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去结构”及其功能和意义
——以云南少数民族节庆设置为例

赵 煜

在社会系统中，社会结构向来是社会建构和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它也就成为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心。围绕社会结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讨论，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硕果。但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范式，在成果丰硕的同时也呈现出研究中的瓶颈。能不能换个角度、换个思路来研究社会结构，拓展社会结构的理论及研究路径，这是本文提出社会“去结构”概念和相应理论思考的目的和意义，本文同时也通过社会系统中有着“去结构”特征的云南少数民族节庆设置做进一步的阐述。

一、社会“去结构”概念及特征

“去结构”是在传统社会结构研究、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以及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反结构”*[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126页。学术思想上，针对社会生活中常态结构弱化的情况提出的概念。所谓社会“去结构”，就是指在社会结构不显现的地方，常规的规则、制度、阶层、地位被打破，处于这一状态中的人们在特殊的文化语义和氛围色彩的影响下，以新的标准进行互动和交融，这些由新标准构建的社会结构模式，呈现出一种“去”常态结构的状态。*赵煜：《社会“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社会“去结构”所要表达的状态，与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提出的“无结构”和特纳提出的“反结构”不同，它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中常态结构弱化、边缘化的一种社会结构状态，由于这一类社会结构表现出“去”的特征，因此，通常意义上由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常态结构所建立的制度、阶层、角色、关系、行动规则都会被打破，在特定时空内社会以“去”结构的方式建构。从本质上看，社会“去结构” 也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形式，不过，由于它表现出常态结构的弱化，因此在结构体系中呈现出边缘性特点。其主要的特征如下：

1.阈限时空性

社会“去结构”由于处于社会结构系统中的边缘性位置，在常态状态下其功能和作用有限，只有在特定时空内其结构性意义才显现出来，故而社会“去结构”有着特定的阈限性，是社会生活中特定阶段或过程的表现。由此它存在着与常态结构状态“分离”“去结构”“重返”的时空意义。

如果以“去结构”阈限来看社会节庆设置， 节庆前，社会生活逐渐表现出与常态生活状态的“分离”；节庆期间，社会生活进入了与常态生活不一样的状态，社会成员在期间通过节庆民俗活动、行为、文化符号的影响其精神状态得到调适、提升，社会由此实现阈限“整合”；节庆后，社会及其成员带着与节庆前不同的新状态“重返”常态社会生活中。节庆“去结构”的阈限性，标志着社会由一种社会结构、文化状态进入到另一种社会结构、文化状态中，使得社会在运行中表现出阶段性的生活秩序。

2.特殊的“去结构”符号及其意义

符号是某种意义、情境的标识，借助符号可以表达、建构抽象的理论概念和思想。社会“去结构”状态之所以有别于常态结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去结构”阈限中出现的特殊文化、氛围、行动符号，这是一些能够打破常态结构中由规则、制度、关系构建的结构性符号。在特定阈限时空，这些符号可以使受困于常态结构下的精神、情感得以释放和调解，并使人们不再采用常态结构下的社会标准行为行事。

云南是一个多节庆的少数民族地区，节庆中特殊的民族民俗活动、文化符号、行动方式、气氛能唤起社会成员较常态更多的情感体验。由于节庆“去结构”符旨表现出弱化常态结构的特点，因此会引发常态结构中阶层的变化、特殊社会角色地位的凸显、行动规则的改变，甚至会出现暂时性的漠视常规结构行为方式，但其形成的社会状态也较常态表现出更多的平等性、同质性。

3.“去结构”的结构二重性

从结构性来看，社会“去结构”有着独特的结构二重性特点。其一，其“去”的特征表现出常态结构的弱化、边缘化。“去结构”是常态社会结构弱化、边缘化甚至是隐喻化的一种状态，是常态结构不显现的一种状态。其二，“去结构”中的“去”，虽然“去”的是常态结构，但“去”的含义并不等同于“无”或“反”，也就是说，在“去结构”的过程中，常态结构是存在的，只是弱化或暂时潜隐，“去结构”状态及其相应结构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既定的社会结构。有时，还会因为其“去”的特点巩固常态中的既定结构。

二、节庆“去结构”的表现和意义

节庆是社会系统中一个不处显位、但却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设置。它有着较为明显的“去结构”特征：

1.节庆祭祀符号的“去结构”性

节庆与宗教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政教合一的时期，宗教与现实社会结构的结合是紧密的，故而无所谓结构与“去结构”一说。只有当社会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宗教设置呈现边缘化、弱化情况时，宗教性节庆才显现“去结构”的特性。

在云南，在宗教世俗化的影响下，目前节庆中的祭祀仪式呈现出以下几种形态：(1)对于仍属于全民信教的民族来说，宗教性节庆和节庆中的宗教仪式仍是节庆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泼水节中的“赕神”*赵煜：《节庆“去结构”状态与社会发展——基于傣族泼水节的“去结构”性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哈尼族村寨中祭寨神的“昂玛突”*卢朝贵：《昂玛突：哈尼族宗教祭祀节庆》，《哈尼民俗文化》，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64-70页。等；(2)节庆中宗教祭祀仪式日渐简化，普通村民已不大关注具体祭祀活动的开展，但是在其观念中却仍牢固认同祭祀仪式会影响其未来一年的吉运、安康，比如德宏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金学文编著：《中国景颇族目脑纵歌之乡——陇川》，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72-73页。；(3)同一节庆，宗教仪式和宗教观念在其他地方已消失，但在特定地方仍然是节庆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活动。比如楚雄高峰乡火把节中的“大刀舞面具神”祭祀*赵煜：《节庆社会在结构与“去结构”中思考——以云南少数民族节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4)在各级政府主导的节庆活动中宗教活动和仪式以展演的方式出现。不过，总的来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节庆中祭祀的风俗依然存在，节庆祭祀观念仍或多或少留也存在于少数民族思想中。

从社会“去结构”来看，节庆祭祀的“去结构”性首先表现为节庆阈限从常态社会状态中剥离出一个特殊的、可以放下常态社会束缚，专伺其事的正当理由和正当时空。其次，节庆中特定宗教群体、活动、仪式、行为成为节庆“去结构”区别于日常的符号象征，它们凸显出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种文化语义、情景氛围。通过其常态结构中没有的“神圣”符号语旨，社会成员能获得常态结构体系无法提供的心理需求和认同。祭祀活动能够满足人们祈福消灾、祛病驱邪、祭祖安康、吉祥兴旺的朴素愿望，这样的影响虽源自节庆祭祀却延伸进了村民常态生活世界中。

2.节庆娱乐是“去结构”下的“共情”

除宗教祭祀外，节庆娱乐也体现出“去结构”的特性。节庆娱乐追求的是人类本性的释放，节庆娱乐所特有的“去结构”符旨，往往会营造出欢愉的氛围和文化语义，它使人能摆脱常态结构下的行为限制，实现日常生活中较难获得的情感交融和释放，它们容易使人处于情感交流的兴奋和渴求状态，激发起人类“共情”的天性，通过歌声、笑声、欢呼声以及热情、奔放的舞蹈和民俗活动唤起人类共同体共同的情感、情谊。比如泼水节中全城、全村的泼水，火把节中人们共跳左脚舞，目瑙纵歌节中万人跳目瑙纵歌舞等。

节庆娱乐大都源自于娱神的习俗，少数民族节庆在这方面表现就更为突出。这样的娱神表面上是为了获得神的庇佑，实质上则是人试图通过神实现自己对物、事的掌控。当神的庇佑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时，节庆中人类自身的欢娱就成为节庆的主题，由此也就不难解释现代节庆，包括官办或民办的少数民族节庆都越来越重娱乐的原因。娱乐的出现则人类是通过交融、融聚形成的共同情感、情谊的最好方式，而有着“去结构”特点的娱乐体验能唤起并强化这样的需求。

3.节庆中的“去结构”二重性

作为社会“去结构”的一种形式，节庆“去结构”同样具有“去结构”二重性特点。一方面节庆的出现打破了常态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显示出“去”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节庆中的“去结构”只是特定阈限阶段的状态，它不可能彻底地碎裂、解构或颠覆常态结构，相反，节庆中还往往会出现以隐喻和潜在方式存在的常态结构。

例如赶摆是泼水节庆新年的传统习俗，类似于汉族春节庙会。赶摆除了有节庆娱乐功能外，更重要的是在聚众欢聚的同时，提供了一个有着“去结构”特点的炫富时机和场所。赶摆中傣族民众会穿上新衣，戴上金银首饰，整个赶摆场既是一个赛装场，更是一个炫富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借助“去结构”二重性取得社会荣耀的方式。赶摆时欢聚、喜庆的节庆气氛为炫富创造了一个可以摆脱常态结构限制的正当性时空和理由，而这样看似异于常态的行为恰恰又通过这期间所获得的社会荣耀巩固了其在常态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这类活动在云南少数民族节庆中是比较多的，比如泼水节中的“软索”*王钢：《仪式语境下的傣族泼水节》，《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哈尼族十月年、六月年中的长街宴，这些活动中均有表现出常态结构中高位行政权力阶层地位弱化或淡化的一面，但由于在目前各级节庆活动组织中实际上是围绕着高位阶层的参与来设计的活动，因此节庆借弱化的民俗活动表象再次固化着现实阶层结构。

三、社会节庆设置 “去结构”的功能与意义

社会“去结构”之所以在社会系统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必不可少，主要表现为：一是能更好满足刚性结构下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充实的情感、精神需求；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解构了现实制度性、关系性结构的制约和限制，缓和了社会矛盾、冲突；三是在弱化的社会结构状态下，可以再次加强社会团结和凝聚，实现社会整合。可见，社会“去结构”是糅合社会结构性压力，增强社会结构弹性建构的重要方式。从云南少数民族节庆来看，节庆社会“去结构”的功能具体表现如下：

1.创建平等互动空间，增强社会同质性

平等与同质，曾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另一种社会模式，在涂尔干和滕尼斯看来应当属于是原始社会或传统农村社区的一种社会模式。在社会现代化变迁过程中，制度化的结构体系及话语削弱了这类社会模式的存在基础。但是，这样的社会模式不可能从人类生活中彻底消失，特别在云南少数民族村落社区，共同的民族情感、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记忆很大程度上仍是社区联系和联结的纽带，因此在该类社区社会运行中对社会平等性、同质性的需求是大于其他非少数民族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因此，在该类社区建设和发展中，就应当重视平等、同质社会情境的创建，充分利用这一情境实现社区的调适和整合。

节庆之所以能创建平等互动情境，首先在于在节庆“去结构”状态下常态社会中的阶层区隔、地位之分、制度之限本身就出现弱化的趋势，即便有表现也往往采用隐喻的方式，这是节庆平等互动情境构建的基础。其次，节庆中较日常更为强烈的情感需求、精神需求，也使人们更愿意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在其中，这是平等互动情境构建的主观要件。另外，节庆中无论是载歌载舞、纵酒欢乐，还是其他的欢娱活动所引发的共情体验，既能满足人们平等互动的需求，又能更好创造平等互动情境，这是节庆平等互动情境构建的社会情感因素。节庆“去结构”所创建的平等的互动情境所形成的同质性、平等性外在于个体、外在于阶层、外在于地位、外在于民族，它有利于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沟通，有利于不同角色地位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互动，有利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在平等互动中形成稳定统一的社会。

这实际上是一种弱控制下的社会整合。在早期社会整合理论中，涂尔干看到了建立在共同信仰、共同传统、共同情感基础上的同质的社会整合方式，今天尽管该类整合已不是社会主导性的整合方式，但对少数民族村落社区来说它仍然是不能缺少、并应当重视的社会整合技巧。

2.强化集体记忆，实现社会凝聚和团结

“小聚居、大融合”是云南多民族少数民族社区的特点，云南很多的民族乡镇往往表现出以一个主体民族为主，同时又广泛存在其他民族的情况。在这样的民族社区，社会运行的稳定和有序除强化民族内部的集体记忆之外，还应当强化各民族之间共同的社区记忆，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凝聚和团结。

节庆所承载的社区集体记忆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方面是节庆发源民族凝结在其中的集体记忆；另一个方面是由节庆联结起来的社区中各民族相融、共处的集体记忆。在云南少数民族社区，虽然大多数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节庆，但在“大融合”的背景下，很多少数民族在过节时，虽会强调这是某某民族的节，我们村寨不过的，但节庆本身“去结构”的特点和他民族的盛情相邀，往往使他们忍不住参与进去，进而在“不过”自持下，感受着节庆带来的快乐和共情。可见，节庆带来的欢庆，把大家召集起来，使大家共同行动、共享其乐。任何一个多民族社区都有必要定期、按时强化、确认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和情谊，使各民族能感觉社会集体的联系和团结，从而进一步加深其对共同所处社区的热爱。

3.满足精神价值需求，促进社区良性运行

在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上，节庆“去结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常态社会体系下，给予了人类可以暂时放下结构体系下的劳作、约束、压力、冲突、不满，获得情感、心灵释放，有时候甚至给予了一种纵乐、享乐的正当理由和社会时空。追求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追求生命的快乐、生活的愉悦同样也是人类艰辛劳作、承受压力、约束自己所希冀的回报。节庆“去结性”较其他社会设置而言，确实能够带给人更多的欢庆、愉悦、希望和向往，当然也就能更大程度地实现人的情感、心理的满足。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聚集区，生计劳作是很艰苦的，节庆的欢愉往往是他们调节艰辛生活的方式，这也是少数民族节庆较多和节庆多具载歌载舞特点的原因。

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递进，节庆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适渐变为对刚性社会环境的调适。从“去结构”看节庆的这种调适方式主要表现为节庆“去结构”在结构边缘之处，给社会成员提供了一个表达自身感性情感、释放负面情绪压力的途径。节庆之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时代、社会结构、社会环境下都能调适社会成员(个体、群体)的情感、缓解压力、矛盾、冲突，是因为它总是以积极的方式唤起人们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

另外，节庆借“去结构”的特点还可成为社区创建良好社会风气，创建积极、健康、社会精神面貌的理想渠道。如果从傣族泼水节来看的话，其泼水狂欢中表现出的和谐狂欢符旨*赵煜：《傣族和谐狂欢精神与狂欢文化的中国发展》，《学理论》2009年10月。，是非常有利于傣族社区正向价值标准的树立，是促进当地社区和谐发展正能量建构的方式。

4.节庆“去结构”性在“两个”认同中的意义

云南的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在边境线一带跨境民族同一节庆形态的差异影响着这些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比如目瑙纵歌节是景颇族独有的民族节庆，云南边境线两侧的景颇族虽然被国境线分成不同的国家公民，但民间互动较为频繁：亲属往来、人情交往、边贸互市、边境通婚、跨境教育都是常见的现象。传统上每当一年一度目瑙纵歌节来临时，边境线两侧的同胞会相约互到对方境内过节。在纵情歌舞狂欢时，人们大多感受到的是同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沿续，现实国别的差异已为人们跳舞的热情所掩盖。这样的节庆情境在“去”国家公民身份的同时，强化了其民族的认同。

热爱、参与民族节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是无国界和国别差异的，但节庆举办、人们过节的状况却从一个侧面叙说着国家之间的差异。2013年2月24日当云南朋生目瑙纵歌广场上村民正在欢跳目瑙纵歌时，边境线另一侧缅甸境内的迈扎央万人难民营里正在发米。由于战事，缅甸境内的景颇族同胞基本上无法正常欢渡其民族节日。因此在跨境民族节庆中既存在“去”国家公民身份的结构，也同时在一定意义上界定着国家公民身份，形成“去”民族身份的结构。这样的“去结构”成为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弹性”渠道，它以一种“弱结构”的方式实现了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