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凯里小说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张计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彼得·凯里小说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张计连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彼得·凯里的《奥斯卡与露辛达》《杰克·迈格斯》《凯利帮真史》等长篇小说向读者描绘了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从含混走向澄明的过程。他运用有限人物视角和对经典文学作品改写等文学创作手法，再现了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人国家认同的复杂性。在这些作品中，各色人物视角构成了多维的国家认同；流放犯最终完成了对殖民地的认同；爱尔兰裔坚定地认同澳大利亚。

彼得·凯里；国家认同；人物视角；经典改写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词是指政府，又指这种政府所支配下的整个社会体系。韦伯认为，“国家概念只有在现代时期才达到全面的发展。”［1］（P56）正如恩里克·普拉特·德拉利巴在《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中所说，“国家必定根本上不同于民族，因为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一个对外独立、对内统治的政权，拥有人力和金钱等物质力量来维护其独立和权威。”［2］（P44）因此，“国家认同”也从根本上不同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偏向于民族心理的认同建构，而国家认同涉及的是权力政治这种认同政治建构。从共时的横轴上说，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相对，［3］（P335）澳大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这在澳大利亚的社会政治文化中都体现出来，并且有着区分。因此，讨论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必须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区分开来。

如果说民族认同的形成是在共同的土地上经历漫长融合自然形成的话，那么国家认同则有更多的人为因素，是人类政治活动的结果。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在一个国家中，“很多时候，显现出来的或人们宣称很古老的‘传统’在起源上说是非常晚近而且有时候是发明出来的。”［4］（P375）哈贝马斯也认为，现代社会中的“集体认同与其说是先天就有的，不如说是后来人为制造出来的。”［5］（P22）因此，认同政治必须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研究。然而，英语中“国家”的概念，国家与民族的意义紧密相连。它在英语中的产生、形成，与近代民族国家一样，都与其他民族的形成与融合的进程同步。民族意识的形成促进了国家主权意识，民族国家的建立又反过来促成了民族的独立与发展。“民族”和“国家”不是简单的组合关系，它们是互相建构的，因此讨论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也不能完全离开其民族认同。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说，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意识形态化——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一次、最清楚地得到了验证——成了现代国家延续的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唯一的公民责任的构成要素。倾向这种暴力的意识形态化趋势，与民族——国家成了集体认同的象征的焦点紧密联系到了一起。［6］（P50）因此，通过集体行动建构起来的、通过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地方共同体，是认同的一种特殊来源。这些认同建构的，不是天堂，而是避风港。澳大利亚的国家认同就是在数次战争中逐渐建构起来的避风港。一个国家国土覆盖整个大陆且四面环海，从地缘政治上来说澳大利亚是最不容易卷入战争的国家，但事实上，从欧洲白人与澳洲土著人之间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甚至伊拉克战争，澳大利亚无不卷入。基于认同的这种建构性，彼得·凯里的创作通常从现实中澳大利亚的国家神话遭遇的挑战，回到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和现当代历史中，以此探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是如何发轫

以及将走向何方等问题。

一、各色人物视角下的国家认同

凯里涉及民族国家认同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与澳大利亚历史有关的4部小说，即《魔术师》（Illywhacker）、《奥斯卡与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凯利帮真史》（The True History of Kelly The Gang）。其中，《奥斯卡与露辛达》和《凯利帮真史》都是布克奖的获奖作品，由此可见凯里对澳大利亚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探讨是极为成功的。他的这些作品展示了澳、英关系，展示了英国对澳大利亚影响的诸多方面，诠释了作为英国殖民地历史时期的澳大利亚人民是如何萌生民族国家的意念。凯里描绘了第一代移民如何在怀念故土和扎根新世界的矛盾中生存，第二代移民如何从情感上疏离了宗主国，在新大路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感。《奥斯卡与露辛达》就是通过19世纪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关系展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国家认同。梳理小说中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奥斯卡眼中的澳大利亚，奥斯卡回忆中的英国德文小镇，露辛达眼中的英国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强烈情感，露辛达母亲对英国的怀恋以及其他人物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与英国。通过这些人物视角，可以看到《奥斯卡与露辛达》对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以及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对宗主国与殖民地的不同情感。这些人物视角下的澳大利亚和英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表征了人物各自的认同倾向。伊丽莎白和奥斯卡对英国的认同，露辛达对澳大利亚的认同，都在他们各自的“看”和“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对叙事作品的情境、事件、人物等进行描述时，总有一个看待一切的观察点，并通过这一观察点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这个观察点就是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赵毅衡认为，“叙事角度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叙述者的自我限制的问题，而全部叙述也就可以分成两大类：全知叙述角度是有权从任何角度拍摄花瓶的摄影师；有限叙述角度只是允许自己在一个特定角度上工作的摄影师。”［7］（P121）传统小说大多采用上帝般超然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全知叙事者的目光无所不在、无所不及，叙事者对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件了若指掌，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也能明察秋毫。与此相对应的是有限视角，叙事者转用故事中或故事外某个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对事件发展知之甚少，对人物认识有局限，作品因而充满了悬念和空白。有限视角是对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陌生化”。有限视角中最常见的是人物有限视角，人物视角叙述的奇特性在于它是一个双重视域，具有双重叙述功能，它既可以表现人物视角下的人物个性，也可以表现视角使用者的个性。凯里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采用了有限人物视角，通过奥斯卡、露辛达、伊丽莎白等人物的视角看英国和澳大利亚，以此再现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人国家认同的复杂和丰富的特征。

（一）伊丽莎白和奥斯卡的乡愁

弗雷德·戴维斯说，“怀旧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将往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大有深意”。［8］（P105～119）因此，怀旧是我们用来不断地建构、维系和重建我们的认同的手段之一，或者说，是一种毫不费力即可获得的心理透镜。怀旧所精心呵护的认同感的连续性，对个人来说具有情感意义，对社会而言则又是必需的。因此，怀旧体验与认同的形成、维持及重建有关。从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移民过程中，地理时空的转移使得移民在时间和空间上中断了与英国的联系，已有的认同出现了裂隙而新的认同还没有形成，因此造成认同的断裂。而怀旧则延续了过去的认同，抵制着新的认同的形成，奥斯卡与伊丽莎白就是通过他们对英国的怀恋来抗拒着他们逐渐形成的澳大利亚认同。

作为从英国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一代移民，露辛达的母亲伊丽莎白以挑剔的眼光打量着澳大利亚这片新大陆。伊丽莎白在写给玛丽安·伊文思的信里充溢着情绪，说她发现新南威尔士腐败堕落、物欲横流，不堕落时也是愚蠢之至。一方面，对于曾经是知识分子的伊丽莎白，新南威尔士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文化荒漠，因为在那里整整四年，除了《圣经》和《祈祷书》以外，她什么书也没读到过。另一方面，殖民地超负荷的劳作剥夺了人们的闲暇，当伊丽莎白在她苦涩的内心深处开始憎恨农活时，她变得更落落寡欢。伊丽莎白是一位不服输的、坚强的女性，她越是恨，就越想通过奋斗拼搏以证明自己能把它干好，但殖民地贫乏的精神生活和超负荷的劳作使得她打定主意一定要“回家”。伊丽莎白所说的“家”指的是英国，她念念不忘的始终是自己要回到母国，尽管直到最后她都没

能够实现“回家”的梦想，长眠在这块带给她梦想和快乐也带给她辛劳和愤懑的土地上。对于澳大利亚和像澳大利亚这样曾经有过殖民历史，由移民构成的国家，伊丽莎白的故事是不断为后来的移民所重复的，后殖民国家的历史也就是由他们在实现梦想和无限乡愁的交织中建构的。

奥斯卡写给父亲的信蕴含了浓浓的乡愁。在英国牧师奥斯卡的内心里，时刻拿澳大利亚与英国做比较，这使得他更加思念家乡的一切。奥斯卡很想家，喜欢谈论英格兰，他所谈的英格兰和那个使他深感失望的地方大不一样，那是个亲切、绿油油的地方。因此倾听的对象露辛达不可能知道斯特拉顿夫妇的房子又潮又冷，浸礼教的孩子曾逼迫他吞了一块石子。奥斯卡深情地谈论着斯特拉顿夫妇，称他们是“我的监护人”，但奥斯卡没有告诉露辛达，休·斯特拉顿采用了奥斯卡的那个套路之后把所有的资本都输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债台高筑并且向不认识的人乞讨借钱。的确，“怀旧情绪让人神情恍惚，把记忆中值得赞叹的方面提取出来，而把与之相连的确凿无疑的痛苦和悲剧抹掉”。［8］（P105～119）乡愁是净化了所有不愉快经历的一种美好的回忆，它是一个人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有如田园牧歌饱含诗意、微带忧愁。

（二）露辛达眼中的英国

由于深受母亲伊丽莎白的影响，露辛达对英国、对工业化都有着美好的憧憬。露辛达从她成长的小镇到悉尼购买帕特鲁王子玻璃工厂之后，发觉工厂并非只是母亲眼里可以带给妇女机会和方便生活的地方，还是重新制造阶级，充满压榨、汗水和无休止地劳作的地方。虽然露辛达年幼的时候迫不及待地想去把握她母亲所谓的“劳动世界”，在她接管帕特鲁王子玻璃工厂之后，才知曾经在她脑海里产生的“一幅朦胧、可畏的画面，犹如印刻在W·G·尼克塞黑炉子上的那些画面：工厂、烟囱、煤灰，帝国”［9］（P126）就是真实的工厂世界。关于工厂的美好想象幻灭之后，露辛达决定去英国寻找母亲睡梦里也忘不了的充满温馨和诗意的家园。但是，露辛达与她身在澳洲心在英国的母亲伊丽莎白正好相反，她身在英国心在澳洲。到达英国之后的露辛达感慨，能从船上下来，和实实在在的人在一起，她很快活。因为这里有实实在在的气味——煤、焦炭、无烟煤、石油，使她想起了她的玻璃厂。露辛达刚踏上英国的土地，就“突然急不可耐地想回去了——就像她急不可耐地要离开一样——她想回去嗅闻那烧焦的梨木和石油所挥发的芬芳味，去嗅那氧化成黄绿色的硫酸盐和铬酸盐所发出的化学酸味”。［9］（P246）第二代移民露辛达对生养她的那片土地充满了深情，她对澳大利亚的乡土情有如伊丽莎白和奥斯卡对英国的感情。

露辛达对英国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失望。首先，她对英国人感到非常失望。露辛达原指望她母亲的朋友乔治·艾略特也会有她母亲的狂热激情。虽然，英国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鼓励她母亲伊丽莎白写一些文章和小册子，但乔治·艾略特本人却没有“伊丽莎白对工厂的狂热劲”。其次，露辛达对英国这个“家”感到无比失望。露辛达来到伦敦时是把那里当成了“家”，因为那里是她母亲念念不忘，想方设法要把她送回去的“家”。但是，没过多久，她就清楚这污秽的大机器根本不是什么家。露辛达离开悉尼时怀着在英国结婚生子的念头。那时候她坚信在伦敦会有许多人向她求婚，即便是仅仅看中她的家产。她打算磨炼自己，准备狠着心肠打发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求婚人。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面孔铁板的帕克斯顿先生有过两次很不得体的举止。露辛达对英格兰人厌倦到极点。充满幻想的澳大利亚少女在伦敦经历了一番梦幻破灭的异国他乡之旅然后回到她自己认可的“家”——澳大利亚。露辛达觉得自己在英国遭遇的所有事情，她碰见的所有人，她所穿过的浩瀚的海洋，都是不值得一写的，她能写下的只有“那是一间极其豪华的公寓，可让我给搅了，因为我跑到哪儿，过度的烦恼和焦虑就跟到哪儿。很钟爱纸牌游戏。”［9］（P251）在英国，露辛达只是生活在他乡的游子，没有归属感。因为金钱虽然是力量的支柱，可不是它的源头。她在伦敦感到寂寞难熬，恰恰是因为自己有了这种力量而感到心烦意乱，无名火常萦绕心头。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生活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礼仪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露辛达发觉自己在体面的社会里使所有的人都难堪。她母亲的朋友，那些热情洋溢写信邀请她到英国去的人，当他们请她到他们的客厅里去时，他们发现热情投错了地方。他们感谢上帝——那些自诩不是无神论的人——他们没有把女儿丢弃在殖民地。在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露辛达

之所以对英国牧师发生了兴趣，是因为霍普斯金先生把自然和个人的景观结合起来。更叫她欣喜的远远不是任何外部景观，而是他双手的一招一式。他一点也不像英国人，他似乎充满活力，他的身躯已经无法容纳他勃勃的生机。英国人苍白无力，而露辛达精力充沛，殖民地的儿女与宗主国母亲之间已经有了精神上的裂隙。露辛达已经有了澳大利亚民族——国家认同的萌芽。

二、从马格维奇到杰克·迈格斯

赛义德在他建构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体系中，对文化和帝国进行了考察，而澳大利亚是其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以狄更斯《远大前程》的帝国叙述为例，赛义德指出，澳大利亚与爱尔兰有相似之处，都是英国的“白色”殖民地。而马格维奇和狄更斯在这里相遇，肯定不是事出偶然，而是可以映照出英国与其海外殖民地至今的悠久历史。正如澳大利亚著名诗人和批评家罗伯特·休斯在《致命的海岸》中分析的，狄更斯对待马格维奇的态度，与大英帝国对待流放澳大利亚的罪犯如出一辙。他们可以成功发财，但鲜能期望回来。他们可以赎清前罪，前提是只能老老实实待在澳大利亚，他们是被帝国永远除名了的人。凯里对帝国文学中的这种叙述极为不满，他受到巴塞尔姆对欧洲经典童话《白雪公主》重写的启示，重写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为《杰克·迈格斯》。凯里希望能够通过他的重写帝国经典来颠覆经典内部的殖民地／宗主国、殖民／被殖民、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赋予人物以复杂丰富的情感和不同的国家认同。

从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到凯里的《杰克·迈格斯》，马格维奇变成了杰克·迈格斯，匹普变成了亨利·菲利普斯，而作家狄更斯则变为小说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托拜厄斯·欧茨，虽然小说的历史场景依然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但是这种写回去的历史已经带上了20世纪末人类的认识。凯里对待狄更斯经典的做法已经不是改写所能说明的了——而是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彻底的重写——借狄更斯的题材及其历史影响构思澳大利亚小说。从大英帝国的罪犯和流放犯，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新生者和成功者，然后偷渡回英国去看望他所培养的英国绅士匹普，执迷于大英帝国至死不悔的马格维奇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出场不多的边缘性人物。马格维奇是狄更斯为小说设置的一个历史时代背景式人物，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言说权力的人物，只能被人看的、被人说的人物。而《杰克·迈格斯》中的杰克是小说的主人公，是在经历、在看、在想的，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沧桑，能够为自己申辩的人物。凯里在这部小说中把《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匹普置于狄更斯曾经给予马格维奇的位置，让他成为被看、被评判、被言说的人物。从马格维奇到杰克，人物的认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最终认同大英帝国到最终认同澳大利亚。当然，杰克在完成他最终认同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复杂的情感博弈。

在《奥斯卡与露辛达》中，凯里借助叙述者之口说，“我们的历史是孤儿的历史”，的确如此。孤儿更容易为社会的罪恶所污染，更容易流落到社会的边缘。《杰克·迈格斯》的主人公杰克也是个孤儿。从小就成为孤儿，后被玛丽·布莱顿收养的杰克，长大后在玛丽的引诱和逼迫下成为小偷。玛丽和她的儿子汤姆为了控制杰克、达到永远利用他的目的，拆散了杰克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索菲娜，并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而杰克自己也被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在流放的过程中受尽殖民者的欺压和折磨而满身伤疤，经历了与澳大利亚粗糙艰难的自然环境搏斗之后，洗心革面的杰克成为诚实的劳动者，并因此在这块新大陆上发了财。为了感谢曾经给过他帮助的菲利普斯，他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把他从孤儿院救出来，送他到牛津大学深造，把他培养成一位大英帝国的“绅士”。由于挂念养子菲利普斯和深切怀念大英帝国的一切，这位新南威尔士的流放犯、被判终身不得再踏上英国土地一步的杰克偷偷地溜回了英国。

认回儿子——亨利·菲利普斯、怀念母亲——玛丽·布莱顿，是杰克·迈格斯冒着被帝国绞死的危险而回去的理由。杰克踏上久别重逢的英国故土，找到曾经养育过他但也给他的生命带来重大灾难的母亲——玛丽，然而这位母亲并不欢迎这位在帝国被除名、被抹杀的养子。杰克深深地眷恋着玛丽的母爱。他深情地表白：对我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放弃所有的功课来换取玛丽的爱，并叫我儿子。杰克回忆自己成为孤儿，被玛丽收养之后经历的童年，五岁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拾荒者，把捡来

的煤块在河边冲洗，地板擦得跟家务杂工一样好。六岁的时候，他学会了洗骨头和杂碎，并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摆成她喜欢的样子。澳大利亚对大英帝国的眷恋之情一如杰克对玛丽的赤子之情。凯里借托拜厄斯·欧茨写道：“他们也许是罪人，但是在他们心里他们是英国罪人。不管是背井离乡于农村还是心在化脓的伦敦，他们不能忍受永远再看不到他们亲爱的祖国的前景。”［10］（P270）虽然欧茨充满了大英帝国子民的自豪和自大，但他所说的也并非夸大之词，这些流放犯从帝国本土被驱赶出去，但他们的根还在那里。但是，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情感则是另一番景象。在英国人眼中，澳大利亚是罪犯流放地，是大英帝国二等公民汇集的地方，因此他们通过辛勤劳作挣来的钱是肮脏的。

对于流放犯来说，有些回忆是痛苦的、不堪回首的。但是，欧茨利用杰克做实验，引发他痛苦的回忆而从中挖掘创作题材。凯里在此解构和重构了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欧茨逼问，“1813年伦敦有一个名叫杰克·迈格斯的人被终身流放。这是你的情况吗？先生”。杰克悲叹，“我是一个屎壳郎，是吗？我很清楚地知道一旦再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将会发生什么。我被终身流放。不就是这些事实吗？难道上帝要把我踩死不成？”欧茨进一步深入人物的内心，“但是，确实有一个叫杰克的人于1820年在莫顿湾获得有条件宽恕。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你能够重新回到新南威尔士就好了，为了所有的一切……哎呀，没有人希望你被绞死。”杰克虚弱地自我辩解，“我知道。见鬼去吧。我确实知道，先生。但是，你看，我是他妈的英国人，我有英国的事情要解决。我不会背负歹徒的恶名就这样生活一辈子的。我到了属于我的伦敦。”［10］（P149）大英帝国的流放犯一方面对流放他的故国满是怀念之情，另一方面愤恨于曾经遭受的悲惨境遇。冒死回到母国的流放犯为了不被绞死，只得想方设法隐瞒其不光彩的过去。流放犯的情感世界是二分的，他们或在故国陷入生活困顿之后被迫走上犯罪道路，或被故国“制造”成罪犯而被迫流放，在流放地他们可以通过辛勤的汗水来净罪，因此而过上绅士的生活。但是殖民地的绅士在帝国依然是十恶不赦的流放犯。

在恋人梅西的追问下，杰克道出了他在澳大利亚与两个女人生下了两个儿子——约翰和

迪克而寄养在朋友家里的事实。他一再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丢在一边，想找到一个地位更高的儿子，他对亨利的教育和生活都投入了巨额资金。当时的澳大利亚对他们这些流放犯来说是国王看不到但是有国王的臣仆在奴役他们的地方，是一个连上帝也很难看到的地方。当杰克从英格兰回来的时候，“迪克·迈格斯已经十一岁了，他已经被法官传讯过两次。小约翰，比他小四岁，也和他一样，有一张非常好斗的脸，一双黝黑和困苦的眼睛。”［10］（P381）梅西·拉金让整个家庭摆脱了悉尼的不良影响。在他们住过时间不长的温汉姆新城，她不仅让前两个孩子变得文明礼貌，而且还很快生了五个“那个血统”的孩子。杰克在悉尼卖砖制品。在温汉姆他建起了伐木场，当生意兴隆之后，他又开了一个五金店，当发达后，又开了一个酒吧。他做了两届的郡长，当迪克在对阵塔里球队的比赛中盯防新球时，他依然是乓球俱乐部的主席。［10］（P382）帝国已经成为杰克遥远的过去和偶尔的梦魇，澳大利亚才是他的现实生活和真正的归属地。

三、祖国母亲——凯利怎能弃你而去

在《凯利帮真史》的结尾，尽管妻子玛丽·赫恩反复劝说内德·凯利离开澳大利亚去美国和妻女一起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内德一心牵挂着还在监狱里的母亲艾伦·凯利，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为了公平和正义，为了受压迫的千千万万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内德选择了带领凯利帮兄弟与殖民当局抗争到底。在与殖民地警察的战斗中，他弹尽粮绝，最后被殖民政府送上了断头台。小说中多次提到，内德几乎是“俄狄浦斯情结”式地对其母亲艾伦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弗洛伊德——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又可以在此找到文学例证，但是凯里绝不只是为“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例证，他运用一种带有回归意味的解构方法赋予其更多的后精神分析的内涵。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以母亲喻祖国，以对母亲的爱喻对祖国的爱是常见的表达方式，凯里在《凯利帮真史》中戏拟“俄狄浦斯情结”而表达内德对祖国母亲澳大利亚的深沉爱恋。内德从容赴死的时候，正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因此他这种生死以许的爱国情怀是来之有自的。尽管内德对殖民政府的不公正、殖民地警察的苦苦纠缠和迫害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他深爱着这片新大

陆。尽管在内德的成长过程中一次次离家，但每次回到家里他都会重新侍弄土地、整理荒芜的家园。就是他被迫追随丛林大盗哈里·鲍威尔和后来在警察的追击下，深入到崇山峻岭中，也时刻不忘澳洲这片土地的美好与神奇。

对内德来说，母亲的关注和鼓励是他这一生前进的动力和最为怀念的温情。在母亲艾伦的悉心教育下，内德从小就非常懂事，经常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和农活，帮助照顾弟弟妹妹。内德还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孩子，谢尔顿先生的儿子在大雨中掉进奔涌的河里，内德英勇地救了他一命。谢尔顿先生非常感激内德，他亲自到内德就读的学校当着全班学生和老师的面赠送了他一条绶带。绶带上面写着：“送给爱德华·凯利，感谢他的勇敢。谢尔顿全家赠。”［11］（P39）内德将这条绶带视为莫大的荣誉，艾伦对这项荣誉也颇为赞赏和珍视。后来，哈里抢了牧场主迈克比恩的名马——“日光”。正当警察像炸了窝的蚂蚁四处寻找哈里和内德时，内德骑着“日光”回到了家里。艾伦知道儿子将难逃惩罚，决定连夜让詹姆把“日光”送到温敦拴到认领栏的栏杆上。艾伦从洁白的薄纸包中拿出了当年的那条绶带帮内德戴上，坚毅的眼里充满泪水，她陪着儿子静静地坐在家里，等待韦兰警长的到来。内德的遭遇能够引起众多的同情，但他的整个人生也并非毫无指摘，比如他对华人的欺侮和那些“被迫”的偷盗和抢劫。凯里给他安排的种种被误解的场景和他的母亲教导他正直和有错就认、就改的情节有助于丰富人物性格的内涵。

内德为了了结他和“野人”赖特的仇怨，两人决定在皇家旅馆附近的一块绿草如茵的高地上通过公平的拳击一决高下。比赛那天，吸引了不少人来围观。艾伦“坐在观众席最好的位置上”。［11］（P238）当赖特在比赛未正式开始之前忽然猛击内德·凯利的头部致使其流血倒地时，艾伦·凯利扯开嗓门大声叫喊：“犯规！犯规！犯规！”。如果不是皇家旅馆的老板、裁判爱德华·罗杰斯和内德的妹妹玛吉抓住她的胳膊，艾伦早就冲入了比赛场地。另一个裁判乔·贝尔纳在赖特膝部踢了一脚，以此作为他犯规偷袭的惩罚，艾伦看见为此大声喝彩。由此可见，虽然母亲教导内德要正直、诚实，但不反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针对恶行的报复性行为。在比赛中，艾伦发了疯似地朝人群大声叫喊，说她的儿子将会把他们统统打败。当赖特处于下风时，坐在观众席上的艾伦“看起来非常高兴，腰板儿笔直，坐在比尔·斯凯林为她撑起的雨伞下面，一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11］（P241）母亲为儿子而产生的自豪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在《凯利帮真史》中，凯里多次提到艾伦对内德的言行教导，这正如自然环境恶劣和人文环境对爱尔兰人不利的澳洲教导她的子民，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必然会有流血与冲突、也必然会有欺诈和不公。

内德对母亲艾伦的“俄狄浦斯情结”充分表明了澳大利亚人对澳洲这片土地的深情。但是在子民——儿子内德和祖国——母亲艾伦之间还阻隔着殖民者，可恶的殖民统治给母亲和儿子带来了深深的痛苦。“现在，隔在我和妈妈之间的当然不只是一个男人。不只是比尔·福罗斯特或者乔·治金，而是总督，警察局长，尼科尔森警官，哈瑞警官以及他们下面由警察菲兹帕特里克，霍尔，富拉德组成的巨大金字塔。只有彻底打垮这一百多人，我们母子才能团聚。”［11］（P381）殖民统治阻隔了澳大利亚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澳大利亚人要获得他们梦寐以求的、美国人已经初步实现的一切，必须改变被殖民的历史现状。不管殖民政府如何不公，不管殖民地警察如何可恶，但是内德对祖国澳大利亚的深情是不变的。

内德说：我这一辈子始终站在妈妈这边。十岁那年，为了让她有肉吃，我杀了莫里家的一头小牛犊。可怜的父亲去世之后，我和她一起干活儿。我是长子，十二岁就辍学回家，帮她经营那个小农场。后来，为了让她有金子，我又跟了哈里·鲍威尔。家里没有吃的，我就出去打工，没钱花，就去偷。卑鄙的福罗斯特和金像两条野狗围攻一条拴着铁链的母狗一样纠缠妈妈的时候，我挺身而出保护她。［11］（P307）

正如内德所宣称的，他始终站在他母亲一边，而他的母亲艾伦也始终站在他那一边，不管是他和“野人”的搏斗中还是他数度入狱与殖民地警察的较量中，莫不如此。警察悬赏五百英镑捉拿哈里。为了赏金，内德的姨夫杰克·劳埃德出卖了哈里——他向警察提供了线索。老尼科尔森在奎恩家那边的藏身之地中捕获了哈里。心怀鬼胎的凯特·劳埃德将叛徒的罪名嫁祸给内德，并不遗余力地散布谣言。艾伦虽然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是叛徒，但是在众多的兄弟

姐妹中她势单力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含冤受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作为母亲的艾伦和内德一样样忍受着内心地悲痛，承受着周遭的白眼。作为殖民地澳大利亚象征的艾伦与殖民地忠实但受苦的儿子内德之间有一种互相信任、互相依靠的亲密母子关系。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象征着生活在澳洲这片土地上的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尽管遭受着种种不公正，受到殖民政府和警察的迫害，但他们对这片土地依然充满了深情和依恋，他们已经完全认同澳大利亚这个祖国——母亲。内德对母亲艾伦的依恋、内德至死也不愿遗弃在囚牢中的母亲、内德为了救出母亲而战斗到最后，这些都表明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对澳大利亚这个祖国母亲的深情和强烈认同。

在凯里看来，对于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后现代国家，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是从第二代移民开始的。杰克作为第一代移民，国家认同的转变异常艰难，但是他的“那个血统”（澳大利亚血统）的孩子，则有着强烈的澳大利亚认同。从《奥斯卡与露辛达》到《杰克·迈格斯》再到《凯利帮真史》是凯里探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3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各色人物视角下的国家认同；流放犯完成了对殖民地的最终认同；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矢志不移的国家认同，揭示了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不同维度。首先，第一代移民倾向于认同宗主国，第二代移民则几乎完全认同殖民地国家，流放犯的国家认同比自由移民的国家认同更为复杂。其次，读者可以从对这些作品的阅读中发现，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认同感不断增强。从奥斯卡的不认同，到杰克起初不认同与最终认同，再到内德至死不渝的认同，凯里以他的小说清楚地揭示了澳大利亚国家认同从含混走向澄明的整个过程。

［1］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Hutchinson，John and D．Smith，Anthony，eds．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C］．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5］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8］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M］．北京：中华书局，2008．

［9］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M］．曲卫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10］彼得·凯里．杰克·迈格斯［M］．彭青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Carey，Peter．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M］．Queensland：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2000．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in Peter Careys Novels

ZHANG Ji－lian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Peter Careys novels“Oscar and Lucinda”，“Jack Maggs”，and“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show us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which changes from vagueness to clearness．Using literary techniques such as the finite characters point of view and classics rewriting，Peter Carey reproduces the complexity of colonial Australian national identity．In these works，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generatemulti－dimensional national identity：exiles finally become identified with the colony；and Irish Australians firm ly believe in Australia．

Peter Carey；national identity；characters point of view；classics rewriting

I1064

：A

：1006－723X（2015）05－0093－07

〔责任编辑：黎 玫〕

张计连，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