山西博物院藏残卷相似。山西博物院藏残片纵23.5厘米，横20厘米，书写内容为《优婆塞戒经》卷六《尸波罗蜜品第二十三》,大部分文字已经残缺,可识者约146字，其背面还有粟特人所抄经文文字。北凉政权所在地为西北边陲之地，其统治者本身就来自匈奴，此地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粟特人因商业目的而大量涌向凉国，此时正是执政者重视佛教传播与佛典翻译工作之时，粟特文字的抄经也说明了佛教在当时不但在汉人中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广大的信奉者。此外还有吐蕃文、梵文、吐火罗文、于阗文、突厥文、回纥文、龟兹文等文字写经。长相的不同、语言的不同、经济水平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没有阻挡住人们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越是在社会无序的时候宗教越发达，人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东西，需要在精神世界得到补偿。各族人在漆黑的夜里，看到了一丝光线，虽然这光线是那么虚幻，但至少让人有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人们在佛教中知道了为什么我现在会受苦，为什么我现世会享福，如何做能够避免来世再受苦，各阶级的人都能在佛教中找到自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能在佛教中找到解脱的出路与方法，于是人们在现世不再与命运抗争，而是一心为善，期得下世成佛修成正果。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其本身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义、仪轨以适应汉人的习俗与文化传统。佛教对百姓的影响有积极的作用，同时更是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工具，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北凉统治者及后世统治者对佛教极为重视。佛教从西方的天竺向东方的中国传播，要做的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译经，这就需要政府的鼎力支持及大量的翻译人才，北凉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佛教传播基地，译经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大量术业有专攻的精通佛学的人才，这为佛教的普及做好了人才储备工作，在北凉之后的一些政权，其弘扬佛法的中坚力量就是来自于北凉。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北凉，如果没有昙无谶之类的译经人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是否会是另外一番情形。

北凉是五凉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后被北魏所灭，其在结束十六国纷争、加速中国北方统一的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现在学术界对这些小政权研究还不太充分，本文从书法的角度切入，通过对《优婆塞戒经》题记的研究，考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并且对汉民族统一国家有巨大作用的少数民族政权，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佛教在北凉传播的盛况展现出来，北凉的佛教事业对中国后世的佛教发展影响深远。

[1]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玄奘.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 彭定求，等.全唐诗[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张 琴】

Study on Preface for Buddhist Sutras in North Liang Period Unearthed in Turpan Prefecture—— Focusing on “Upasaka Scripture”

LU Li-jun

（LiteratureInstitute,TaiyuanNormalUniversity,Jinzhong030619,China）

During the Five Liang Period, each of the capitals governed the Western Regions, guaranteeing the traffic ro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Buddhists were the incessant travelers along the Silk Road. As many monks worked in Liangzhou giving sermon, translating scriptures, doing missionary work, and building Buddhist temples, they tremendously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Buddhism in Liangzhou. The reason behind the believing of Buddhism by civilian and rulers there was due to the social unrest, people then had to seek tranquility spiritually to obtain compensation for the harm from reality. By studying the preface for Buddhist Sutras and by studying the political powers of the minority peoples, the important figures during spreading of Buddhism in China in North Liang Period can be presented.

North Liang Period; preface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Buddhism; Buddhist Sutras

2014-09-20

吕丽军（1980-），男，山西太原人，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书法系教师，硕士。

1672-2035（2015）02-0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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