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干部们的背影

文_袁凌

离休干部们的背影

文_袁凌

地铁维权那段时间，倪竞雄很繁忙，她的职责是联络外界，一个一个打电话，其中包括她的老关系。另外一个作用则是在交涉现场，地铁公司的保安不敢对这位八旬老人过于强硬。

离休全称离职休养，它和退休之间的区别，是“革命有功者”在晚年获得的养老、医疗红利。其门槛设定为开国日——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眼下，在世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到85岁，整个群体正处于急剧消逝中。

被人硬拉着参加“维权”

倪竞雄的卧室在上海法华镇路一幢老式居民楼里，可以望见不远处的徐家汇。离休之后，她在这里度过了26个春秋，多数时间孤身一人。倪竞雄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后与她离了婚，2006年患肝癌去世。

如今，一台小收音机在枕边伴随着她，深夜失眠之时，电台的文学名著欣赏节目是她最好的伴侣。近年来这个节目的停播，让她很不适应。

另一份安慰来自书架上好友彭令昭的相片，两人是年轻时在苏州参加土改结识的。因为彭令昭在“文革”中遇害，倪竞雄的记忆定格在好友人狱以前的青春场景。和倪竞雄同时参加土改工作队的队员们，大多已不在人世，除了彭令昭这样的早逝者，更多的是在历经政治运动的消磨后，安享十余年有保障的晚景，最终倒在耄耋之年的门槛内外。

世博会前夕，上海新建的9号线地铁经过小区附近，倪竞雄参加了居民的维权行动，最终使得地铁公司修改了排风站的设计。在她耄耋老人的孱弱身躯背后，有一个离休干部的身份，让地铁公司有所忌惮，这是改选的业主委员会一定要拉上她维权的原因。

此后她又参与张岁农场蔬菜进小区直销网点，以便自己也能吃到更新鲜的荠菜馄炖。不过，一次突然的中风摔倒阻止了倪竞雄，将她此后的大部分时光固定在单元房里，开始依赖年届退休的儿子和钟点工照顾。

“文革”后期，倪竞雄的儿子获得了推荐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机会，却由于档案中父亲的右派问题被政审卡住，以后考大学又被人走后门顶掉，只好当工人，下岗后长年在一个私人服装厂负责选购布匹，近年服装厂关闭，夫妻分居，退休在家照顾母亲。母子的生活，堪堪维持一般上海市民光景。

对现实发出声音

地铁维权那段时间，倪竞雄很繁忙，她的职责是联络外界，一个一个打电话，其中包括她的老关系，也去过解放日报社群众工作部。另外一个作用则是在交涉现场，地铁公司的保安不敢对这位八旬老人过于强硬。

脖子上挂的离休红本本，是她的一个保护证，也让她常常感到心情复杂。譬如，在老年人还未实行免票的年代，她拿红本本可以免费乘车，公交售票员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前年中风摔倒之后，她的生活顿显沉寂。《收获》杂志的一名编辑曾来帮她整理回忆录，由于不通方言，她嫌记录稿错误太多，最终搁置。

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一处老式洋房里，冯兰瑞的暮年心境有所不同。1950年代，冯兰瑞在中青报工作，丈夫李昌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兰瑞文革之后从干校返京，进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曾和苏绍智一起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丈夫去世后，她的活动也受到身体限制，开始更多地写作一些回忆性文章。

眼下，她的书房中摆放着各处赠送的历史书籍和期刊杂志，每天的工作基本是读书看报。最近出版的萧军的一本回忆录引起了她的兴趣，其中有些涉及到她的段落，看得十分用心，时而露出微笑。

手边书桌上，放着曾彦修的《平生六记》和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墙上是她和李昌在延安时期的大幅合影，以及李昌和胡耀邦的合影。李昌在团中央曾是胡耀邦的直接部下，以后在中科院和中央纪委，也是胡的得力助手。

冯兰瑞赞成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行动。“我们家一直是很廉洁的”，她提到李昌生病期间，中央领导人来探视，陪同人员中有令计划，“没想到这人落马了”。近来，她还在某场合提出，要研究延安和拥抱互联网。

政治权利让位于年老体衰的现实

因为高血压和骨质疏松，倪竞雄长年需要上医院。开药的时候，她时常有些尴尬。医生不顾她的意见，开上很多药，她拎回来根本吃不完，只能送给别人。

倪竞雄还遇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当场同医生吵起来，要去退掉多开的药，“她很认真”。近年医改废止“以药养医”，医生不再开那么多药，倪竞雄的心理负担小了许多。

2000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下发文件，将离休干部的医药费明确为“按规定实报实销”。这不仅意味着报销比例高于普通人，还超出了药品目录的分类限制。倪竞雄自费的部分，是有时要打一种营养针，由于不是药品，需要自己买。另外是拍X光片自己想拿片子，要付片子钱，检查费则无需支付。

养老金是待遇的另一大宗。离休干部在这方面和退休的差别更为复杂。一是当初离退休时的养老金基数比例不一样，离休是按在职工资全额领取，退休则打了10%～40%的折扣；二是在基数上又进行了多次调级，导致原有的差距拉大；另外则是离休人员护理费和生活补助金，分为抗日战争以前（老红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几个标准，近年来都有明显的调高，譬如抗战干部护理费2014年初由每月400元提高到1200元，倪竞雄这样的解放战争时期干部调整为每月600元。此外还有住房分配、丧葬抚恤、健康疗养上的照顾。

生活待遇之外，看文件、参加组织生活的政治权利也很重要。随着时问推移，政治待遇的保障逐渐让位于年老体衰的现实。社科院的谢昌逵每年参加几个离退休处组织的老干部会，传达单位近况，但老干部们很少发言。冯兰瑞也很少翻阅单位寄赠的学报。但在内心，他们仍对形势非常关注。

历史学者吴思认为，在建国前参加革命，总是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另外，这代人带有一定的理想丰义色彩，又在改革开放之初离休，并未参与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离休制度是一种适度的补偿。

事实上，当初的一些制度优惠，也在时间推移中逐渐失去意义，让位于现实中的职务级别。譬如普通离休干部当年分配的住房，都在以后的单位集资建房和市场化浪潮中黯然失色。有的同是“离职休养”，变成了只有达到某一级别才能享受疗养。倪竞雄在南京的—个同学是局级干部离休，每年可以参加外地疗养，而倪却无此待遇。

离休制度是针对革命老干部群体的特定养老制度。诞生之初，它面对着上千万老干部，高峰时期出现在1994年，峰值人数达到200余万。此后随着自然代谢，离休干部人数开始不断下降，眼下已不足百万。2013年，全国离休干部平均年龄上升到近85岁。

根据眼下的年龄测算，迟至本世纪30～40年代，离休制度将伴随着离休人员这一群体退出历史。

李昌和冯兰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