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为何重提？
——忆旧、叙事与自传记忆的功能研究及其整合*

李 明 杜建政

(1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 新乡 453007)(2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006)

从广义上说, 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研究横跨临床、人格、认知、社会和发展等心理学诸多领域, 发展出实证、生态、跨文化、应用等多种研究范式, 涉及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知识结构、线索提取、早期出现、提取机制、时间标记、时间组织、跨文化差异及功能应用等诸多主题(Sutton, 2002; Webster, 2003; 胡瑞恒, 秦金亮, 2009; 郑希付, 陈雪军, 黄月胜, 党晓娇,黄珊珊, 2012; 陈雪军, 黄月胜, 党晓姣, 郑希付,2012; 刘可愚, 2012; 屈晓兰, 钟毅平, 杨青松,孟红, 2014)。近几年来, 研究者对于“人为什么要旧事重提”这一基本问题愈加重视, 形成了自传记忆研究的功能取向(Functional Approach, Bluck& Alea, 2011)。

总体上看, 自传记忆功能研究主要来自临床、人格和认知三大领域。这里虽然统称为自传记忆, 但不同领域有各自的术语。临床领域研究忆旧(Reminiscence, 也有译为怀旧, 回忆等), 人格领域研究叙事(Narrative), 而认知领域研究(狭义的)自传记忆。忆旧是自传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那些反复回味或经常与他人共享的部分, 满足的主要是社会心理需要。早期临床研究者从老年心理工作经验中进行归纳, 曾提出忆旧的许多具体功能。叙事是自传记忆的表达过程, 研究重心在于考察叙事对人格, 尤其是同一性的整合性作用。自传记忆侧重于进行更为基础的研究, 主要提出了自传记忆功能的几个基本方面, 如自我、社会和指导功能等(Pillemer, 2003; Waters,Bauer, & Fivush, 2014)。近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整合临床和认知领域的研究结果, 如Webster(2003)提出了环形丛模型(Circumplex Model), 使自传记忆功能研究具有了综合性的、可以量化验证的理论模型, 最近这种整合有了进一步发展(Harris, Rasmussen, & Berntsen, 2014)。国内研究大多关注的是认知领域的三功能观(胡瑞恒, 秦金亮, 2009; 屈晓兰等, 2014; 张慧泽, 张荐, 2011),对于其他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涉及。本研究尝试整理各种功能取向的自传记忆研究, 并介绍它们相互融合的趋势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1 临床领域：忆旧的功能

临床领域对忆旧的功能的关注, 源于对老人忆旧和生活回顾的区分。Butler (1963)认为, 忆旧仅仅是“朝花夕拾”, 可能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而生活回顾则更强调对以往消极体验和冲突的评价, 因而更具有适应功能。研究者在临床实践中,基于现象学观察, 对忆旧的具体功能进行了初步概括和理论推测。如Wong和Watt (1991)曾提到6种忆旧类型：(1)整合(Integrative, 要获得一种自我价值感、连贯感与和谐感); (2)工具(Instrumental,有助于获得一种能力感和持续性); (3)传递(Transmissive, 有助于传递个人文化传统和个人遗产); (4)逃避(Escapist, 带有一些防御性, 总是厚古薄今); (5)强迫(Obsessive, 源于对自己过去的罪恶感); (6)叙事(Narrative, 描述往事, 能提供信息, 但不加解释和评判)。这6种忆旧, 实际上代表了忆旧的6种不同功能(Webster, 2003)。随后,Hyman和Faries (1992)从被试讲述的经常性忆旧中抽取了10种功能：(1)提供自身体验(My Experience with X); (2)提供最新进展(Whats up);(3)缅怀(Reminiscing); (4)提供见证(Testifying); (5)描述自我(Self Description); (6)描述他人(Other Description); (7)娱乐(Entertainment); (8)问题讨论(Problem Discussion); (9)观点解释/建议(Point Illustration/Advice); (10)白日梦/联想(Day Dreaming/Associative Thought)。显然, 这些多功能分类结构过于庞杂, 也缺乏条理性, 而且不同研究者提出的很多功能之间存在较大重叠(Bohlmeijer,Roemer, Cuijpers, & Smit, 2007)。

基于上述研究, Webster (1993, 2003)编制了忆旧功能量表(The Reminiscence Functions Scale,RFS), 共43个题目, 6点计分。大样本施测后, 析出8个功能因素, 可以解释总变异的59.8%。这些因素包括：(1)烦倦排解(Boredom Reduction, 打发无聊无趣); (2)死亡准备(Death Preparation, 用回忆应付人之将暮的念头); (3)同一性(Identity, 寻求自己生命的意义、价值和连贯性, 巩固自我感);(4)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 确认先前能力与应对技巧, 应用于当前挑战); (5)交流对话(Conversation,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形式交流个人记忆); (6)亲密维持(Intimacy Maintenance, 指对死者的缅怀); (7)苦难重历(Bitterness Revival, 反复念叨以往的苦难、失利和不幸); (8)教导告知(Teach/Inform, 传递生活经验教训, 共享个人观念)。Webster (2003)认为,这些因素相互独立, 基本能代表自传记忆的各方面功能。

后续研究仍在不断探索RFS量表的结构。一些研究简化了RFS量表, 如Robitaille, Cappeliez,Coulombe和Webster (2010)将其修订为28个题目,具有同样的8个因素, 其数据表明, RFS在老年人样本中是一个有力的工具。另一些研究试图揭示RFS的层级结构, 如O`Rourke, Cappeliez和Claxton (2011)把年龄扩展到老年前后两个阶段,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了忆旧功能的四水平模型(Four-Level Model, 包括原RFS量表的项目水平、8个一阶因素、3个二阶因素和1个三阶因素), 二阶因素分别为：自我积极功能(同一性、问题解决和死亡准备)、自我消极功能(烦倦排解、苦难重历和亲密维持)及亲社会功能(交流对话和教导告知),三阶因素即整体上的忆旧功能。最近, Lou和Choy(2014)更把RFS量表简化为14个题目, 包括烦倦排解、苦难重历、问题解决和同一性4种功能。他们以中国老年人为被试, 结果表明简化的RFS量表包括4个因素和1个二阶因素, 同样显示了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

在临床领域, 人文关怀不仅体现在其功能划分和命名上, 更体现在对这些功能与其他前因后果变量的关系的考察中。比如人格特质差异研究发现, 开放性高者更多使用同一性、问题解决和死亡准备功能, 外向性高者更愿意与被人分享记忆,而神经质高者更多使用苦难重历功能(Cappeliez& O’Rourke, 2002)。O`Rourke等 (2011)发现在自我消极功能与心理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负向关联,而亲社会功能通过自我积极和消极功能与幸福感之间存在间接关联。此外, 性别、生活环境、家庭教养风格等都会影响自传记忆功能的选择和后果。在后来的研究中, O’Rourke, Carmel, Chaudhury,Polchenko和Bachner (2013)又将检验范围扩大到其他文化中, 再次支持了RFS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及其高阶因素结构的跨文化一致性, 而且发现RFS还能敏感的捕捉文化差异, 如在同一性对自我积极功能的相对贡献上, 以及在烦倦排解对自我消极功能的相对贡献上, 加拿大被试更高; 但在苦难重历对自我消极功能的相对贡献上, 以色列被试更高。此外, 以色列被试的自我消极功能更高, 整体上的忆旧功能也是以色列老年被试更高。

2 人格领域：叙事的功能

在早期心理学家的眼中, 生活故事和童话没什么两样, 对于理解行为科学价值不高。心理学对叙事的关注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 但他关注的是病人的幻想和梦中故事, 与现在的叙事有很大差别; 随后Murray用图片故事测验来评价个体动机差异, 则是研究虚构的叙事中投射的自我内容;Allport在个案研究中使用真实生活故事, 而埃里克森发展了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这些前期研究都是用个人故事获得另一种假设的东西,如个体的特质、动机、情结、冲突等等, 叙事本身的功能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从1980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发现叙事本身就承载着一个人生活的连贯性和意义, 即自我同一性。随着同一性的叙事理论(McAdams, 1988)的提出, 人格心理学的叙事范式已经形成。如今, 叙事和特质、动机研究一起, 并称人格研究的三大基本范式(Singer,2004; 郭永玉, 2007)。其中, 特质是对人格倾向的分类描述, 动机是人格适应的动力机制, 而叙事则是人格建构的具体过程, 是生活事件的整合与解释, 直接涉及的就是个体的同一性。

在人格心理学的叙事理论中, 叙事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并维持自我同一性。同一性是一种内化了的有关自我的整合性叙事(McAdams, 1985,2001), 它表现为具有背景、场合、角色、情节和主题的生活故事(Internalized Life Story), 人们以此重构过去、知觉当下并展望未来。这种生活故事是一种心理社会建构, 虽然基于传记性事实,但却超越了事实, 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建构事实。McAdams, Reynolds, Lewis,Patten和Bowman (2001)把这种风格区分为两大类：救赎序列(Redemption Sequences)和污损序列(Contamination Sequences)。救赎序列是指经过重新建构, 坏事变成好事, 如看到自己从苦难中学到了经验, 看到自己从中如何成长, 如何加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等等; 污损序列指经过重新建构,好事变成了坏事, 原本积极的体验变得消极了,生活故事最终被这些消极后果所支配。救赎序列能给生活中的消极事件赋予意义, 因而与幸福感和健康存在正相关, 而污损序列最终将导致意义缺失, 与幸福感和健康存在负相关(Baddeley &Singer, 2008; Bauer, McAdams, & Pals, 2008)。

在叙事治疗中, 来访者大都饱经污损序列风格之苦, 叙事治疗的目的就是帮来访者找到更能动、更有意义的故事, 把消极事件升华上来。实证研究发现, 救赎型叙事能够预测戒酒者的成功率和健康状况(Dunlop & Tracy, 2013), 治疗中的能动性的确改善了来访者的心理健康状况(Adler,2012)。Baddeley和Singer (2008)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个类型：自传事实(Autobiographical Facts, 没有情感表达)和坏-坏叙事(Bad-to-Bad Narratives,从消极事件开始, 以消极事件结束)。他们同时施测大五人格测验, 发现外向性分数最高的是那些使用坏-坏风格的人, 其次是救赎风格的人, 得分最低的是使用污损序列叙事风格的人; 神经质分数最高的是污损风格的人, 分数最低的是自传事实风格的人; 尽责性分数最高的是使用自传事实风格的人, 分数最低的是污损系列风格的人, 其他人格维度在叙事风格上差异不显著。

在同一性研究中, 连贯性(Coherence)是一个重要指标, 可通过生活故事访谈来测评。生活故事访谈就是让被试像故事书中的篇章一样回顾自己的人生, 叙述最早记忆、低谷、转折、高潮等关键生活事件。低谷就是给自己带来悲哀、孤独、恐惧、绝望、破灭、罪恶等等消极情绪的具体事件, 高潮是给自己带来愉快、兴奋、幸福或内心平静的具体事件, 而转折点则是那些导致自己生活甚至整个人都发生改变的事件。这些事件可来自任一生活阶段的任一领域, 如人际、工作、学校或业余兴趣等等。被试的故事要逐字转录并编码, 现已发展了多种计分方法。在Peterson (1983)的高潮分析(High-point Analysis)中, 用故事高潮的出现及随后的解决来评测叙事的整体连贯性;而那些戛然而止、缺乏解决、跳跃性强或流水帐式、简略贫乏及漫无目的叙事, 都被认为缺乏连贯性。后来, O’Kearney, Speyer和Kenardy (2007)将其发展为一个多维度的评价工具, 包含了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定位(orientation)、顺序和评价3个维度, 每个维度用3点量表计分。Bliss, McCabe和Miranda (1998)的叙事评定方案(Narrative assessment protocol)包括6个维度的两极性判断：话题维持(Topic Maintenance)、编排(Sequencing)、细节(Detail)、定位(Orientations)、承启(Conjunctions)和流畅(Fluency), 常用作学龄儿童叙事障碍的筛选工具, 主要评测时间、因果和顺序的连贯性, 但无法获得评价的连贯性。Baerger和McAdams(1999)的生活事件分析(Life Event Analysis)包括4个维度：定位、情感、结构和整合, 使用7点量表, 最终可以获得一个连贯性总分。其中定位包括人物、环境和时间等关键信息; 情感涉及对叙事的评价; 结构包括顺序, 也包括目标及其解决等经典故事结构; 整合是该工具的特有维度, 测的是事件意义与叙事者个人历史和同一性的吻合程度。该工具的优势在于可以分析离散事件, 如高潮、低谷和转折点, 并得出领悟水平和连贯性分数, 但只是用于成年人。与此相似, Reese等(2011)认为连贯的个人叙事应当不仅让人明白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 更要让人理解事件的意义。基于此, 他们也发展了一个多维度的叙事连贯性编码方案(Narrative Coherence Coding Scheme,NaCCS), 包括语境(Context)、顺序(Chronology)和主题(Theme)三方面的连贯性。

连贯性的这些维度, 也都可以看作叙事功能的体现。对这些维度做出评价, 有助于有助于研究者探索叙事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比如Chen,McAnally, Wang和Reese (2012)考察了叙事连贯性与心理功能(亲社会行为和健康)的关系, 发现对于低龄青少年, 高水平的故事连贯性预示着较差的心理功能, 而对于大龄青少年则预示着更好的心理功能。

3 认知领域：自传记忆的功能

认知领域的记忆研究已近百年, 研究方法大都注重实验控制, 属于去情景模式。自传记忆研究继承了认知领域对记忆过程和机制的关注, 但受临床和人格领域的影响, 自传记忆研究出现了更加关注生态效度的功能研究范式, 但对于不同功能的强调, 一方面能更细微的探索记忆机制,但另一方面由于视角狭窄而构成了不同的观点。

3.1 两功能观：自我与社会功能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 自传记忆就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独特记忆(Westerhof & Bohlmeijer,2014)。从过程上看, 自传记忆不仅仅是涉及个人以往情节记忆的存取, 更是涉及当前关注与目标的记忆重构, 因而是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建筑材料(Conway, 2005)。同时, 它也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而自传记忆的功能首先可分为自我功能和社会功能两大类(Conway & Pleydell-Pearce, 2000)。

自我功能是指自传记忆能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前后连贯的个体, 我们是谁(Wilson & Ross,2003)。自我功能包括形成自我同一性、促进自我发展、情绪调节、自我概念保持和提升等各个方面, 其核心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跨时间的、清晰的自我同一感。简言之, 就是要巩固“自我”, 因而自我功能又称同一性功能, 这一认识与人格心理学领域无异。自我功能还表现为一种自我提升。Wilson和Ross (2003)对多个人群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在自我报告中, 都认为过去的自己不如当前的自己。Karney和Coombs (2000)也曾发现, 尽管婚姻前几年的满意感逐渐下降, 但配偶往往低估过去的满足感, 认为当前状况更令人满意。即使实际满意感下降, 个体也能通过贬低先前的满意水平, 制造一种改善的幻觉。一种观点认为, 这并非对过去的背叛, 只不过是对先前的自己做了公正观察, 而把现在的自己看得更好而已。西方文化似乎很鼓励把当前自己看得更好, 东方文化中也不乏此类现象, 正如如陶渊明在其《归去来兮辞》中, 感叹误入仕途, 辞官之后, 才“觉今是而昨非”。那么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受呢？Wilson和Ross (2003)认为, 有自我提升目标的人更喜欢把过去描述得差一些, 通过贬损自己早期的某些方面, 人们可以觉得当前状态更好, 从而对未来更乐观。自我功能的这两方面似乎存在着矛盾, 在主观上知觉到不断改善的情况下, 人们还能否维持一个连贯的同一性呢？一些研究者认为, 尽管改善能使自己在情绪上得到满足, 但却威胁到了自我同一性(Keyes & Ryff, 2000)。其他研究者则认为, 人们能够形成一种个人叙事, 以解释所发生的变化并使之合理化, 从而维持同一性(Wilson& Ross, 2003)。

自我功能还表现在自传记忆对当前自我概念的影响。Wilson和Ross (2003)考察了往事的时距对自尊的影响。他们向被试呈现一个表示时间的线段, 让被试在上面标记目标事件(如高中时的好事或坏事), 在时间线段跨度为许多年时, 指导被试把事件标在与“今天”较近的位置; 而线段跨度仅为几年时, 标记位置则距“今天”较远。这种操纵改变了被试对目标事件的主观距离, 使他们觉得空间上接近的两个点在心理上也较近。随后研究者测量了事件时距远近感对被试当前评价的影响。他们发现, 那些被引导对先前失败感觉较近的被试, 比感觉较远的被试对当前自我的评价更差; 而被引导对先前成功感觉较近的被试, 比感觉较远的被试对当前自我的评价更好。在实验中,目标事件的实际时间距离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仅是线段表示的年数, 这便造成了心理上事件距离的改变。也就是说, 仅仅因为感觉上的远近, 同一事件就对自我评价就有不同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真实生活经历, 如工作、住址和恋人的变换等, 都会使变换前的自己显得非常遥远。当然, 这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是自我提升动机的一个表现, 比如高自尊者更倾向于把坏事看得较遥远,而把好事估计得更近(Wilson & Ross, 2003)。

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 又称交流功能, 是指我们在与他人对话中, 通过诉说自己和聆听他人故事, 有助于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Harris et al.,2014)。在Alea和Bluck (2003)提出的概念模型中,自传记忆包括三项具体的社会功能, 除了上述的亲密关系, 还包括我们通过表达观点、给出建议来指导和告知他人, 以及获取和表达同情。该模型还把这些功能的发挥置于毕生发展的视角下,认为不同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 他们都会影响自传记忆社会功能的种类和发挥程度。比如按照埃里克森的说法, 成年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亲密关系, 此时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主要就是发展亲密感; 人到中年时, 个体开始利用先前经历来指导未来目标和抱负, 尤其是指导下一代, 即教导/告知功能; 人到老年要面对退休和孤独, 其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从他人那里获取同情。

Nelson (2003)认为记忆的价值不在于能够预测未来和指导当前行为, 而在于它们可以共享,并因此起着巩固社会纽带的作用。Alea和Bluck通过实验证实了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他们要求被试回忆自传记忆或虚构故事, 并对温暖感和亲密感进行了前后测, 结果发现无论男女老幼, 在回忆自传记忆后, 都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Alea &Bluck, 2007)。可以认为, 在共享过程中, 自传记忆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 还是一种伦理义务(Kihlstrom, 2009)。因此, Nelson和Fivush (2004)把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视为人类文化的基石。

3.2 三功能观：指导功能的独特价值

自传记忆的三功能观认为, 自传记忆除了有自我和社会功能, 还具有指导功能。这一说法由来已久(Pillemer, 1992), 也是目前被广泛接受的一个理论框架。简言之, 自我功能就是维持同一感; 社会功能就是理解他人; 指导功能, 又称问题解决功能, 就是从往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以指导当前和未来行为(Bluck & Alea, 2002), 或者说使用已有图式和具体事件知识来指导行为(Webster, 2003)。 Bluck, Alea, Habermas和Rubin(2005)曾整理过先前研究者对指导功能的描述：既能理解和解决当前问题, 又能预测未来事件, 还可让我们知道如何表达、如何体验、如何对待和调节自己的情感, 甚至还能帮我们理解他人内心世界并由此预测他人行为。

两功能观和三功能观争论的焦点, 不是指导功能的有无, 而是指导功能与自我和社会功能的关系。也就是说, 指导功能可否与自我功能、社会功能并列？三功能观的主张者更喜欢强调自传记忆的指导功能。Pillemer (2003)认为, 对个人事件记忆的指导功能, 在重要性上并不亚于自我功能和社会功能, 它们同属自传记忆的最基本功能,而且它们在人类历史早期就出现了, 并与生存压力密切相关。指导功能虽然仅与特定事件相联系,但它对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广泛深远影响, 却远远超出某些研究中操作化的“问题解决”。指导功能目前缺乏共识, 可能来自于概念上的混淆及测量上的困难。因此, Pillemer认为, 使用自我报告很难测量指导功能, 即使在明显使用自传记忆的事例中, 记忆的操作如此普遍和自动化, 以至于我们无法通过因果式的内省轻易将它们辨别出来。因此, 他指出, 当前功能研究上面临的问题是概念与方法上的误导。因此他提出, 未来研究的另一个领域, 就是考察自传记忆的不同水平在指导功能上是否具有相同的效力(Pillemer, 2003)。

Bluck等(2005)基于生态学取向, 力图把自传记忆的三个功能操作化, 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对其进行研究。他们直接询问被使用自传记忆做什么,并用他们编制的生活经历回顾问卷(Thinking About Life Experiences, TALE)对167名大学生进行测试。问卷项目来自于前人的理论文献, 包括自我、社会和指导三大类, 目的是考察能否在因素分析中析出3种功能, 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了三功能观的假设。后续的修订版问卷(TALE-R)采用5点计分, 包括15个题目, 每种功能5个题目, 三种功能重新被命名为自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社会纽带(Social-Bonding)和指导行为(Directing-Behavior),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汇聚和区分效度, 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间具有因素结构的等价性(Bluck & Alea, 2011)。该结果支持了Conway和Pleydell-Pearce (2000)的假设：自我功能、社会功能、指导功能都具有较好的统摄力, 三者之间并非独立, 一个回忆行为往往同时调用各种功能。

3.3 多功能观：社会功能的分裂、情绪调节及其它功能

Bluck等(2005)在联合施测TALE和RFS时曾发现, 原本作为个体整体的社会功能在因素分析中分裂为两个部分, 即发展关系与维护关系。较之于发展关系分量表, 维护关系分量表与RFS的交流对话分量表的相关更大。这似乎表明, 自传记忆社会功能的核心在于现存关系的维护。实际上, 两者可能反映了关系形成的不同阶段：了解他人生活以形成新关系; 维护现存的友好关系和社会纽带。在现实中, 后者一般是生活的更主要内容。

还有研究非常重视自传记忆的情绪调节功能(Pillemer, 2009)。一般而言, 回忆愉快的个人经历会改善心境、并感到满意; 回忆烦恼的往事令人不快。但对于这种影响的方向, 实际情况更为复杂。Wilson和Ross (2003)认为, 以下情况会产生直接影响：(1)回忆事件如何发生; (2)回忆详细生动; (3)不断反思某事件; (4)回忆最近发生的事;而以下情况则会产生相反(Contrast)影响：(1)重新解释为何发生; (2)对情节的简略回顾; (3)分心或不能仔细品味; (4)追忆遥远的过去事件。由此可见, 通过对自传回忆的变量操控(如改变时距感或记忆的质量), 就可以控制过去事件对当前情感生活影响的方向。Alea和Bluck (2007)用实验证实了以下事实：回忆自传故事增加了被试的温暖感,而回忆非自传故事无此效应。但自传记忆的这一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对于女性被试, 回忆自传故事比非自传故事增加了更多的亲近感,男性被试则无此效应。已有研究表明成人会用积极的自传记忆来调节和降低消极心境(Watkins,2008), 因此, Waters (2014)认为这一功能可能与幸福感的自我良好成分关联密切, 将来研究自传记忆功能时有必要纳入情绪调节功能。

无论自我、社会还是指导功能, 甚至包括情绪调节功能, 都不是自传记忆的终极功能。如果说我们关注自传记忆功能的潜在目的是应用, 我们就更应该关注对幸福感的影响。但与临床和人格领域相比, 认知领域中这类研究并不多见。早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猜测, 比如, Nelson(1993)认为, 通过分享自传记忆, 其社会功能创造了社会支持网络, 这有助于情绪和心理上的幸福感。Pillemer (2003)也指出, 指导功能让我们用来指导未来行为, 为情绪冲突提供导航, 让问题解决更有效, 为积极的自我知觉提供强有力的启示, 这些都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Waters (2014)对自传记忆与幸福感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研究。他要求被试回忆自传故事, 包括2个单独的, 2个重复发生的, 同时测量3个自传记忆功能量表和17个有关幸福感的量表。以17个幸福感量表分数为项目进行因素分析, 得到3个高阶幸福感因子：自我良好(Positive Self View)、自我超越(Purpose and Communion, 包括生活目标、个人成长、贡献感和繁衍感等问卷)和关系良好(Positive Relationships)。结果发现, 单独事件自传记忆的三项功能与自我超越和关系良好之间都存在显著或极显著相关; 对于重复发生事件的回忆, 仅在社会功能与自我超越和关系良好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

Ranson (2014)在儿童养育者7功能回忆量表基础上, 对日常自传记忆的功能进行扩展, 使用大样本(N=1841)施测, 结果发现了一个跨时间、跨性别、跨种族都更为稳定的6功能模型, 这些功能包括：对话、换位思考、关系维护、行为控制/教育/问题解决, 情绪调节, 以及自我功能, 其中对话和行为控制/教育/问题解决在不同种族间表现差异较大。可以看到, 认知领域对自传记忆功能种类的认识越来越全面, 也越来越接近临床领域, 因而也可以视为领域间整合的结果。

4 自传记忆功能在研究中的整合

目前的自传记忆研究, 已呈现出一种领域融合的趋势。一个表现是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理论、术语和方法混用, 另一个表现是直接进行整合研究。

4.1 基于临床领域的整合

Webster (2003)曾以二阶因素分析检验可能存在的潜在维度, 以期找到一个既简洁又具有统摄力的模型。他使用在心理学领域已被成功运用的环形丛模型, 概括出两个正交维度：自我-社会维度; 被动/损失-主动/成长维度(Reactive/Loss-Proactive/Growth)。由此构成了4个象限：I.自我-被动/损失(苦难重历、烦倦排解); II.自我-主动/成长(同一性、问题解决); III.社会-主动/成长(交流对话、教导告知); IV.社会-被动/损失(亲密维持、死亡准备)。各因素按照象限分布及各自相关大小排列在环形上, 就构成了一个环形丛模型。这一模型有利于把两个概念上相关但实证数据上分离的研究领域整合、组织并扩展为一个结构更清晰,概念更综合的整体系统。我们可以在该模型的不同层次上进行更灵活的分析, 比如在最具体的层次上, 可以评估特定功能与特定心理健康的关系。后来, Webster, Bohlmeijer和Westerhof (2010)又以这些功能为核心, 提出了忆旧成分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 把忆旧功能的前因后果变量都一并纳入。前因变量中包括了无意识、自发性、有意识和有意图四种触发因素, 还包括公共和私人两种模式, 社会文化、体制、家庭和重要他人等背景, 以及年龄、性别、民族和个性等中介变量, 后果变量中既有理论上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如数据积累、结果整合、理论精炼和更新假设),也包括心理健康、情绪调节等积极结果和强迫反思、焦虑和冲突等消极后果。

Webster (2003)的启发式模型不仅能启发未来研究, 更能整合以往研究。比如Cully, LaVoie和Gfeller (2001)发现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都与苦难重历、烦倦排解和死亡准备有关, 而抑郁则只和苦难重历有关。Cappeliez和O’Rourke (2002)发现苦难重历、烦倦排解和死亡准备越高, 目标寻求分数越低。尽管各研究间存在些许差异, 但大都发现苦难重历和烦倦排解都和心理健康成反比, 交流对话和教导告知与幸福感存在稍弱的正相关。死亡准备与亲密维持在各研究间的不一致从发展上得到部分解释, 比如在配偶去世当时,亲密维持与悲痛欲绝的消极情感联系在一起; 但后来该功能却会带来更为积极的情感。这种功能上的动态性在后来研究并不少见, 如Cappeliez,Guindon和Robitaille (2008)发现, RFS的亲密维持功能最初与积极情感有关, 但随着不断反复念叨,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

Westerhof和Bohlmeijer (2014)基于临床领域的理论分类、记忆内容分析和自我报告问卷, 区分了忆旧的三大功能：社会功能、工具功能和整合功能。社会功能与认知领域基本一致。工具功能类似于认知领域的指导功能, 但增加了情绪调节功能, 还包括通过与已去世的人保持一种符号性纽带来应对亲人亡故的功能, 类似于Webster的亲密维持功能。整合功能类似于认知领域的自我功能, 包括Butler的生活回顾, 即在剧烈变动的时代, 回忆往事能有助于保持和调整自我同一性, 但有些人会根据消极往事来定义自己的同一性, 类似于Webster的苦难重历。

4.2 基于人格领域的整合

20世纪80年代, 人格领域已经认识到人格特质研究的局限, 人格不是那几个干巴巴的形容词,而是故事中表达的自我感, 因此故事就成了自我定义的重要源泉。此时认知领域也已认识到, 实验室记忆研究中或人格问卷中那些成对的形容词无法触及人类思想的最关键的叙事层面。Tomkin(1978)的脚本理论(Script Theory)是最早把编造故事做为人格与动机发展核心的人格理论, 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那些充满情感的回忆通过重复或内心的重演, 概括成了理解和引导某些人际交往的图式, 这一理论已有大量实证支持。McAdams从1985年提出同一性的生活故事理论开始, 一直致力于整合人格领域和认知领域在自传记忆方面的成果, 他把对社会、认知和情感信息的叙事加工作为人格理论的核心。

2001年,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杂志第2期以特刊方式发表了5篇文章, 是人格领域与认知领域关于自传记忆整合的成果汇集。特刊以同一性的故事特征作为出发点, 关注个体如何回忆、解释和创造自己生活事件的叙事, 探讨个体利用自己自传记忆的各种功能的方式。Singer和Bluck (2001)把叙事加工(Narrative Processing)和自传推理(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的整合称作联姻, 认为二者的整合捕捉了高度复杂的个体往事意识流。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经历进行叙事加工, 建构从简短情节到完整自传的各种故事,都建立在生动的意象、熟悉的情景结构和典型角色的基础上, 而且大都与主流文化主题或冲突有关。我们还会进行自传推理, 也就是对自己的记忆进行推理、解释和评价, 由此产生推论, 得出教训, 并从中有所领悟。

在Baddeley和Singer (2008)对居丧叙事的研究中, 结合了Alea和Bluck (2003)的自传记忆两功能模型。他们发现人格特征影响沮丧叙事的内容和功能, 比如神经质较高者更多使用污损叙事风格, 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悲伤, 因而更多的是使用自传记忆的自我功能; 高外向者更少讲述污损故事, 他们的沮丧叙事主要是出于社会性原因,因而更多使用了社会功能。高责任心者倾向于报告简要的自传事实, 其叙事中较少自我关注, 面对压力时, 较少使用自责, 更多使用主动的问题解决策略。对叙事听众的研究发现, 人们更愿意听救赎序列叙事, 虽然对污损叙事者有更多同情,但觉得救赎叙事者更让人舒服、让人接受。这种模式可视为社会功能实现的具体形式。

4.3 基于认知领域的整合

正如人格领域在叙事研究中逐渐关注记忆一样, 认知领域的自传记忆研究也在纳入情感、动机和人格成分。Conway和Pleydell-Pearce (2000)提出了其层级性自传知识库的概念, 并把它按照具体性程度区分为三层：具体事件知识(如感知细节、事实、意象); 一般事件(有共同主题的一类事件); 人生阶段(如婚姻、毕业、拮据相关的一段时间)。要想追溯特定自传记忆, 就要按照三层自传知识索引来重建回忆, 重建的参数由与被激活的目标的相关程度来确定。在工作记忆中, 存在着一个临时激活的工作自我系统, 包含着特定的目标层级, 这些目标就起着回溯线索的作用。工作自我系统和自传知识库都是人格的最高执行系统——自我记忆系统的成分。这一模型把认知模型和人格领域的叙事研究联系了起来。他们认为,叙事保持的可及性与情感突出性取决于它与自己最重要最持久的目标的关系, 反过来说, 这些带有目标和情感的记忆有助于确定自我系统的优先次序。Staudinger (2001)使用生活反思(Life-Reflection)这一概念来表达自传推理和叙事加工。生活反思要比忆旧更多的进行社会认知加工, 要从经历和记忆中抽取意义, 以便与生活中其他片段整合成自己的主题。生活反思有许多功能, 比如对不同的经历进行分类, 从生活事件中抽取主题或启示,以及利用记忆或生活回顾来调节动机或心境等。而且, 生活反思在人的一生中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功能, 比如对于青春期到30岁之间生活范式主要与同一性形成和问题解决有关; 40多岁之后教导告知功能逐渐增加; 在为死亡做准备时, 生活回顾占据主导地位。

Bluck和Alea (2002)曾系统回顾了认知和临床领域对自传记忆功能的研究, 并试图将二者整合起来。他们认为, 忆旧是自传记忆的一种类型,但绝对不能降为认知, 两个领域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异。认知领域早期关注的是如何理解自传记忆存储与提取有关的组织和加工, 后来也关注了情绪、自我和人格。而忆旧不仅仅是学术研究, 更多关注的是各种干预技术的应用。但二者都非常关注功能研究, 一方面功能研究有助于解释记忆系统的组织和加工,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忆旧技术的使用者理解或预测各种回忆有什么后果。认知与临床领域对自传记忆功能的分类可相互对应：认知领域的自我功能对应于临床领域中Watt和Wong的整合与RFS的同一性和死亡准备; 社会功能对应于传递和叙事与指导告知、交流对话和亲密维持; 指导功能对应于工具与问题解决; 但临床领域的强迫、逃避、苦难重历及烦倦排解在认知研究中尚未得到关注。

在发展TALE问卷时, 为了获得因素结构的效度指标, Bluck等(2005)同时施测了Webster的RFS, 结果发现：1)指导功能似乎比原初的概念更广泛; 2)理论上提出的社会功能, 在实证分析中呈现为两个分离的因素, 即发展关系和维护关系。从整合研究中他们认识到, 指导功能不仅包括问题解决或设定目标、制定计划, 还包括使用自传推理更新自我概念念等广泛内容; 指导功能(尤其是自传推理)是自动运行的, 因此在自我报告中并没有很好显现出来; 认知领域对功能的认识是细微但有局限的, 不能排除其他功能。

最近, Wang, Koh, Song和Hou (2014)也同时施测了自传记忆功能问卷和叙事测验, 考察认知领域的四种功能(自我、社会、指导和情绪调节)与叙事的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及叙事详尽性(Detailedness)的关系, 发现排除文化和年龄因素后, 人们对自传记忆社会功能的认识是叙事详尽性的最重要预测因子, 对指导功能的认识与叙事的意义建构也有边际显著的关联。

4.4 直接的整合研究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认知领域的三种功能涉及的是自传记忆功能的积极层面(Harris et al.,2014), 缺乏对功能效价的考虑。Harris等(2014)直接将认知和临床领域的量表(TALE-R和RFS)合并测试, 对11个分量表再进行二阶因素分析,发现了四个因素的结构。因素1包括TALE-R的自我连续性和指导行为、RFS的同一性和问题解决分量表, 他们命名为反思功能(Reflective), 表示利用记忆来理解自我和自己行为的一种倾向。该维度包括了自我和指导功能, 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开, 这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认知领域的两功能观。因素2包括TALE-R的社会纽带和RFS的交流对话分量表, 命名为社会功能, 表示利用记忆与人交流并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倾向。因素3包括RFS的烦倦排解、苦难重历和亲密维持分量表,命名为沉浸功能(Ruminative), 是一种沉湎于悲伤或损失的倾向。因素4包括RFS的教导/告知和死亡准备分量表, 命名为传承功能(Generative, 也有人译为繁殖感), 表示通过记忆形成完满感和留下遗产(给世界留下某些积极痕迹)的一种倾向。反思和沉浸来自临床心理学对自我关注的解释, 反思是一种理性的自我关注, 受对自我和自己行为的兴趣驱动, 较为主动; 沉浸则是一种神经质的自我关注, 驱动力量是自认为的威胁和损失, 比较被动。传承功能来自毕生发展研究中的传承关注, 是指关注下一代的幸福, 并投入到养育、教育、指导等活动中, 旨在造福他人和后代, 与被需要的动机有关, 超越了自我层面。Harris等(2014)发现, 与反思和沉浸功能相比, 社会和传承功能引发了更多的积极记忆。

Harris等(2014) 的四因子理论框架与Webster(2003)的四象限结构大致相同, 但其优势是从测量上结合了认知与临床领域的成果, 对于未来两个领域的进一步整合更具有意义。该框架并不排除自传记忆存在其他功能的可能, 比如情绪调节,他们提出, 未来研究还需要检验情绪调节功能是属于上述四个功能, 还是一个独立的功能。

5 自传记忆功能在应用中的整合

应用本属临床领域, 但如今已成为三个领域整合的重要舞台。Butler (1974)最早提出把忆旧和生活回顾作为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一种手段, 现在已发展出针对各种不同群体的多种形式的应用,如写自传、讲故事、指导年轻一代、口述历史访谈、生活故事书、续家谱、写博客及其他各种网络应用。

在临床领域, Westerhof等 (2010)、Westerhof及其同事(2014)按照适用症状的严重程度, 把各种功能应用分为三级水平：(1)忆旧干预(Reminiscence Interventions), 应用社会功能, 激发积极情绪, 培育社会纽带; (2)生活回顾干预(Life Review Interventions), 应用工具性和整合性功能, 包含着全部生活中所有积极和消极记忆的更系统的评价和整合; (3)生活回顾治疗(Life Review Therapy), 通过改变那些阻碍进一步发展的消极回忆风格或功能, 以减轻心理疾病的症状。后两者主要应用的是自我功能。

对于那些面临生活变故和逆境的人, 生活回顾干预有助于他们整合消极和积极的生活事件,如关注以往成功的应对策略和那些能让自己有效适应的价值观, 因而带有评价性, 有助于恢复积极的自我同一性。其具体形式包括个体生活回顾访谈(Individual Life Review Interviews), 预防性生活回顾(Preventive Life Review)和引导自传(Guided Autobiography)。引导自传利用生活主题和记忆启动问题, 来帮助团体成员回忆并组织如何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研究发现, 引导自传为人们观察自我提供了一个窗口, 能以精练的问题促进自我的有效建构, 并由此促进自我的整合(Gerlitz, 2011)。通过回顾过去的事件、情感及想法, 引导自传能帮助人们增加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 增强对现有环境的适应能力。引导自传还能改善人际关系, 比如Birren (2006)发现, 引导自传后, 被试最大的变化表现在对他人的看法上,发现他人更可接受, 相处也更容易。这种对他人的认同, 显然促进了团体成员间依恋和友谊的增长。研究综述和元分析都发现, 忆旧干预能有效提高幸福感, 减轻抑郁(Lin, Dai, & Hwang, 2003;Woods, Spector, Jones, Orrell, & Davies, 2005)。

如果面对的是较严重的抑郁和焦虑, 就需要采用生活回顾治疗(Life-Review Therapy)。治疗不仅是方法上的高度结构化, 还要与认知疗法相结合; 目的也不仅仅是提升连贯性和一致性, 而是要创造新的生活故事, 甚至改变自我同一性, 这就需要尽可能减少自传记忆的苦难重历和烦倦排解等第一象限的消极功能, 增强第二、三象限的积极功能。如果说一般的生活回顾目的是通过干预来让来访者能够自我接纳, 那么生活回顾治疗的目的就是自我修正。老年心理学及临床实践中经常使用团体忆旧治疗(Group Reminiscence Therapy),以此建立人际纽带、应对重要生活事件和为生命赋予意义(Westerhof & Bohlmeijer, 2014)。忆旧治疗可以是自发的, 也可以由他人引导; 可以是内心独白式, 也可以是人际交往式; 可以是个人形式, 也可以是团体形式进行(罗维宇, 梅碧琪, 刘玲中, 谭永贤, 2013)。西方国家、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大量研究证实, 忆旧治疗是有效的心理于预手段, 对增进老年人自我了解、提升自尊、预防和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增进社会适应等方面效果肯定(Westerhof &Bohlmeijer, 2014)。西方在干预和治疗操作上的专门著作也很多, 如Haight和Haight (2007)的The Handbook of Structured Life Review、Kunz和Soltys(2007) 的Transformational Reminiscence：Life Story Work、Gibson (2011)的Reminiscence and Life Story Work：A Practice Guide等, 对操作流程都有详尽说明。国内学者也开始尝试引入忆旧治疗, 大都发现忆旧治疗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 提高老年人群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及晚年生活质量(冯辉, 2010)。

人格领域也发展出了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 因为叙事本身就有助于让来访者更好的认识自我, 从而把认知与临床领域整合了进来。叙事治疗能让个体从更大的背景中审视自己的经历, 看到文化、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的环境。Gardner和Poole (2009)提出了叙事治疗的四个基本原则：外化问题、组建团队、创造中意的故事、加粗线条, 并发展了一个三阶段的叙事治疗模型：1)使用前两个原则分解问题故事, 让故事成为被自己观察的客观事件, 从而显得更可管理; 2)使用另外两个原则改编新故事; 3)让故事变得更真实更突显, 这需要一些手段来辅助, 比如邀请其他见证人或使用字据, 或使用治疗日志等, 只有得到他人的确认, 改编的故事才算有效。

多领域整合在应用中的优势是显然的, 同时,应用中的整合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自传记忆的功能。研究发现, 仅仅是写下或说出消极生活事件, 就能带来幸福感和健康上的好处, 如减少压力、消极情绪和抑郁等(Frattaroli, 2006)。但只是回想这些消极事件, 却更容易让人陷入其中,产生焦躁心境, 强化悲观念头, 干扰问题解决和精力集中(Lyubomirsky, Sousa, & Dickerhoof, 2006)。Lyubomirsky等(2006)认为说写与回想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涉及了对存在问题的组织、整合与分析,带有寻求解决的目的。在叙事时, 高度结构化的语言本身就带有组织和分析功能, 自然会引导人们寻求意义、增强领悟并由此促進同一性形成(Singer, 2004)。Graham (2014)发现, 使用叙事治疗, 在视频游戏成瘾治疗中引导来访者关注一个成功的玩家必备那些内在技能, 能够让来访者把线上技能迁移到真实生活中。

进一步研究发现, 叙事的上述情绪调节和健康功能还与事件性质有关。对于回想消极经历,把它们写下来或说出来更能提升学生的生活满意感和身心健康。但对于积极事件却相反：回想积极生活事件而不去分析它, 会提升自己的长期积极情绪和对生活的满意感; 但详细写下幸福时刻并试图分析它, 却降低了幸福感和身体健康：被试报告了较少的个人成长、自我接纳、生理功能和整体健康水平(Lyubomirsky et al., 2006)。实际上, 无论对于消极事件还是对于积极事件, 写下并分析都意味着把事件分解为一系列组成部分,使原本充满不确定、未知、模糊、超常的东西变得确定、已知、清晰和平常, 情绪体验的强度大大降低, 原本“有滋有味”的故事也就变得平淡无奇, 或许我们可称之为叙事的“认知漂泊效应”。

总之, 认知领域的自传记忆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实验方法, 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回忆和推理的认知过程; 人格领域的特色在于其叙事研究这种质性方法, 能让人们在意义建构过程有所领悟; 从叙事治疗和应用研究中, 我们不仅能看到叙事具有自我成长的功能, 更能看到临床领域各种治疗和干预措施的影子。

6 总结与展望

自传记忆的功能研究主要来自三大领域, 它们在研究对象、术语、方法和结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临床领域多以老年人为中心, 研究的是忆旧的功能, 主要从临床经验中进行理论归纳,提出了回忆的许多具体功能, 其洞见为认知实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假设。人格领域关注叙事在人格的毕生成长中的作用, 尤其是在同一性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认知领域研究的是自传记忆的基本功能, 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实证方法,不仅提出了具有统摄力的功能分类, 还提出了各种认知模型, 为更深入理解自传记忆功能发挥的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

尽管有上述区别, 但三个领域在学术和应用领域的整合已是大势所趋。近期研究涉及了更多不同领域, 所应用方法也千差万别, 如临床的个案法、神经认知的脑成像法、发展领域的个案追踪法、社会学的调查法、跨文化的比较法及文献研究的综合法等。方法上的多样性, 也造成了新的整合问题, 但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空间。

第一个发展方向是采用多变量实验范式, 实施精细控制。比如, 崔丽弦和黄敏儿(2007)采用主观报告、生理指标和文本计分三种方法, 发现沉思导致了更多负性记忆, 维持了概括性记忆, 更有可能加重已经激活的负情绪。

第二个发展方向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更注重生态效度, 并进行纵向研究。Alea和Bluck (2007)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 他们首次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的真实验设计研究自传记忆的功能, 探讨了自传记忆的亲和功能, 发现女性更易受自传记忆的影响, 仅仅两个自传故事便能改变她们的感觉, 提高她们的亲密感。可以说, 自传记忆是她们用来达成亲和性目标的一种工具或资源。他们的研究既有实验的严谨, 又接近日常生活。虽然其实验设计和研究思路并不复杂, 但为自传记忆功能的实验研究开了先河。

第三个发展方向是采用毕生发展的角度。与其他记忆相比, 自传记忆有一点显著不同：对于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情境, 自传记忆在功能上是不同的。有学者发现, 自传记忆功能不是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而是随不同人生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变化(Alea & Bluck, 2007)。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三种功能的发挥程度因事而异：单一事件叙事主要起着自我与指导功能,重复事件叙事则与社会功能有关, 而扩展事件叙事则涵盖了三种功能(Waters et al., 2014)。这一点在老年心理学中已有充分的体现, 未来研究更需要关注青少年及以下群体。

第四个发展方向是关注社会文化差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回忆自己经历的方式、内容和原因(Ross & Wang, 2010), 也可能会影响对各种功能的认识和使用。Wang等人(2014)采用一个带有投射性质的问卷, 询问被试为什么人们回想或分享个人往事(而非询问被试自己), 以此评测被试对自传记忆功能的认识(自我、社会、指导和情绪调节这四项功能)。他们发现, 欧裔美国儿童更多使用自我和情绪调节功能, 而亚裔美国成人更多使用指导功能。Maki, Kawasaki, Demiray和Janssen (2015)对日本人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日本人较少依赖自传记忆保持自我连续性, 也较少依赖自传记忆的社会功能, 其人际关系的维持机制不是与别人谈论自己的事情, 因而自我和社会功能分数都比美国人低。相关研究缺乏中国大陆样本, 这是未来国内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第五个发展方向是从发展自传记忆功能测量的新方法。目前自传记忆功能主要有三种测量方法：(1)让被回忆个人事件, 然后在开放问卷上描述自己以前为何回忆这些事件, 或在量表上对它们进行功能打分; (2)要求被试在量表上表示出自己谈论或回想个人事件是出于某些功能的频度,TALE和RFS都是这种方法; (3)给被试呈现一些可能存在的自传记忆的功能, 并要求他们为每项功能提供一个记忆样本。此外, 还有Wang等(2014)采用的带有投射性质的问卷。鉴于自传记忆的指导功能可能属于潜意识层面, 未来研究还需要探索其他内隐或间接测验方式, 如反应时内隐联结测验方法、神经认知的脑电方法等等。

第六个发展方向是功能整合走向更多维度和更高水平的整合。功能研究不是目的, 但功能研究为应用提供了重要启发, 也为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并由此提高自传记忆研究的效度。在Harris等(2014)的整合尝试中, 发现生成和社会功能的发挥比反思和沉思功能在情绪上更为积极; 而且发现存在年龄差异, 反思、沉浸和社会功能从20岁到70岁不断减弱, 而传承功能则不断增强, 这一结果与埃里克森的人格社会化过程不谋而合。这类研究不仅是不同领域的整合, 同时也是不同方法的整合;不仅对实践具有启发, 也使自传记忆功能研究在提高内部效度的基础上, 保持了原有生态效度,有利于促进自传记忆功能研究与应用的整合。正如本文开篇罗列的诸多领域、诸多范式、诸多主题和诸多方法, 在未来研究中都需要整合。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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