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初期封爵政策探析
——以公爵为例

吴 庆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东晋初期封爵政策探析
——以公爵为例

吴 庆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封爵是皇权驾驭群臣、控制政局的有力手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衰落并未使其丧失主宰封爵的地位，即使是皇权最为式微的东晋也是如此。在东晋初年岌岌可危的特殊政治、军事形势下，晋元帝对南渡大族基本不加封爵而授予江东大族及边将以高爵的封爵政策尤其值得关注，可见其抚慰笼络南士、协调南北以巩固政权的政治意图。从此角度着眼，结合当时总体历史背景进行深入解读，方可明了其中的蕴涵。

东晋；封爵政策；公爵

田余庆先生在《论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指出，两晋之际播迁江左的“多是新出门户子弟”，“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1]就是说，这些家族在东晋的尊显，凭借的是拥立江左政权的功勋，不是旧有“门第之资”。既然有功，就自然有受封的资格，无功则削爵降封。故在授爵问题上，东晋皇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仲裁者。东晋初年，司马睿为晋王及称帝执政期间，在对文武众臣少加封爵、不予封爵，对南渡士人不予高爵的同时，却新封顾荣、周玘两位江东大族人物及王褒为县公，此为元帝一朝仅有的三例公爵封授(王敦除外)。于是，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联系到西晋灭吴后的政治举措及两晋之际的总体形势，这种封爵政策含有丰富的政治意图，兹以其时公爵之封授状况为例试加探析。

一、东晋初期封爵政策之背景

羊祜，西晋重臣，处事棋看三步，此人非但为伐吴作了长期充分的准备并筹划了奇正兼备的进兵方略，而且于平吴之前已经论及战后事宜。据本传，在他病重还洛阳时，武帝仍欲任其为统帅卧护诸将以灭吴，祜对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吴之后，当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若事了，当有所付授，愿审择其人。”[2](P1021)此处，所谓“当劳圣虑”之事，应指统一江南后的整体安排。此安排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待江东世家大族的政策。刘颂认为，“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编户。不识所蒙更生之恩，而灾困逼身，自谓失地，用怀不靖。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用，文武并叙”，[2](P1294-1295)于事为宜。华谭针对武帝“吴人趑雎，屡作妖寇。岂蜀人敦朴，易可化诱，吴人轻锐，难安易动乎？今将欲绥靖新附，何以为先”的策问而答曰：“殊俗远境，风土不同，吴阻长江，旧俗轻悍。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2](P1450)明确主张起用吴士。朝廷接受了这些正确建议，开始致意笼络江南士人，“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吴人入洛例拜郎中，顾荣曾为尚书郎，另有褚陶召补尚书郎，陆机为尚书中兵郎等，郎官为西晋清选之职，以吴人为之，可见荣宠。①《通典》卷一百一载毗陵内史论江南贡举事云：“江表初附未与华夏同。贡士之宜，与中国法异，前举孝廉不避丧，孝廉亦受行不辞。以为宜访问余郡，多有此比。”[3](P2673)江南贡士被尽量放宽限制，与中原区别对待，有丧仍行，以体现朝廷优抚之意。得城池易，得人心难，这些措施有利于西晋取得江东大族的真正支持，使江表长治久安。还有一方面，就是羊祜提到的“审择其人”，即充分注意吴地各级官吏的人选，此乃稳定局势的关键。平吴后，西晋规定“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简易”，结果吴人大悦；对于封疆大吏，晋武帝先后以杜预、杨济镇荆州，王浑、周浚镇扬州，杜、王皆帝之亲信，平吴功臣，杨、周亦具才干，由他们控驭江左，较为适宜。至武帝晚年，又有封幼稚王子于吴之议，淮南相刘颂认为此议不妥，提出应以壮王、长王出镇。②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以楚王玮督荆、淮南王允抚扬。同时，西晋以东南六州将士更戍江表，加强了当地的军事力量。这些部署发挥了作用，很长一个时期内，江南局势基本稳定，未有大的变乱。综上所述，为了有效治理孙吴旧地，西晋朝廷可谓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其政策总体上是合理可行的。若可持之以恒，必能达到理想效果，消除南北隔膜，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天下一统。然而，不幸的是，八王兵起，永嘉乱生，破坏了这一进程。北方混乱不堪，政局动荡不定，朝廷根本无力南顾，与江南相关的政策措施也被迫搁置。于是，江东既无强藩，又乏重兵，羁糜镇压都难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真空。此时，江东大族的潜在实力被空前凸显，成为一时左右南方局势走向的主导因素。“八王之乱”后期，形势日趋明朗，洛阳政权已难以维持，中原将是胡族天下，江南名士对此洞若观火，大部分人返归故里。为维护家族既得利益，他们需要物色一位政治代理人。这种需要是陈敏崛起的理由，因为他善于攻战，颇具武力，有孙策之风；这种需要也是陈敏迅速败亡的理由，因他出身寒微、才能平庸、举止失当；这种需要也使元帝与王导等人过江并立足江南成为可能。③在国家分裂、胡族日盛、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南北大族有了合作的必要性，这构成了东晋立国的政治基础。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受东海王司马越的委派，司马睿与王导等在南士默许下出镇建康，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大族利益，重启并强化因“八王之乱”而中断的政治进程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此种政治战略决定了元帝的封爵政策，封爵政策也必须为这一战略的实现而服务。具体到公爵，元帝一方面承认南渡士人的公爵名号，同时避免新封北人为公；另一方面，却慷慨地封顾荣、周玘为县公以示恩泽。这分明是力图在封爵方面进行南北均衡而又适度向南士倾斜，手握实权的北方大族在这里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高姿态。

兹将东晋立国初期尤其是元帝执政时期的公爵可加稽考者列表如下(见下页，东晋初期公爵一览表)，以便分析。据此表，可以总结出当时公爵的一些明显特征：

第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北来公爵，即西晋中央政权所封的公爵或其子孙，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八王之乱”中或稍后滥封之公爵。东晋是洛阳全国统一政权因内部战乱而产生的南方局部政权，它事实上延续并发展了西晋王朝的制度体系，名义上则继承了这个王朝的皇统与法统，乃“正朔”之所在。④因此，东晋承认南渡诸公的名号、地位及相关权利是政治逻辑的必然。⑤与新兴的高门大族如琅琊王氏相比，这些人在政治上趋向没落，

东晋初期公爵一览表⑦

本表中，所有的“--”符号，均代表相关情况不详。

其后代大都默默无闻，世系传承亦难以明确。另外，这些人一般不受重视，碌碌平庸，其中荀崧、荀组等虽得任高官显职，却无实权，并非左右政局的关键人物。可见，元帝不过用此辈北土旧望作点缀陪衬，借以增强自身的号召力并表明政权的合法性。这些人的封国大都在江北，而中原已非晋有，租秩岁入荡然无存，封爵已名存实亡。因参与平定王敦之乱，同是南渡公爵的卞壼、荀崧，分别由成阳县公、曲陵县公改封建兴县公、平乐县伯，立功自应晋爵。然前者爵级依旧，后者不升反降，原因即在于新封之爵得开国食实封于江南，名副其实。这也可以反证原有爵位的空洞无物。但这只是个别现象，估计其余未因新建功勋而得改封的北来公爵们，很可能仍是仅具名号而已。

第二，东晋立国之际，文武众臣亦有功勋卓著者，但元帝却较少封以爵位，郡公、县公之类的高爵就更为罕见了。⑥首先，东晋在动乱中建国，是国家分裂的产物，没有秦汉开国时的恢弘气象，也不似三国建立时的轰轰烈烈。元帝所谓“中兴”，不过是怀、愍二帝被俘后的皇统继绝而已，很难与光武帝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复兴汉室之“中兴”同日而语。这样一个虚弱的无力恢复中原的偏安政权自然缺乏大封功臣的合理性与积极性。其次，东晋初年，政权粗定，江南历经多次战乱，已是公私俱困，尚不具备大行封赏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与曹魏初期的情况颇为相似。再者，在统治未稳的状态下，若仓促间封功臣以爵位而开国于江南，势必侵犯江东大族的经济利益而加剧矛盾。故而，从大局出发，当缓行其事以待时机成熟，尤其要避免封掌权的北人以高爵，以妨刺激南士，增加其对北人的政治抵触情绪。这有利于巩固南北士族的结合。王敦的武昌郡公爵位是特殊状态下的自封，应视为例外。

二、东晋初期新封公爵个体分析

顾荣何许人，何德何能而得享县公之封？这要看他在两晋之际的政治贡献。《晋书》卷一百《陈敏传》曰：

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敏)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 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容等书……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玘、荣遣使密报征东大将军刘准遣兵临江，己为内应。……玘、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敏率万余人将与卓战，未获济，荣以白羽扇麾之，敏众溃散。[2](P2617)

江东大族“义旗”一举，顾荣羽扇轻麾，陈敏亡也忽焉，司马睿与王导方获过江机遇。对于在这场倒陈运动中发挥主要组织领导作用的顾荣所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及其立下的汗马功劳，元帝心中自然明了。司马睿，晋室旁支弱藩；王导，先前于中原亦功名不显。南士因对他们的才德威望存有疑虑而采取了观望态度，并没有迅速向元帝靠拢、示忠，双方保持着一定距离。这让王、马感到孤立，他们深知若无江东大族的有力参与，新生政权会因缺乏社会支撑而难以立足。所以，元帝必须主动寻求与南士合作。此时，顾荣又起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关键作用。《晋书》卷六五《王导传》曰：

及元帝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三月上巳，帝亲观楔，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流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等皆江南之望，窃砧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若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2](P1746)

《世说新语·言语》“元帝始过江条”云：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4](P82)

《晋书》卷六八《顾荣传》曰：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人也，为南土著姓。祖雍，吴丞相。父穆，宜都太守。……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及(惠)帝西迁长安，征为散骑常侍，以世乱不应，遂还吴。东海王越征兵于徐州，以荣为军谘祭酒。……元帝镇江东，以荣为军司，加散骑常侍，凡所谋划，皆以谘焉。荣既南土望士，躬处右职，朝野甚敬推之。……时南土之才未尽才用，(荣上言荐陆玩等数人)，书奏，皆纳之。(永嘉)六年，卒官。……及帝为晋王，追封为公，开国、食邑。[2](P1811-1815)

江东大族，顾、陆、朱、张为最，顾氏更居四家之首⑧，顾荣实为南士领袖。正是他代表南士对元帝南来表明了积极的政治态度，此人之向背，关系重大。荣曾任职司马越幕府，与越有旧，而元帝受越派遣方至江南，这层关系使双方的接近有了基础。于是王导亲自邀请顾荣出仕任官，导为长史，荣作军司，共辅元帝。顾荣不仅起了表率作用，且又联络和荐举其他吴地名士，大局始定。元帝过江伊始,征伐由王敦，政治赖王导、顾荣。从某种意义上讲，元帝与顾荣的结合标志着南北士族已基本协调一致。东晋能于江南立国，顾荣居功甚伟。元帝称晋王，便追封其为嘉兴县公，针对性很强，象征意味浓厚。荣乃江东首望，封此一人即可泽及南士全体，将会起到优礼笼络南士的良好政治作用。这一明智之举，非常符合当时调和南北共御强胡的战略需要。

元帝进周玘为乌程县公，与追封顾荣，意图大致相同，但具体情形却略有差异。《晋书》卷五八《周处传附周玘传》曰：

玘三定江南，开复王略，(元)帝嘉其勋，以玘行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顗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帝闻而密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玘既南行，之芜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2](P1573)

东晋初年，江东大族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前者容易笼络，后者难于驯服，义兴周氏就是个典型。钱凤说“江东之豪，莫强周、沈”,[2](P1575)此言不虚。像周氏这样拥有武力与经济实力的地方强宗，易与南渡士族发生利害冲突。元帝委曲求全，绥靖周氏，原因即在于其势力非常强大。尽管周玘内怀怨望，发展到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元帝能包容还是要包容，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牵涉到与东吴地区所有豪霸强宗的关系。元帝小心谨慎，以灵活策略平息周玘事件，又进其为公，加意安抚，尽量缓和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但求和平相处。在胡马窥江的形势下，这无疑是着眼于全局的正确选择。顾荣、周玘得封公爵,是东晋初期推行协调均衡南北士族利益基本国策的结果。这一行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因功授爵，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需要。应该讲，这种封爵政策是务实有效的，因而是成功的。

王逊于永嘉四年(公元309年)出任南夷校尉、宁州刺史，他“征伐诸夷，俘(馘)千计，获马及牛羊数万余，于是莫不震服，威行宁土。又遣子澄封表劝进于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骑常侍，安南将军、假节，校尉、刺史如故，赐爵褒中县公。”[2](P2110)当时，成汉已立国多年，占据益州，控制长江上游，国势正隆。王逊统领宁州，客观上起着牵制成汉政权，稳定上游以保证中下游战略安全的作用。⑨特别是在东晋政权初立，征伐不断而又北逼强胡一时无力兼顾上游的形势下，王逊于宁州的存在，意义更显重大，已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荒州刺史。此人不来，元帝亦必招之。如今，他主动归附，奉表劝进。对于这样一位定边有功、忠勇可嘉而又肩负重任的大臣，元帝封其为县公，完全有必要，丝毫不为过。估计，南北大族皆能领会元帝此举的用意，故而全无异议。

三、结语

东晋初期，元帝新封顾荣、周玘、王逊三人为公爵，可以一时之策略视之，但更应以当时整体政治局面下的一种高度自觉的相对稳定的政策视之，而且此种封爵政策是为立国江东的战略意图服务的。新封顾荣、周玘意在表彰南士，招抚江东大族，顾荣代表文化士族，而周玘代表武力豪族，皆具明显的典型意义。文化士族是东晋立国所必需的政治支持力量，武力豪族则是必须小心驾驭的经济、军事力量。两者不可偏废，都是东晋政权积极争取的江南土著社会势力，可谓根本所在，关系国运者也。对顾荣的极力褒崇优遇，对周玘的隐忍奖励，都是东晋朝廷封爵政策的具体体现。王逊是西晋洛阳政权任命的边州刺史，本不受重视，在永嘉变乱、中原沦丧、王室颠沛南渡的特殊机缘下方进入东晋朝廷的视野。王逊能北防李雄、东向劝进，是晋元帝急需的政治拥护和军事保障。王逊由此而获县公高爵，就个人而言属于偶然，就形势而言亦可谓自然所致，且带有某种政治交换的色彩，这更能体现东晋初期封爵政策的务实性。东晋朝廷的实权握于南渡北士之手，江东大族人物及表示效忠的边州刺史却获封高爵，其协调南北、经营四方以求立足江南的用意不言而喻。此种政策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乱世中，君可择臣，臣亦可择君。两晋之际，江东地区并不是注定要继续在司马氏皇统的旗帜下前行的，这里看不到什么必然的因素，而是人的理性选择和历史活动在起作用。试想，若不是江东大族扫除陈敏势力，若无元帝、王导等人对南北大族利益的艰难协调，后果又将怎样？恐赤县神州难免全部陆沉，恐亦无后来东晋南朝三百年之历史。所以，对顾荣、周玘、王逊之受封县公高爵，必须紧密联系当时的总体历史背景，方可理解其中的政治涵义。

注释：

①此据《晋书》卷五四《陆机传》及卷六八《顾荣传》所载。然就西晋朝廷而言，实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并不真正尊重、信任南士，南士更不可能占据中央及地方实权职位而处于尴尬的边缘地位，洛阳士大夫挑衅、羞辱南士之事例于《晋书》《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则西晋平吴后并未能妥善安置江东冠盖而有效协调南北大族关系，江东大族对此自然心存芥蒂。

②此据《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其实无论是长王、壮王还是幼稚王子出镇并不一定能真正起到镇服江东的作用，在西晋普遍实行宗王出镇的制度背景下，中原各地及益州皆有宗室封王镇守而孙吴故地独无，相形之下，于理不合，为了体现朝廷对吴地的重视，以利于收服人心，刘颂方有此建议。

③见于《晋书》卷一百《陈敏传》。 陈敏出身尚书仓部令史，所谓“七第顽冗，六品下才”，为华谭所不齿，亦不为顾荣等南士所重。经孙吴一代半个多世纪的充分发展，江东大族已是羽翼丰满，门第观念与中原士族并无二致，陈敏虽有孙策般的武力，却再没有东汉末年孙氏兄弟创业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了，出身低微、文化素质低下的陈敏根本无法为江东大族所接纳。

④《晋书》卷七《成帝纪》载咸康二年诏曰：“历观先代，莫不褒崇明祀，宾礼三恪。故杞宋启土，光于周典；宗姬侯卫，垂美汉册。自顷丧乱，庶邦疹悴，周汉之后，绝而莫继。其详求卫公、山阳公近属，有履行修明可以继承其祀者，依旧典施行。”此次得绍封者具体何人，已无从稽考。这是东晋自我标榜的举动，意在表明其政权承继周汉，是中华正统所在。

⑤元帝允许此等公爵正常袭封。另，明帝时,太宁三年，欲绍封西晋佐命功臣后裔，未果；直至孝武帝太元二年，谢安以灾兆上奏兴灭继绝，方得以施行，其中公爵见诸《晋书》的有博陵公王沈、临淮公荀凯、高平公陈骞；见诸《艺文类聚》五一《封爵部》注引《晋中兴书》的有朗陵公何曾。凡此诸国均在中原，绍封时又未改封新邑，估计也是空有名号，无租秩收入。但这些都表明了东晋朝廷对南渡公爵予以承认的态度。

⑥据《晋书》相关传纪，部分功臣所得主要是列侯一级封爵，其中大多数是亭侯、乡侯，偶有为县侯者。这些人中，南北士族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⑦本表以始封早晚排列先后顺序。公爵爵号、始封时间主要根据《晋书》中相关人物的传纪，封国位置主要依据《晋书》卷十四及卷十五《地理志》，官品判断依据《晋官品》。另外，还参考了《世说新语》《太平御览》和《文献通考》的相关记载。本表中，所有的“--”符号，均代表相关情况不详。

⑧参见《世说新语•赏誉》“吴四姓旧目云”条注引《吴録士林》。对四姓之次序排名，众说纷纭。其实排名本身并不关乎大局，关键在于四姓为江东大族的代表。就四姓而言，孙吴时期以陆、顾为盛，陆氏因陆机兄弟的惨死而受到重挫，顾氏便成为两晋之际南士的当然领袖了。

⑨详参《晋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从成汉政权的前后动向看，它并没有顺流而下威胁荆、扬二州的意图，基本满足于对蜀地的占领，至多是北攻汉中而取梁州，甚至一度欲向晋廷称臣。尽管如此，成汉的存在在客观上对东晋仍旧是个祸患，尤其就长江之地理形势而言，占据上游者必不利于下游，于中下游立国而不得上游者必不能久存。

[1]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2).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李志红)

Investiture is a powerful means for the imperial power to control the ministers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power still did not make it lose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in investiture, even in the Eastern Jin, which had the weakest imperial power. Under the precarious political, military background of the early years of Eastern Jin, the Emperor Yuan adopted the policy of awarding high rank to the Jiangdong families instead of the Nandu families, which manifested his political intentions of comforting the southern people and coordinating the north with the south to consolidate the regim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make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cy combining the overal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the investitive policy；the duke

2015-07-02

吴庆(1982-)，男，山东莱芜人，淄博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讲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政治史、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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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0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