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批判与应对

王 翼

(南京晓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71)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批判与应对

王 翼

(南京晓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71)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全球化战略的又一工具，其本质是要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行西方“普世价值”，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应在加强党的先进性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牢经济基础，提供文化养分，优化国际舆论环境。

去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安全；批判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去意识形态化”始于20世纪之初的西方世界，分别在1950年代中后期以及1980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两次高潮。近年来，这种主张“去”意识形态的思潮在我国拥有不少信徒，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较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均出现了一定的表征，这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传播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甚至认为世界各国不存在社会制度的区别，他们“思想麻痹，忙于事务，不注意研究社会政治动向，缺乏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清醒，甚至丧失原则”[2]。或许正是鉴于这些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要敢于亮剑”，认为“那些迷失自我、同流合污的做法”必然会受到现实的惩戒。因此，理清“去意识形态化”这种思潮的来龙去脉，认清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存的威胁性，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一、溯源：“去意识形态化”因何而起

众所周知，人的思想观念是对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且“人们的思想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去意识形态化”的源起以及在国内拥有一定数量的信仰者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

首先，国际社会主义阵营遭遇的短暂曲折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1847年6月，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诞生预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向世人展示着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从易北河和亚德里亚海到太平洋西岸，从西伯利亚到南中国海到处飘扬，社会主义制度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社会主义制度已深入人心”[4]。但正如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发展历程一样，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先有“苏联模式”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土不服”，又有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下的风云突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某些政治家们开始振臂高呼，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社会主义，全世界将形成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局面。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妄言：“理论一致的现象消失了，共产主义的普遍号召力在更大范围内减退了，结果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生命力明显地减弱了。这一切预示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世界现象已接近其尾声。”[5]而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则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宣称已经发现“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可见，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为西方某些政治家别有用心地炮制“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兴起的重要推动力。作为人类文明史中科技发展的重大事件，以计算机的使用为重要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带给人类社会的震荡是十分巨大的。自此，人类社会开始逐渐步入群体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这不仅对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更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6]就新科技革命时代而言，它对人类思维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催生了哈贝马斯眼中的“技术统治的意识”，即“它(技术统治的意识)作为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更细微的背景意识形态，使科学成了比旧的意识形态的类型更难以抗拒的，更具有深远影响的偶像”[7]。正是由于这个偶像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展示出的巨大“魅力”以及越来越来多的国家陷入对这个偶像的“疯狂崇拜”，如今人们才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以科学技术为根基的国家软实力的较量上，意识形态的对立性反而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被稀释。另外，新科技革命的兴起不仅缩短了人类社会的空间距离，更为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体系下的文明、文化提供了相互交流对话的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意识形态间的偏见和对立。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并不会从根本上消除意识形态间的差别，反而由于其将意识形态融入社会生产过程，会进一步加深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总是“随风潜入夜”，不易被发觉而已。所以，可以说，新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扩大了“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形成及其影响范围。

再次，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社会阶层不同价值观念的相互交织，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提供了适合“繁殖”的土壤。众所周知，人们的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今，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建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人们受市场经济文化的熏陶也越来越重。伴随渐进性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发生了巨大转型，社会阶层在由单一变为多样的同时，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解体步伐也随之加快，而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得到反映。换言之，伴随利益主体多元化，一些非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发生了冲突与分歧。在这样一种利益观念多样化的背景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众更乐意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来评估和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这就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提供了空间。所以，一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盲目崇拜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出现意识形态淡化的倾向便不难理解。同时，这也为“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中国的渗透提供了有利契机。

二、去魅：“去意识形态化”的现实危害

相比其他一些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影响，“去意识形态化”的危害更不容易被察觉。“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本身宣扬的是消除意识形态间区别的理念，但其本质却是在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战略“涂粉抹脂”，很容易迷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社会群众，甚至党内干部。因此，对这种社会思潮的现实危害进行清算，有助于我们揭开其神秘面纱，进一步认清这种思潮的本质。

首先，“去意识形态化”将社会主义运动贴上乌托邦的失败标签加以评论宣扬，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从本质上而言，“去意识形态化”宣扬的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失败论。正如前文所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并非一帆风顺，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也绝非是在短时期能够完成的任务，对此，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还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8]但正是面对这样一个正常的挫折过程，西方一些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进行了逻辑缜密的论证，他们纷纷从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挫折出发，最后落脚于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企图单用文字便将社会主义制度草草宣判“死刑”。“福音还是来了……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尽管他们没有都千篇一律地实行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但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惟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9]虽然，随着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愈加成熟，不断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让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和社会主义必然在“历史上衰亡”的西方谬论不攻自破，但“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营造的社会主义失败论的理论氛围，还是蛊惑了一批群众。其中不乏有像谢韬那样振臂高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由此不难看出，其宣扬的失败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其次，“去意识形态化”宣扬意识形态“过时论”，溶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意识形态“过时论”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又一重要论调。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过时论”并非指所有意识形态，而是特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过时论”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表面上是要去除一切意识形态，号召人们去追寻一种纯粹的客观认知，实际上却是要将人们引入另一个结论，即能够支配21世纪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绝非社会主义。这正如同亨廷顿在其著作中的写作手法一样，首先营造一个多样文化并存的和谐环境，最终却落脚于西方文明高人一筹的优越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10]如今，西方国家利用强大的科技实力掌控着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以网络为载体的虚拟空间中，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时”的论调随处可见。这些论调无一例外地以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甚至发达国家都无法避免的类似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作为证据，以此得出社会主义制度漏洞百出、无一是处的结论。受此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受到一定冲击，很多社会群体，特别是一些大学生群体开始盲目信仰西方社会制度，相信西方海市蜃楼般的美丽画卷，甚至“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11]。

最后，“去意识形态化”掩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使推行“没有硝烟”的西方意识形态统治的战略欲盖弥彰。实际上，自1917年列宁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党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资本主义国家便视社会主义制度为自己最大的威胁，从此便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扼杀。但无数事实让资产阶级意识到，仅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无法阻止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的，正如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所言：“在总统的徽章上，美国之鹰的右手抓着一根橄榄枝，左手则抓着一把箭。我们打算给两者同样的注意。”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政客意识到军队的暴力打击可能无法摧毁一个社会的稳定，相反，“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12]。于是，他们开始从原先那种赤裸裸地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封锁、经济制裁以及军事打击，逐渐转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而“去意识形态化”则是西方意识形态全球战略的再次“粉墨登场”，其核心是抹杀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其本质则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强调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阶级性，否认人的现实阶级性、社会性及历史性，强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其实践追求就是要将人类文明纳入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所谓普遍文明的轨道”[13]。

三、对策：“去意识形态化”的应对策略

当前，和平发展已成为国际气候，我国经济建设环境也日益优化，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环境却不容乐观，西方右翼势力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扭曲和诋毁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变得更为隐蔽，企图以“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为幌子来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实现对我国的西化目的。这无疑表明，理性地应对“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工作将变得十分紧迫。

第一，要加强执政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践行主体。一般而言，执政党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践行主体之一。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自然要担负起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只有党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自身先进性，人民群众才会自觉认同与维护党的领导，国家意识形态才会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党的先进性建设将直接关系到各阶层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关键是要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党历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我们党提高自身凝聚力、战斗力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性质、坚持拒腐防变的一项根本性措施。”[14]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关键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重视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定全党的社会主义信念，增强自觉抵制不良思潮影响的防御能力。另外，党的先进性建设还离不开党的作风建设。曾经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也成了西方国家诟病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之一。也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作为反腐目标首次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当前我们打倒的一只又一只“老虎”，显示了党的反腐力度，展示了党风的好转以及用反腐成效换取人民信任的决心。

第二，要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铸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则具有反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要素，探讨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自然也离不开经济的视角。从本质上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历史，其存在和发展会一直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因此，“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所宣扬的去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谈，“意识形态的观点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的”[15]。在科学的唯物史观视野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形态的矛盾统一体，换言之，只要存在着国家、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意识形态便会一直存在。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意识形态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否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将决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当前，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最大范围内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基本利益。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也进一步决定了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人。新时期，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要确保公有制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又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宽松环境，从而全方位地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打牢经济基础。

第三，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文化养分。由于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状况的考察，最为直接且最为有效的方法便是看人民群众对其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否赞同，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为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提供了根本准则，也是我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方面。在十八大报告中，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再次进行了提炼，并且用通俗易懂的词汇进行重新表达：在国家层面，党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党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要求；在个人层面，党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道德原则。可以说，这样一种表述很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使其很好地表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特别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形成了根本对立。总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优化意识形态生存环境的必然要求，更是防止人民群众被西方社会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思想所蛊惑的有效防线。

第四，要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话语权”是近年来流行于政治学与哲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所谓“话语权”，就是指说话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字又有“权利”和“权力”两种含义，因此“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说话的“权利”和说话的“权力”两层含义。当前，话语权的强弱往往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紧密相连，掌控话语权则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强大生命力，丧失话语权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这样做的效果更好，也在于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这样做。”[16]这里所指的“资格”，无非就是指西方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科技优势而掌握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去意识形态化”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与此也有莫大关系，并且这一思潮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迷惑中国人民来巩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话语权。当前，中国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稳步前进，社会存在的巨大变化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势在必行。在这一背景下，在国际上属于弱势的中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顺势而变，不断加强自身软实力建设，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既要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又要不断创新自己的核心话语，在国际上勇于喊出中国声音，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上的传播能力，从而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存的国际舆论环境。

[1] 刘海龙.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影响及其应对[J].理论导刊，2014(3)：17-19.

[2] 蒋旭东.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9)：65-6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1.

[4] 管永忆.走出社会主义认识误区[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28.

[5] 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一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M].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2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65.

[7]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2.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9.

[9]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10]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87.

[11] 钟君，郑承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现象剖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28-31.

[12]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41.

[13] 高立伟.从西方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角度看“普世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4)：136-141.

[14] 江泽民.论党的文献[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66.

[15] 大卫·麦克利兰.意识形态[M].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

[16] 侯惠勤，姜迎春，吴波.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92.

(责任编校：白丽娟)

Criticism and Response to Ideological Trend of De-ideologization

WANG Yi

(School of Marxism，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Nanjing 211171，China)

De-ideologization is a tool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employ to carry on the strategies for ideological globalization， and its essence is to expunge the socialist ideology and propagandize the Western “universal values”. De-ideologization is tempting but poses a threat to socialist ideology. In the face of this thre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advanced nature of the party，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ocialist ideology， provide cultural nutrients，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environment.

de-ideologization； ideological security； critique

D089

A

1672-349X(2015)05-0016-04

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