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身份与文化认同
——读王芫的《啊，加拿大》

○董 瑾

漂泊、身份与文化认同
——读王芫的《啊，加拿大》

○董 瑾

同一个时期我在读徐庄厚重的长篇小说《二十四气》和王芫的中篇小说《啊，加拿大》，这种交替阅读给我带来的新的体验，也带来了困扰：徐庄的乡愁指向非常明确，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庄——徐庄，联想到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就不难看出他对于乡土的式微深感忧虑，想还原乡土的原生态，挖掘其价值和美德。

而王芫的小说《啊，加拿大》（《人民文学》2015年3期）在“迁移”中表现的“故土”的概念却十分模糊。移居温哥华7年的女作家安泊一直没有归属感，想再次带着女儿移居洛杉矶。她对于搬家非常习惯，在每一处停留时都不会与人深入交往，在离开时也从不曾和谁难舍难分。但女儿不同，女儿留恋小伙伴甚至家里的那辆车。母女两人产生了冲突，以致于10岁的女儿离家出走。最后因为无意中随车带的一包垃圾而被美国海关人员拒绝入境，阴差阳错反而遂了女儿的愿望。这里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妈妈的漂泊感和没有归宿感和女儿的留恋“故土”都意味深长，值得思索。

与上一代、甚至上几代固守于乡土相比，王芫是“走出去”的一代，其经历可谓丰富之极。20年中至少跨越了3大洲。从1997年去国、后回国，2005年再前往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到再回国，现在准备再次启程赴加拿大——王芫是不能安守一处的。王芫的写作也以其两次回国为分界线：在写作初期，她的笔触还更多地放在中国本土上，笔下人物是在中国发生巨变的大时代背景下，上演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平凡的一幕，如《北京女人》中的4个短篇。后期或许由于有了时空的距离，她更多地以海外女作家的身份书写海外华人移民的生活，如《路线图》（《当代》2013年第2期）、《啊，加拿大》。

孔书玉在《王芫与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戏剧——短篇小说集〈北京女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九十年代的王芫已经显出了漂泊，甚至是逆流行进的症候。”“在这充满了变迁的岁月里，写作成了王芫唯一能坚持下来的职业。不论读者对她的无根飘流作何感想，这样的生活倒是为她的创作提供了营养。”

“无根飘流”让我想起了很早前的那部著名留学生小说：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小说写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赴美的留学生最终像无根的浮萍一样游荡在两种文化之间，找不到自己文化之根。我们感兴趣的是：自从八九十年代大陆掀起赴美留学浪潮，作为九十年代的留学生王芫又为她的同伴画了怎样的画像呢？她（他）们在身份与文化认同上有什么样的特征？

《啊，加拿大》是《路线图》的续篇，基本的人物设置没有改变：安泊、女儿爱丽丝、男友文德尔。《路线图》基本上复制了王芫自己的生活轨迹：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的过程。《啊，加拿大》续写7年后的安泊再次受到内心不安冲动的劫持，想移居洛杉矶，由此和女儿产生冲突。

小说夹杂着与其说是母亲的焦虑不如说是身份的焦虑：母女战争以一个偶然的“垃圾”出现得以暂时缓解，受西方民主平等观念的影响，安泊和女儿的家庭关系是开放、平等和民主的，垃圾的出现使得安泊的选择既符合了女儿的心愿，又不失母亲的面子。但是这只是表层。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的确混杂着教育理念的不同，但更为重要的是以母女之间的战争掩饰了语言、身份和文化认同的难题。

对于海外的中国女作家来说，艰难地寻找一条母语写作之路是她们的宿命，王芫也不例外。作为中文系毕业，以母语写作的王芫来说，她对语言的敏感性应该说在一般人之上，语言是她进入人物和人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王芫笔下人物的语言经历。对于语言，安泊她们出国前是有着切身之痛的：在王芫早期作品《你选择的生活》中，刚刚毕业的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新人痛切地感受到，她与那些操英语神气活现的员工的身份差别是她讲纯正汉语！英语是优势语言！语言情结延续至20年后，当安泊们远渡重洋、负笈求学，甚至培养出英语呱呱叫的第二代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女儿依仗着语言优势颠覆了母亲的权威，安泊的挫败感也随之而来。作为少数族裔，安泊的第一代移民身份显露无疑。

严格说这并不是母女两代人的代沟或者较量，而是安泊们游走于不同身份之间，建构身份和解构身份带来的困境，深层是坚持本土文化还是朝拜西方文化的抉择。

语言是文化的，语言的熟稔直接导致其对文化介入的加深，毫无疑问王芫笔下的孩子属于此类，和母亲相比，她更如鱼得水、更能融入当地文化中，对于流行语、俚语和语言背后的能指了如指掌，在某种程度上是母亲的导师。在10岁的女儿面前母亲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进而想起自己苍白单调的青少年时代。“相信我吧，我更加了解加拿大。”女儿的一言以蔽之的总结无疑颠覆了母亲的权威，进而宣判了母亲权威的破产，这是源于不同的文化谱系的迁移带来的母女话语权的置换。

在同一文化谱系中，父母指导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是母亲教导女儿，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女儿的青春期的叛逆被认为是阶段性行为。但是空间和文化谱系的迁移导致了安泊文化认同的落空：既不愿意接受传统的文化，同时也无力接受异域文化，终日处于心不在焉的文化恍惚和真空状态。

与国内社会精神浮躁相对应的是海外华人移民精神漂泊状态。生活或许宁静富裕安逸，但是“好山好水好寂寞”，面对国内急剧的变化，终日里在“归不归”“往哪儿归”中左右失据、进退维谷。

安泊身上当然有王芫的影子，但王芫也反思笔下的人物，在另一个维度对于人物的选择给予了理解。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海外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开始探索文化之根、寻找自我身份，其代表为身为“ABC”的汤婷婷和谭恩美。王芫的经历是改革开放背景下走出去中国人的经历，不同于於梨华，更不同于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多重身份。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种族问题连带着亚裔的困惑全部带有现时的特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的到来，科技甚至互联网时代的推动。

小说中写到了两个细节：安泰勒衣服和垃圾。我们从中可略窥一二。

小说写道：安泊从美国回到温哥华，要送女友一件礼物，她选择了安泰勒外套。小说进而写道：

安泰勒是个美国平民女装品牌，约等于中年人的H&M，并不昂贵，但温哥华没有分店。北美经济一体化之下，要找一件美国有而温哥华没有的东西也还是挺难的。

很明显在全球化浪潮下，伴随着乡土消失和沦陷的是一系列现象的出现：比如“土特产”及其概念的消失。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用苹果手机，吃麦当劳，操着英语，全部是地球村村民。而土特产指某地特有的产品，即土特产是指来源于特定区域的产物，但特定区域已经消失，即乡土消失，原料产地消失。土特产本质上是乡土文化的外在体现，是结合了当地的水、土、气候、空气，并契合了当地的四时风物与民众智慧，经多年积淀而成，是别处无法复制的，比如茅台，比如云烟。

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其实洛杉矶和温哥华的城市特质有什么不同？以本雅明的理论解释，纽约、东京、香港甚至上海都是“空洞的、同质的时间”，而且只能由股票市场的波动进行衡量。全球化使得王芫并不需要过多地解释笔下人物的迁徙动机，这只是一场任性的旅行。

也许“乡关何处”甚至“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样的问题在王芫处是不存在的：价值更多元化、追求自由、非政治化是王芫们的标签。与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等相比，文化多元才是王芫的终级指向。发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慨叹的冉云飞其实没有想到的是流动性是现时的特征，大家都是地球村村民。试问：迪拜出生、新加坡长大、法国国籍、在美国读书的孩子的故乡是哪儿？对他而言故乡的概念是什么？据展望，2050年北京和纽约在一小时圈中，科技的发展使得彼时“流动”和“迁徙”的概念即将发生革命性变革。

垃圾是贯穿全篇的线索，垃圾在文末出现并由此改变了安泊设计好的一切的结尾更带有荒谬性。在美加边境，心不在焉的安泊答错了海关官员的问题，加上那一包神来之笔的垃圾，她的这次迁徙彻底告吹。这种释然又何尝不是王芫对于“迁徙”本身给出的新的注解？

对于我们的问题“人如何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又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答案似乎有了：对于世界公民的安泊们，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在交融、杂交文化图谱中，漂泊的经历让她们爱恨交织、欲罢不能，在其中不断地寻找着自我。也许这个话题得由她女儿续写，下一代能够站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审视母亲一代的选择。

也许是加拿大甚至北美、澳洲大陆广袤、寂静生活的熏染，王芫的写作风格越来越自然平和，注重细节，布局谋篇不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这一点或许受到了她所翻译的加拿大著名作家、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门罗的影响：表现城郊小镇的平凡生活、邻里关系，但其背后却是对于人与时代、人与环境、人与文化的深深思考，因而令人回味。王芫不介意写身边琐碎的人和事，却不愿意写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也不屑于满足读者低级趣味的商业化写作。（见《纯正的写作——王芫访谈》）

笔者是王芫的同窗和朋友，她多年的笔耕不辍让我感佩，虽然她作品的数量不多，也还没有进入大作家的行列中，但是她严肃写作、认真探索的态度时刻矫正着笔者对于文学的看法。不忘初心，也是她教会笔者的。

［1］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陶东风.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大出版社，2010.

［3］刘禾著.帝国的话语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2009.

［4］张旭东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5.

［5］张旭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M］.北京：北大出版社，2014.

［6］南帆著.后革命的转移［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5.

（董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