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多样性及其限度〔*〕——以政治生态学为视角

○ 刘京希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0)

2008年爆发于美国并蔓延至欧亚大陆的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资本的贪婪本性。但此后世界不同国家对于危机的不同处理方式和由此造成的不同结果，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相异的应对方式及其直接经济社会效果，却也产生出令人“意外”的政治后果〔1〕:对于美国政治模式和中国政治模式优劣利弊的全球性热议。而且这种比较和评判一直持续至今，丝毫没有消歇的迹象。抛开这种比较的意识形态成分和外壳，从学理层面来看，这种比较的实质，即是政治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之间的衡量。毋庸讳言，在比较者看来，美国政治模式代表着政治多样性，中国政治模式代表着政治统一性。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基于“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较、分析和定评，武断地排除了事实上存在的其他选项，逻辑上并不严谨和科学。不过国际政治学界对于中美两种模式的比较和评判，却也提出了一个有待人们思索和研究的理论课题，即应如何看待政治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以政治多样性为标志的民主化时代，政治多样性有无一个度量界限?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回答此一诘问，检讨政治学研究中的“二分法”的不足，并试图以“三分法”即一分为三的方式，探寻政治多样性的合理限度及其统一性问题。

一

政治多样性包含诸多层面。诸如政治文化、政治思想、政治体制的多样性探索，都属政治多样性的范畴。政治多样性是以民主化为主题的现代政治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对立面，无疑就是以集权化为特征的政治一统性。这是基于“二分法”的方法论进行政治分析和政治模式比较时，学界惯习的看法。而且，鉴于在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当下所拥有的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二者意识形态的明显分殊，和基于意识形态分殊所形成的不同的政治制度，人们更愿意将美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政治制度分别看作是政治多样性和政治一统性的典型代表。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政府在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全球性赞誉。尤其是它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和与之相应的国家意志，通过一系列果断、迅捷而高效的举措，弱化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冲击，从而避免了社会经济的大动荡。显然，这引起了西方政治家和政治学界对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极大关注。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模式更为世人所瞩目。吊诡的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政治模式，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可能是缘于国人对于自身政治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人们对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望越来越迫切。无疑，人们希望，多样性应当成为以民主化为主题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确实，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政治多样性对于推进政治发展，限制权力集中和垄断，进而对于保障公民自由，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人们只是在盲目称颂政治多样性，而无视或回避了政治多样性的限度问题。其实，从西方不同政治发展模式的比较中，也应冷静地看到，多样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有其自身的合理限度。以这个合理限度为标尺来衡量，政治多样性不足，固然对政治发展无益;政治多样性过剩，对政治发展同样有害。

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政治多样性的最典型制度表征，是以两党制或多党制为表现形式的政党制度。

两党制指在资本主义国家两个主要的政党通过议会或总统竞选轮流执政的一种政党制度。〔2〕两党制发轫于英国，此后，逐渐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所采用。两党制又有以英国为代表的内阁制的两党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的两党制之别。

多党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并存且竞相执政的政党制度。多党制起源于法国，后见之于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欧陆国家和北欧诸国。

自政党产生以来，在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的前现代社会，两党制的政党结构形式，能够基本满足主要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因而，两党制能够得以顺利延续和巩固下来。但是，随着现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需求日趋多元和个性化，反映到生产方式上，就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反映到物质利益上，就是利益欲求更显多样;反映到社会结构上，就是阶层划分更加繁复。在此状态下，两党制的政党结构形式，显然不能够很充分地反映和代表多元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诉求。也因此，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形式，面临着亟待突破的政治困境。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民主体制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境，或许可以提供一个绝佳的例证。2008年以来由金融海啸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经济拯救理念和政策的严重分歧，触发了共和与民主两党之间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纷争和对抗。一定意义上说，此种纷争和对抗，由于是一种多重博弈和反复较量，这实质上是一种充分讨论和论争的过程，因而有利于寻找到一种最佳的拯救经济的方案。由此看它在一定意义上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它也内含着现行两党式民主体制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即囿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不同，两党之间的政策主张难以弥合，更遑论求得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不惟经济拯救理念，对于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纷争等等，也在严重掣肘着美国政治的决策进程。这成为美式两党制的制度困境所在。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两党民主体制缺乏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的有机统一。因为就两党的代表性而言，目前看实在是微不足道。大多数不属于共和党或者民主党的选民，在政治上缺乏代言人。2009年茶叶党的复兴，可以视作一些阶层在两党之外谋求新的政治代言人的一个迹象。〔3〕

那么，现行的多党制的政党结构形式，是否能够弥补两党制的缺陷，满足多元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呢?就多党制的制度形式来看，它确实能够更加全面地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比起两党制，多党制满足了社会各阶层无论强弱均有其政治代言人的形式要求。以采行多党制最为典型的意大利为例。自1946年举行公民投票，废除君主立宪、实行议会共和制以后，多党制政治格局逐渐形成。迄今，意大利主要有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共产党、共和党、民主党、自由党等大小十数个政党，这足以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都得以通过多党制渠道得以表达。但是，意大利多党制所反映出的症结也同样明显。首先是政府组阁难度大。由于单个政党难以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不得不寻求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这无疑造成所联合党派待价而沽的局面，组阁极其困难。2013年2月，意大利举行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虽然在众议院取得微弱优势，但不足以独自组阁。而中右翼政党为组阁所开出的条件也不合中左翼心意，这令意大利新政府组阁一筹莫展。其次是政府更迭频繁，影响政策的连续性。多党联合执政，在执政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政策分歧的伏笔，因此，极易出现联合执政一方退出政府的状况，造成政府频繁更迭，影响政策的连续性。政府频繁更迭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政局的一个突出特点。自1946年实行议会共和制以来，政府更迭已达五十余次，由此可见更迭频次之繁密。再次是执政难度大，执政效率低下。由于党派众多，且多为联合执政，各党政见的博弈与平衡过程无比繁琐，无疑加大了执政难度，降低了执政效率。类似状况，在奉行多党制的日本政坛也有鲜明的体现。

比较两党制与多党制，可以说，二者各有所长，又各有明显的不足。两党制与多党制所代表的这种不同程度的政治多样性结构所存在的制度性不足，折射出政治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多样性的限度。以下试图运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分别探寻政治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的生态关系即整体性问题，以及政治多样性的合理限度所在。

二

上文所分析的以两党制与多党制为代表的政治多样性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可以说是政治多样性陷阱。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是以政治多样性为表征的政治民主化，这也是身处前民主时代的人们的普遍政治向往。但是，不加分析地一味追求政治多样性，或无视政治多样性的限度问题，所获得的社会政治效果往往与民主政治相反。这是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常常遭遇的尴尬。鉴此，运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探寻政治多样性的合理限度，以及政治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的生态关系即整体性问题，对于政治发展的选择，大有裨益。

“我们时代需要一个全面与富有远见的知识体系……既是科学的又是社会的……来应对所遇到的难题。……我们不能继续受制于传统科学的思维方法，去肢解现实现象和研究其个别性碎片。我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同时从整体性与特殊性的视角观察它们。”“生态学”词汇“在如此完全不同领域中的扩展应用，对于我们这个急切获得某种智力内在一致性和概念统一性的时代来说，似乎是正合时宜的。”〔4〕

“有必要强调的是，‘整体性’不是一个不加区别的‘普遍性’，从而使一个现象简约为与其他现象间存在的共同之处。它也不是一种可以代替构成自然与社会的巨大物质差异性的、无所不在的‘能源’。相反，整体性有着丰富多彩的结构、连接和协调，从而是整体具有多样化的形式和众多的独特性，而这些往往被那些严格的分析性思维简化为‘无数的’和‘随机的’细节。”“生态整体性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均质性，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多样性中的统一。在自然世界中，平衡与和谐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差异性、不断扩大的多样性来实现的。因而，生态稳定性不是简单性和均质化，而是复杂性和多样化的一种功能。生态系统保持其整体性的能力，并不依赖于环境的统一性，而是它的多样性。”〔5〕整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或者说，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构成了生态学的一条重要法则和主要信条。

质言之，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就是多样性与统一性如何实现动态平衡的问题。在这对关系中，多样性是前提，统一性是结果。尊重多样性，才会形成良好的、合乎生态法则的统一性;抹杀多样性，形成的不是统一性，而是千篇一律的“一统性”。简言之，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就是“多元一致”〔6〕。

我们先来分析多样性与统一性这对关系中的多样性问题。显然，在这对关系中，多样性居于首要地位，它决定着统一性的性质。“大自然中多样性的重要性已由这一行星上千千万万物种生机勃勃的共同进化得到展现。成熟的生态系统，如珊瑚礁和顶级森林，都是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主要特征的。所以，尊重多样性隐含了向自然界学习，以确立相应的环境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7〕进而言之，向自然界学习，还要确立尊重多样性的政治价值观。

政治体系中的多样性，在制度角度是指制度设计的多元分殊和相互制衡，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统一性，才会是生态有机与动态平衡的。也只有在此背景和条件下，诸如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分立并存才符合其设立与存在的本意，它们的设立与存在才有其功能上的价值……维持政治体系的有机统一:“一种体系的各个部分都要对整个体系履行一种功能。任何体系都是功能的统一体，体系的每个部分都具有一种功能，所有功能对体系都是有用的。”〔8〕否则，它们的分立与存在就失去实质意义了。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中国足坛“反黑先锋”陈培德针对足球界的反黑扫赌，曾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总说我们存在着体制性的腐败，这个说轻了，应该是腐败的体制。我们足球的这种办、管、监三位一体，党、政、事、企、群五合一的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现行足球环境和体制下，足球界任何人出问题都不要感到奇怪。”〔9〕这段话虽是针对足坛领域的反腐扫赌的有感而发，但深思之，它放之当下中国诸领域而皆准。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存在着深重的排斥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的弊端，统一性已经异化为严重的“一统性”。而一统性的政治体系在现时代的典型性特征，就是以排斥多样性为前提的高度集权，其典型表现是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政法不分、管理与监督不分……其恶果是主体一元，监督失位，腐败丛生。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教授有句话说得好:在中国有句俗话，“钱聚人散，钱散人聚”。一个老财主，如果他把钱仅仅攥在自己手里，他不分给给他做文书的、打工的、记账的，那么对不起，钱是归他了，人心散了。他把钱散了，人心就能够聚了。换一个字，权力也这样。如果权力不分解，过分集中，人就会散。如果权力分解了，人就会聚。所以权力分解，既有利于制衡，同时也有利于民主的发展。〔10〕

再来看一下多样性与统一性这对关系中的统一性问题。

身处开放社会的政治体系，它的构成与运作，它所面对的社会环境，都是复杂多样的，它无时无处不身处由内部次体系与外部诸环境所构成的网络纽结之中，因此，它的运作状态是以互动和动态平衡为最突出特征的。“生态的整体性不是通过科学、伦理或政治等外力强加的。”〔11〕也就是说，它的权力运作模式是扁平的、多面向输出与回馈的往复状态。这就与身处封闭状态的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的等级化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殊为不同，它无疑是高度复杂、高度关联的政治系统。在这种多元节点的扭结与勾连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可能引起或激发其他一系列环节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起因于多样性的高度复杂性、差异性和关联性，无疑要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以使得政治体系形成为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整合为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有机力量。否则，如果缺乏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复杂程度越高，关联性越强，政治体系的无序和离心程度就越严重，由之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后果也就越发地严重。原因很简单，开放的网络状的社会，任何一个节点的意外状况的发生，都会通过四通八达的网络结构发散开去，形成“蝴蝶效应”，社会某个角落的一个细微变化就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变动。

关于如何求得多样性、差异性基础上的有机统一，阿尔温·托夫勒有精辟的见解:“要重建民主，我们必须抛弃一个唬人但错误的观念:不断增长的差异性会自动地带来社会紧张与冲突。事实恰恰相反。社会冲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益的。如果一百人都拼命地想要获得同一个发财机会，他们也许不得不为此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如果这一百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目标，那么他们之间就会进行交易与合作，进而形成共生关系，这对大家都更有益。只要有适当的社会安排，差异性会有助于形成一个安全和稳定的文明。”这个适当的社会安排，就是“建立能调节差异性，并使之合法化的富有想象力的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对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少数派迅速转变的要求，反应敏感”〔12〕。质言之，这个新体制，就是能够容纳政治多样性、同时又能够迅速整合政治多样性的政治统一性体制。

在这里，一元与多样之间的关系，犹如枝繁叶茂的大树的主干与枝桠的关系。多样态的发展，必须以树干的一元发展为主干和主体，这是多元繁荣的根本性前提。失去一元主体的前提，盲目追求多元扩张，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消解一元主体的支撑力，进而也使得枝桠的多元发展无所依归，甚至最终导致整棵大树的倾倒。

三

在我们看来，社会政治生活的多样性，是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追求。但是，我们相信，“多样性”也存在一个生态限度问题。任何真理超越其限度就成为谬误。与欧洲的意大利一样，印度投入大量精力来应对自身存在的多样性。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谁有办法治理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那么一个信仰3．3亿个神的国家呢?一个19世纪的英国旅行家曾经说:“孟加拉邦与旁遮普邦的相似度还不如苏格兰与西班牙。”虽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几乎占据了整个次大陆的帝国。而且，像欧洲一样，印度希望自由地处理这种多样性。要想自由地处理多样性，就必须拥有统一性。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中可以看出美国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欧洲在1945年后曾有机会拥有统一性，但现在却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印度在独立后的头几十年内也曾拥有统一性，但现在也偏离了路线，处于一个政治混乱、媒体无良的局面。不幸的是，现阶段印度盛行的是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13〕

既然政治多样性有其合理限度，那么，这个“限度”隐藏在哪里呢?其实在哲学界，已经间接地为政治多样性的限度问题作出了解答。庞朴先生最先明确地把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事物“三分”的思想概括成“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作为对于深具阶级斗争哲学工具色彩的“一分为二”命题的反动，庞朴先生“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认为事物在“一分为二”之后，还要“合二而一”，这个合成的“一”，已是新一，而不是原来那个“一”了，这就是“三”。因此世界本来就是三分的，“一分为三”的事实，是客观的无处不在的。〔14〕庞朴认为:“其实三就是多，多必归于三”，“万物皆是三”〔15〕。进一步，事物的“一分为三”，又可细化为“一维三分”、“二维三分”和“三维三分”等多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凡成功的事情，那背后一定是三在起作用。”〔16〕物理常识也告诉我们，根据“三点稳定原理”，三点方可形成一个稳定的平面。比较而言，两点也可形成平面，但可以形成多个平面，显然，这就没有稳定性可言了。哲学上的“一分为三”命题和物理学上的“三点稳定原理”，移植于社会政治生活，实质上就是“第三方”原理。

是否可以这样说，“第三方”就是政治多样性的那个“度”。在政治体系内部，一家独大，那是单一性、一统性，有违政治生态准则，为政治生态学所不齿;“二虎”相争，虽可产生一定的互为制约之效，但常因双方势均力敌而僵持不下，尚且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多样性”;四方及其以上的政治参与，多则多矣，但易陷于杂多纷乱，内耗丛生，决策过程迟滞，恐置政治体系于不能自拔境地;只有以“第三方”为限的多样性，各方既有互为制衡之效，又相对简约，不失为多样性的最佳界点。其实，“三方”相协，互动而生，也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态的最优写照。

从政治体系内部运作看，良好的政治发展，往往是在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方各自相对独立与相互制衡的架构下取得的。这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寻到的最优社会政治发展制度架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律。

从宏观政治发展看，“现代政治制度由三大部分组成: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首先，一个良好运作的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一定要像一个国家，它需要利用其权力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维持和平与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向国民提供服务。其次，这种权力需要在一定限度之内使用，国家要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要高于统治者、高于权力，用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就是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最后，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要承担对社会和其治下的责任。”〔17〕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这样三个组成部分，只有当它们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时候，才是各自的效力得以最大程度发挥的时候。怎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以发挥各自的最佳效力?在保持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和保持三者之间的制度化的开放与互动，是唯一的选择。即是说，在现代政治制度下，国家的权力由公民通过选举，这一权力在代理人的赋权过程所产生，因此，这就决定了国家权力的工具性质——它的本质是为社会和公民服务。政府只不过是对于国家权力予以执行和落实的一种组织形式。为了规范权力的运行，防止权力因为被滥用而超越其固有的服务的本质，需要在宪政的前提下，通过独立的立法和执法部门的法治活动，限制权力的边界，防止权力的性质被人为改变。而这样一个相互制约与监督的制衡机制，没有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民主)之间的内部开放性，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宏观社会发展看，自有市场制度以来，良好的社会发展，往往也是在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三方互动与平衡的架构下取得的。正如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所分析的:“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18〕现代民族国家的宏观社会发展，早已进入以促进和保障人的自由的领域分殊的阶段，市场经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三足而立，各有擅长。〔19〕

即使是一个社会要在社会结构上保持稳态，也必须在精英阶层与弱势阶层这二者之间，嵌入中产阶层这一“第三方”，并且必须大力发展与壮大中产阶层，如此，方可有效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由此带来的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因为先发国家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器——当然，中产阶层这一社会稳定器，必须通过政府为之提供足够的政治参与渠道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它会成为社会失稳的爆发点。因为，中产阶层在实现了自己的物质追求之后，会产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求。这要求必须建立公众参与度更高的政治体系，来满足这种欲求。

在急剧变革的当下中国，中产阶级也正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悄悄确立自己的重要地位。即以社会思潮的分流来看，也往往是左、中、右三分，其他潮绪，不过是此三端的进一步分化。社会演进的方向，往往决定于三大社会思潮竞争与合作的分野之中。古今中外社会政治思潮的演变，概莫能外(例如，张纯厚《论西方左翼思想的三次高潮》)。进一步看，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更具可欲性，就在于它有着比左和右两条道路更加扎实和宽厚的社会结构及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普遍看重发展中产阶级这个第三社会群体的原因所在。恰如郑永年所说:“中产阶级庞大意味着什么?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就是消费社会。二、中产阶级意味着社会稳定。三、中产阶级意味着创新。”〔20〕从统计学和最一般的意义看，在现时代，就任一较为发达的社会而言，社会结构都呈现橄榄型形态，即是说，中产阶级或阶层居社会的最大多数。基于此，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潮流，也往往以超越左右的“第三方思潮”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所以，从政治层面看，驾驭和治理一个成熟的复杂社会，关键既不在于是否反映左倾民意，也不在于是否反映右倾民意，而是在于是否反映具有主流性质的中产阶层民意。具象到当下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沉淀，社会结构已初现橄榄形态，中间阶层已具整体性模样。随着公民社会这一现代型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中产阶层会酝酿和形成自身的整体性诉求，需要政治层面的回应。一个正在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当中间阶层的生存和温饱等物质诉求得到满足之后，会自然地提出政治方面的更高诉求，比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加透明的政治运作。这就给政治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即必须改革现有政治体系，使之适应这种欲求，让它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透明，更加民主，也即更加具有公众参与性。否则，政治体系的存在就失去了合法性。

扩而言之，作为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与“第三方”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西方社会政治治理上流行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汲取左和右各自的可取之处的基础上，衍生而出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平衡左右的一条新路。〔21〕

总之，现代政治要保持其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治多样性。政治多样性是以民主为主旨的现代政治的灵魂。但是，政治多样性又不是无限多样性，它也有其必要的限度，这个限度以合乎政治发展的生态性为标准。进而言之，“第三方”就是政治多样性的那个“度”。只有以“第三方”为限的多样性，各方既有互为制衡之效，又相对简约，不失为多样性的最佳界点。其实，“三方”相协，互动共生，也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态的最优写照。

注释:

〔1〕表面看来似是意外，其实并非意外。任何经济行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其背后总会闪现出政治的身影，露出政治的尾巴和印记。

〔2〕张友渔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12页。

〔3〕历史上的美国茶叶党发端于1773年。当时仍属英国殖民地的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民众，为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高税收政策，发起了倾倒茶叶的事件，愤怒的人们把英国东印度公司三条船上的342箱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海湾，这是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暴政的开始，参加者遂被称为茶叶党(Tea Party)。从此之后，茶叶党也就成了革命的代名词。2009年2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桑特利，在节目中表示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房屋救济贷款政策，并呼吁茶叶党再现。于是，很快就有人开始谋划并成立了茶叶党。这是新茶叶党。600余名重生茶叶党的代表，从美国各地集聚到田纳西州，召开了茶叶党重生的首次全国大会。截至2010年1月底，全美茶叶党分支有1134个，每个分支成员的人数不等，多的数百人，少的是光杆司令。其中，最多分支机构的是加利福尼亚州(113个)，其次是得克萨斯州(97个)，排在第三的是佛罗里达州(73个)。参见《美国新政治势力茶叶党异军突起》，《桂林日报》2010年2月16日。

〔4〕〔5〕〔美〕默里·布克金:《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0 页。

〔6〕陈家刚编:《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99页。

〔7〕〔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00页。

〔8〕〔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86页。

〔9〕《沪媒称南勇或有染末代甲A悬案》，中国网 china．com．cn，2010年12月14日。

〔10〕《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致苏联最后溃败》，《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25日。

〔11〕吴承笃:《栖居与生态——“诗意地栖居”的生态意蕴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2〕〔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93-94页。

〔13〕〔英〕蒂莫西·加顿·阿什:《印度为何全面落后于中国》，和讯网，2013年3月6日。

〔14〕夏锦乾:《试论“一分为三”与巫术政治文化的关系——兼评庞朴先生的“一分为三”研究》，《文史哲》2013年第3期。

〔15〕庞朴:《中庸与三分》，见《文化一隅》，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216页。

〔16〕庞朴:《郭店楚简揭秘·一分为三》，见《文化一隅》，第155页。

〔17〕福山:《国家、法制与负责制政府》，《财经》2012年12月3日。

〔18〕〔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19〕在这看似具有相同支撑力的三大支柱中，公民社会更具有根本意义。“在民族的总体框架中，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仍将是无本之木。”参见〔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0页。

〔20〕郑永年:《中国处于社会改革机遇期》，新华新闻，2012年12月10日。

〔21〕〔西〕安德烈娅·里西:《中间道路或为全球治理新模式》，《参考消息》2013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