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流沙

来之不易的赔偿金

拿到50万元的父亲工亡赔偿金，王蓉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个结果王蓉等了太久。

王蓉的父亲王正贵在云南红色庄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打工多年，并且签订了劳动合同。如果不是一次意外事故，他会像平时一样休息时就回到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一切在王蓉的记忆里变成了追忆。

很多事故发生都没有预兆，王正贵的工亡也一样，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之后，王蓉无法相信这个真相，但这个结果谁也无法改变，王蓉忍住悲痛办完父亲的后事。

之后，她开始走上了维权之路，不过这个过程显得有些艰难，在她与公司的多次交往之中，公司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来搪塞。

在经过无数次协调无果之后，王蓉来到寻甸县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以下简称工调委）。

工调委的工作人员接到王蓉的求助之后，按照工作程序，他们与红色庄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取得联系，以便核对事实。

在确认事实属实后，工调委建议双方能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在取得双方的同意之后，调解地点就选择在工调室的办公室里，在这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调解的过程却复杂了许多。

双方争议的焦点就是赔偿金的问题，王蓉对于父亲的工亡提出了50万元的赔偿要求。

面对王蓉的赔偿要求，红生庄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认为赔偿金太高，公司接受不了。

当双方的争议无法统一的时候，也就是体现调解人智慧的时候，面对双方的争议，调解人显示出了极大的耐心，不断根据双方的争议找出有关的法律文书，并把每一条有关纠纷的法律条文指给双方当事人看，同时还从法律的角度为当事人进行解读。

在调解人耐心细致的调解下，红色庄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终于同意了50万元的赔偿要求。

要让每件事都有落实

“这几年很多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得到了加强，只要有纠纷，就会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县总工会设立的工调委也就成了众多农民工维权的首选，虽然维权的案例很多，但我们做到每件事情都有落实。”在介绍寻甸县总工会维权的例子时，陶梅花对工调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09年，李苏美到昆明机电工程学校从事园艺教学工作，在工作中一直兢兢业业，但学校一直没有为其办理社保手续。2011年，李苏美在寻甸县人民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由于没有生育保险，导致李苏美无法报销住院的各种费用，同时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

知道寻甸县总工会设有工调委调解室之后，李苏美来到寻甸县总工会寻求帮助。

接待她的调解员了解情况之后，与昆明机电工程学校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并约定时间在工调委调解室进行调解。

在约定的时间内，工调委首先让双方对争议的事情进行阐述，昆明机电学校对李苏美陈述的事情没有异议之后，工调委的工作人员对《劳动合同法》进行了部分解读，实际上也就是指明了昆明机电学院没为职工办理社保的违法事实，在工调委的调解下，李苏美拿到了机电学院4000元的补偿金。

像李苏美这样因社保产生的纠纷不在少数，王柱明也是一位农民工，他2004年进入云南旭东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黄磷包装工作，也签订了劳动合同。

一晃9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家庭和身体的原因，他与云南旭东集团有限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当时除了签订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之后，公司没有任何补偿。

后来他了解到，他在公司工作9年的时间里，公司并没有为他缴纳社会失业保险，导致他无法领取1万余元的失业保险金，在别人的指点下，他同样来到寻甸县总工会寻求帮助，维护自己的权利。

寻甸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陶梅花说：“工调委调解室的成立，对工会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纠纷在工调委就能得到解决，这几年来，随着寻甸县经济的发展，各种用工需求也比较多，导致劳资纠纷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但因为有了工调委这道防线，很多矛盾在工调委就化解了。”

工作再难也得干

“每一次帮助农民工解决问题，心里就有一种成就感，但工调委只是工会内部设立的一个窗口，也有很多通过调解无法解决的问题。”陶梅花说，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调解委都会向双方当事人出具一份调解记录，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在工调委几个厚厚的文件夹中，每一次调解都附有一张卷宗说明、人民调解申请书、人民调解调查笔录、人民调解记录等内容组成。

在人民调解记录这份材料中，还包含了调解的时间、地点、参与调解人员、以及调解意见等内容。

钱学国是一名煤矿工人，在寻甸县某煤矿从事井下作业工作，一次，他在井下作业的时候，煤矿发生塌方事故，他被掩埋在井下，抢救出来之后送到医院，虽然保住了生命，但下肢却丧失了功能，生活无法自理，钱学国申请工调委进行调解，要求煤矿支付赔偿金。

工作没有一帆风顺，特别是调解工作中尤为突出，钱学国的调解案例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工调委的调解室里，煤矿方虽然承认对事故负责，但对于钱学国的赔偿请求却提出异议，认为钱学国的伤势没有好，现在提工伤赔偿不合适。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调委虽然多次做工作，但煤矿方始终坚持只有等到钱学国的伤好了才能谈补偿。

对于煤矿方的坚持，工调委只得出具了调解文书，建议钱学国申请劳动仲裁。

像钱学国这样无法调解的案子集中体现在工伤上，罗治虎是云南滇木人造板有限公司的一名职工。

2011年5月，厂区突发起火，面对突发大火，罗治虎勇敢地参与到救火的行列中，可就在救火的过程中，罗治虎不幸摔伤，后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伤残9级。

伤好之后，公司通知罗治虎要解除劳动关系，限定日期让他离开公司，但对他的伤残补偿只字不提，面对公司的无理行为，罗治虎表示不满，希望先把补偿问题落实了再离开公司。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超出了罗治虎的想象，公司见他不肯离开，就强行把他赶出公司。

被赶出公司之后，罗治虎不得已来到工会寻求帮助，同样在工调委办公室里，云南滇木人造板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认为，之前双方就进行过协商，但罗治虎提出的赔偿要求太高，公司无法满足。

由于双方在争议上无法达成一致，导致调解无法进行，但工调委同样出具了调解文书，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办法。

“调解原本就是在双方有意愿的基础上进行，每次调解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但在很多时候，只要有其中一方不配合，工作就很难开展。”作为工调委的工作人员晏满定，每一次调解的过程中都有他的身影，虽然调解工作很难做，但只要接到群众的求助，他又积极参与到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