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　张斤夫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张斤夫

大寨村口（作者摄于1964年11月）

1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是新中国建国十五周年，我们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四年级的学生过得最热烈最隆重，但心里又有些忧伤。因为这可能是我们在北京，在母校欢度的最后一个国庆节。明年毕了业，谁知道会被分配到哪里去过呢？欢庆忧伤过去，便是紧张的毕业论文准备。大学五年的学习结束，每个人都想给母校留下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选择的题目是曹禺的《〈日出〉简论》。曹禺是我们的副院长，曾给我们上过关于戏剧创作的课。选择他的作品，写起来会更加方便、亲切。曹院长，中等个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戴着银边眼镜；他处事低调，言语不多，讲起话来声音平缓，文质彬彬。当我告诉他我的毕业论文选题时，曹院长摆摆手，微笑着说我的剧作不好，没有多少值得评论的，可不要浪费你的才学。

正当我收集完材料，列好提纲，准备动手时，突然接到全系师生赶赴山西昔阳县参加“四清”运动的通知。

2

在昔阳，我们先在县委党校集中学习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四名同学被分配到离大寨只有七里地的石砰大队。公社设工作队，大队设工作组。我们的组长姓刘，名字拗口不好记，大家就都叫他“刘组长”。刘组长工作认真，贯彻上级指示一丝不苟。他说话声音很高，带着浓重的雁北口音；粗糙的皮肤，高高的个头，浓郁的乌发，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肩膀一晃一晃。他是来自大同地区左云县三屯公社的副书记，虽然三十岁刚出头，但已有十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经验。

石砰大队属于大寨公社，第二天，我们便到大寨参观。陈永贵得知我们要去，提前来到村口等着。陈永贵，正像人们平时在报刊上见到的那样，高高的个头，黑黑的皮肤，大嘴巴、宽鼻梁，一身农民打扮，头上扎着白头巾。我们见到他时，他两手扶着一把铁锹，见我们来，笑着一一和我们握手。一边握手一边说，欢迎哩，欢迎哩。你们从北京来，从毛主席身边来，指导我们搞四清，我们欢迎哩！当陈永贵的大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时，我的手，有一种被老虎钳夹着的感觉。他的手掌上全是老茧，用指甲一敲，能发出清脆声音。

“四清”运动，即“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清账目”：所谓“清”，就是从经济上清查农村基层干部这四个方面问题。

对清查，中央文件《二十条》讲得很清楚：“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却发生了极大的偏差：几乎所有干部都被怀疑有“四不清”问题而“靠边站”；几乎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社员都被怀疑与“四不清”干部有关系而扣上“怀疑”对象。我们进村不久，听说西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金奎自杀了。原因是，有个社员揭发他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工作组找李谈话，要他交代问题，李不承认，双方发生争执，工作组长派民警将李关押在小学里。学校院子当中有一口方井，平时用一块石板盖着，那天夜里李借口上厕所，经过方井，猛然掀开井盖，一头栽了下去。

李金奎事件，在我们工作队员当中引起极大震动：西庄大队也属于大寨公社，如何看待李金奎的自杀？“四清运动”这样搞下去行不行？为此，引起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应不应该被清查？应不应该靠边站？刘组长一口肯定，不论什么人，一律先靠边，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检举揭发，如果没有问题，经过“洗澡”、“下楼”、“过关”，运动后期继续使用，陈永贵也不能例外。刘组长说，有的社员揭发他隐瞒土地，多报产量。这说明大寨的四清运动，揭开了盖子流出了脓，大寨的红旗杆上生了毛毛虫。陈永贵说，我的粮食亩产一斤一两都没有多报，不信，你们可以去量我们的土地哩。别说，工作组还真的发动一部分队员，用绳子一块地、一块地去丈量呢。大寨的土地，最初有四千多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后来整合成两千四百多块，工作组一天只能丈量四五块。用这样的速度，一年也量不过来。我不同意刘组长的看法。我说，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可我们现在，不用说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了，连百分之一都没有。陈永贵是全国劳动模范，是毛主席树立的典型，我们连这样的人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呢？刘组长说，照你的说法，大寨的四清可以不搞咧；昔阳县是全国的先进县，昔阳县的四清运动也可以不搞哩！两人越争嗓门越高，火气越来越大。刘组长指着我的鼻子说，在北京念了两天大学，喝了两滴墨水，跑到山西来不知天高地厚，教训人来哩！我被他说得脸红耳赤，半天不知说什么好，闷着闷着，脑海里不知怎么冒出“路线”两字，可着嗓门，冲刘组长喊了一句：“你们犯了路线错误！”

一句话炸了锅，刘组长立刻跳起来拍着桌子说：“你咋这样说咧！？四清运动是党中央发动的，否认四清运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他队员也都纷纷站起来，有的劝我头脑冷静，不要乱说；有的劝我，应该虚心向农村干部学习，不应该跟刘组长顶牛；有的说，四清运动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要看成绩，看主流，看大方向。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是为了防修反修，防止和平演变。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可千万不要站错立场。还有一个女同学语重心长地劝我：旧社会你是孤儿，出身好，成分好，是党把你养大成人，应该站在四清运动的最前线，想不到，你却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太不应该了！她的话让我一震，我非常后悔自己的冲动。越后悔越觉得可怕，于是，赶紧向刘组长赔礼、道歉。

在大家的劝说下，刘组长也冷静了许多，会场这才逐渐平静下来。

3

1965年1月2日，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一大早，我们得到通知，到县委党校开会。大礼堂的主席台中央，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身材瘦削、两眼炯炯有神的人。从会场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我得知他是晋东南地委书记兼地委四清运动总团团长赵中凌。早就听说，赵书记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曾在太行山一带跟左权将军打游击，威信很高。地委书记亲自参加，说明今天的会议不寻常。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在怦怦跳。

赵书记在严肃的气氛中，做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四清运动”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讲了四清运动的伟大意义，如何正确认识四清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之后话题一转，气愤地说道：“在我们昔阳县的四清工作队员当中，有人居然为四不清干部辩护，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很深刻，很尖锐，很不简单嘛！四清运动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你比我们的党中央还英明、还正确？咹？说四清运动没有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什么叫‘大多数’？我们党刚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党员。你能说他们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现在，我们全国有七亿人口，而人民代表只有三千多人，你能说这三千人不能代表七亿人口？在北京念了几年大学，连什么是‘大多数’都不知道了。书是怎念的哩？说‘四清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种话，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地主富农都不敢讲，居然从一个北京来的学生口中喊了出来！这不能不让我们揪心哩，同志们！”随后，赵书记停了片刻，从香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点着，连吸几口，转身问坐在旁边带队参加运动的副团长——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石丁教授：“今天这个学生来了没有？”“来了。”石教授回答。“请这个同学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低下头去，两腿打颤，两眼发黑。隐隐约约听赵书记对石主任说，你们要好好教育这个学生。通过这个事件，检查一下你们的教育方针，不然的话，怎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咧？

“是是。”石主任连连点头。

如何对我进行“教育”，在县四清运动分团里，有不同意见。刘组长坚决主张把我“送回”北京，成立专案组，挽回不良影响。幸运的是，石主任和大部分人主张就地帮助、教育。随后，他将两种意见汇报给学校。据说曹院长得知此事后，批复：“建议让这位同学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分团领导接受了曹院长的建议，把我留在了石砰大队，只是换了一个工作组认为更可靠的“扎根”对象。

4

1965年春节过后，昔阳县下了一场雪，虽然不大，但对少雨天旱的晋东南地区来说，也是宝贵的“瑞雪”。

吃完早饭，我正准备写新的检查，工作组副组长风风火火地跑来告诉我说：马上集合，立刻到县委党校开会！

一听“开会”，我的头皮“嗡”地一声炸开了。自从上次开会被赵书记批评后，我写了一次又一次检查，刘组长和一些同学总说我没有触及灵魂，不深刻。我每天诚惶诚恐，心里时时刻刻有一种预感，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抓起来。我每天梦想着运动早一点结束，停下来，歇口气，静静心，思考自己的毕业论文怎样写，自己的人生道路怎样走。可是，现在，又要到县里开会，又是“马上”，又是“立刻”。我简直不敢想下去。

什么重要事情？我故意装着平静的问。

不知道。快走吧，刘组长等着呢！

会场还是那个会场，主席台中央还是坐着那个赵书记，会场的气氛还是那样严肃。不同的是，赵书记坐在那里，好久没有抽烟，右手托着下巴，好像在沉思什么。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害怕。

所有队员到齐之后，赵书记抬头看看下面，低声说：“开会啦——下面，我一字一句原原本本宣读中共中央的紧急文件，希望大家好好听。”随后，他干咳一声，展开文件，一字一句地读起来。

赵书记宣读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共有二十三条，所以这个文件又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上说：“四清运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保护了党内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二十三条》上说：“四清运动”把矛盾的性质定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十三条》上说：由于“四清运动”一系列的错误，理所当然受到一些队员、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运动的实践告诉人们：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二十三条》上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样都是“中共中央文件”，内容和精神居然如此的针锋相对，天壤之别！随着赵书记一字一句的宣读，我如坠云端，似梦似幻。《二十三条》，字字句句说到我的心坎里。我怀疑着自己的耳朵，泪水却不知不觉从眼眶里流了出来。多少次，我想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多少次想高唱：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可是，我没有高呼，也没有高唱。我拼命克制着自己。我知道，此时此刻，会场里不知有多少目光投向了我，投向赵书记在宣读这个文件之前还在被批判、被蔑视、被侮辱的那个来自北京的学生身上。

赵书记念完文件，没加一字解释，宣布散会。

整整四五分钟，全场鸦雀无声。

队员们，一个个默默地、慢慢地走出礼堂，就像参加完一个亲友的追悼大会。

我和所有的队员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响往外走着。

没有人跟我说话，有的甚至躲着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悄悄走到我的身边。我扭头一看，是刘组长。

我们并排往前走着。走到大礼堂门口时，刘组长上前，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怔，不知说什么。

“好样的！俺对不起你咧！”

我想对他说什么。还没开口，咽喉哽住了。

5

《二十三条》下达后，分团宣布放假一天。我们没有回大队，住在县委招待所，大家都很高兴。参加四清运动虽然来昔阳四五个月了，昔阳县城是什么样，还没有逛过。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正准备和同学们去逛大街时，石主任过来告诉我，赵书记请我到县委办公室去一下。

从县委招待所到县委办公室，大约一里来地，步行要二十分钟。看得出，石主任很想利用这段时间和我说些什么。自从上次大会上我被赵书记“亮相”之后，石主任对我特别关心。昔阳县四清运动分团原来准备对我进行处分，或者押送北京，成立专案组进行教育。石主任没有同意，说我出身好，成分好，学习刻苦，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不能一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石主任是山西太原人，瘦瘦的身材，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干净利落，下巴留着一撮山羊胡子。抗日战争时期，曾和赵书记一起，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之后，又到延安，亲耳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初，中央戏剧学院筹备成立时，他与贺敬之、沙可夫等几个“老延安”来到这里。记得1960年8月，我到北京参加考试，负责监考的老师就是石主任。笔试之前是口试，一间宽阔的大房间里，我对面的长条凳子坐着四五个人，石主任坐在中间。他低头看了看名单，问我，你是从大连来的吗？我说是。石主任说，大连属于辽宁省，辽宁省的考场在沈阳，你应该到沈阳去考，怎到北京来哩？我说，我到北京来，主要是看看天安门，看到了天安门，就是考不上也没有遗憾。石主任一听哈哈大笑，最后，我以“录取第四号”的名列考入戏剧文学系。

来到县委大院，我和石主任在司机的指引下上了二楼。从白雪皑皑的室外，一走进升着煤碳炉的办公大楼，我的眼睛难以适应：昨天，我还战战兢兢随时准备被批、坐牢，而现在，如梦似幻地成为全国闻名的昔阳县县委大楼里的客人！

我们刚走进办公室，赵书记就从里面走出来，拉住我的手，连声说道，欢迎哩欢迎哩！随后，把我推到前面，说：“大伙看看，这就是我上次在会上批评的那位学生！小伙子不记仇吧？”

“不不。”“到底是北京来的大学生。”

正当我疑疑惑惑、不知怎样才好时，烟雾中，一只大手，突然钳子似握住我的两手，凭感觉，我一下意识到他是陈永贵！

“你受委屈哩！”

“没有。”我说。

“敢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不愧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大学生！”

“我只是看不惯，一时冲动。”

“冲动好，冲动好！四平八稳，前怕狼后怕虎，能做甚哩？”

我觉得很尴尬。搜肠刮肚，说了一句：“陈书记，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您了，大家都很想您。”

“我到北京找毛主席告状去哩！我走的时候，故意不让他们知道，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把我陈永贵咋样！”

后来才知道，陈永贵走时，曾给大寨党支部开了个会，要他们保密。他说，他到北京向毛主席告状，并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大寨公社的全体社员。过春节那天，江青还特地为他包了饺子。

6

《二十三条》把“四清运动”改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由于四清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纠正，原来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陈永贵一从北京回来，就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委员兼昔阳县委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由郭凤莲接任；而赵中凌，一回到地委，就被打成晋东南地区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戴上高帽子游街；我们的刘组长则提前回到雁北。

走前，刘组长向陈永贵写了一份检查。陈永贵看都没看，朝桌上一放，说：放这里吧。

“谢谢陈书记。”

“我是甚书记？我是四不清分子哩。”

“陈书记谦虚……”

陈永贵皱皱眉，沉思一会儿说，看你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连个学生都不如。你们来大寨搞四清，大寨有啥咧？不就是七沟八梁一面坡吗？过去，大寨人守着七沟八梁一面坡，祖祖辈辈吃不上、穿不上，一遇灾荒，就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你没见村口那棵老柳树上，吊死过多少人咧！这几年，大寨人还是靠这七沟八梁一面坡，有了吃，有了穿，有了余粮卖给国家；去年，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大雨，多少窑洞倒塌？多少梯田冲坏？大寨人没掉一滴眼泪，硬是挺着腰苦干，不但一粒粮食没有减少，还给很多社员家盖了新房。这些，靠的是啥咧？不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吗？毛主席号召学大寨。大寨，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山村，有啥好学咧？要学就学毛主席的思想。你不学也就罢咧，还跑来挑毛病。说甚，大寨的旗杆上长出毛毛虫，你是说给谁听咧？这么大的事，你不懂咧？

刘组长低着头，眼里含着泪水：“我……对不起陈书记……”

“我有甚对不起的？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咧。”

“是、是。对不起毛主席……”

陈永贵长长喘了口气，狠狠吸了口烟，又说：人咧，就怕昏头。一昏头，甚都看不清。说你是反对毛主席吧？你没有这个胆，你也不够格。说你拥护毛主席吧？咋让人开口咧？

刘组长低头不语。

沉默中，陈永贵把刘组长的检查交给我，说，你是大学生，水平高，你看着处理吧。说完，走出去。

回到“扎根”对象郭大爷家里，我提起刘组长的检查。郭大爷是老党员，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笑笑说，咳，永贵那人，刀子嘴豆腐心，打破头也不会跟刘组长过不去。把刘组长的检查还给他吧。

据说，刘组长回去后，如实汇报了自己在大寨的“错误”，主动把自己的检查交给公社领导。如果他不交，远在千里之外的领导，也不会知道他在昔阳四清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刘组长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含着眼泪汇报了自己的“错误”。

《二十三条》中有这样一段：“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刘组长因在“下面”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基础”，很快被隔离审查、撤职、批斗，一时想不通，从山崖上跳下去自杀了。

7

1965年4月初，我们在山西的“社教”运动胜利结束。4月16日，乘火车“载誉”回到北京，第一副院长曹禺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

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阵阵，标语翩翩。我们“社教”工作队员，一个个喜气洋洋，红光满面，犹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雄赳赳气昂昂，走下火车。曹院长和其他院领导，上前与队员一一握手。

当我走到曹院长面前时，曹院长似乎用力睁了睁眼睛，推了推银边眼镜，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带着天津味的话笑着说：“欢迎你们胜利归来。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你们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敢于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不仅为自己争了光，为学校争了光，而且为北京的大学生争了光！向党向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曹院长的“三争光”引起热烈的鼓掌。随后，他看看手表说，他还要到机场迎接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代表团，说完，向大家挥挥手，走了。

曹院长平时不善讲话，不热衷于日常的应酬工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参加社会活动。所以我们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五年，很少见到他的身影。有时，不得不主持全院大会的开幕闭幕，也是简简单单几句话，从未见他长篇大论啰嗦什么。今天，曹院长“破例”说了这么多话，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格外高兴。

在中国文艺界的名人当中，曹院长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前，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都未曾落在他的头上。然而，幸运中的不幸是，在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闹剧中，一帮人深更半夜冲进铁狮子胡同三号，莫名其妙地将曹院长也抓了起来。

8

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开始我是“绊脚石”；之后又成为抵制错误路线的“英雄”，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正赶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戴着“荣誉”的光环积极响应，在同学中带头联系自己“活学活用”：刚进入学校时，我曾经一度对领导不满——入校前，在大连上高中时，我是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宣传委员，心想，到了大学，一定是学生会干部。但出乎我想象的是，我不但不是学生会干部，连班干部、团小组长都不是。于是，我狂妄自大，牢骚满腹，说学校排挤工农兵学生等等。所有这些，我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一股脑儿抖落出来，同学和老师都为我的进步而高兴。

之后，是毕业实习。有的同学要求到大城市、大剧院、大编辑部实习，而我，则要求到部队去。虽然艰苦，我经过“斗私批修”，把“活思想”写了出来。班长看了很高兴，把我的“事迹”汇报给排长，排长汇报给连长，连长汇报给营长，营长汇报给团长。就这样，一级汇报给一级。军区首长知道了，指示《前进报》记者驱车从沈阳赶到我所在的连部，对我进行采访，把我与战士一起生活的照片刊登到《戏剧报》上。于是，我像吐鲁番的葡萄，在“艳阳天”下，从绿到红；由红到紫：1965年7月1日，被光荣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毕业后，分配到东海舰队文化部；八月一日，到东海舰队司令部报到，服装一换，成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是由于我的努力？我的奋斗？说是，当然是，其实又不是。而真正的原因，是政治运动这只“魔掌”，恰巧在我大学毕业前夕的关键时刻翻了个“个儿”：先是将我打入“地狱”，之后翻到“天堂”。如果没有《二十三条》，我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多少年来，我的脑海里总是响着《国际歌》里两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然而，在过去历来政治运动的魔掌里，有谁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历时半年的先是“四清”而后叫“社教”的运动，虽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短的政治运动，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只不过是暂短的瞬间，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和启示，却是永恒的。

（摘自《上海采风》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