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文献综述

司昌键

（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文献综述

司昌键

（广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摇滚乐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后在英国也开始出现并得到蓬勃发展。摇滚乐主要受到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和叮当巷音乐的影响发展而来。早期摇滚乐很多都是黑人节奏布鲁斯的翻唱版，因而节奏布鲁斯是其主要根基。摇滚乐分支众多，形态复杂，主要风格有：民谣摇滚、艺术摇滚、迷幻摇滚、乡村摇滚、重金属、朋克等。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传播学家拉斯维尔提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拉斯维尔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对谁）—With what effects（取得了什么效果）。这五个“W”基本上概括了传播学的理论和内容，所有的传播行为都需要遵循五“W”原则。摇滚乐的传播当然也离不开这5个W。本文以5W原则为线索，对中国摇滚乐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综述。

传播学；摇滚乐；研究文献

一、有关中国摇滚传播主体的研究文献

王莉蕾在《对崔健现象的文化解读》中指出“中国摇滚之父”崔健作为中国摇滚乐启蒙阶段的典型代表，唤醒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引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带领并影响了中国一大批摇滚人。

赵芳芳在《抵抗与收编——武汉摇滚乐队SMZB（生命之饼）个案研究》一文中阐述了崔健在中国摇滚乐传播中的符号地位。

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摇滚乐手作为中国摇滚的传播主体对摇滚乐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有观点认为摇滚乐手的外在形象及生活形态在社会中起到了反面作用，影响了摇滚内在精神的传播，阻碍了摇滚乐的进一步发展。

陈梓在《摇滚乐中的传播学现象》中指出，人们会因为摇滚乐手那些怪异的打扮、夸张的穿着、吼叫的歌词而被带领进入摇滚音乐所营造的堕落的“拟态环境”当中。从而将摇滚看作是误入歧途的坏孩子和郁郁不得志的愤青们在青春期的叛逆，并产生对摇滚乐的抵触情绪。

程霞霞在《谈摇滚文化外在和内在的表现形式》一文中指出摇滚乐手怪异另类的外貌、歇斯底里的演唱方式、喧嚣吵闹的音乐类型和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违背了人们正常的审美观，阻碍了摇滚文化的内在思想表现。

二、有关中国摇滚传播媒介的研究文献

有许魏巍的《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乐研究》，该文章介绍了中国摇滚乐30年来在存储介质和传播介质上的形式和特点，作者认为磁带、CD、MP3是在中国摇滚乐传播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储存介质，每一种新出现的储存媒介都是对原有媒介缺陷的有益补充与改进，对摇滚乐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新的存储媒介的出现也是一把双刃剑。

张笑梅在《中国户外流行音乐节的文化特征解读》一文中侧重对户外音乐节的文化解读，文章经过对中国户外摇滚音乐节的观察和分析，将户外摇滚音乐节的特征归纳为空间开阔的场地构成、风格多元的现场表演、平等自由的文化参与、即时互动的音乐传播方式、正面积极的价值倡导等五个方面，强调了音乐节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摇滚乐传播媒介。

三、有关中国摇滚传播内容的研究文献

反叛性作为摇滚乐核心的特质表现为摇滚作品直面现实的自由与批判精神，它也是摇滚乐传播内容的浓缩特点。

对于中国摇滚的反叛性，屠金梅在《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中总结了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中国摇滚的反叛性并不能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冲击。第二，视中国摇滚的反叛性为洪水猛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一种。第三，辩证地看待摇滚乐的反叛性与中国社会的关系。

屠金梅强调，“摇滚乐的精神内核是‘反叛’，缺乏批判精神的摇滚乐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摇滚乐，其具备了摇滚乐的外形，从这个角度来说，缺乏反叛性的摇滚乐只能称之为‘伪摇滚’。”然而是否反叛性就是摇滚乐的一切呢？有观点认为将反叛性视为摇滚精神全部内涵是对摇滚的一种误解。正如郝舫在《伤花怒放——摇滚的被搏与挣扎》一书中所提到的摇滚乐的本质特性仍然是一种音乐风格，它是一种属于大众的、拥有原始能量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融合诗歌、政治、心灵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摇滚乐手都将传递爱与和平视为摇滚乐的传播内容的重中之重。2002年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户外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的主题口号分别是：“向劳动者致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中国摇滚20年”、“宽容”、“低碳生活”、“爱熊行动”、“摇滚支持动物保护”、“拯救中国河流”、“绿色与和平”、“PM2.5”、“减少鸣笛”等关注环保公益的选题。

四、有关中国摇滚传播受众的研究文献

摇滚乐是青年亚文化的一种，所谓亚文化，陆道夫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给出的定义是“指所有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摇滚乐的主要受众群也是青年亚文化的拥簇者。马娟的《“地下音乐”传播方式研究——以兰州“地下音乐”》，以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中国地下摇滚乐受众群的几个特点：第一，“地下摇滚乐”的受众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都市青年人为主。第二，“地下摇滚乐”的受众以网络为主要媒介。第三，“地下摇滚乐”的受众以爱文艺和追求新奇时尚的青年居多。第四，“地下摇滚乐”的受众对于绝大多数主流价值表示轻蔑与不屑，同时也展现出对于自身所属群体的独立特质的推崇。第五，“地下摇滚乐”的受众始终没有断层。第六，“地下摇滚乐”受众属于集体主义导向价值观。

并非所有学者都统一地看待中西方摇滚乐的受众群体。周宗伟在《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一文中指出作为摇滚乐的核心受众，中国的青少年还没有西方青少年那么强烈的参与和表达意识。摇滚乐对于中国青少年意味着一种新鲜的外来文化，所以，中国的摇滚文化主要代表了城市青少年追逐“时尚”与“新潮”的内涵，中国的城市青少年常常喜爱把“摇滚”作为一种文化标签，以显示某种地位上的“优越”。作为一种追赶时代潮流的行动，中国城市青少年“玩摇滚”的心态要更为浓厚。周宗伟更是提出了中国并不缺乏摇滚乐歌手，但中国缺乏摇滚乐听众的观点。

五、有关中国摇滚传播效果的研究文献

许魏巍在《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乐研究》中围绕传播效果理论与中国摇滚乐的传播进行分析研究，指出虽然“子弹论”早已被人们抛弃，但是它所强调的大众媒介的强效果观点却在摇滚乐的传播过程中得到再次验证。作者认为摇滚乐在现场演出中的传播就像子弹一样击中在场的每一个观众，并迅速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摇滚乐不仅在摇滚现场能完全征服摇滚乐迷，对他们的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输出了一套完整的价值观体系，说服摇滚乐迷相信并接受，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张铁志在《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一书中认为，摇滚乐固然不能取代社会动员，但若没有摇滚乐的介入，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必然不能产生如此的影响。

六、结语

虽然对于摇滚音乐现状的分析和研究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题目，但是这项研究的现状并不理想。如同《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部主任金兆钧说的那样：“说起来是个轰轰烈烈的大题目，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则是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落。”虽说大陆摇滚音乐的研究并不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关于摇滚乐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现有的研究很难说得上是学术的，更多的只是本就处于摇滚音乐产业链中的一些乐评人等对摇滚乐的一种思考。中国摇滚乐，不论是作为一种一般社会文化形态，还是作为一种音乐艺术，都不应该在学术界受到如此的冷遇，学术界对摇滚的漠视而留下的巨大空白亟待填补。

［1]沉睡.废墟之花——摇滚·历史·文化［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2]王逄振.摇滚与文化［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王莉蕾.对崔健现象的文化解读［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

［4]赵芳芳.抵抗与收编——武汉摇滚乐队SMZB（生命之饼）个案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5]陈梓.摇滚乐中的传播学现象［J］.今传媒，2012.

［6]程霞霞.谈摇滚文化外在和内在的表现形式［J］.中国校外教育，2012.

［7]许魏巍.传播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乐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

［8]张笑梅.中国户外流行音乐节的文化特征解读［J］.音乐传播，2014.

［9]屠金梅.论当代中国摇滚乐反叛性的缺失［D］.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论文，2008.

［10]季德芳.论当代中国摇滚歌词的文化维度［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1]陆道夫.亚文化：风格的意义［D］.

［12]马娟.“地下音乐”传播方式研究——以兰州“地下音乐”［D］.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3.

［13]周宗伟.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少年文化［J］.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5.

［14]张铁志.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M］.商周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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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5）24-00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