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实证研究
----以南苏丹石油投资为例

2015-03-07 08:27翟玉胜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年4期
关键词:苏丹石油能源

翟玉胜

(1.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宁波大红鹰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证券与投资·

中国能源海外投资风险管理实证研究
----以南苏丹石油投资为例

翟玉胜1,2

(1.华中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宁波大红鹰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新格局下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其核心价值在于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能源战略安全是中国资本输出优先目标选择之一,而风险管理是中国能源海外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南苏丹进行风险实证检验,着重建立风险评估相对科学的指标体系和定量评价方法以及防范风险政策框架。

能源企业; 海外投资; 风险管理

一、引言与文献简述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诉求已发生变化,保证能源与资源供给正在成为重要诉求[1]。我们将中印能源消费现状和结构(见表1 )进行对比:中印都是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两国煤炭、石油2012年消费之和分别占整体能源的88.06%和81.89%。然而印度煤炭预计可以开采103年,石油储采比约为18年;中国煤炭储采比约为33年,石油按当前开采速度仅为10年左右。作为21世纪崛起的新兴发展国家,通过对比,中国比印度的能源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表1 2011年中国和印度能源消费状况与结构 (单位:百万吨油当量)

根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2数据整理

中国社科院《世界能源中国展望(2013~2014)》报告认为,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2015年将升到11%,2020年接近26%。能源作为关系到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资源,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重点领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两年突破千亿美元,坐稳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在新常态之下,中国从“商品出口”向“资本出口”转变,对外投资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推动力。跨国投资必将遇到来自东道国或者竞争对手的更多阻碍。麦肯锡公司对过去20年跨国企业并购效果统计,真正收到预期效果的只有50%左右,中国企业海外收购案失败率高达67%。能源海外投资必须进行全面的、有效的风险管理。

国外已有文献探讨了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风险因素,并提出防控风险的各种策略。Houndmills等以中国和波兰为例,指出企业海外投资要考虑东道国和母国的异同点、政治文化差异等[2]。RandallMorck等讨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问题,提出风险的存在性和应积极做出预案[3]。越来越多的技术方法被应用到风险管理的过程中,Michael R.Walls,James S.Dyer分析了石油公司在扩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风险带给公司绩效的反馈效果,通过建立隐性效用函数,得出公司规模与所能承受的风险程度相关[4]。

国内学者舒先林认为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投资面临着政治、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风险[5]。韩涛等以国际投资风险理论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中国石油矿产业的风险来源及其产生原因,主张风险与收益共存[6]。李友田等细分中国能源型企业海外投资的非经济风险,并提出应对非经济风险的措施[7]。董秀成、朱瑾提出了影响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资源国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等综合环境的6大因素19个指标,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得出东道国经营环境评价的结果和排序[8]。张意翔运用ARMA分析方法,以国际原油WTI现货价格作为分析因子实证分析海外并购的价格风险[9]。钟雪飞、陈惠芬重点运用政治制度稳定指数、产品政治敏感性指数等方法来衡量政治风险[10]。李春花基于BP神经网络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预警系统研究[11]。陈菲琼,钟芳芳依据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26个国家2002~2009年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BP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政治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主要来源对政治风险的作用关系[12]。

从文献分析来看,综合运用多种风险技术,进行动态管理,应是能源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

二、南苏丹石油投资的风险管理研究

(一)南苏丹石油项目背景

南苏丹是世界上最年轻也是最贫穷的国家,全国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约826万人口分别属于200多个部落,90%人口生活在每天生活费用1美元以下,文盲率高达85%以上。居民主要信仰当地拜物教和基督教。南苏丹内战,主要是基尔与马查尔两派之间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基于族群冲突的内战。北部的努尔人族群团结在反政府武装周围,而丁卡人则大致支持政府军。中国在南苏丹项目覆盖石油勘探、开采、输油管道、港口和炼油厂等领域。中石油在南北苏丹投资超过70亿美元,拥有苏丹大尼罗河公司40%、喀土穆炼油厂50%和石化厂95%的股份,建有输油管750公里和30万吨苏丹港输油码头。在南苏丹注册中国企业共有80多家,主要分布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中石油投资的大尼罗河公司作业的1/2/4区块和投资达尔石油公司开采的3/7区块,位于战事最激烈的南苏丹北部联合州和东北部的上尼罗州。因此,研究南苏丹石油项目风险管理意义不仅关乎中国对非洲石油的开发价值,而且关系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略的实施。

(二)能源投资风险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能源企业的风险因素来自各个方面,可以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两大类。我国能源企业所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大多是投资风险比较高的区域。按时间与风险量划分,能源海外投资主要面临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四种风险(如图1所示)

图1 海外投资风险-时间图

本文使用PEST分析方法,即对能源企业外部环境的政治(politic)、经济(economic)、社会文化(society)和技术(technology)等作为多重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1.政治风险。国内学者认为,政治风险是指因政策不连续,政党、民族和宗教冲突或战争等不确定性,致使投资国企业经济利益遭受损失。政治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资源国的政权体制、政党制度、政党对外国投资者的主张;资源国的政策稳定性、经济法律和外交政策;投资国与资源国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等。能源企业在投资评价期对上述风险因素进行考察,确定政治风险的程度。南苏丹的政治风险因素表现为(如表2):

表2 南苏丹政治风险因素分类

(1)政党制度风险因素。资源国政党或民众对外来投资的抵制或反对将带来投资风险。如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因为美国国会的阻挠而失败。南苏丹有20多个政党,其政治主张是我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必须考虑的问题。

(2)内部战争风险因素。宗教、民族、政治集团之间利益争夺是诱发地区冲突或战争的重要原因。南苏丹10个州中有5、6个州是有内部冲突的,两个不同地区的种族为了资源造成内战。南苏丹军队中分别拥护基尔和马沙尔的派别武装冲突已经造成多达500人死亡。国际社会对内战进行干涉,美国政治势力以中石油在“邪恶国家”苏丹开发石油为由向美国国会提出正式议案。内部战争是一种最为暴力形式的风险,对跨国投资构成直接威胁。

(3)政策稳定性因素。资源国将经济行为上升到政治高度,形成借口威胁国家能源安全形成审批障碍,或采矿权年限到期不予换证等风险。甚至出台新的法律或财政、汇率和经济保护主义等政策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即使签署能源长期合同,也会由于政权更迭、外交关系和国际政治因素而失效。

2.经济风险因素。经济风险主要与资源国经济发展趋势、货币资本、通胀及失业程度、能源投资成本、国际市场化程度等相关,是影响能源投资的直接因素(如表3)。

表3 南苏丹经济风险分类

(1)经济结构风险因素。南苏丹经济发展依赖石油资源,石油收入占比高达95%。2014年起石油收益原预计高达15亿美元,目前内战绵延不绝使整个国家经济雪上加霜。拥有原始森林资源和大多数矿藏资源无力开发。

(2)价格与外汇风险因素。能源国际价格的波动,将为能源供给国和能源企业带来巨大风险。因汇率波动造成的经济行为主体未来经营结果的不确定性,包含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南苏丹受政治局势等影响币值基本不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汇率变动幅度较大且变动较频繁,或者货币币值会发生大幅变动。

(3)融资成本风险因素。中国能源海外投资的交易资金大多来自于国内的政策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过桥贷款;部分海外收购项目则由国际出口信用机构及国际借贷机构的有限追索项目融资来支持的。对南苏丹高风险和高债务的国家进行投资时,要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条款和借贷利息将会很高,石油企业不得不面临融资的风险。

3.社会风险因素。影响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风险因素复杂多样,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人口、环境和文化背景因素(如表4)。

(1)人口因素。执政党的产生和政策制度的形成,是由资源国的人口总量、种族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区域分布决定的,也是政治风险的直接源头。南苏丹部族众多,且没有一个部族占据人口多数。最大部族丁卡族大约100万人口,占总人口的15%。

表4 南苏丹社会风险分类

(2)文化背景因素。一般来说文化风险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和双重性的特征,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等方面。文化背景不仅影响价值观、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直接影响投资企业的管理运营。南苏丹居民主要信奉基督教或原始宗教,200多个部落中丁卡族和努尔族最大,而两部落间的恩怨、摩擦和战斗,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埃及时期。

(3)生态环境因素。能源开采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风险。南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如处理不好会带来环境污染;脆弱非洲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可能对信仰原始宗教的部落,产生文化冲突或社会冲突。

4.技术风险。对于能源企业来说,其技术风险表现形式(如表5 ):

表5 南苏丹技术风险分类

(1)地质风险因素。石油、煤炭特定的地质结构、地理位置等条件下收益是不确定性的。能源投资的经济效益不仅受投资过程科学管理的影响,而且取决于地下资源的状况。国际公认石油勘探成功率仅为25%左右,即勘探风险高达75%。

(2)开发风险因素。技术开发可能带来沉没成本,即当企业不能赚取到正常利润而决定退出时所负担的成本,或者是己经投出还未收回的那部分投资。还包括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不稳定所带来各种损失。

(3)生产安全风险因素。澳大利亚企业的整个安全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如南田煤矿就是因为井下发火而被勒令关闭的。

(4)勘探风险因素。中国石油投资很多项目位于储量减小或开采难度大的低回报地区。勘探方法、地理数据和勘探井定位等因素,往往决定项目成败。

(三)南苏丹油田项目风险评估

结合南苏丹石油项目上述风险因素分析,可以看出南苏丹油田的投资风险应是多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上述风险因素产生的投资影响,难以直接用历史数据量化。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南苏丹油田投资风险进行评价。

1.确定风险及子风险,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 进行系统分析,根据能源企业投资PEST风险因素排列风险评价模型,分为目标层、指标层和要素层等3个层次。目标层为能源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用A表示;指标层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4类风险,分别用A1~A4表示;要素层分别为前四类风险中包含的具体风险因素。由此构建出南苏丹石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成一级指标集{A1,A2,A3,A4},每个一级指标又由一个二级指标集构成Aij={ai1,ai2,…,aij},其中i为一级指标的序数,i=1,2,…,4;j为二级指标序数。建立南苏丹石油海外投资风险评价要素层次图(如图2所示)。

2.确定各个风险的权重,确定风险因素的评价矩阵。风险权重赋值是AHP模型分析中最为关键环节。各指标权重的确定,大多可以通过咨询或调查方法来确定。本文通过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对南苏丹风险因素加以赋值,最终权重赋值(见表6)。

表6 南苏丹风险因素权重赋值

对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四大风险中12个指标进行权重计算。经论证,建立判断矩阵A-C为:

经计算得到, CI为-2.9606*10^(-16),CR为-3.2895*10^(-16),小于0.1。即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图2 南苏丹油田风险评价要素层次

将一级指标权重正则化(归一化)为:A=[0.4 0.3 0.1 0.2]

将二级指标权重正则化(归一化)为:

A1=[1/5 3/10 7/30 4/15 ]

A2=[2/9 1/3 4/9 ]

A3=[1/3 7/18 5/18 ]

A4=[7/9 2/9 ]

在对风险子因素进行评判的时候,利用专家调查法进行专家征询。评分时专家审核投资项目风险,评价集设为{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5个档次。本文获得从事国际合作的项目经理和专业咨询人员的帮助,对风险度和发生概率进行综合估计,形成风险子因素的评价矩阵如下:

取运算模型M(∧,∨),得出各风险因素的评价向量为:

B1=[0.2333 0.2667 0.3 0.2 0.2]

B2=[0.2 0.3 0.3333 0.3 0.1]

B3=[0.3 0.3 0.3889 0.1 0]

B4=[0.2222 0.3 0.3 0.1 0.1]

二级综合指标评价向量:B=[0.2333 0.3 0.3 0.3 0.2]

风险发生的概率为:V=[0.1 0.3 0.5 0.7 0.9]

于是,该项工程项目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为:P=B*VT=0.6533

各类因素的发生概率分别为:

P1=B1*VT=0.5733

P2=B2*VT=0.5767

P3=B3*VT=0.3844

P4=B4*VT=0.4222

上列数据说明,经济风险在南苏丹石油投资时将面临的最大风险因素,其次为政治所带来的风险。由于石油收入占南苏丹经济比重高达95%,内战双方尽可能多地捞取石油利益,并挤压对手的石油经济空间。由于马查尔控制盛产石油的北部和东北部,这就成为与基尔冲突之源,石油收入减少又将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从而影响石油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益。

为保护能源企业海外投资的当前经济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达成,可以根据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顺序,有重点的进行中石油投资风险消除或降低损失和损害。南苏丹石油投资风险再次证明,我们有必要审慎研究中国高风险地区能源海外投资模式和政策体系。

三、中国能源海外投资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建议

(一)建立企业海外投资政策制度体系

我国政府需要加强企业海外投资立法,制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规划。目前我国海外投资的管理缺乏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应当尽快出台《中国能源对外投资法》,规范政府部门、社会服务机构与企业的权利义务,规范我国能源海外投资行为和国际社会责任。在企业能力不能解决的领域,政府应当采取非经济手段予以协助。如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主动斡旋国际热点问题,发展中国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取得,必须分析双边和多边国际政治风险,以求在多种利益博弈间获得可能最大的公约数。我国要研究海外投资发展基金的国内制度安排,通过“代位权”国际层面合法性的取得,确保能源海外投资的发展利益可以在国内得到可信的保障承诺,使国际国内的保护落实到具体操作中。

(二)运用衍生工具管控价格风险

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和财税扶持,强化企业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建立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走出去”[13],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特别是在石油价格剧烈下降和需求急剧萎缩的现实环境中,能源风险管理技术已被世界能源生产商、消费者、交易商以及销售商所利用。与国际能源企业相比,我国企业运用衍生工具进行能源风险管理能力和管理工具明显偏弱。我国应当抓紧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大宗能源产品期货市场,同时也要积极介入国际期货贸易市场。能源企业可以通过远期合约、期货合约、价格指数、期货期权等工具,进行价格风险管理。利用现货、期货、期权等多层次的方式来规避和转嫁经济风险[14]。

(三)培育支持力量规避政治风险

中国鼓励能源企业跨国发展,支持产业集群式“走出去”。企业应主动化解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企业应落实习近平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贯彻好正确义利观,并尊重当地宗教习俗和生活习惯,不以牺牲非洲的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而是要寻求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向社会表达良好的企业责任感,优先考虑能源国发展的需求,考虑人民的愿望,尊重属地文化,创建跨文化融合新模式。如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成为落实中国与非洲国家建设非洲高速铁路网的典范,更好地体现中国形象和中国力量。

[1] 李稻葵.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将现三大格局变化[N].经济参考报,2013-12-13.

[2]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transitionaleconomies:acasestudyofChinaandpoland[M].MacmillanSt.Martin'S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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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锡坤.我国能源企业提高价格风险管理能力的研究[J].财经市场,2009,(5):70-71.

(责任编辑:铁 青)

Study on China Energy Overseas 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A Case Study of Southern Sultan Oil Investments

ZHAI Yusheng1,2

(1.EconomicsandBusinessAdministrationSchool,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China;2.BusinessAdministrationSchool,NiboDahongyingUniversity,Nibo,Zhejiang315175,China)

Chines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s a great conception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rade, whose core value lies in the channel value and strategic security. Th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s one of priority target selection of China capital output. Risk manage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of Chinese overseas energy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risk of Southern Sulta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ethod of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and policy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against risk.

Energy enterprise; Overseas energy 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

2015-03-22

翟玉胜(1968—),男,河北秦皇岛人,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与企业管理。

F83059

A

1003-7217(2015)04-00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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