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述评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a．政治学院，b．峨眉校区，四川成都614202)

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述评

李茂a，b

(西南交通大学a．政治学院，b．峨眉校区，四川成都614202)

中国共产党;教条主义;“唯上”;“左”倾;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内教条主义的研究呈现出政治倡导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趋势和特点，体现出极强的现实性。这种研究主要集中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态、教条主义的本质及其滋生根源、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三个方面，虽成果颇丰，但存在一些问题:对教条主义本质的界定与它在党史上表现形态的界定存在不一致的矛盾，对教条主义与“左”倾的关系研究不够，对革命时期教条主义产生原因的探讨角度单一，忽略对其“唯上”特征的研究，研究的角度和范围存在局限等五个方面的不足。为此，应从宏观的视角将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当作一个整体历程进行研究，同时加强对教条主义与“左”倾错误、“唯上”特征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范围和分析的视角。

教条主义究其内涵来说是主观主义的一种，不分析事物的发展、变化，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生搬硬套现成的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是一种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条主义在中共历史上多次出现，使中国革命和建设遭受过失败和挫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不断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历史。对中共党内教条主义问题的反思和研究，对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回顾和总结学术界关于教条主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是推动教条主义研究走向深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一、研究概况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到现在，学界对教条主义的研究从未间断，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动向，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了方便统计，本研究仅对国内学术期刊刊发的论文进行检索。在中国期刊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以“教条主义”为篇名在除理工农医外的全部期刊中进行精确检索，检索到270篇相关论文;此外，研究教条主义的专著较少，通过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仅有一本专著——《王明的教条主义述评》;其他对教条主义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相关著作中。根据研究角度与背景的不同，可以将教条主义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针对当时在经济、教学、档案和理论工作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现象进行了相关研究，代表性文章有1956年《哲学研究》发表的陈珪如的《百家争鸣与克服教条主义》和汤用彤的《贯彻唯物的精神克服教条主义》等。

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文革中教条主义泛滥、极“左”思潮肆虐之后，又迎来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新课题，此时亟需破除教条的禁锢，学术界开始对教条主义进行反思和探讨。其间十三大、十四大召开，向全党发出破除教条主义束缚的呼吁;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1994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版的出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些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对学术界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时期研究集中于教条主义本质与滋生根源、反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教条主义形态等方面，其中以第一个方面的研究为甚。

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愈需要跳出过去的认识误区、突破所谓的“禁区”、勇于面对和科学认识新事物，就愈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以建党八十周年、十六大、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重大事件为契机，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把它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来自政治层面的倡导再次推动了对教条主义的研究，此时期研究在多个方面展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探讨反对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等的重要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条主义的研究呈现出政治倡导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趋势和特点，体现出了极强的现实性。从最初的反对各项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到对中共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条主义的反思和研究，再到坚持不懈反对教条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思考，教条主义的研究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奏。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目前对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对教条主义的表现形态、发生原因进行研究，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方面是探讨教条主义的本质及其滋生根源并提出防范措施;第三个方面是对反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涉及反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实践历程、经典文献等。

(一)教条主义表现形态及发生原因

教条主义在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表现为1958年军事教条主义、西式教条主义。

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是现有研究的重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为中共历史上最具典型形态的教条主义，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基本形成共识。它的实质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体现为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其特点是唯书、唯上、唯权;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和形成阶段(1925年11月到1930年5月)、发展和肆意推行阶段(1930年6月到1931年10月)、持续和被消除阶段(1931年10月到1943年11月)〔1〕;其危害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党人进行排斥和打击，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研究自然会涉及此时期在军事上表现得异常突出的李德军事教条主义。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在建军方针、战略指导思想、作战原则、战术运用和指挥方式等方面完全不认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将苏联军事经验搬到中国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特殊作战形式之中，构成了一个军事教条主义的完整体系〔2〕。李德军事教条主义是在“左”倾错误占据中国党内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李德本人也是全面体现“左”倾军事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3〕。

至于该时期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学者们将视线聚焦于共产国际并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一致认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生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代表性著作有: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台湾学者陈永发也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派制定的政治路线其实就是秉持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旨意而做出的”〔4〕。理由有四:一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将俄国革命模式和经验神圣化，并机械性的套用到各国党〔5〕;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共产国际进一步强化了高度集中制，严重影响了中共的独立自主，阻碍了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步伐;三是联共(布)内部的反倾向斗争对中共产生了恶劣影响，导致中共内部接连出现错误的反倾向斗争，加重了教条主义的泛滥;四是对中共不恰当的组织干预，并强行实行“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将教条主义推向极端〔6〕。而所谓的“李德军事教条主义”其实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真实反映”〔2〕。中共在30年代初期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相较于国内研究，其视角更为多元化。美国学者沃马克指出教条主义是中共留苏学生群体“集体人格”对“苏联极端的意识形态”的体现〔7〕;日本学者田中仁通过对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文献的梳理，没有发现与“左”倾机会主义相对立的文件和资料，因此他认为“左”倾教条主义不仅存在于中共领导群体中，同时在整个党内也存在，即“左”倾教条主义具有“全党性质”〔8〕。美国学者赛尔登则从微观的角度对教条主义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表现——诸如重视“弱小而无缘的城市无产阶级”，忽略已经显示出力量的农民斗争，不顾实力排斥游击战争等及其危害进行了考查〔9〕。费正清等注意到了教条主义被用作党内斗争的工具性的一面①。

1958年的军事教条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次将局部偏差错误定性、主观臆断的教条主义形态，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日趋“左”倾的氛围有较大的关系。1997年萧克在《百年潮》发表回忆文章，指出所谓的军事教条主义是指在学习苏军建军经验过程中与我军的优良传统结合不够，生搬硬套苏军经验而出现的一些教条主义倾向〔10〕，从而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中共建国之后一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实践，与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对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造成了不良后果;军队建设应当实事求是，允许争论，绝不能将争论上纲上线〔1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现了一种相对于传统“唯马”的另一种教条主义形态——西式教条主义，其实质就是迷信和盲目崇拜“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12〕，不研究中国国情，盲目照抄照搬国外经验和做法。这种教条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危害极大:在理论上会阻碍我们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将会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和对其指导地位的否定，误导改革、误导青年，导致政治不稳定等〔13〕。

(二)教条主义本质、滋生根源及防范

对教条主义表现形态的梳理研究，必然会触发学者去思考教条主义的本质、滋生根源和防范对策。

学术界普遍认同教条主义的实质就是主观主义，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它的产生有其认识根源、政治根源和文化根源。对认识根源的探讨是学术界着力最多的，代表性观点有:教条主义者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认识和把握只达到抽象普遍性的认识层次〔14〕，在认识上没有处理好实践的变动性与主体思维结构相对稳定性的矛盾和理论的普遍性与特定实践的具体性的矛盾〔15〕。因此要防范教条主义，就需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科学而又开放的体系，寻找“促使矛盾双方相互结合的中介，而这一‘中介’只能通过理论创新而形成”〔15〕。同时多位学者从社会主义国家脱胎于封建社会这一史实出发，分析了封建专制因素在政治传统、体制文化等方面对教条主义的影响②。

教条主义受到学术界一致的批判③，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建设危害很大:一是会严重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声望，从客观上助长了某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情绪;二是无论是“老教条”还是“洋教条”，只会造成新的思想僵化和思想混乱〔16〕。要彰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不懈的反对教条主义。而应如何克服教条主义呢?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看法。有的认为，“只有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才能最终克服教条主义〔17〕;也有的提出强化个体主体意识、创新意识，培养其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从而改变民族成员单一化、趋同化的思维方式〔15〕;更多的观点强调反对教条主义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三)反教条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对反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涉及中共反教条主义代表人物、实践历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经典文献等，这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1．对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研究

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的研究，其中对毛泽东的研究尤甚，分别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革命建设整个历程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和经验总结。代表性的观点有: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能够成功反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敢于改变不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观点和论断〔18〕，从组织上、思想上、策略上为反对教条主义奠定了基础〔19〕。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号召全党要彻底埋葬教条主义，并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道路，因此对该时期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成果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与此同时，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却又犯教条主义错误，这一矛盾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对晚年毛泽东的教条主义表现进行了归纳:坚信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的高度公有化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一种变异的苏联模式;当有人把毛泽东的语录奉为教条时，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等〔20〕。有学者从20世纪国际共运的特点、党内斗争和毛强调精神对物质反作用等角度探讨毛泽东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21〕。有学者提出晚年毛泽东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理解——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应用于实际，从某些理论原则出发，努力使实际服从于理论的需要，并以此来评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结果走向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22〕。

这个矛盾的现象，同样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相较于国内学者多从现象分析而言，他们的角度新颖，观点富有启发性，其中以沃马克的观点为代表。沃马克认为其根源就在于“毛泽东的思想的二阶连续性”。沃马克提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而是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核心的一套价值和方法，形成了一种政治范式，贯穿于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具有连贯性，即所谓的“二阶连续性”。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强调“具体现实的有效性”，因为他认为“理论与权威的正确性是内在于它们的实践效用之中的”〔7〕。毛泽东批判的是教条主义行为，而非教条主义者遵循的政治范式，相反他同样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框架的一系列假定，这也就是毛泽东“左”倾主义的潜在问题〔7〕，“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7〕。由于意识形态设定的第一次革命胜利和随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级目标获得了成功，因此以意识形态来判断成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但在1957年以后则不再存在与此类似的中级、注重实效的目标，衡量政策效果就纯粹以抽象的意识形态为指针，因而导致了失败。沃马克从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入手揭示其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有较强的说服力。此外，另一位美国学者赛尔登将问题的关键指向反教条主义的重要环节——延安整风。塞尔登认为:“延安整风不仅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至尊地位、特别是理论上的霸权关键的一环，而且是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抑制知识分子及党内积极分子的思想独立性关键的一环。这些倾向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只是初见端倪，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则发展到灾难性的顶峰。”〔9〕国内学者杨奎松在其著作《开卷有疑》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延安整风彻底清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传统，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革命胜利的绝对真理’。”〔23〕

相较于对毛泽东的研究来说，对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研究显得较为笼统，研究主要是对二者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内容进行梳理;除此之外，也有个别学者对周恩来、沈泽民、张闻天等人反教条主义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研究。

2．对反教条主义历程的研究

学术界从对领导核心的研究拓展到了对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实践和经验的研究。对此学术界普遍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中共革命时期反对教条主义“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既消除了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革命的影响，又强调必须立足中国革命利益，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22〕;反对教条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改变和中共领导层的变动，以及中共实现了对革命的独立领导。有的学者对整个反教条主义历程进行了研究，指出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是党三代领导核心的基本主张，它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反教条主义的实践推进了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与发展〔24〕。有的学者通过对社会主义实现三大飞跃的历程的考察，指出共产党人在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时，“要特别注意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25〕。

3．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经典文献中关于反对教条主义思想的研究

在对教条主义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有学者们将视野转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反教条主义的经典文献，以汲取智慧与启示。学者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人就是坚定的反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不是一成不变的剪裁事实的公式。经典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周恩来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遏制教条主义的有效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实践论》和《矛盾论》则剖析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认识论中的唯物辩证法〔26〕。《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揭示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是造成党内教条主义盛行的原因，同时中国“左”的影响不容易消除与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与中国革命史中的教条主义有较大关系〔27〕。

通过对反教条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可知，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各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加以运用，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2001年9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正式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随后此概念在党的重要政治文献中频频出现;2004年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5年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其中包括以教条主义为视角的研究。这个视角涉及到反教条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理论创新等，但总体上略显薄弱。学术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思想容易受到教条主义影响〔28〕，另一方面由于中共的信仰和性质，以及革命建设本身在不断发展〔22〕，决定了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要反对传统的“文本崇拜”，也要反对“对洋教条的迷信”，即不能唯书也不能唯西，要唯实〔29〕。

三、研究的评述

通过对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现状的梳理和分析，笔者认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

第一，教条主义本质的界定与对它在中共历史上表现形态的界定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如果把教条主义界定为一种主观主义，颠倒和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唯书”、“唯上”为特征，那么由此可以界定中共历史不仅存在作为典型形态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时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文革中的极左思潮与错误同样也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不从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具有鲜明的“唯书”、“唯上”的特征。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没有对其他教条主义进行研究。中共在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教条主义形态明确界定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而对于其他一些属于教条主义的错误却没有给予相应的界定，这无形中限定了学术研究范围和对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论。现有国内研究大致不脱此窠臼，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这样的界定人为地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发展过程断裂开来，给人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横空出世之感。王明等人经验不足、资历浅薄，何以能在党内一步登天、自中央到地方占居要职?设想，如果党内没有教条主义滋生的土壤与环境，部分中共党人不存在“唯书”、“唯上”的教条式思维，这将是很难实现的。其实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中共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教条主义错误膨胀到极致的体现，全党也由此深刻地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自此以后，中共内部开启了一场明确地反教条主义的征程，最终以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而宣告胜利。因此，要理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出现和推动教条主义研究的深入，就需要从教条主义的本质入手，对中共历史上的教条主义错误重新进行界定，将革命时期若干教条主义错误作为一个整体历程来研究，揭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抽丝剥茧，梳理教条主义滋生、演变、发展及其被克服的历史脉络。

第二，如果根据教条主义的本质对中共党内教条主义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则会衍生出一个问题:中共革命时期教条主义为何常以“左”倾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关系到教条主义滋生根源、建国后出现极左思潮、教条主义泛滥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阴影总是阴魂不散的重要问题。但它被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文革时期因“左”的泛滥，引发了学术界对该时期教条主义与“左”的研究。那么它们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呢?对此，学者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教条主义是“左”的表现，有的则说“左”是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具体化;有的认为“左”是产生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有的则认为是教条主义导致“左”的出现④。至于为什么产生“左”?众多学者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影响”。那么何谓“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学者从毛泽东关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经典表述出发，将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存在的大量小生产者。实际上，在中共的语境中，这二者不是互为指代的，中共及毛泽东等人在“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其“内涵的确定常随着政治和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30〕，既曾有过将“中农”划归为城市小资产阶级范畴后又归入农民范畴的变动，其后又将知识分子阶层与“小资”互为指代。对“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经典表述，也有学者提出质疑⑤。那么究竟何谓“小资产阶级”，具体指代什么?中国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这些问题对于探讨“左”的根源、教条主义的滋生以及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把教条主义与“左”倾错误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将这些重要的概念和论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厘清其渊源和流变，才能够对教条主义和“左”倾问题有一个较为客观和深刻的认识。

第三，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出现原因的探讨角度单一，需要用综合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共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相关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开，为学术界研究教条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在无形中也制约了分析研究教条主义的角度。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原因，除了共产国际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现有研究大多没有提及，即使提到也仅有一句话而已，没有进一步地分析和探究⑥。从共产国际角度来分析教条主义，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这种立足点及其角度对于探讨教条主义滋生的根源、理解教条主义统治全党、中共为何屡犯教条主义错误及如何防范是不够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既需要从共产国际传统的视角切入，同时更需要一种历史的观点、综合的视野。其实中共所面临的艰巨革命任务，所处的政治文化传统，党的理论、制度建设情况，党员成分构成，党内的政治生态，乃至重要历史人物的人格特质都是教条主义滋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唯有把研究立足于中共，从多个角度去探讨，才有助于全面地认识教条主义，有助于防范教条主义。

第四，研究的范围存在局限，有待拓展。对反教条主义人物的研究和对教条主义的危害的探讨大多围绕毛泽东展开，涉及到其他人物、其他方面的不多。毛泽东作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对其研究或许能够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但如果仅围绕毛泽东来展开研究，则会把中共党内反教条主义的历程简化，并且过于偏重反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的个性品质研究而忽视对反教条主义制度建设的探讨。现有的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研究也存在不足，它作为在党内统治最久、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教条主义〔31〕，目前也仅限于探讨它对中央苏区、对毛泽东造成的影响，而没有从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制度上去梳理它的表现和危害，没有去研究它对其他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影响。那么要有力的论证和支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党内统治最久、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这个观点是困难的，也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出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和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性。

第五，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教条主义的“唯书”特征，而对于另一个特征“唯上”鲜有论及。对教条主义产生演变的过程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它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唯书”和“唯上”，两个方面彼此依存、“互为助力”，故要反对和防范教条主义，还必须破除“唯上”。学术界对教条主义“唯书”的一面研究颇多，对它的探讨衍化出一个重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并从教条主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系统性的研究不多，相较于教条主义其他方面的研究就显得薄弱和粗糙。而对教条主义“唯上”特征的研究就更少了，对教条主义“唯上”特征的研究是一个关系到分析教条主义何以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泛滥并产生巨大危害的重要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如何防范教条主义的关键性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问题。对“唯上”特征的剖析，是一个对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文化反思，倡导个性解放、独立思考，唤起个人之自觉，努力消除思想和行为中的奴性意识，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迈进的过程〔32〕。青年毛泽东就曾批判国民“奴隶性成”〔33〕，强调要反对迷信、盲从和要有“批评的精神”〔33〕。唯有解放个性、确立独立自主人格的，才可能独立思考，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马教条”或“洋教条”而独立自主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才能真正做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教条主义问题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注释:

①费正清等指出，无论是李立三还是“28个布尔什维克”，均利用共产国际权威进行党内斗争。其实质是利用“唯上”来达到“唯上”，第一个“上”指共产国际，第二个“上”则是“自己”。见费正清、费维恺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170－1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孙凯民认为:专制政治传统驱导文化走向，加强了小生产者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心态，营造了没有内驱力和创造力的政治环境以及没有批评和创新的社会习俗，为“左”倾教条主义创造了很适宜的发展条件和社会环境。在政治体制上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唯上”、“唯书”，同时封建传统文化中“独尊”和“述而不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传播、运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见孙凯民《“左”倾教条主义政治、文化根源析》一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年第5期。张义生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封建的大一统文化制约了求异思维和创造精神。见张义生《论教条主义的三大根源》一文，载《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2期。

③杨奎松同样批判教条主义，但他从中共革命之初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出发，认为当时产生教条主义是无法避免的，有其必然的一面，“俄国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满足了当时革命的需要”。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1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相关论点可见:唐爱国《论“左”的实质、特征、根源和防止途径》一文，载《杜会主义研究》1992年第5期;张文麟《“左”倾思潮与教条主义》，载《兰州学刊》1980年第1期;周作瀚等《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思潮的理论剖析》一文，载《求索》1984年第4期;陈世奎《论“左”》一文，载《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11期。

⑤彭钦龙认为长期以来以财产作为划分小资产阶级的标准是不准确的，其实小资产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或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小资产阶级数量极少，农民与知识分子都不是小资产阶级。见彭钦龙《我国小资产阶级不是“汪洋大海”》一文，载《探索与争鸣》1998年第3期。肖铁肩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中国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见肖铁肩《中国近代社会不是“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一文，载《求索》2005年第5期。

⑥向青在其著作中提到:“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除了中共党内的内部原因而外，其重要外部原因是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对于这个“中共内部原因”，他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刘保民．王明教条主义的产生和演变〔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4):86－89．

〔2〕乌传袞．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及其历史背景〔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84－90．

〔3〕王献志．李德“左”倾军事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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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

Review of Studies on Dogmatism within CPC

LI Maoa，b
(a．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b．Emei Campu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4202，China)

CPC;dogmatism;“Only Up”;“Leftism”;Mao Tse-tung;Marxist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es on CPC dogmatism has exhibited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advocacy and academic researches．The studies are realistic．The current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rm of dogmatism，the nature and root cause of dogmatism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ntidogmatism．Although the studies produced many results，there were five deficiencie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and form，inadequat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gmatism and“Leftism”，discussion on a single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cause of dogmatism in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neglect of research on“only up”，and limitations in research angle and scope．Therefore，we should from macro perspective study dogmatism an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gmatism and“Leftism”and“Only Up”features to further expand the research scope and analysis．

D261．2

A

1009－4474(2015)03－0134－08

2014-09-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CDJ003)

李茂(1979－)，女，四川乐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相关问题研究。E-mail:maoff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