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明朝问题与《传习录》的解决方案

刘芳

（1．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2．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致良知：明朝问题与《传习录》的解决方案

刘芳1，2

（1．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云南芒市678400；2．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王阳明以其睿智的思辨能力，务实的工作与生活作风，超强的实践能力发现了明朝的深刻矛盾，并将之上升到哲学问题，继而在对儒道释三家的辨析与取舍中，聚合各家之所长，找到了哲学的、学术的、教育的及政治实践的解决方案，并最大限度地用于实践、教化民风及言传身教于弟子及同仁之中，对后世的影响意义重大。

王阳明；儒道释；拔本塞源；教育

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4.007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认为宋朝和元朝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纲纪废弛，法律不严明，因此他在废除丞相制，分权给六部，废中书省设三司，设东厂和锦衣卫监视臣民，特务制度相当严密，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同时，明朝的经济有了相当的发达程度，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或萌芽，明中期以后出现机户与机工间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各地纺织业兴起，陶器瓷器发展迅猛。张居正肯定商业，推行“一条鞭法”：按地亩承担，合并征银。这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海禁开禁，钱庄出现，商业发展生机勃勃①可参见许大龄.明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但随之而来的，是明朝赖以为货币媒介的白银也为自己埋下了导火线，使得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均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②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不匹配性，政府对知识分子以及商人、市民及农民的压榨与剥削导致了明朝社会及边疆有不可忽略的动荡，少数民族及地方起义乃至藩王叛变均有发生。

王阳明即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极有天赋与抱负的官宦及书香子弟，从一开始就想做圣人，从与道士一起打坐、格竹、追胡人骑射、演绎兵战、钻研兵法，到哲学思考、现实问诘，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并实践，也充满了质疑与探索，因此，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成就了他著名的《传习录》哲学精神，他被放逐、贬谪以及不等皇帝旨意便邀约其他官吏一起擒拿背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奉旨镇压多起农民起义，成了常胜将军。但是，他对农民的镇压是建立在不浪费财政，不涂炭生灵基础上的，他更期望的是能教化百姓，提高官吏素质，亲民为民、造就一个和谐的太平盛世，由此，便有了他的“格物致知”（希望所有人都有良知）及“十家牌法”、《教约》等教育思想等等③可参看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一、王阳明对明代社会问题的发现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是朝廷重臣，在朝野颇有威望，打击王阳明的宦官刘瑾曾数次拉拢而未果。王阳明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回余姚省亲途中曾被刘瑾暗暗派人追杀④可参看袁仁琮.解读王阳明［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9。，他先后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在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及教养规训，使得他能够洞察明朝乃至孔孟之后的中国积弊，乃是良心的丧失导致了朝野上下与闾井世俗等整个社会的紊乱与自私、争夺、诉讼与战争无穷无尽。他在《答聂文蔚（一）》中说：

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人，视民之饥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真知而行之也。

古代圣人治理天下是如此简单，有良知即可互相对话和理解，而当此之时呢？他接着分析说：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仨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辞以阿俗，娇行以干誉。（81—82）①（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81—82。以下引文均出自此版本。

可见，王阳明认为乱世之不治正是由于良心受阻，自私横行其道，使得天下无法太平，因此大到战争、藩王叛乱、朝廷腐化、奸臣当道而良臣下狱，小到百姓抗拒朝廷乃至武装起义、诉讼频繁、社会无信、良心丧失殆尽、盗贼猖獗，使得天下大乱，社会动荡，国家受损。这也是他在《答顾东桥书》中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拔本塞源”之论的原因：学术与社会问题的积弊由来已久，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有解决之可能。

王阳明针对上述问题尤其是如何“致良知”的问题提出了哲学、学术、教育以及政治上的解决方案，这些思想主要散见在以《传习录》为核心的著作中。

二、王阳明的哲学解决方案：儒道释的差异与局限，唯物主义特质

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这以为大家所熟知，他提出“致良知”有一个暗含的前提，这边是人性善，这才能够说明尧、舜、禹直到孔孟之时的天下用最简单的方法便治理得很好。他还提出了“心理”一元论及“知行”一体化等主张，尤其看重实践而非空谈。

王阳明吸纳了儒道释的营养：

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112）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118-129）

草木万物、鬼神灵明，均与人发生关联，但前者已然是泛神论思想，后者则是主观唯心主义：鬼神灵明均需要我的投射与接触方能发生。王阳明的泛神论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而主观唯心主义则是对佛教的“霸道”运用，这与他的胆大勇敢、有能力有实干精神相关联。

既然儒道释是相通的，那么人生修养（如何“致良知”）的方法便是殊途同归了：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111）

不过，王阳明却是看出了道家与佛家之局限的：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27）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28）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111）

同样，王阳明对于墨家的“兼爱”照样不苟同，他是主张“差等之爱”的：

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

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27）

他的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其暗含的朴素唯物主义反应：因为对他者的爱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意了。这种出发点将“爱”拉回到现实，以免于争论、篡改和虚化、悬置。

但儒家“差等之爱”却似乎和他的泛神论思想互相解构：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

《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条理，便谓之信。（276）

这段话在今天看来，对那些极端环保主义者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有意思的是，他的“差等之爱”到了“吾身与至亲”的关系时，却必须是平等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王阳明在吸纳儒道释等各家的营养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局限，并进行了相当有效的改良和取舍，他唯心主义中散发出唯物主义光芒，泛神论交织其中“差等之爱”中又有着平等兼爱的底色。他复杂包容的哲学思想和他的心理一元论、知行一体化同时推动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素质提高，且简便易学：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28）

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129—130）

三、王阳明的学术及教育解决方案：学术积弊与教育改革

“拔本塞源”论是王阳明的重要思想，在《答顾东桥书》中，他淋漓尽致地阐述了这一学术及教育的积弊，几乎历史性地概括了孔孟以来的学术与教育弊端：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猖；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趣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58—59）

这样的学术界“如入百戏之场”，好戏连场却直奔私利而去，即便有睿智之士想要突出重围，但凭借老、佛之说也“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如此触目惊心的现状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之学术生产似乎很相近：大把的学术论文难以有创见性的思考，更别说引领社会前进了。王阳明说，通向良知的大道既塞的后果便是：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柄凿。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不过，希望尚在：

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59）

与之相对照的是尧、舜及夏商周三代至孔孟时代的简便易学的治世之道及理想状况：

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57）

他认为这样的理想社会是因为有这样的理想国民：

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57）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58）

而这一理想国民又来自于这样的圣人教育之道：

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56—57）

正是基于上述刻骨铭心的“拔本塞源”①与其说“拔本塞源”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大道既塞之学术与教育积弊拔了圣人治世知道的本，塞住了人世良心之源。之认识，王阳明实践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例如：在平定了江西各地的农民起义后，他认为这些地方民心不善是导致起义的根源，因此开始办社学、定乡约，移风易俗，教化百姓②（明）王守仁著，崔存明注.传习录［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112。。如他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89—90）

这完全就是今天各高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计划”，从针对的教育对象及其特点、教育目标的设定、方法的实施、考核的标准与考核办法都有完整且深刻的体现。而在《教约》中，更是详细规定了每课时、每天、每周的教学方法与技能技巧，从准备上课（导入语）到可见提问设置都有说明，更像是一份教学教案或说课的设计。

王阳明对教育如此重视，提出了如此精心的设计，无疑是为了询唤新国民的产生，让人联想到后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在一个个人力量有限的皇朝年代，他已经最大力量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不惜冒着生命威胁，然而，他的实践范围毕竟受朝廷及历史条件的限制，尽管他也意识到明朝的财政及基层建设有问题，且有过政治上的理论与实践，如写过《陈言边务疏》、《表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监录表》，厉行过《南赣乡约》、《告谕庐陵父老子弟》、《选拣民兵》、《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疏通盐法疏》、《再疏通盐法疏》，但只能在一己之管理范围内实施，外部实践的局限使得他以及后来的梁启超等人不得不转向内部新国民的询唤与培养。

四、王阳明对后世“人心向背”与“实践”的影响：与毛泽东、邓小平的关联

王阳明对后世的影响意义深远，首先就表现在上述关于新国民的询唤与培养问题之继续。例如王艮《王道论》提倡“安身保身”而非儒家动辄“杀身成仁”，先治身以治世；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和王阳明《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脉相承。关于后来龚自珍对“心力说”的推崇以及王阳明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影响已有多人论述，这不再赘述①可参看孙中山等.著名思想家、新儒家点评王阳明［M］./（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后来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到今天的中央领导人不断在历次重要会议中强调的民心向背与政党存亡的关系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然深入了今日执政者的理念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指出人民大众虽然脚上沾着牛粪，可他们的灵魂比知识分子还要高尚，这种底层高于上层社会的僭越式翻转导致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成为其主要的斗争逻辑及新的等级标准②可参看刘芳.“僭越”与“狂欢”——“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J］.改革与开放.2013（5）下.（总367期）：189—190。。世纪之交，江泽民以“三个代表”的表述再次强化。

此外，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与王阳明对儒道释的区隔与吸纳，和“拔本塞源”论也不是没有联系。

不过，这里要重点论述的是王阳明思想中与邓小平理论关系的契合点。我们知道邓小平在实施改革开放这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举措、使“中国人富起来”的过程中，也有相当的阻力，但邓小平力主先实施再讨论关于什么是姓社姓资的问题，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不愿拘泥于那些枝末细节的无谓争论，而希望以实践为第一要务，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指导人们“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迈开一点”。在刚从“大锅饭”的计划经济走出来的人们还未完全适应的情况下，邓小平果断地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

王阳明也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及行动果敢力，他在皇帝未下旨之前，已先一步行动将叛乱的宁王朱宸濠擒获，而在明朝法律中，这是十大罪恶之首。但这样的思维或性格早已经在他内心深处酝酿了，在《答顾东桥书》中，他对拘泥于细枝末节、舍本逐末而不抓住重点要害解决问题非常之愤懑与无奈：

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

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52—53）

可见，王阳明特别厌恶做事情一定要先找个规矩，“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方圆是根本，规矩是工具，而不能做出“郑人买履”那样的事情来。如果联系上文他所愤恨的“拔本塞源”论，这种愤慨就更加强烈了。然而，明代法律之完备却总是妨碍了国家的治理，找到一个做事的“规矩”和依据总是堂而皇之，但却误了天下苍生，这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施政实在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实践中，王阳明也不拘泥于“规矩”，该干嘛干嘛。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中，他犀利而又狂放不羁地说：

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1088）

甚哉，尔民之难喻也，自今吾不复放告。尔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愤者，终必彰闻，吾自能访而知之。有不尽知者，乡老据实呈县。不实，则反坐乡老以其罪。（1089）

对这些鸡毛蒜皮、甚至捏造的事儿王阳明颇不耐烦，先是只准写少而精、争取少打官司，后来干脆懒得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认为这反倒是助长刁风。这就是前面讲过的他为什么要办学教化民风的重要原因。

回顾今天某些政府部门官僚作风与不作为的中庸主义，足令先圣汗颜。

综上所述：王阳明以其睿智的思辨能力，务实的工作与生活作风，超强的实践能力发现了明朝的深刻矛盾，并将之上升到哲学问题，继而在对儒道释三家的辨析与取舍中，聚合各家之所长，找到了哲学的、学术的、教育的及政治实践的解决方案，并最大限度地用于实践、教化民风及言传身教于弟子及同仁之中，对后世的影响意义重大。

To Conscience：Problem s and Solutions of the M ing Dynasty in The Older Record

Liu F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Dehong Teacher’s College，Mangshi，Yunnan 678400；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With intelligent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pragmatic work and lifestyle，and strong practi⁃cal ability，Wang Yangming had found the deep-seated problems，and raised them up to philosophical problems.He discriminated the ideologies of 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and obtained th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n philosophy，academic field，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These solutions were extremely applied to practice，and educating people and his students as well as his colleagues，which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Wang Yangming；Confucianism，Taoism and Buddhism；pull out the root and plug the source；education

2015-05-22

刘芳（1974-），男，云南镇雄人，云南省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女性文学中的性观念与女性解放、民族与国家认同等文学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