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2015-03-16 23:03朱雪梅张建奇
职业技术教育 2014年31期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重构

朱雪梅 张建奇

摘 要 在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国情背景中,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双轨并行而不互通、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大发展,同时也造成了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教缺乏互通、与产业界互动不足、院校发展同质化、人文割裂等问题。为此,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应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模式移植走向本土化探索和多元融合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实现教育形态和教育内容的的整体性变革。

关键词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31-0005-05

作为工业化伴生的一种新的教育类型,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直承载着传统教育观念的挤压、局限于专科教育层次上的禁锢、以及与学术性高等教育之间的内在紧张等问题。从19世纪中叶教育救国理念下实业教育初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至上理念下劳动大学与半工半读,到改革开放后教育服务社会理念下职业大学的建立与分化,再到20世纪末以来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理念下职业技术学院的勃兴,在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国情背景下,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大发展,同时也造就了当前高职教育的发展困境和诸多问题。本文尝试对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思考,并为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转变提供框架性建议。

一、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政府主导与学校本位

与发达国家教育现代化的自发性、渐进性和由下至上地推行不同,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在几千年封建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特征:其是受到国外借鉴、院校示范的强烈作用,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革命运动方式强力启动,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较快。中国高职教育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发展,办学形式以学校为本位,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学校本位”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高职教育的办学方向、层次、结构、类型、专业调控和经费投入,以高等学校学历教育框架为基础,以处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为办学主体,通过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途径在教学过程中尽力融入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和实践等要素。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双轨并行而不互通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学院,并形成了与普通高等教育并行的高职教育系统。然而,在当前中国教育体系中,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虽双轨并行但却缺乏互相沟通和衔接。高职教育双轨型模式形成于重学术轻技艺、学术与技艺截然对立的教育传统中,其使两种院校泾渭分明,一种专攻人文学术,另外一种专司技艺和技能,如水火不可相容。多年来,人们将高等职业教育视为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在职业学校教育内部,通过初中后、高中后二级分流,形成了中等、高等两个等级的职业学校系统,目前仍局限于专科层次;而在普通教育体系内部,形成了从本科(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专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体系。

从统计数据来看,高职教育已占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一半。2012年,高职(专科)院校数为1297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53%;招生人数为3147762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的46%;毕业生数为3208865人,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总数的51%[2]。然而,如图1所示:高职教育、普通本科这两类高等教育基本上互不相通,高等职业教育只停留在专科层次,本科及以上基本是单一的理论型教育,两者彼此割裂,学生转轨升学困难。

(二)政府主导自上而下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高职教育走了一条政府主导、由上而下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在外力推动下追赶先进的发展方式,这与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走由下及上,通过漫长的自然演化使教育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冲突下达到自然磨合的发展路线有根本区别。

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因循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运动式发展思维、运动式发展,发展进程自上而下强力推进,体现在大规划、大目标、大动员,重视快速、当下、可见的成果,而忽略长期、扎实的综合性的内涵与质量的发展。有学者用“设计”与“内生”这两种社会发展模式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①,而中国这种政府主导的后发型高职教育发展模式便为典型的“设计模式”,不同于西方职业教育内生于工厂制度内部的“内生模式”。中国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基于政府或学者而非企业界的价值观,由政府“设计—生产—控制”的产物。这种“设计—生产—控制”的“设计模式”渗透到职业教育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从重点学校评审、质量评估,到对招生计划的控制,再到职业院校经费的划拨和控制,无不深深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痕迹。

(三)学校本位企业缺位

依据在高职教育办学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关系的定位,高职教育可以分为内生于学校、以学校为主的学校本位模式,以及内生于企业、以企业为主的企业本位模式。在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的特征体现为政府的强力推动,以职业学校为实践主体,以规模扩张为发展方式,学校本位主义自然延伸至高职教育的实践,形成了学校本位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由学校承担着人才培养责任,为人才培养融入职业岗位的要素,开展“校企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教育;而企业则将自身定位于教育体系之外,缺乏参与教育的动力和热情。学校本位发展模式还体现在,大部分高职局限于全日制专科学历教育,生源对象主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企业内职业教育、职后职业教育职能未能得到彰显和充分发挥。

政府主导大力推动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高职教育中企业的缺位。西方工业化国家也通过政府主导建立了促进和保障高职教育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但对于职业教育就其发展源动力而言,根植于企业发展需要,在企业界的积极参与下形成的,有着浓厚的企业文化根基。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不同,高职教育产生与发展大多是在学者与政府的设计下形成的,学者与政府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设想表达符合企业界利益的意愿,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博弈最终演化成学校的单方面活动,这导致一种缺乏企业界支持的完全学校化的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

二、中国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型从产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发展时期。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从孕育到发展,从决策到实践,仅有短短20多年,与国外高等职业教育几百年的发展历史相比,还只是正在成长中的新苗。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其高职教育发展模式体现出工业化社会中鲜明的标准化、专门化、大规模等特征,这种发展模式存在如下关键问题。

(一)体系不全,与普通高教缺乏等值与互通

由于高职举办时间相对较短,加之国情的特殊性,使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长期局限于专科层次,以终身教育为导向系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远未形成。中国教育体系依然保持着学历教育体系的明显特征,职业教育成为断头教育,缺乏向上的阶梯,在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

第一,高职教育局限于专科层次。目前,中国高职教育仍停留在专科层次,还没有形成学生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完整体系。高职毕业生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只能通过社会教育体系中的自学考试提升层次。高职教育成了一个孤立的、断层的教育,高职毕业生的发展需要和接受学校教育的需要同样被忽视。这严重挤压了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二,两类高等教育缺乏等值与互通。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成为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并行发展而不相通。一个先进的教育体系是平行的教育途径,其实现的基础是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虽非同等类型,但具有同等价值。但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两类高等教育是不等值的,同时缺乏互通的机制。

(二)封闭办学,与产业界互动不足

与行业企业紧密结合,既是高职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技能人才培养本身的要求。然而在后发外生的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中,封闭办学、与行业企业联系不足导致职业教育不实用,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已成为历史顽疾。刘桂林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职业教育与工业化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紧密的联系,职业教育不切实际、不实用,这正是导致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变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3]。然而综观今日高职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在产学研合作教育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但高等职业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根本性改观。高等职业教育仍存在着过于校园化,缺乏社会性;过于规范化,缺乏职业性;过于学历化,缺乏实用性等问题[4]。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一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紧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与企业之间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联系,有些甚至仅仅是为了双方检查和宣传的需要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二是学校市场开拓能力不强,对于社会上急需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缺乏应对能力;三是高职教师与社会生产的脱离,使得一些最新的技术及设备方面的知识还不能反映到学校的人才培养中去。

(三)行政推动,院校发展同质化

中国高职教育发展与改革是在政府行政主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通过质量评估、项目建设等一系列项目主导职业教育的发展,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外部规约而缺乏自主性。在高职教育的实践中,凡事奉教育部的红头文件为圣典,职教领域的探索和争鸣都以教育部的“×号文”为终结和定论,“国家级示范性院校”、“省级示范性院校”、“骨干院校”等各种评估层出不穷,主导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院校关注自己在政府评估名单中的排名甚于关注社会和市场,专业特色和办学特色弱化,在专业设置、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就业模式等方面同质化倾向明显,造成“千校一面”。

(四)人文割裂,人的发展被忽视

在行政推动、自上而下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下,人们所关注的焦点过渡集中于财政投入、硬件设施、规模发展、教师队伍等外延发展上,学生的主体性价值未能得到彰显,学生的学习收获以及学生发展需要未能予以充分关照。粗放型、重数量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偏离了人的发展这一教育主旨。一方面,高职院校发展以行政推动为价值导向,鲜有考虑教师与学生的呼声和需求;另一方面,急速的规模扩张致使高职教育师生关系的疏离,尤其是在学校新校区建设与在校生规模扩大背景下,教育变成冷冰冰的生产流程,学生像产品一样被批量生产,职业教育的缺乏生师互动和人文关怀。

三、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重构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应从传统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模式移植走向本土化探索,从教育形态和教育内容的革新,迈向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为内容的整体性变革。

(一)教育体系:从双轨隔离走向等值互通

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应当综合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隔离走向双轨并行互通。一是高等职业教育层次上延。国家在高等职业教育的起步阶段,将其定位在两年、三年的专科层次上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在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迫切要求提升技术应用型人才培养层次。积极发展本科及其以上层次的高职教育,系统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是建立健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其重要性已成共识。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等值沟通。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打破教育类型和学校类型的单一对应关系,建立更加灵活开放的教育制度和互通机制,架设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实现不同类型教育和层次之间的横向沟通和纵向衔接。基于以上两个方面,逐渐构建起与中国经济结构相匹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以高职本科为主体,包含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层次在内的上下衔接、左右贯通、相对完整的开放式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二)办学模式:从学校本位走向产学合作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根本是通过与企业的多方位合作实现育人与应用技术研发,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培养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应通过“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学校+企业+社会”的合作机制,把工业文明和企业文化融入到职业教育体系之中。为建立这一机制,第一,高职院校要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以应用性科研和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提高对企业的吸引力,并在人才培养、资源共享、职工培训、技术开发应用等领域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第二,政府应加强产学研合作的政策立法,通过立法手段、财政补贴、税收返还等举措促使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第三,建设并规范行业组织,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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