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看待和学习当代文学
——答学生问

○李俏梅

我们如何看待和学习当代文学
——答学生问

○李俏梅

“当代文学”这一门课程的学习使我们感觉到了困惑。即使不与“辉煌”的古典文学与西方文学相比，仅仅与刚刚上过的现代文学课程相比，也使我们在刚刚接触当代文学——尤其是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这一段感觉到了落差。学习现代这一段时，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钱钟书……名家鱼贯而来，我们依次学习，感觉到很安心：我们在学一些很“经典”、很精华，很文学的东西，而一进入当代，尤其是五十——七十年代的学习，就是频繁的政治、文艺运动，讲到的一些“红色经典”，毋庸讳言，也是政治性太强，审美性不够，这样的一段文学，我们干嘛还要去学呢，不是浪费时间吗？这可能是很多同学心底里的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同这种想法。作为一般的提高文学和审美修养来说，我并不认为当代文学是非学不可的；同样我也并不认为文学经典有全盘学习的必要，任何一块经典的欠缺和遗漏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可能有人从未读过美国或日本的文学经典，但这个人的审美或文学修养未必会很差。不过这是对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的，对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文学不仅仅是我们提高修养的一个途径，它还是我们的重要的学习和探究对象，因此系统和深入的学习就变得必要，当代文学作为整个文学史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能忽略。

关于当代文学的不可忽略，我想起美籍华人学者张旭东先生的一个观点：“当代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弃儿”，相反，是“当代文学生产了现代文学”，甚至生产了整个文学史，“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来到了当代”。这个观点看起来有些惊世骇俗，其实是有道理的，他说的是当代的文学观影响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指认和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对于古典文学同样如此。比如在1950-80年代初，无论撰写哪一段文学史，“人民性”“革命性”都会是一个重要尺度。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就是左翼作家占据核心地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穆旦等作家是没有位置的；到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这些作家却进入了“经典”，而曾为经典的一些左翼作家被挤出了位次。而今天写文学史，恐怕通俗作家如张恨水、金庸等的作品也得进入经典之列了。这说明“当代的文学观”影响着我们选择经典时的眼光和标准，这个“当代”，当然是经典指认时的当代，比如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时的“白话”标准就是他的“当代”标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学习文学史，都不能不对他的当时代文学有所了解和关注，因为当代文学看起来是“文学史末梢”的东西，实际上却是使得经典序列和文学史叙述变动不居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重视它的当代文学，那也一定是文学本身受重视的时代；反之亦然，一个当代文学失去影响的年代，也是文学本身无足轻重的时代。

在这里我不想过多谈论为什么要学习这样的话题，因为当代文学毕竟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学习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才能学得更好一点，了解得更多更深一点。

学习当代文学，我们首先不能回避的是如何看待1950—70年代文学的问题。这段文学在它诞生的年代，当然被看得很高，高过现代文学，而到了八九十年代，随着我们文学观念中对审美性的推崇和对政治性的厌倦，这一段文学被忽略了，甚至被当作任意嘲弄的对象，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段文学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至于近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锐和最重要的成果都出自于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的文学观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渐渐发现了“纯文学”这一观念的保守性（当然在它最初被提出的时候有它的革命性），意识到仅仅从“审美性”上去评判一种文学是不是有价值是很不够的，重提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社会政治维度，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们重视这一段文学的研究是因为意识到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这一段文学，无论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否定都失之简单，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反思和审视。事实上也只有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们才获得了重新审视这一段文学所需的时间距离和新的理论视点。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段文学呢？至少我们要做到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它的原生历史语境来解释这一段文学。如何理解这一原生历史语境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把这一段历史看作“左倾”政治一步步发展的历史，在九十年代以后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现代性。“左倾”是从共产党的具体政治路线这个角度来说的，而“现代性”则在一种更大的历史视野中给了19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一个定位：我们将它定位为“激进现代性”。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定位。因为自从晚清以来，中国就被强行拉进了追赶西方现代性的征途中，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到1949年后，一直处在一个改造传统社会的进程中，只是1949以后它显得更为激进，怀抱着一种更加伟大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政治上先进、经济上发达、道德上纯洁的理想国，文学的任务就是配合这一理想国的实践。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陈晓明这样描述这一段文学：“那是中国激进现代性怀着强大的历史理想创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尝试……文学由此要充当激进现代性前进道路的引导者，为激进现代性文化的创建提供感性形象和认知的世界观基础。”应当说文学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顾整个文学史，我们可以说没有哪一个阶段的文学能够像50-70年代文学那样，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有过如此直接巨大的作用，当然我们可以说，文学放弃了自己的某些特性，因此付出了代价，恰如洪子诚先生所说，文学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个“革命文学的自我损害”和“自我驯化”的过程，因此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高度。我想对于1950—70阶段的文学至少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回到“历史现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应当深入1950—70文学的内部，深入到文本之中，看每一部作品如何想象现实，如何处理个体经验和历史经验，如何煽动乌托邦梦想，以达到对于“正确的”政治主题的表达，用比较时髦的术语说就是，看文本如何“编码”，“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这是更为深入细致的审视。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时候的文学为政治服务，就是简单地写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相反，它非常强调“真实性”，强调“深入生活”，革命文学想要达到的最好效果是要让国家的政治意图内化为人民群众内心的追求，看起来是应当真切动人的，所以简单地照抄口号，或者写一些纯粹虚假的东西肯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这一阶段的文学是如何做的呢？在我看来，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将“个体经验”纳入到革命的阐释体系之中，阐释体系在这里是更为关键的，它可能完全改变经验的性质。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举到过一个例子，一个人做好事帮助了别人，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为“有善心”，但在六十年代，可能会被解释为“阶级情谊”，同样的一件事，意义不同了。那么，对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他需要把个人经验纳入到革命的或阶级的阐释体系之中，有时候比较成功，也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冲突和偏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红旗谱》等作品时能感觉到明显的“裂隙”和“矛盾”的原因，在今天看，“成功”之处可能会受诟病，“裂隙”和“矛盾”却备受尊崇，因为它表现了作家们“表现历史真实的努力”。同学们可能会问，这样细致的分析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看起来它似乎只是针对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所作的分析，但其实有它的普遍意义，简单地说，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什么叫做“文学”，文学与政治之间从来都有种种复杂纠缠的张力关系。

这是关于1950—70年代的文学，这是我们学习中最具困惑之处，所以说了这么多。“文革”结束以后，历史进入新的时期，我们的当代文学也进入“新时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文学比较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八十年代，给人一种文学生龙活虎的感觉，它充当着思想解放的先锋，也不断提供着新的审美经验，尽管从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一些很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也不过尔尔，但是那种解放与创新的能量却至今使八十年代的文学当事人们激动不已。九十年代至今，作家与作品的数量以及质量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反而处于日益边缘的位置，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也变得莫衷一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评价是偏低的，这种“低”，可以理解。同学们应当有过看新出的电影的体验。记得我当初看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时，很多人评价差得不得了，真有这么差吗？在我看来不见得，相反影片对于“何谓英雄”的理解还是很有深度的，毕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冯所编剧的嘛。我最近看《关云长》，同样有人说很差，网上还有人给两分，因为“改得太离谱”了，不符合他们熟悉的那个《三国》。但我觉得影片有些新意思。它从曹操的角度来讲述关云长，表达了对于关云长所代表的“忠义”的一种矛盾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曹操有治世之才，又如此器重关公，天下交到曹操手里比交到谁手里都更有利于百姓，那么关云长一定要回刘备那里干嘛？关云长不是傻瓜是什么呢？但如果道德的原则可以随意动摇，哪怕是有理由的，那么道德将不存于世，因为有谁找不出现实的理由呢？那是更可怕的情形。影片表达的正是我们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很有些思想。但是为什么评价很差呢？一种原因是本身没看懂，第二种原因是说差比较保险，显得自己有水平。那么对于当代文学的评价也与此类似。当然当代文学的情况可能更复杂一点，它确实有自己的问题，我尤其不满意的一点是它日渐丧失了反映现实的力度和雄心，但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善。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同意“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这样的论断，当代文学在近三十年里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的。口说无凭，任何判断都必须在真正了解、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真正花一些时间去阅读当代文学的一些优秀作品，这就是学习当代文学之道，也是学习古代、现代、外国文学之道，只有阅读，才有发言权。

我在这里精选当代文学的二十部作品，希望同学们至少读读它们：

1.杨绛《洗澡》

2.王蒙《活动变人形》

3.张贤亮《绿化树》

4.江曾祺《汪曾祺自选集》

5.韩少功《马桥词典》

6.莫言《红高粱家族》

7.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8.王朔《动物凶猛》

9.阿城《棋王》

10.邓友梅《那五》

11.王安忆《长恨歌》

12.铁凝《玫瑰门》

13.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

14.林白《一个人的战争》

15.毕飞宇《青衣》

16.李洱《花腔》

17.贾平凹《秦腔》

18.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

19.顾城《顾城的诗》

20.王小妮《我的诗选》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经说，经典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对于当代文学，我们难以期待这种能给作品带来附加值的“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但是任何经典都曾经是它诞生那个时代的当代文学，我们呼吁一种对当代文学尊重的态度，这样我们可能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这也是优化文学生存环境的一个前提。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现代化进程中文学经典的认同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14WZDXM021］及2014年度广东省教学改革项目“文学通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研究”［项目编号：GDJG20141129］的阶段性成果。）

（李俏梅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