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的典范
——读《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

唐琦露琴（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的典范
——读《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

唐琦露琴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湘潭大学哲学系李伏清新著《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入学复兴》一书，以柳宗元为中心，全面探讨了中晚唐为何要复兴儒学，如何对待佛教，儒家经典如何重新获得活力，于天人之辩如何彰显儒家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等问题，深入剖析了柳宗元对中晚唐儒学复兴所做的贡献，柳宗元思想的实质及其历史遭际的原因分析，中晚唐儒学在唐宋思想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全篇都是在“问题意识”的研究思路中凸显该课题的全面性、宏观性和系统性，可谓“问题意识”贯彻到底的一个典范。

李伏清；《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研究方法；问题意识

2014年12月，湘潭大学哲学系李伏清的新作《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历尽艰辛，终于付梓。该书也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最终成果。仔细拜读后，本人认为该书对中晚唐儒学复兴和柳宗元对儒学复 兴所做的贡献这一热点问题作了直接回应。它从分析柳宗元的复兴儒学所做的贡献的个案入手，回答了诸如中晚唐为什么要复兴儒学，复兴儒学何以可能，如何复兴儒学等理论问题。就柳宗元的哲学思想研究而言，对于破除日丹诺夫唯物与唯心“两军对垒”的教条主义作出了贡献，长风破浪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儒学复兴的视角来考察柳宗元与宋代理学兴起的关系，探讨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意义。这一视角之新，一方面在于突破了以往只把唯物与唯心作为评价柳宗元思想意义的唯一标准的旧模式和旧框架，另一方面更是突破了只把韩愈、李翱作为理学先驱的旧定势。

与已有成果相比较，《柳宗元儒学复兴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儒学复兴》一书为我们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在于其“问题意识”的研究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不断强调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无论是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还是博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育方面，无不强调“问题意识”。北京师范大学甚至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课程，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应当树立专门的研究意识，即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通过对《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一书的反复拜读，笔者认为，该著比较经典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贯彻了“问题意识”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全篇都是在“问题意识”的研究思路中凸显本课题的全面性、宏观性和系统性。

文章开篇探讨中晚唐儒学为何要复兴的问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中晚唐时期，于外，儒释道三教并存，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昌盛发展；于内，儒学内部经学僵化，文学浮靡，日渐呈现失却经世致用之弊。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如何复兴儒学成为中晚唐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一课题具体而微地表现为四个问题：

首先，如何应对佛教的挑战：辟佛还是融佛？

鉴于中晚唐佛教的高度中国化及其影响的深刻性，中晚唐儒士开辟了以儒统合佛教的道路。这一路线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韩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无创见，在实质层面融佛而又多有创新；柳宗元在儒学的视野下，既表现出对佛教的认同，又表现为对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晚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现实，认为在“孝道”、仁义、礼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与孔子异道”，佛教理论有“与《易》、《论语》合”之处。同时，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来消释佛教的“出世”色彩，发挥佛理的优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评时禅“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脱略方便”、“言体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礼法、尊经崇圣、修身养性等儒家思想主张。此外，还从学风的角度，对佛教进行了全面的批评，体现了儒家经学、文学的主张。柳宗元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不离“复兴儒学”这一重任，主张“统合儒释”。可见，韩愈和柳宗元表异实同、殊途同归，都主张以儒统和佛教，这一思想对宋明儒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其次，儒家经典如何重新获得活力：“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

在佛教义疏经学的影响、刺激和启发下，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晚唐儒家经学，内部宜时而行的解经范式变革破茧而出。以啖助、赵匡、陆淳为开创者，以柳宗元、吕温为推进者的新《春秋》学派主张，一方面“解构”、超越传统章句学，另一方面又从经学和史学两个领域发起了对“义理”的追求，主张以“大中之道”为支柱，重新“解释”传统经传，六经注我，由“我”明“圣人之心”，发明“微言大义”，建构新的理论，使儒家经典重新获得生命力，充分彰显儒道的政教世用性。以柳宗元为例，发展了“舍传求经”、严格区分经传以及疑古、辨伪的方法。韩愈在《论语笔解》中也呈现了“六经注我”的经学主张。新《春秋》学派“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疑古辨伪的主张与宋明经学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

其三，如何彰显儒家的基本价值人道原则：孟学路线还是荀学路线？

在孔子那里，天人关系这一基本的哲学问题，蕴含着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线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线，孟荀天人观实则殊途同归，都在于彰显“人道原则”。柳宗元将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线贯彻下来并加以推进：一，发展了“自”论思想，将自然说贯彻于宇宙论和人生观、价值观；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从宇宙论的角度还原“天”的“自然”性，全面批判两汉天人神学目的论，将传统的“人道原则”从神学呓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三，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两个角度还原了“人”的“自然”性，将性“朴”论发展为人性“自然”论，认为人性是“明”和“志”的辩证结合，发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与人无异”的观点，倡导“至公”的社会理想，将基于儒家人道原则的民本思想发挥为“利民”和“民利民自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张；四，柳宗元从批判“封建论”的角度倡导人道原则。总体上，柳宗元承继了被以后宋明理学视为异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线，这使得他与发挥孟学天人合一路线的宋明理学家产生了了距离而被斥为异端。

柳宗元虽然克服了汉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主张“天人不相预”，突出人道原则，但这一理论与宋明儒学“天人合一”思想还是有着质的区别；同时，柳宗元沿袭了汉儒的思维方式及其结果，主张元气论，这些都说明柳宗元并未完全摆脱汉儒思维方式及其成果，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柳宗元在唐宋儒学转型的准备阶段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正是柳宗元这种并未完全“脱汉入宋”的思想特征，合理解释了为何宋代理学家几乎都不认同柳宗元的历史地位，对他的评价普遍不高的问题。其实这种“脱汉入宋”的不完全性及至宋初仍有呈现，尤其是在经学方面，这也是为什么著名经学家马宗霍称宋初儒学为“唐学”的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唐及宋初阶段的儒学在唐宋儒学转型过程中所起的准备作用。

其四，如何重现儒学的教化功能：“以文掩道”与“文以明道”。

在儒学传统中，“文”“道”本为一体。“文”蕴含着“尊经”、“崇圣”、“复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显化儒道教化的可能。在唐宋复兴儒学的时代课题下，文学革新与经学变革有如一卵双胎。柳宗元从“文”与“明道”、“取道之源”与“旁推交通”、“为学”与“为文”、“志”与“言”、“术”与“心”、“文采”与“明道”和“古文”与“古道”等方面，发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别于宋代“文以载道”的思想。唐代的柳宗元和韩愈与宋代的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在承继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时又表现为对重文轻道、重道轻文思想的修正，主张“文”和“道”的辩证统一。

以上问题的探讨不仅把柳宗元的思想置放于当时具体的思想背景中，而且从中论证了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问题域之所在。在对这些由点及面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比较清晰地呈现了柳宗元和韩愈一样，都是宋代理学的先驱，揭示了柳宗元在汉学向宋学演变过程中的思想特征。通过这些论题的呈现，层层递进地回答了以下问题：柳宗元重振儒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柳宗元何以是宋代儒学的前驱？柳宗元作为宋代儒学的前驱，为何又得不到理学家的认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从政治现实的差异性与正统论、道统论和夷夏之辨的紧密联系中分析得出，为什么柳宗元的思想被宋代理学斥为异端，并由此分析解决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认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总体上呈现为正统性，如果实在要强调“异端”，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正统与异端之间。

从以上可以看出，《柳宗元儒学思想研究——兼论中晚唐入学复兴》一书可谓“问题意识”贯彻到底的一个典范。全篇都是在“问题意识”的研究思路中凸显本课题的全面性、宏观性和系统性。这正好为研究生于学术研究中去具体理解究竟什么是“问题意识”、如何贯彻“问题意识”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范例。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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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5）07-0015-02

2015-05-19

唐琦露琴（1993-)，女，湘潭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近现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