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史补》中的官场百态及其政治追求

周坤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唐国史补》中的官场百态及其政治追求

周坤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唐国史补》虽为小说，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补正了一些唐代中后期官场人物的历史，向读者传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信息。它以叙述故事为手段，在描摹官场百态，褒贬忠奸的同时，不仅提出了衡量忠奸的标准，且由此表达了作者对清正廉明政治风气的追求。

唐国史补；官场；忠奸；清正廉明

中唐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是刘觫《隋唐嘉话》的续作，但不同于刘书，其虽为小说，却更多史实。其叙朝野轶事，秉笔直书，不避皇权，对于我们了解唐代官场，有着极其重要且十分特殊的功用和价值。本文即以此为视角，拟从《唐国史补》一窥唐代中后期的官场百态及其政治追求。

一、官场百态：忠奸形象

《唐国史补》叙朝野轶事时，集中刻画了朝廷内外官员的忠奸形象，由此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唐中后期官场百态图。

《唐国史补》叙朝野轶事时，记载了一系列奸臣奸行，如“安禄山心动”：“安禄山恩宠浸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诏令杨氏三夫人约为兄弟，由是禄山心动。及闻马嵬之死，数日叹惋。虽林甫养育之，而国忠激怒之，然其他肠，有所自也。”[1](P23)安禄山拥兵自重，不以礼侍奉国君，已是不妥，又“心动”于贵妃，淫乱朝廷，其行为令人发指。“他肠有所自”，隐曲点明，安禄山之所为，实乃君王纵容之恶果。此则故事后，是书又记载了“杨妃好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1](P24)一国之君，为博妃子一笑，竟不惜劳民伤财，不亡何待。此则故事紧随上则故事之后，无疑显得意味深长，似由此点明：政之失节，在于乱自上作。尤为可贵的是，《唐国史补》不仅记载了奸臣之言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之所以为奸的充分理由，如“韦太尉设教”：“韦太尉在西川，凡事设教。军士将吏婚嫁，则以熟彩衣给其夫氏，以银泥衣给其女氏，又各给钱一万，死葬称是，训练称是。内附者富瞻之，远来者将迎之。极其聚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浸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致刘辟之乱，天下讥之。”[1](P3)韦太尉之所以为奸，在于其善买人心，使其徒属都心甘情愿地为其卖命，这才是真正的奸佞之徒。与此同时，《唐国史补》对奸邪的理解，并未停留于表面，而是用富含哲理的语言告诉人们，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奸邪，如“卢杞为奸邪”：“德宗既贬卢杞，然常思之。后欲稍迁，朝臣恐惧，皆有谏疏。上问李汧公曰：‘卢杞何处奸邪？’勉曰：‘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1](P75)“天下以为奸邪，而陛下不知，所以为奸邪也”，道出了奸邪之人存活的方法。这也是奸邪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原则。如此一来，《唐国史补》就从更高的层面揭示出奸臣的本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识别奸邪。

当然，指斥奸佞小人的不忠，并非《唐国史补》叙朝野轶事的目的，其画奸人之面目，亦在以此彰显贤臣之忠义。《唐国史补》叙朝野轶事时，生动地记载了诸多忠臣言行，如“浑令喜不疑”：“德宗自复京阙，常恐生事，一郡一镇，有兵必姑息之，惟浑令公奏事不过，辄私喜曰：‘上不疑我。’”[1](P1)“奏事不过”，浑令公当气当怒，却反而喜悦，因为皇帝“不疑”己。这就是忠于君主。又如“高郢焚制草”：“高贞公郢，为中书舍人九年，家无制草。或问曰：‘前辈皆有《制集》，公独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1](P4)以国为家，不存一己之私，这就是忠于国家。臣对君当忠心不二，那么，君对臣又当如何呢？“玄宗思张公”云：“玄宗至蜀，每思张曲江则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赉货币，以恤其家。其诰辞刻于白石山屋壁间。”[1](P26)能臣乃国之所宝，玄宗失张曲江后，常“思”之，“祭之”，“恤”之，还要记之。此情此景，除一国之君失股肱之痛及对贤臣的追思之外，更多的还是感其有恩于国，有恩于民，尤其是有恩于己。尤为可喜的是，《唐国史补》不仅记载忠义之事，且由此提出了三条衡量忠义的标准。其一，忠心耿耿，如“李铦自拘囚”云：“李铦，锜之从父兄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悉驱妻子奴婢，无长幼，量其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闻而愍之，薄贬而已。”[1](P57)李铦“闻锜反”，主动“自拘”，置生死于不顾。这便是忠心耿耿。其二，有勇有谋。“颜鲁公死事”云：“颜鲁公之在蔡州，再从侄岘、家僮银鹿始终随之。淮西贼将僭窃，问仪注于鲁公。公答曰：‘老夫所记，惟诸侯朝觐之礼耳！’临以白刃，视之晏然。尝草遗表，及自为墓志祭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龙兴寺。”[1](P81)颜鲁公一腔忠义，临危之时，置生死于不顾，自草“遗表”、“墓志祭文”，此谓有勇。又如“论害武相事”：“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请不穷究。惟尚书左丞许孟容奏言：‘当罪京兆尹，诛金吾铺官，大索求贼。’行行然有前辈风采。时京兆尹裴武问吏，吏曰：‘杀人者未尝得脱。’数日果擒贼张晏辈。”[1](P78)武相被害，岂可不究，但要适得其法。尚书左丞许孟容主张“大索求贼”，果断行事，终得擒贼，此谓有谋。其三，忠于职守，如“夜不开女墙”云：“吕元膺为鄂岳都团练使，夜登城，女墙已锁。守陴者曰：‘军法，夜不可开。’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归，明日擢守陴者为大职。”[1](P74)谨守法度，不因人而徇私，这便是忠于职守。《唐国史补》忠义标准的提出，不仅有助于人们鉴别忠臣，更有助于人们见贤思齐。

二、政治追求：清正廉明

《唐国史补》叙朝野轶事时画忠奸之目的，不仅在于以此贬抑奸臣，表彰忠义，更在于以此表明作者对清正廉明政治风气的追求。

在封建时代，政治清明往往有赖于官吏之清廉。为表达对清正廉明政治风气的追求，《唐国史补》在叙朝野轶事时，花费大量笔墨，记载了诸多清正廉明官员的言行，如“李稹称族望”：“李稹，酒泉公义琰侄孙，门户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怀州刺史，与人书札，唯称‘陇西李稹’而不衔。”[1](P36)李稹有官职却“不衔”于名，有富贵而不耀于行，虽“门户第一”，“而有清名”，令人可亲可敬。又如“李惠登循吏”：“李惠登自军校授随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识惠字，不识登字。’为理清俭，不求人知。兵革之后，阖境大化。近代循吏，无如惠登者。”[1](P23)李惠登“为理清俭”，忠君爱民，其治下“阖境大化”，无愧“循吏”之表率。又如“李氏公惭卿”：“李载者，燕代豪杰，常臂鹰携妓以猎，旁若无人。方伯为之前席，终不肯任。载生栖筠，为御史大夫，磊落可观，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国八年，柔而多智。‘公惭卿，卿惭长’，近之矣。吉甫生德裕，为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真无党。”[1](P81)李载“燕代豪杰”，栖筠“磊落可观”，吉甫“柔而多智”，德裕“清真无党”，父子相传，代不乏人。一人有清名，尚光彩生门户，行历四世，则更令人生叹。

为官者要想保持清廉之名，须能拒绝各种诱惑。对此，《唐国史补》亦有清醒的认识，如“李汭不受赠”云：“朝廷每降使新罗，其国必以金宝厚为之赠。唯李汭为判官，一无所受，深为同辈所嫉。”[1](P99)李汭出使新罗，不受所赠，当然值得称赞，可他本人却因此“深为同辈所嫉”，此足见清廉之难。不过，在李肇看来，拒绝诱惑，不仅能成就清廉之美名，亦可以全身远祸，如“孟容拒宦者”：“许孟容为给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诱之者，拒而绝之，虽不大拜，亦不为患。”[1](P7)当诱惑来临时“拒而绝之”，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放弃了平步青云的机会，但最终却得以全躯保身。从许孟容的遭际中，我们不难窥见到李肇力倡为官清正廉明的良苦用心。

在贪贿风行的封建社会，要想做到一清如水，往往需要为官者有超常的勇气和智慧，即其不仅要敢于拒贿，更要善于拒贿。对此，《唐国史补》所载亦多，如“史牟杀外甥”：“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捡畦，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其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1](P35)史牟外甥仅十余岁，因“拾盐一颗以归”，触犯法规，立被史牟“杖杀之”。赏罚分明，不避亲疏，这是清廉之勇。又如“李勉投犀象”：“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1](P42)李汧公“沈雅清整”，行事磊落，视富贵如浮云。其“罢镇”之时，“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之举，可为巧妙拒贿，此其为智。正因为拒贿之难，故世人素重清官。“张宏毅过驿”云：“李汶为商州刺史，渭南尉张宏毅过商州，汶意谓必来干我，以请馈食。须臾，吏报宏毅发去矣。汶曰：‘未尝有也。’及拜御史中丞，首请为监察御史。于是宏毅有时望。”[1](P99)张宏毅经过商州时，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前去干谒刺史，故刺史李汶为其品行所折服，“请为监察御史”。又如“李廙有清德”：“李廙为尚书左丞，有清德。其妹，刘晏妻也。晏方秉权，尝诣宅，延至室。晏见其门帘甚弊，乃令人潜度广狭，后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廙。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1](P43)刘晏亲见李廙“门帘甚弊”，故暗中使人用粗竹织一门帘，织成后欲送给李廙，却“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不仅“不敢送”，而且还“不敢言”。粗帘乃区区薄礼，亲友之间馈送本不为过，但刘晏几次登门，最终还是打消了送帘的念头。由此可见，李廙清廉之气咄咄逼人，以致别人送礼时心存戒惧，不得不畏而却步。此正所谓“至廉而威”[2](P57)者也。

清廉与贪贿相对，有清官便有贪官。为此，在表彰廉者的同时，《唐国史补》也生动地描画了贪贿者的丑态，如“崔昭行贿事”：“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絁千匹。”[1](P73)此则故事，穷形入神地描画了一个外表清廉，却骨子里贪婪的贪贿者的丑态。在裴佶眼中，其姑夫“有雅望”，而其朝退时对崔昭的指斥及感叹，不仅印证了这一点，且见其料事如神。但此后崔昭来谒见其姑夫时极富戏剧性的过程，却将其姑夫伪清廉的面纱撕扯下来，使其露出了真贪婪的可憎面目。崔昭来谒，其姑夫始“怒呵阍者”，继而“束带强出”，“命茶甚急”，再到“有得色”，其之所以前倨后恭，全在“赠官絁千匹”。行文至此，一个伪君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而作者于此中所流露出的讽刺与批判色彩，也表露无遗。

《唐国史补》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有助于我们了解唐代开元至长庆年间的社会风气、朝野轶事及典章制度等，更在于其以春秋笔法描摹官场百态，褒贬忠奸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对清正廉明政治风气的追求。可以这样说，正是秉笔直书与有为而作的巧妙结合，最终成就了《唐国史补》的独特价值。

[1]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On Officialdom’s Status Quo and Political Pursuit oftheSupplementofTangDynastyHistory

ZhouKun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Tongliao028043)

AlthoughTheSupplementofTangDynastyis a novel,but it is of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It rewords some history of official figur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ang dynasty,delivers the social reality information for reader at that time.Based on a narrative style,in depicting the bureaucratic attitudes,appraise the loyal also.It not only puts forward measure standard of loyalty and treacherous and thus express the author’s pursuit of upright and incorruptible political atmosphere.

TheSupplementofTangDynasty;corruption;loyalty and treacherous;be honest and clean

2015-05-10

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NMDYB1427)

周坤(1978—)，男，内蒙古通辽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I207.41

A

1673-1395 (2015)07-0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