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文人对朱淑真与李清照诗文的不同接受心态

○梁 青

试论宋代文人对朱淑真与李清照诗文的不同接受心态

○梁 青

李清照和朱淑真堪称宋代女性词坛中的双璧。但李清照巍然屹立于宋代文坛，足以与男性名家相提并论；而朱淑真在宋代却很少有人问津，其中的缘由令人深思。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叛逆的原动力方面再次探讨二人在宋代文人中不同接受心态及原因。

朱淑真 李清照 接受心态 叛逆原动力

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中说：“任哪个研究文学的人，一提到《漱玉词》的作者李清照，便会想起那位苦命的女诗人——《断肠词》的作者朱淑真。”［1］（P272）的确，在以往学者笔下，关于朱淑真与李清照二人对比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但多侧重于二者闺阁怨词、作品特征及诗词中女性形象等方面的探究，而关于二者在宋代文人中的接受状态的研究较为零乱，笔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叛逆的原动力入手分析，探讨二人在宋代文人视野中的不同接受状况。

一

男性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坛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文学往往为人所忽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逆境中的女性文学没有消沉，李清照和朱淑真的存在即是其真实体现。二人的代表作《漱玉词》和《断肠集》堪称中国女性文学之双璧。她们以出众的才华、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女性意识，成为女性的骄傲，也让男性为她们竖起了大拇指。正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赞叹道：“她俩都是闺阁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近代词人况周颐说：“词学莫盛于宋，易安、淑真尤为闺阁隽才而皆受奇谤。”［2］（P704）

然而，在宋代文人的视野里，二者却有天壤之别，李清照炙手可热，而朱淑真却冷冷清清，可谓一显一晦。朱彧在《平洲可谈》中赞美李清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3］（P603）朱熹也说：“本朝妇人能文者，只有李易安和魏夫人。”（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亦说“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4］（P460）即使是后人张端义，在评论宋孝宗淳熙年间的女性能文者也只是说：“淳熙间有二妇人能继李易安之后，清庵鲍氏、秀斋方氏。”［5］（P75）由此可见，李清照在宋代尽人皆知，而朱淑真却不被认可，被宋代的士大夫排斥在文坛之外。正如黄嫣梨所说：“现存宋代的文献及有关的资料，未有载述朱淑真的事迹与诗词，与她同时代的文人亦未有提及她的，她的文名显然不彰。”［6］（P50）与此截然不同的是李清照的名字和别号在《宋史·李格非传》中记载，她的著作也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尽管朱淑真是“我国元代以前留下作品最多的女作家之一”［7］（P372），但也无法改变她在宋代文坛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主流士大夫眼中如此沉寂的现实。若不是“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6］（P50），我们恐怕很难见到朱淑真的诗词。

二

朱淑真与李清照同样是留下众多诗词著作的宋代才女，但在当时一个如此为人所漠视，一个如此为人所推崇；一个如此沉寂，一个如此显赫；一个如此冷冷清清，一个如此炙手可热，其原因值得深思和探讨。

或许后人为朱淑真这位“生亦不幸，死亦不幸”的才女感到不公，都想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探究竟。学者王兆鹏认为家庭和文坛背景是其主因。［8］（P183）他指出李清照无论是夫家还是父家都对其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朱淑真的创作环境封闭，没有文坛大腕的举荐，无法为文人所赏识。演妮则从情感道德评判、接受男性规范的熟练程度、现存资料的完备程度、才华实力四方面论述：［9］（P139）认为朱淑真不仅偏离了男性文学这一文坛评价的主要杠杆，不符合儒家诗教规范，而且连最基本的研究材料都严重不足，加上才华稍逊，必然不被宋代文人所欣赏。牛春俐也另从题材范围及写方式方面略加论述。［10］（P120）指出淑真题材狭窄，局限于闺阁，及个人化的、纯女性的书写方式，难以让封建士大夫认可。总之，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必然是众多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二人在宋代文坛地位差异之大，还应该从其叛逆的原动力方面加以解释。

众所周知，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性格方正，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显赫一时的散文家；清照的母亲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作文。因此宽松的环境，浓厚的文学氛围，使李清照才学广博。正如王焯所说：“自少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11］（P64）此外，她的丈夫赵明诚对她疼爱有加，他们“夫唱妇随”“不羡鸳鸯，不羡仙”，从而使李清照较为大胆泼辣，多了几分男性的豪爽与刚直，于温婉中带有男儿的豪气和不服输的勇气。故而李清照有与男子一争高下的刚强性格，她所追求的是在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扬名后世。正如李调元所说：“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12］（P611）试看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的豪情与气魄；《鹧鸪天》咏桂词中“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不服输精神的表露；“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渔家傲》）有着积极的浪漫情怀，充斥着女子的豪情。所以李清照的叛逆是在一切顺利的条件下展现自我的一种工具，是自然而然的、儒雅的、积极的叛逆，并且在这种叛逆中有着理性的反思的眼光。在她的叛逆中女性特征被弱化，男性特征被强化，表现出了士大夫的襟怀和意志。

而相比之下，朱淑真却没有李清照那么幸运。她虽然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但却所嫁非偶。在我国古代，男子是女子的天，是女子唯一的寄托。“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要求“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因此求得一位理想夫婿是每一个深闺少女的梦想。正如黑格尔所说：“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13］（P327）爱情婚姻的悲哀和对真爱向往却求之不得的矛盾，导致朱淑真在逆境中挣扎，她的叛逆是出于对自身美好爱情的追求，是被迫的、无奈的，是痛苦的、扭曲的，同时也是偏激的、冲动的。她要爱就彻底地爱，要恨就彻底地恨，喜怒哀乐尽现词中，大胆无畏，纵然有世俗鄙夷的眼光，铄金的流言，重重的藩篱，她依然我行我素，坚守着自己的那片天地。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酣畅淋漓地发出了“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做主，何以休生连理枝。”（《愁怀》）的一腔怨气；她自信满满地展现出了“土花能白又能红，晚节由能爱此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黄花》）的至死不渝的追求；她永不服输地表达了“凌冬不改青坚节，冒雪何伤色转苍。”（《竹》）的钢铁意志。她的叛逆更多是因爱情不如意而产生，抒发着女子怨情，伤春悲秋，自哀自怜自悼，表现着内心的悲苦。她的叛逆，是从女性立场出发的，是女子对爱的追求，是女性特质被强化的叛逆。她但抒胸臆，只着眼于自我，而不顾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她所在的社会和当时文人的心态。

同为叛逆的女性，李清照叛逆得儒雅，朱淑真叛逆得偏激。同样的约会词作，却有不一样的风情：试看李清照的《浣溪沙》：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14］（P9）

朱淑真的《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15］（P251）

李清照羞涩矜持，朱淑真却是毫无顾忌地大胆倾吐。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风月之事即使是男性也恐怕会难以启齿。故缪钺在《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中说：“中国古代女子在作品中倾吐爱情，以民歌最为大胆。如《子夜歌》：‘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至于有文化教养之女子，大都是出以含蓄蕴藉之笔法，像朱淑真《清平乐》词这种毫无顾忌而大胆倾吐者，可谓绝无仅有。”［16］（P3）

当我们探究了朱淑真与李清照叛逆原动力的不同、叛逆特征的不同，就很容易理解吴衡照所说的“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的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的妙”［17］（P2423）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从情感道德、封建伦理道德、受众的审美趣味方面解释朱淑真没有李清照在宋代文人眼中地位高的原因。这是因为，在我国传统的道德要求女性“幽娴贞静”“含蓄蕴藉”，要求“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以此观之，显然是李清照更合要求，更有“温柔敦厚”的传统诗学特征，更为士大夫所赞赏。与此同时，李清照的士大夫襟怀和意志也使她的作品有双面的特征，而不仅仅只是闺阁气。恰如杨慎《词品》中对李清照的评价“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18］（P605）；与对朱淑真“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19］（P1543）的评价对比。

三

朱淑真与李清照两位才女，在宋代文人的接受心态中差别如此之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我们在为朱淑真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应该对此种现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二者各有各的闪光之处，应该以公正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全面的眼光给她们一个合理的评价，尤其是朱淑真，我们更应该多看她率真无畏的情怀，独立自强的意识，永不言输的批判精神。在封建社会的一片漆黑中，坚持自我的朱淑真正是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昭示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扼杀，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我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朱淑真远远地超出了她那个时代，为女性独立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扬起了不朽的风帆。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在当世立功扬名、有一席之地，必须顺应时势，不脱离那个时代，朱淑真的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的冲突。”［20］（P41）

朱淑真和李清照在宋代文人中不同的接受心态，折射出南宋的两大文学思想，一是“爱国情怀和亡国悲愤”，这是宋代文学思想光辉而悲壮的结尾，二是“重视作家的道德人格修养和文章的实用价值”，这又正是宋后期正统文学的突出特点。朱淑真远远背离了这两大文学思想，而李清照则与文学思想保持一致，因此朱淑真在宋代文人中注定踽踽独行。

注释：

［1］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2］孙克强：《唐宋人词话（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4页。

［3］孙克强：《唐宋人词话（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3页。

［4］魏庆之：《诗人玉屑·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60页。

［5］张端义：《西台集·贵耳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6］黄嫣梨：《朱淑真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7］冀勤辑校：《朱淑真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2页。

［8］王兆鹏：《古代作家成名及影响的非文学因素——以李清照、朱淑真为例》，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83页。

［9］演妮：《探究朱淑真其人其作备受冷落的原因》，大众文艺，2010年，第18期，第139页。

［10］牛春俐：《朱淑真诗词接受史解析》，名作欣赏，2010年，第18期，第120页。

［11］王焯：《碧鸡漫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2］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1页。

［13］朱光潜译，黑格尔著：《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7页。

［14］郭时羽注，李清照著：《漱玉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15］冀勒辑校：《朱淑真集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1页。

［16］缪钺：《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3页。

［17］［清］吴衡照：《莲子局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3页。

［18］孙克强：《唐宋人词话（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19］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集部·别集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43页。

［20］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1页。

（梁青 浙江温州 温州大学 3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