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卓可利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卓可利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关于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的论述，中外学者也已做出很多重要的贡献，本文旨在通过对新时代下的翻译以及翻译本身的特点进行探究，力图在这方面进行补充。

翻译 可译性限度 文化

可译与不可译这一对命题是翻译界一个历时很久的争论，其历史贯穿于整个翻译发展的历史。中西的翻译历史上均可见一斑。谈及中国的博大精深的翻译历史，关于可译与不可译的言论亦是不绝于耳。可以说中国的翻译最重要的部分来自于对佛经的翻译，例如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有似嚼饭于人”的喟叹，道安“五失本”和“三不易”以及玄奘“五不翻”的翻译准则，所有的这些论断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不可译性。西方历史上，意大利的先哲们总结翻译的角色“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 traditore），这一论断富有韵律和哲理。而阿利盖利？但丁（1266—1321），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诗人，早在其作品《飨宴》中指出了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观点。十六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西班牙语：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在《堂？吉诃德》中表明他对翻译的真实性所持的怀疑态度。俄国著名作家伏尔泰（1694—1778）则认为“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克罗齐（1866—1952）是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他甚为幽默地将翻译比做女人，指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除此之外，诸如雅可布逊（Jakobson）、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等现代语言学家从他们自身长期对语言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即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表达出其他语言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很显然他们并非绝对的可译论者。

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的桥梁，彼此的交流能否很好的进行取决于这座桥是否结实，以及宽度是否够宽。只有结实的桥，人们才会信任并踏上桥面；只有桥面够宽，才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通行。但，始终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桥的存在必定只是提供两种语言以及两种文化一种交流和理解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有着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洪堡学派一方面系统论述这种沟通交流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肯定了任何的语种对于世界有着本身独特的视角；而另一方面，正如很多学者和专家已经提出来的关于“最低限度的交流的可能性”。

因此我尤为赞同贺麟先生从哲学意义上提出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发展总是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伴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的语言更不例外，正是这样的共同之处才让人类的沟通有了实现的可能。

人类的文化自是三言两语难以说得清楚明白，植根于各自文化土壤的语言自然也就难以实现完全的互通和转化，这是必须承认的。同时，在我看来，一方面经过数千年来的无数翻译大家的辛勤耕耘，已然为翻译这一文化交流工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使得我们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地理解翻译，更远一点，更好地理解了通过翻译所传达、所展现的自身语言系统之外的文化世界。

也正是因此，我更加相信翻译是可行的。只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可行度的问题——有些可译，有些不可译。但总体而言，可译的占绝大多数情况，也就是因为人类的共同文化发展基因所决定的。

况且，基于绝大部分可译的内容，进而要是能掌握一定程度的目标语，便有望去理解那些不可译的内容，那么，这也就是翻译的精神和目的所在了。至于不可译的部分，也就是翻译这一高难度的活动的不完美之处，反过来，世间一切又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完美？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的“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格准，永远只是依着努力不懈、孜孜追寻的一种理想，彻底实现是不能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只有不断超越极限，成就翻译，最终成就翻译者本身。

放眼现在和将来，我们看到当今世界越来越小，这自然归功于不断发展升级的全球化，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更加频繁，更加多元，更加深入，这直接导致了数千年以来的人类文化发展轨迹发生最深刻的融合，进入最具活力的阶段。翻译的作用不言而喻，文化视角下的翻译限度更是一个学者们应该研究的重要议题。

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与发展极大促进了翻译事业的蓬勃兴起，为全球化向更深层次的推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人们不能清晰地认识到，并不能抹杀翻译的作用。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翻译不可能只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应是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的接触和交流，也正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才成为翻译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否则就会因为文化无知和盲目使得翻译走向死胡同，成功的交流也就无从谈起。文化这一词历来难以准确加以界定，以其涵义之广，融历史面貌、地理特色、民族风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道德、宗教理念、思维方式、社会价值等诸多方面。由此，难以避免的造成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当一种文化现象在另外一种文化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形式或内容，自然而然便造成了词汇空缺。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但不得不承认很多东西依旧是完全无法翻译。很显然，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基因使得翻译成为一种可能，但是种种内外力作用下形成的文化差异却是难以翻译的。

［1］班丽丽.论可译与不可译.科教导刊.2013.10.

［2］管毓红.文化差异对可译性限度的影响.学园.2013年，第27期.

［3］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3期.

［4］马境.文化趋同对翻译可译性限度的影响.吉林大学，2004.5.

［5］唐美莲.论可译性限度.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2期. 2005.4.

［6］张蓓.可译与不可译.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卷，第4期. 2005.12.

［7］曾立.似不可译而必须译似可译而不能译.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3期.2011.6.

卓可利，男，汉族，生于1991年6月，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口译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