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分析

文／庄吟茜

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的政治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巨大转变，第一个转变体现在政治地位方面，即由英国的殖民地回归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第二个转变体现在政治体制方面，即由“港督专权、委任议局”[1]的集权专治模式转变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民主自治模式。简而言之，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发展就是一个去殖民化、民主化和高度自治化的进步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香港的政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与内地的联系也日趋紧密。然而，在政治发展的蓬勃状态下，却掩藏着一些问题：政治文化并没有随着政治行为主体的增加而变得多元，社会基础也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变得融合，而且，在与内地不断交流的过程中，部分香港市民的“反中”情绪反而更激烈了。以上种种，都是香港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不仅与宏观政制建设潮流相悖，也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因此，应当对其进行认真地总结、分析与反思。

一 香港政治异化的基本表现

香港的政治异化主要有两个表现形式：社会的泛政治化与政治的对立化。这两种异化表现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精英内部，而是波及到普通市民和香港经济、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成为香港政治发展的严重阻碍。

（一）社会的泛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经济社会，市民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并不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港英政府的集权统治模式没有给予普通市民参政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香港经济的高速发展将大部分市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经济上面。1980年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主要动力有二：“一是港英当局的政制改革推动了港人的民主意识；二是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以及‘一国两制’的前景激发了港人的参政热情”。[2]回归后，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香港市民不但对公共事务的认知和参与热情不断高涨，对政制改革和民主选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社会政治化的过程本来是伴随着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非常有益的，但是，随着2003年“23条立法”风波的出现、香港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泛民主派”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攻讦的增多，香港逐渐脱离了正常社会政治化的轨道，向着泛政治化行进。所谓泛政治化就是将一切经济、社会议题都政治化，用政治审判来解决非政治问题。在香港，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商品抢购问题、内地产妇问题、高铁问题）都会被引导到政治问题上去，市民不是按照理性的思路就事论事，而是动辄“上纲上线”，将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放大为宏观的政治矛盾，并将矛头直指香港政治体制和中央政府。这种社会的泛政治化不仅造成了市民的政治狂热情绪，也使得经济社会问题难以解决。

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其实本质上是民主至上主义和政治化约主义。由于回归后香港经历了多次社会经济危机，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分化也越来越大，因此部分香港市民将希望全都寄托在民主之上，将民主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从而对民主产生了一种过度的推崇和迷信。这种民主至上主义使他们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聚集在政治问题上，一旦有问题出现，就条件反射似地将原因归结于“不民主”，关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能提出“民主化”，因而导致了经济、社会问题的泛政治化。实际上，民主并不必然带来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即使在民主的国家，管治不善的情况亦时而有之。民主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富裕的生活、精明的政府、稳定的社会、维护正义和平的人文修养”。[3]同时，民主化也并非香港政制发展的唯一部分，“行政立法关系、问责制中行政部门内部指引、问责官员的具体权利与责任、政策研究能力的提升、政治人才培训、地方行政改革等，都是需要讨论清楚的课题”。[4]民主至上主义的结果就是忽视香港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发展议题。

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的另一个内核是政治化约主义，即将一些问题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政治化的无限蔓延。在香港，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如下几个等式：“普选=政制发展=繁荣稳定”、“社会的不公义=政治的不民主=中央的干预和阻挠”、“民主=普选=民意政治=民调政治=‘泛民主派’主政”，这些等式在逻辑上都是不成立的，也是完全不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的，但它们却深深地印在部分香港市民的脑海里，成为他们平时思考和行动的背景与指引。

（二）政治的对立化

香港回归后，在民主和自治的原则下，香港的政治领域迅速开放，政治行为主体也迅速多元化，逐步形成以政治委任官员、普通公务员、民选立法会为核心，政党、工商界、专业界别、司法系统、工会和其他公民团体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然而，虽然香港的政治行为主体在形式上迅速多元化，但是在实质上却逐渐分为互相对立的两极，即“建制派”和“泛民主派”。2003年的“23条立法”风波后，政治上的对立逐渐扩散至普通民众，并且程度越来越深。近年来，“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中的比例变化不大，这说明两派的“基本盘”已大致固化，整个香港范围内的政治对立已然形成。

香港的政治对立化是多维度、整体性的，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团体之间的争斗，而是蔓延到经济、宗教、传媒和教育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每一个香港市民都卷入其中，造成社会的严重撕裂。同时，判断“敌我”的标准既不是全面的政治观点，也不是具体的经济、社会意见，而是简单的“亲中”与否和“民主”与否。但实际上，“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分歧是‘稳健民主派’和‘激进民主派’的区别，是中央主权之下地方政府的民主（即中央决定并参与到香港政制发展之中）和不考虑中央主权的独立政制实体的民主的区别，而绝非‘专制’与‘民主’的区别”。[5]这种化约主义的、激进的对立态度不但掩埋了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问题，也阻碍了解决办法的提出和实施。另外，香港的政治对立化还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第一，虽然香港社会在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对立的局面，但在具体的党派团体内部、针对具体的议题，还存在很多分歧和变化因素，比如中间党派的左右摇摆和“泛民主派”内部的分化等。第二，近年来“泛民主派”的势力和影响有增加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在政改问题上的矛盾和“自由行”带来的问题，香港市民对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多，扩大了“泛民主派”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政改的推进，香港政制必然会向着有利于“泛民主派”的方向发展，增加了其进入体制的可能性。因此，香港的政治对立化必将更加复杂而充满变数。

二 香港政治异化的主要成因

香港政治异化现象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一方面，香港正处于民主转型的过程中，根据各个转型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经验，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一系列危机和问题；另一方面，香港处在“一国两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虽然“一国两制”是收回香港及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伟大创举，但由于其为中国首创，在世界范围内并无经验可循，因此在落实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加之其他一些重要因素，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就逐渐显现。

（一）“泛民主派”的鼓动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干预

“泛民主派”的鼓动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干预是香港政治出现异化现象的首要原因。虽然香港大致分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派，但由于后者在媒体、宗教和教育方面长期占据优势地位，因此普通香港市民受到“泛民主派”煽动的影响更大，这使得民主至上主义和“反中”情绪在香港社会不断蔓延。就媒体而言，亲“泛民主派”媒体的受众一直较多，主要报纸的发行量远远超过亲“建制派”的报纸。就宗教而言，在香港影响较大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大多持亲“泛民主派”的态度，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基督教学会等组织在2005年“政改”时力挺“泛民主派”，“占中”事件主要策划者之一的朱耀明也是教会牧师。就教育而言，“泛民主派”长期占据香港教育阵地，“香港教师的90%加入了反对派社团香港教育工作者协会”，[6]这些教师不断向学生灌输西方价值观，妖魔化内地，“有目标地突出内地过去所犯错误，及目前发展中衍生的丑陋，‘旧病新症’一并放大，加深香港人对国民身份认同的焦虑”，[7]使香港市民从小就陷入泛政治化和对立化的环境之中，加深了香港政治的异化。另外，西方反华势力的干预也对香港政治的异化产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香港问题上干预较多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香港被英美视为向中国内地输出西方价值观的桥梁和“示范”民主体制的“橱窗”，肩负着“和平演变”和“西化”中国的重大任务；而且，部分“泛民主派”还很怀念英国的殖民统治，“习惯性地到曾经统治过他们的英国人那里‘诉说衷肠’，甚至要求‘主持公道’”。[8]因此，英美不断通过强调《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性、为“泛民主派”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员培训、进行间谍活动等方式干预香港问题，成为香港政治异化的外部推力。

（二）经济发展的低迷和贫富分化的扩大

低迷的经济状况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为香港政治的异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近年来，由于全球化、产业升级、金融危机、汇率与美元绑定、内地改革开放等因素，香港的经济发展迅速“曼哈顿化”，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制造业急速北移、产业结构由服务业主导、金融业和地产业泡沫旺盛等。这些问题不但使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缓，也使香港的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变大。随着普通制造业就业职位的减少和优质中产阶级职位的流失，香港社会向上的流动性不足，加之金融危机和房价过高的影响，香港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两极分化严重。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报告显示，若按住户每月总收入计算，香港的基尼系数连年攀升，“从2001年的0.525增至2006年的0.533，并达至2011年0.537的新高”。[9]经济发展的低迷和贫富分化的严重使得部分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非常不满，质疑其政策合理性和管治能力。在“泛民主派”的刻意引导下，香港市民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很容易演变为对政治体制和中央政府的不满，从而将矛头倒向行政长官与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与中央的关系，以及特区政府政策对大财团的“倾斜”等政治问题。于是，政治议题就和经济、社会议题纠缠在一起，甚至形成了“经济低迷+贫富分化=特区政府有问题=香港政制有问题=香港不民主=中央政府阻扰”的化约主义和泛政治化逻辑。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下，解决香港一切问题的办法都可以归纳为迅速双普选和对抗中央。虽然这个办法既是不合理合法的，也是不会有效果的，但香港的政治异化已然产生，要想改善或消除非常困难。

（三）国家认同建构的不足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上看，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实际上是国家认同建构不足的结果。中央政府实行“一国两制”，本来是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以期增强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但由于在“两制”的大框架下，香港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体系几乎与内地完全区隔，仅仅依靠中央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维持中央与香港的联结，因此在客观上反而固化了香港市民脆弱的国家认同。回归前，英国虚情假意的民主改革使得部分港人误以为中央政府刻意收窄了他们的民主权利而心怀怨恨；回归后，内地经济的崛起和香港经济的边缘化又让部分港人对内地的感情变得敏感而脆弱。据调查显示，回归后港人“中国认同”的增长非常缓慢而有限，且“香港认同”始终远远超过“中国认同”；同时，虽然对中国政府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但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却更加负面。[10]“香港一些精英人士从来不认为香港的民主普选来源于北京推动的香港回归，而认为是来源于英国人的恩赐。香港法律界普遍认为香港普选的法律基础不是基本法，而是英国政府加入、后来被基本法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1]在国家认同缺失的情况下，香港市民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自然复杂而分裂，反对派对民主的追求也自然激进而扭曲，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香港政治的异化。综上所述，在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下，隐藏的是香港市民在国家认同建构上的困境，如果这个困境不解决，那么香港的政制发展就不可能顺利，因为说到底，“普选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个过半市民不认同国民身份的社会中，如何进行普选？”[12]之后，才是向着共同的目标不断商讨实现方案的技术性问题。

三 香港政治异化的负面影响

香港政治异化对香港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造成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就经济方面来说，政治异化使得香港市民很容易将一些经济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并对特区政府的一些合理政策产生非理性的抵触情绪，阻碍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就社会方面来说，政治异化使得泛政治化和对立情绪在香港社会蔓延，造成了社会的撕裂和动荡。下面将香港政治异化在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削弱行政主导架构

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是对港英政府遗产的保留和发扬，也是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和与中央紧密联接的关键。然而，严重的政治异化现象却使得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出现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泛政治化和对立化的生态下，立法和司法系统不是与行政系统互相制衡、良性互动，而是以一种对立的姿态大肆蚕食特区政府的法定权力。立法会故意曲解基本法第73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可以“就任何有关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辩论”），将任何问题都包括到“公共利益问题”的范围内，不但非法对主要官员投不信任案、对离职官员进行调查、提出有关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案，还要求行政长官对其负责，多次传召行政长官。终审法院也借由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对特区政府的政策进行“司法复核”，实际上是在行使基本法没有赋予它的“违宪审查权”。[13]这些扩权行为严重削弱了特区政府的法定权力。第二，政治异化使得特区政府无法与各个党派团体、专业人士形成稳固的“管治联盟”，大大降低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虽然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都呼吁特区政府建立“管治联盟”，但这个建议很大程度上是“纸上谈兵”。因为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已非常严重，特区政府很难与某些政治组织或个人结成同盟。曾荫权上任后曾竭力打造“管治联盟”，并与“泛民主派”交往甚密，但收效甚微。2003年区议会选举大败后，“建制派”也开始刻意拉开与特区政府的距离，其在一些地方公共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甚至比“泛民主派”还猛烈。这些都增加了特区政府的施政难度，导致其政绩不彰、权威受损。第三，香港市民的民主至上情绪集中投射到了行政长官身上，认为行政长官“有权无票”，“泛民主派”也诋毁行政长官选举是“小圈子选举”，使得行政长官的威信一直不高。

（二）延缓政制改革的进程

香港现在的政制改革其实就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改革。然而，在严重的政治异化状态下，立法会内的“泛民主派”议员往往坚决反对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使得政改的推进十分艰难。根据基本法附件的规定，2007年以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但是，由于“泛民主派”在立法会内一直占据着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席位，所以三分之二多数的条件很难达到。同时，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政改“三步曲”变为“五步曲”，即在原“三步曲”之前加入了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和后者确定两个环节，这使得“泛民主派”在前两步时就会大肆反对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煽动社会运动，妨碍政改方案进入立法会表决环节。2014年政改推进的艰难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后，“占中”事件爆发，不仅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稳定，也延缓了政改的进程。另外，即使有部分“泛民主派”议员想要支持政改方案，最终也难以实现，因为香港的民主至上主义已非常严重，一旦这些议员产生动摇，来自党派和社会舆论的讨伐与讽刺就会如潮水般袭来，使这些议员不得不投反对票。2005年的政改失败就是最好例证。当时原本有几位“泛民主派”议员的态度已稍微转变，但在社会舆论的高压之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反对，导致香港民主化原地踏步。因此，要打破香港政改中的困局，首先需要“泛民主派”放下极端的民主至上主义，但由于“泛民主派”正是借由“争取民主”才获得了众多香港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也正是“民主”给了他们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想要“泛民主派”有所转变十分困难。

（三）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并不是达成普选后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巩固。很显然，在不解决政治异化问题的情况下，香港民主政治的后续发展会受到严重阻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治对立化会产生一种非理性的反对情绪，破坏民主政治的共识基础。协商和妥协是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民主政治的题中之义。但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态下，妥协很难达成，有时甚至连基本的沟通都很困难。2010年政改的成功是工商界、“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互相妥协的结果，但这种妥协在香港的政治运作中非常少见。第二，民主至上主义使得“泛民主派”在政改的过程中一直非常激进，这种激进的态度很可能延续到以后的政治发展中。2007年之前，“泛民主派”一直将政改与“普选时间表”绑定，要求进行“一步到位”式的改革。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普选时间表”后，“泛民主派”又开始要求更加激进的普选形式，认为行政长官普选就要公民提名，立法会普选就要取消功能界别。同时，他们的斗争方式也越来越激进，已不满足于游行、示威等活动，开始策动“公民抗命”“占中”和“上访中央”等行为。这种激进态度对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第三，泛政治化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出现，冲击香港的民主和法治。近年来，香港的民粹主义已经勃兴，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特区政府很容易被民意俘获，导致决策无力、施政不畅；从自上而下的角度看，香港民意深受“泛民主派”影响，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自主性，成为一种被塑造和“骑动”的虚假民意。民主并非等同于民意政治，对民意的迷信很可能造成香港民主的劣质化和法治的坍塌。

四 香港政治异化的改善思路

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由几个简单的因素导致的，因此，想要在短期内解决香港的政治异化问题是不现实的，只能针对其形成原因提出一些改善思路，力图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多种路径逐步改变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

（一）坚持循序渐进原则，有序推动政改

香港的政治异化不仅仅关乎“民主”问题，更牵涉到“反中”问题，“民主”在很多时候只是“泛民主派”掩饰自己道德困境和政治意图的幌子而已。在如此异化的政治情势下，一旦取消立法会内的功能界别议席，很可能导致立法会内非爱国爱港人士的增加，使得香港的“反中”情绪更加严重，引起政治的不稳定；而且，如果民主化的速度过快，出于煽动民意、获取选票的考虑，各个政治团体很可能走向香港政治光谱的两端，提出更加极端的政治主张，加剧香港政治的对立化。另外，根据发展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各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验，在政治文化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实行民主政治，很可能造成政治生态的恶化，使政治异化现象更加严重。因此，香港的政改切不可操之过急，应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有序、稳健的推动政改，用时间来缓解政治异化现象，填补认同裂痕。

（二）重塑政治理念，端正身份认识

香港的政治异化很大程度上与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基本法和内地的不了解有关，因此，必须重塑香港市民的政治理念，特别要端正其对香港特区法律地位的认识。香港市民应该意识到：首先，中国和香港是一国和其下的特别行政区的关系，而不是地位对等的或互不相干的关系。对香港地区进行适当管治，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央政府的法定权力。香港也应正视自己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法律地位，培养服从中央管治的意识。其次，中央政府并不是香港民主化的阻碍者。中央政府与“泛民主派”的分歧不是“专制”与“民主”的区别，而是“渐进民主”与“激进民主”的区别，是“在‘一国’前提下的民主”和“片面强调‘两制’的民主”的区别。再次，中央政府一直都践行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在2003年之前，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非常宽松，后来，由于“泛民主派”的“反中”行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态度逐渐走向审慎，而中央政府态度的转变也并非为了“干预”香港自治，而是为了解决香港政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泛民主派”很大程度上颠倒了中央政府与香港政治发展的关系，不是前者使后者出现问题，而是后者先出现问题，前者才不得不采取措施解决。最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行政长官“爱国爱港”的要求并非不合理，就好像新界区议会的议员当然不能是不爱香港不爱新界的人，“爱国爱港”并非中央政府推行“假民主”或限制港人普选权利的表现。

（三）促进民生改善，化解政治对抗

由于香港回归以来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两极分化严重，香港市民对香港政制和特区政府的不满越积越多，加之“泛民主派”一味将香港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归结于政制的“不民主”和政府的“不公义”，香港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越来越激进，对特区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和对立化。因此，要解决香港的政治异化问题，就必须大力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改善社会民生，用经济和民生的改善来降低泛政治化程度、化解政治对抗。因此，政府必须加大经济和民生建设的力度，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优先发展经济改革民生，赢得民望；‘有所不为’就是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先不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14]中央政府可以加大对香港经济的扶持力度，深化CEPA、自由行、深港澳合作等惠港政策；特区政府也应践行“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的经济发展策略，大力发展香港的高端服务业、旅游业、零售业和教育业，并将香港打造成人民币离岸中心；另外，香港的各个党派团体也应放下政治成见，在地区公共事务、社会民生改善等问题上加强合作，为香港政治异化问题的解决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四）培养国民情感，增进国家认同

造成香港政治异化的最深层次原因是香港市民国家认同的缺失，因此，要解决泛政治化和对立化问题，就必须真正建立起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并使他们在与内地的日常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出生活化的、彼此亲近的国民情感。随着香港回归时间的增加、内地经济的崛起和香港与内地互动的增多，香港市民对于内地和中央政府的好感有所增加；但是，由于长期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和外国势力干预，再加上部分香港市民是因为在内地受难而逃到香港的，所以，他们对于内地和中央政府的态度又有所保留。[15]因此，要增强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更容易被香港市民接受的方式是：以一个更加平等的姿态给予香港经济扶持，并增加普通香港市民在“惠港政策”中获得的“红利”；同时，向香港市民开放更多内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如教育、公务员等），使他们享有更多内地公民所享有的权利，让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设者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而非“另一个地方”的“受惠者”和“旁观者”。只有让他们亲身参与到国家的发展之中，才能使他们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从而建立起真正的国家认同。

结 语

香港的政治异化现象是历史与现实、国外与国内、经济与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香港地区来说，政治异化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建设，引发了香港的社会动荡；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香港的政治异化也导致了中央和香港关系的紧张，妨碍了“一国两制”政策方针的落实。因此，妥善解决香港的政治异化问题非常重要。然而，国家认同并非一朝一夕能建立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也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努力，“泛民主派”的反对和外国势力的干预更非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所能完全改变，因此，香港政治异化现象的改善必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界爱国爱港人士的共同努力。

注释：

[1]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2]陈丽君：《香港人价值观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3]陈家洛：《如何在生活各层面落实民主？》，香港民主发展网络学者编：《民主十问》，香港：香港民主发展网络，2005年，第31-32页。

[4]陈健民、王家英编：《政改的困局与出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6年，第10页。

[5]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40-341页。

[6]陈丽君：《香港人价值观念研究》，第274页。

[7]何汉权：《回归灿烂，国民教育黯然》，《信报》（香港）2007年6月30日。

[8]郝建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06页。

[9]《基尼系数0.537创新高 贫富悬殊恶化港待推新政》，《香港商报》2012年6月19日。

[10]王家英、尹宝珊：《从民意看香港的社会与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8年，第188-191页。

[11]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第338页。

[12]刘乃强：《香江话民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13]傅思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政治体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203-205页。

[14]郝建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第190页。

[15]周建华：《香港政党与选举政治（1997-2008）》，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