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关系研究述评

2015-02-28 13:03
邢台学院学报 2015年2期
关键词:文学思潮张承志理想主义

赵 坤



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关系研究述评

赵 坤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了对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关系的思考:研究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给予主体反思的审美可能性,但对张承志在“顺时应势”中的“自我找寻”阐释得不够有力;研究张承志的“自然书写”带给主体反思的启示,但大都聚焦于“人的自然化”,研究空间还尚需拓展深化;提炼张承志“知青反思”的审美独特性,探寻张承志对于文学思潮的超越性,但是研究的比较视野还不够自觉。

理想主义;自然书写;知青反思;审美独特性

张承志与新时期“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张承志创作初期的“草原书写”“知青书写”的审美内容、审美特征是在“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被建构、型塑的,他的创作与时代文学思潮保持着“同构”关系;另一方面,他以其“红卫兵”的身份认同、四年内蒙知青的经历、学者的宽阔视野,在与时代文学思潮“同构”的同时,在创作中也容纳了更多的审美内容,呈现出“反思”的独特性与宽泛性,以一种“超越”时代文学思潮的审美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张承志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阿勒克足球》、《黑骏马》、《绿夜》、《老桥》、《大坂》、《北方的河》等作品,在新时期之初,既“与时俱进”又不“随波逐流”,他在新时期文学坐标中的独特存在价值历来就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认为,研究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更好地阐释张承志对于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贡献,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把握“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多元构成。大致来讲,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从以下角度展开了对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关系的思考:

一、张承志的“理想主义”给予主体反思的审美可能性

在“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张承志以其对青春岁月的讴歌以及富有个性化的抒情,建构起创作的“理想主义”情怀。通过阐述这种理想主义情怀来探寻张承志与时代文学思潮的关联,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总体而言,研究者主要围绕着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对其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的探寻:

第一,“理想主义”使得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时常“跋涉”,而这种“跋涉”既指涉自然空间的漫游又深化了精神层面的再思考、再出发,这样的双重“漫游”、多维“跋涉”,又反过来强化了人物的“理想主义”气魄——在这样的“双向同构”中,张承志向读者展示了既与潮流一致又有所别致广阔的反思。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读张承志<北方的河>》[1]一文指出,张承志让文中的“他”漫游于“额尔齐斯河”“黄河”“湟水”“永定河”“黑龙江”之中,汲取到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气质。蔡翔意识到了张承志 “精神漫游”与“理想主义”的彼此联系,这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追问、探究。其实恰恰是这种彼此关联,使得张承志较之同时期其他作家,有了更为广阔的反思场域,也有了更丰富的反思内容。

第二,关注作为张承志“理想主义”审美表现的“文化意识”,指出张承志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进而拓展出张承志在“文化意识”层面的“理想主义”,以此来审视张承志在“伤痕——反思”文学思潮格局中的文化坐标。季红真《沉雄苍凉的崇高感——论张承志小说的美学风格》[2]一文,指出张承志反对对“历史”的轻易抹杀,侧重表达“红卫兵”在“人民生活”中所获得的历史启示以及所完成的精神蜕变;在另外一篇文章《历史的推移与人生的轨迹——读张承志小说集<老桥>》中,他认为张承志不避讳“历史”的局限,从作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永不断裂的精神链条”[3]的人民善良的精神与蓬勃的生活力中感受到了总体乐观的历史意识。张承志并不遮蔽“知青运动”的历史悲剧性及荒诞性,但在“历史”与“个人成长”的价值序列中他无疑更看重“个人”在“历史”中的精神成长。比起同时期作家对于“知青运动”乃至“文革”的否定与声讨,他更关注历史运动带给知青们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而青春以此就有了意义,这是张承志1980年代初的历史意识。这方面的论文还有王蒙《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北方的河>读后》[4]、王锐《青春生命的礼赞——喜读张承志<金牧场>》[5]等。

张承志在《初逢钢嘎·哈拉》中曾说,“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人挂在嘴上并玷污得那么可悲——把我那么深地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在《北方女人的印象》一文中他曾说,“一个知识青年插队的往事,到头来是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上一位母亲般的女性。”笔者认为当我们尝试借由张承志“理想主义”来探讨他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关系时,不应忽略这样一个关键的文学存在——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在与内蒙牧民的生活联系、精神交流中强化的。而这也与他插队“插包入户”的方式有关。他与“底层”“民间”的融洽及融合,使得在“顺时应势”中能“自我找寻”,由此而展开的民间视域中的“知青书写”“草原书写”就有了更广阔的审美空间。应该说,从这些阐释角度出发,来探究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是更能深入发现问题的。而目前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是薄弱的。

二、张承志的“自然书写”带给主体反思的启示

某种程度上说,新时期初期,知青作家们往往通过“自然书写”保持他们与当时的“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呼应性,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既与他们在“上山下乡”生活中与“自然”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由此而获取的体验有关,也与在当时的文学思潮下,“自然”所兼具的对社会性质的主题以及人生哲理的思考的“含纳”特性有关。在过去,作家们往往将自然作为单纯背景来描写;而到了新时期之初,大自然往往不再仅仅作为人的观照对象而被动存在,“自然”更多地被视为“力”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作家在自然书写中着重表现“自然崇拜”与“征服自然”。张承志笔下的牧人与内蒙草原,梁晓声笔下的兵团知青与北大荒,乌热尔图笔下的猎人与大森林,都在表现人对大自然的征服。在张承志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自然”是一个无往而不至的存在。不同于梁晓声等“知青作家”,在张承志笔下,人与自然更多的呈现和谐的一面,人与自然更多地是顺应与欣赏。在这种“和谐”与“顺应”中,“自然”也为张承志笔下主体反思带来更多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虽然大都关注这一时期张承志“自然书写”乃至这一“关注”可堪“时尚”,但是这里所谓的“关注”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走向。在笔者看来,可分为“避世说”与“积极用世说”。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一书中指出,1980年代的有些研究者“多从回返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逃避时代生活的角度进行论证,并且把自然与文明作为相互对立的概念,由此推导出张承志远离文明陶醉于古朴的美和崇高之中的论点。”[6]也就是说,黄发有认为,在当时研究者看来,张承志的自然意识更多的是基于逃避“知青回城”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彷徨而有意以“自然”为崇高从而稀释主体焦虑感的审美选择——这种“关注”如果确为事实,说“避世说”倒也在理。但据笔者了解,如黄发有所言的那种通过解读张承志“自然书写”从而认为作家“把自然与文明作为相互对立的概念”“由此推导出张承志远离文明陶醉于古朴的美和崇高之中的论点”的论文极为少见,不知黄发有这一“坚定”的判断是出于阅读经验还是主观预设?其实,张承志“自然书写”之于主体精神气质的塑造以及现实生活的介入,已经成为张承志研究圈内的共识。也就是说,前文中的“积极用世说”更合乎研究的判断。即使在1980年代,仍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与“自然”有所关涉的主体意识及社会历史内容。比如周凡、朱持《人与自然——关于张贤亮、张承志创作的美学思考》一文就指出,张承志“没有停留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外在联系上,没有把人物精神活动仅仅视为对自然外在形式观照的结果,它深入一层地揭示出崇高对象的社会历史内容,使对象与主体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人物力图从个人的局限里解脱出来,在反思中把握历史的脉动。”[7]贺兴安《青年奋击者的壮美诗篇——读张承志<北方的河>》[8]一文,指出“北方的河”赋予了“他”崇高感与宽容感,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待“历史”“现在”的态度。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吴亮《自然·历史·人——评张承志晚近的小说》[9],徐芳《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兼评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10],颜纯钧《张承志和他的地理学文学》[11]等。

今天看来,由于“自然”不仅指涉现实生活中的实在场景,而且还折射出主体精神领域的价值隐喻,所以“自然人格化”;同时“自然”对于“人”也有所影响,“自然”气质对于人性人情有所渗透,因而“人的自然化”。当我们谈及这一时期张承志的“自然书写”以及其给主体反思带来的启示时,要兼顾“自然人格化”及“人的自然化”这两大核心问题,由此而展开的主体反思才具有情感超越的可能性。应该说,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张承志新时期之初“自然书写”的研究还大都聚焦于“人的自然化”,研究空间还尚需拓展深化。

三、提炼张承志“知青反思”的审美独特性,进而探寻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之间“同构——超越”的关系

暂且不论“后知青文学”,单就1980年代“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中的“知青文学”而言,其本身的审美意蕴也是多重的。之所以形成这般文学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80年代知青作家对于“乡村”有着暧昧多元的情感文化困境,知青作家在进行“知青表达”时面临着城乡两种文化的纠葛困扰。韩少功《归去来》中黄冶先充满悖反性的情感文化世界,也正是这一时期知青作家“己归却复去,己去又复来,欲割难舍,欲近又弃”的真实内心写照。第二,知青作家的代际更迭也使得他们的知青叙事呈现差异性。特定的成长环境、经历背景以及回城后的人生遭遇,使得新时期之初的这一批知青作家呈现出不同的主体类型。按照阿尔都塞的阐述,意识形态、主体类型、个体的“镜像”体认这三者之间所呈现出的内在逻辑,会形成一种角色规约,进而影响“我”与他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这种基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多元文化想象关系,使得本就具有明确观念意识的知青文学在内部之间呈现出审美的迥异面貌。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思”,都是在“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被型塑的。

考察文学史对于张承志的对象阐述,是把握张承志与新时期文学思潮关系的重要方式。具体到文学史对于1980年代知青文学,尤其是“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张承志”在这种整体格局下的存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文学史,在介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并未突出张承志在这个阶段当代文学思潮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大都只是将张承志作为创作思潮中的代表作家来加以审视。也就是说,1980~1990年代,研究者对于张承志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关系上的研究整体上尚处于“同构”的感知状态。到了新世纪,新出版的几册文学史虽在介绍张承志的篇幅上存在差异性,但大都在强调张承志与时代文学思潮“同构”之时,进一步将张承志的“超越”从中剥离出来,展开审美赋值。具体来说,它主要呈现出如下的研究动向:第一,张承志在创作之初就表现了其与时代文学创作思潮的“区别性”。樊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指出张承志与史铁生、王小波在大量知青作家中具有“特殊的深度”,“从最初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张承志的创作就以其高扬的理想主义信念区别于以创伤叙述为主调的‘知青文学’潮流。”[12]张炯主编《中华文学发展史》[13]指出,当知青文学尚在流行“伤痕”之时,一种“抒发自豪”“对理想主义的肯定”的倾向开始崛起,其代表作家是张承志。编者认为,张承志不仅以其焕发的才华、深沉的思考引人注目,而且强烈的主观意识、雄劲而浪漫的作品形式也使得他在同时期知青作家中独树一帜。第二,张承志卓越的审美视野及反思广度,是与其知青经历及文化身份是密不可分的。王泽龙、刘克宽《中国现代文学》指出,“张承志成长于辽阔而美丽的蒙古草原,壮美的草原孕育了他牧民式的情怀。他所接触和体验到的是远离城市生活、更接近于大自然的、牧民们古老而缓慢的生活节奏。作为一个善于思考、有深邃目光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承志从这种古老而缓慢的生活中,看到了新的历史对陋习的冲击,看到了古老生活的变化。”[14]第三,从张承志审美内容出发,阐述他之于文学思潮的超越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认为张承志在复杂的历史运动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这使得他“已明显离开社会政治视角,而着重发现民间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并以此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15]

虽然在上述文学史阐述中论及到了张承志之于时代文学思潮的“同构”与“超越”,但分析得并不系统,有的还较为零散、片段。这种“遗憾”在一些张承志研究专著中有一定“弥补”。马丽蓉《踩在几朵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一书,虽并未用专门章节来分析张承志的“超越”性,但作者尝试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张承志与同时期同类型知青作家梁晓声相比较,得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见解。在当时的反思文学思潮中,知青作家的反思大都是与“广阔天地”、“民间”、“乡村”保持着距离,主要以自我视角对“过去”展开“过滤”与“想象”,从而展开自我意识的扬弃。马丽蓉认为,即使梁晓声这样高扬“理想主义”的“老三届”知青作家,在创作知青文学时多写知青间的故事、知青与社会运动及知青运动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或较少深入于知青与‘广阔天地’之间的影响与制约等实质性问题。”[16]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无论如何,对梁晓声们而言,他们几乎与那块黑土地上的人们、黑土文化始终有心距”。而这些问题在张承志创作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张承志“直接进入牧民之家,甚至以‘养子’身份成为牧人之家的当然一员”,这是张承志成长经历、创作资源“得天独厚”的地方。

这种比较研究的视野,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侯桂新《知青作家的青春理想——以梁晓声、张承志为中心》[17]一文,虽将张承志与梁晓声进行了同类型审美观照,但侧重于提炼张承志在反思中注重知青与草原民众的生活联系及精神交流以及现实严峻思考的特质。桂琳《知青成长书写中两种书写模式的考察——以路遥与张承志为例》一文,通过将路遥的“现实型成长书写”与张承志“浪漫型成长”加以比较,指出张承志“浪漫型”知青成长书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追新悖论,“浪漫型成长书写对于中国当代在70年代末开始启动的这场现代化历程仿佛先知般地洞穿了它对个体自由的一种破坏和毁灭。他用反现代作为一种抵抗,但隐含的却是对现代性的追随和激进认同。”[18]吉林大学鲁弘的博士论文《知青记忆的不同书写》(2009年)关注到了作为“知青小说同一性的碎裂”的“知青记忆的不同书写”,并将其成因追溯到知青“经历”、“地域”、“体制”的差异。

张承志“反思”的多维指涉以及“反思”的民间视域,使得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能够与时代文学思潮保持“同构——超越”的关系。而具体到张承志的“知青反思”审美特质,仅仅持有“比较研究”的视野还不够,还应将“比较研究”的视野自觉到探究张承志“知青反思”独特性与多元性的审美成因层面。比如,张承志的“插队经历”影响了他“知青表达”的题材选择,而这种题材选择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情感倚重——如果将这些加以整合,并与同时期其他知青作家加以系统比较,对张承志“知青反思”予以再审视,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他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的关系状态。

[1]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读张承志《北方的河》[J].读书,1984,(9).

[2]季红真.沉雄苍凉的崇高感——论张承志小说的美学风格[J].当代作家评论,1984.(6).

[3]季红真.历史的推移与人生的轨迹——读张承志小说集《老桥》[J].读书,1984.(2):61.

[4]王蒙.大地和青春的礼赞——《北方的河》读后[N].文艺报,1984-3.

[5]王锐.青春生命的礼赞——喜读张承志《金牧场》[J].民族文学研究,1987,(10).

[6]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277.

[7]周凡,朱持.人与自然——关于张贤亮、张承志创作的美学思考[J].文艺研究,1985,(3):12-13.

[8]贺兴安.青年奋击者的壮美诗篇——读张承志《北方的河》[J].文学评论,1984,(3).

[9]吴亮.自然·历史·人——评张承志晚近的小说[J].上海文学,1984,(11).

[10]徐芳.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艺术思考——兼评近年来小说创作的一种倾向[J].文学评论,1985,(1).

[11]颜纯钧.张承志和他的地理学文学[J].文学评论,1987,(1).

[12]樊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430.

[13]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14]王泽龙,刘克宽.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382.

[1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9.

[16]马丽蓉.踩在几朵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173.

[17]侯桂新.知青作家的青春理想——以梁晓声、张承志为中心[J].文艺争鸣,2011,(3).

[18]桂琳.知青成长书写中两种书写模式的考察——以路遥与张承志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1):105.

2015-01-12

赵 坤(1984-),男,山东聊城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少数民族文学.

I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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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4658(2015)02-01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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