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女孩的孤独生涯与内心焦虑
——从新弗洛伊德主义视角剖析《我的光辉生涯》的女主人公

○吴 丹

丛林女孩的孤独生涯与内心焦虑
——从新弗洛伊德主义视角剖析《我的光辉生涯》的女主人公

○吴 丹

堪称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的《我的光辉生涯》，是澳洲文坛上著名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作品，小说女主人公西比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旨在从生涯与现实的碰撞、内心焦虑与孤独方面解读女主人公追求梦想的艰难，以及其独特性格的成因。

西比拉 生涯 焦虑 孤独

一、引言

曾被亨利·劳森誉为一部最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澳大利亚国家全貌的著作——澳洲女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讲述了一位丛林女孩的成长经历——一个不谙世故的丛林少女西比拉从小就有着追求艺术的梦想，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不合理要求和束缚，使得她自己的生涯无从发展，内心的焦虑感在归属感缺失和自卑与敌视的作用下产生。本文拟采用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凯伦·霍妮所提出的基本理论来探索《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对从事艺术生涯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并对她孤僻的性格进行剖析。

二、生涯与现实的碰撞

20世纪初由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创立的“无意识性本能学说”一直占据着整个精神分析学的主导位置，他强调人格的形成依赖于“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活动。精神分析社会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凯伦·霍妮的理论与其有所不同，她认为人格结构是由“真我”（真正的我）、“实我”（实际的我）、“理想我”（理想化的我）三部分组成的，真我是指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潜能中的一部分，是活生生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中心；实我是由真我受环境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它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具有现实性；理想我是个人为了逃避内心冲突而产生的有关自己的完人意向。［2］（P29）

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社会，妇女们的“实我”就是对女性独立自主与自由的本能追求，“理想我”是争取到与男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然而，在父权制的统治下，妇女们的理想与现实社会严重分离，一方面男性的权威压制着女性的发展，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对“实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女性同胞的懦弱与屈从，也使得她们教育下一代女性时也烙下了父权制的印记，这两方面也不同程度地破坏了澳大利亚妇女健全人格的形成。

“生涯”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生活。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中的“生涯”意义非凡，它是指女主人公西比拉所追求的“理想我”——从事艺术活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涯，也是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澳洲妇女应该摆脱束缚，去追求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涯。就西比拉来说，她爱好广泛，怀揣写作的梦想，“打算撰写一部无论就长度还是细节而言，都堪称巨著的小说”［1］（P36），但是西比拉生活的社会是一个由男人主宰的世界，纵然她省吃俭用买纸张，白天辛苦干活，晚上利用休息时间熬夜写作，而且还要节省下外婆寄来的回信邮票用于邮寄书稿，然而西比拉得到出版社的答复是“一张措辞客气的便条……明显缺乏经验，因而书稿难以出版”［1］（P36）。辛苦写出的书稿就此石沉大海。她意识到当时的文学世界也是属于男人的，女作家想出人头地是多么困难。在“一首旱灾之歌”里，西比拉描写了一次扶牛的劳动，“疲倦啊疲倦”这样的字眼出现了五次，不禁对自己的未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的生涯，我的光辉生涯！我十五岁——十五！……我会像我周围的人一样年老。”［1］（P25）从中可以看出西比拉对未来生涯的无奈和对现实的愤恨，厌倦这样的生活，却无法摆脱。

西比拉的生涯还遭到了外祖母的打击，在卡特加寄居的日子里，外祖母的养子格雷发觉西比拉身上具有艺术天赋，并极力举荐她到悉尼学艺，准备将她培养成一位优秀的艺术家，外祖母对此不满而大叫：“生涯！如今的姑娘都想着这个，而不想去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照料家庭，做上帝希望她们做的事情。”西比拉想要实现自我的愿望，既不被当时社会的观念所接受，又遭到了上一辈女性对同类进行父权思想的灌输，给西比拉的内心留下了阴影，也为她的反叛个性埋下了伏笔。

不妨再看看小说中澳大利亚妇女的生涯究竟在哪里，透过西比拉的视角，她做家教时的女主人——姆斯瓦特太太，对丈夫忠诚，为人宽厚，并且她“年复一年毫无怨言地承受着人类最无情，最痛苦的责任——生孩子！”。波伏娃曾指出，生育是女性受奴役的重要原因，澳大利亚当时是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男人负责开辟和探险未知的丛林，女人则要顺从男人的意愿，从名字上的从属到承担家务，在男人们的眼中，妇女们就没有生涯可谈，要是有，家庭的琐事就是她们的生涯。再看西比拉所生活的环境，从勃拉格勃朗里的宾客都是“各个阶层的男人”，“难得看到一张女性的面孔”［1］（P8），到波索姆谷中唯有男性户主们才能去新来者家查访，当仆人简拎着两个笨重的水罐从布莱克先生面前走过时，他表现得无动于衷，因为在男人们的头脑里从未有过帮忙做家务的想法。再看外祖母家卡特加地区，“这样一个男人出没的地方。到处是男人，男人，男人，一走出房子就可以看到男人朝四面八方来来去去”［1］（P103），以及西比拉做家教的巴山谷里，只有男人才能来这里做生意，被看做是女人的禁地。西比拉成长的四个环境中无一不弥漫着浓烈的男权气息，妇女只是男人们的附属品，她们的生涯无人关注，更无从发展。

因此，在父权制和同类女性的压制下，这位丛林少女的生涯发展受到了阻碍。与她有相同命运的澳洲妇女们，无论怎么奋斗也不会有光明的前途和属于自己的事业，现实的社会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她们笼罩住，吞噬着她们的“实我”。

三、内心的焦虑与孤独

霍妮提出的基本焦虑是指儿童不能形成一种归属感，不能形成“我们”这样的同在感，而代之以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3］（P2）西比拉在自我分析中这样说道：“她（西比拉本人）不仅仅是一个超出了自己范围的家伙，她压根儿就没有归属，她是一个孤独者！”［1］（P46）一方面母亲的不理解和父亲的堕落，让她在父母身上无法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在西比拉对未来的抉择上，母亲坚决反对她从事艺术，也不认可她的能力：“你应该承认你什么也干不了……你实在是一个无用的姑娘。”这无疑让西比拉的内心受到了冲击。母爱本是无条件且忘我无私的，是关心孩子并对其成长负责，使孩子懂得热爱生活，梅尔文太太把孩子当成是自己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使得西比拉与母亲始终处于对立的境地，导致了她“处在一种被设想为具有一种潜在敌视的世界中，所以，她感到孤独和无助”，［3］（P2）西比拉对父母产生的敌视行为也让她陷入孤僻之中。

在巴尼山隘做家庭教师的日子里，这里的闭塞和人们的愚昧都让西比拉感到与之格格不入，更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她的内心开始出现新的焦虑：“我该怎样度过这一天呢？我总是坐不定的，即使忙着干一件事的时候也是如此”。［1］（P214）于是她想通过给最疼她的外婆写信，请求外婆接她回卡特加，可母亲却在中间阻止；母亲在信中指责她，让她去努力忍受；姨妈无情的回信更是让西比拉对亲情和友情产生绝望，离开巴尼山隘是不可能的了。西比拉每晚都会失眠，悄悄地独自一人来到无人的地方，唱着在卡特加时的歌，一遍遍地回忆着在那里的时光，此时的西比拉内心的孤独感在逐渐增加，还有感觉自己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无助感，“这种对个体环境的敏锐反应，会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即基本焦虑”［1］（P57），西比拉的焦虑在不断升级，每晚的举动到了无法自我控制的地步：“我几乎听任自己无节制地这样做”［1］（P232），西比拉的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她拒绝了姆斯瓦特太太让小罗丝陪她睡觉的好意，“因为我（西比拉）内心虽有一种令人厌恶，令人颓废的孤寂，但它决计不是用一个肮脏的野孩子为寝侣就可以救治的。”焦虑导致的孤独感也从未离开过西比拉的内心。

在爱情上的焦虑主要体现在西比拉和比彻姆交往中所出现的问题，按照霍妮的观点：不同种类的敌意冲动是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西比拉的嫉妒心理成为了她对爱情产生焦虑的内在因素。西比拉相貌平平，尤其是外婆写给她妈妈的信中提到西比拉的相貌，更加深了她心中的自卑感，“我长得丑”是西比拉对自己相貌的评价。一个女人如果认为自己丑，就会介意容貌，并对漂亮的人产生警觉。［6］（P87）这种警觉有时候转化成嫉妒，嫉妒是敌意的外在表现。首先西比拉嫉妒妹妹格蒂的美貌，外婆的来信中说人人都夸格蒂长得漂亮，尤其是姨妈说比彻姆好像被格蒂迷住了，她意识到格蒂成为了她的“情敌”。对格蒂产生的敌意不是很明显，只是有时候她读着这些夸耀格蒂的信件，也会大动肝火，但是她内心的焦虑感从未减弱，“我永远是一个孤独的流浪儿，从爱的世界的一头飘落到另一头——是我自己亲属中的一个外人”［1］（P254）。来自墨尔本的德克里小姐的出现。也说明了西比拉心中存有嫉妒心和焦虑，在博希儿和比彻姆两家相约去维姆比特赛马场观看赛马时，哈罗德要陪伴着德里克小姐，就将西比拉交给了牧羊徒工阿切尔照顾，看到哈罗德与德里克小姐并肩散步的背影时，西比拉的嫉妒心和自卑感再次袭来：

他们（哈罗德和德里克小姐）适合做艺术家的模特儿。一位是又高又大、无拘无束的丛林人身材，一副从容不迫的绅士派头，那套职业骑手的服装更显出他魁梧的体魄；另一位同样也是高挑身材，是一位端庄的城市美人，她那自信而时髦的装束，显示她已与少女时代无缘，已经成了一朵盛开的玫瑰——说真的，在体形上他们是多好的一对呀！随后，我想到自己可怜的五英尺一英寸之躯，它无美可言。我看了看身旁的这个男人（牧羊徒工阿切尔），小个子，圆肩膀。我们都是穷困的产物，都无法自立。我们与另一对所形成的对比使我大为震动。我苦笑了一下。［1］（P113）

此后的聚会中，西比拉在德里克小姐的旁边，感到“相形见绌，仿佛一块白色小手帕与一块用丝绒精心整饰过的大披肩作比较”。［6］（P88）西比拉对自身容貌的自卑感导致嫉妒别人的美貌，进而对她所嫉妒的人都存在一种敌意，她再次遇到德里克小姐时，便仔细打量这位美人，并做了一番评价：没有情感，作为装饰品，绝不会成为丈夫的伙伴，是一位我所见过的最乏味的人。言语中我们发现西比拉以挑剔来表现自己的敌意，强烈的敌视冲动可能是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焦虑的主要心理力量，追求这种强烈的敌视冲动，势必会对自我目的造成极大的破坏。［2］（P38）当西比拉面对哈罗德的初吻时，她却采取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回应，我们来看看她在那一刻的行为：“正当哈罗德俯下身子要把他的嘴唇贴上来的时候，我迅速举起鞭子使足力气对着他的脸打去”［1］（P152）。其实内心里西比拉把哈罗德视为真正的情人，但是她为何对情人的吻有着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也一直是文学批评界存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她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一种强迫性的冲动，因为内心已经深深爱上这个人又担心接吻就意味着顺从了男人，要接受男人对她的控制，最终会失去自我，从而产生了严重焦虑，导致她会出现反常的回击。

缺乏亲情的归属感让西比拉内心焦虑孤独，对相貌的自卑使她在情感中敌视周围的人，甚至会有一种类似于强迫症的冲动行为。经受着爱情和亲情的双重焦虑，西比拉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助，最终选择了独身一生。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的光辉生涯》中女主人公西比拉追求艺术生涯的志向虽然“犹如丛林无边无涯”，却被父权制的社会无情地吞噬，澳洲妇女的生涯也陷入如此境地。她的自卑与敌视成了内心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伴随着一生孤独的折磨与无奈。因此，关注少女成长和女性的自我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的。社会要给予妇女们更多的关爱与帮助，而不是压迫与控制；而作为女性要克服种种困难，消除内心的焦虑。发展自己的生涯，实现自我将是女性同胞们毕生奋斗的目标。

注释：

［1］黄源深译，迈尔斯·弗兰克林：《我的光辉生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2］陈收译，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3］陈收等译，卡伦·荷妮：《神经症和人的成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4］［澳］朱迪思·赖特：《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5］田耀，李典：《根植于丛林中的不羁灵魂——浅析〈我的光辉生涯〉中西比拉的异样人格》，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6］陈茂庆：《在丛林里挣扎的年轻艺术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吴丹 内蒙古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外语系01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