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当代发展——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长党圣元先生访谈录

党圣元，段吉方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2.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段吉方：党会长，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与当代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话题，但也是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您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从80年代到今天，这个过程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能首先谈谈您的学术历程或学术感想吗？

党圣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消费社会转型、电子媒介扩张以及全球化等合力交织的语境中，我多次将研究目光投向中国当代文论转型与重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等方面。现在回头来看，无论是我先前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关注和对“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阐发，还是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的探讨，最终均落脚于对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的探索与尝试上。事实上，传统文论资源价值意义的再发现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当代形态化这两个问题，正是新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所面对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过程来思考和付诸理论话语实践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建立在充分民族文化自觉、自信基础上的民族文化和美学自觉与自信，当代中国文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就会失去发展的文化内驱力和价值创生力，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形态化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价值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传统文论、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理论资源的汲取。为此，我们应站在世界思想史、文论史的高度，着眼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的现实问题，体认文化多样性对于文论知识和思想创新的重要学术生态意义，认同古老的“相反相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哲学理念，从杂多中求统一，从冲突中求会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当代形态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诠释，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段吉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其他文论资源一样同样处于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和理论格局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讨论也更加热烈，您怎么看待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现状？

党圣元：总体来说，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受住了种种考验。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呈现出全面深入的发展态势，不仅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和高校教师队伍，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大批令人振奋的探索成果，表现出了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同的特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与当代形态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研究和教学中尚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学术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相关研究长期封闭于理论话语圈子里，许多研究者陶醉于建构“精致”化的学术话语，致使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现实问题关注不够，马克思主义文论本应具有的“实践”品格严重缺失；在高校教学方面，当前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在教材编排、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方面，都显得颇为陈旧和落后，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教马列文论课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高校将之作为选修课，有的学校甚至取消了这门课程。这些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说，对于中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现状，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既要看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也要看到在研究过程和高校教学实践中尚且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样，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教学中才能不会因有所成绩而沾沾自喜和骄傲自大，也不会因依旧存在问题而畏缩不前和固步自封。

段吉方：在很长的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都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原典的阐释，但是我们发现，这个阐释的过程其实也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发展，在新的历史现实和时代语境下，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思想都面临着一个时代语境变换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党圣元：的确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都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阐释。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阐释，直到今天也并不过时。当前，我们依然强调要“回到马克思”，这是我们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所谓“回到马克思”，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做好扎实的文本研究工作。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并不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应该是古今融合，是带着今天的问题、以今天的立场同经典对话，在理解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自然就引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实践性和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品格，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同现实交汇的地方。就批判性而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异化予以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现实依据；就实践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要求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可以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人类社会还有阶级存在，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就始终具有现实性，这是当代西方各种理论，特别是批判理论将马克思主义援引为思想支撑的原因，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思想依据。

反思中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学、文化现实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其现实性、针对性不断弱化，针对文学、文化现实的分析阐释能力和话语建构能力在逐渐下降，本应具有经世致用实践品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却日渐演变成远离当代社会现实的“玄学”。如何重塑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和批判品格，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文学与文化现实中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思考向度就是着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这应成为关联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现实之间关系并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和当代形态化的一个努力方向。这是因为：第一，重视从文化的维度分析、评判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特色之一，自然应当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进一步增强文论主流话语在价值阐释和批判层面的现实有效性，是当下社会语境的必然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深度推进，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以及社会、生态、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化转向，正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文化、伦理层面的批判，同时还要对新的文艺、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审视。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需要不断建构，因为文学与生活关系密切，生活的变化推动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思考，文学的变化推动着理论创新。当前中国的文论研究，需要面对生态环境、电子媒介、艺术化生存、消费主义、全球化等对本土文化、传统经典文学等的巨大冲击。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如何根据现实思想文化语境调整话语系统，不断拓展其阐释维度，成为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理论命题。对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至少应当在以下五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要敢于面对现实问题，因为理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并解决问题；第二，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可资利用的优秀资源；第三，要回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予以重新阐释；第四，要大力借鉴和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第五，要加强理论创新意识，根据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命题。

段吉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理论的大发展、多种理论资源融合的压力与焦虑、不同理论话语趋同与求异的危机给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提出了挑战，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在此背景下面临着哪些挑战？面对挑战，哪些问题应成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

党圣元：在社会文化语境发生整体性变化、文艺理论批评本身观念及话语方式新变的当下，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两个层面受到了严峻挑战。因而，如何参照现实发展所需，通过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两方面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以便更加有效地把握现实，进而有效增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整个文艺理论批评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的问题，便被突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问题”是学术研究的真正起点，只有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推动学术进步。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对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关怀和当代意识的强调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疑难问题，而是面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发展状况和文化思潮进行提问的意识，是对当代中国的文化、文艺现象和发展经验进行批评实践时应该具有的分析和理论提炼的能力。针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我认为，以下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

第一，学科间性问题。如何有效地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学科封闭现象，克服因过于强调学科制度化、专业化所导致的学科闭守弊端，是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要克服学科封闭弊端，走向学科间性，需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使其他相关学科所创造的资源、所奠定的基础、所开拓的视域，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科资源；二是要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来，使之成为该学科研究的突破口与润滑剂。

第二，系统整合问题。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过于固守学科或专业藩篱而导致的单向度割裂现象。所谓的单向度割裂，是指仅根据传统文艺学自身的知识和话语需要，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切割式、过滤性的选取。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的单向度割裂（如内容之间、立场与方法之间、理论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也表现为现代学术史上几大文论成果——古代文论、马列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代文论——之间的各自为阵和分割而治。要克服马列文论研究中的单向度割裂问题，需在强化科学性与完整性意识方面下功夫，需进行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度学理性的历史反思和分析阐述，以及体系性、谱系化的整合。

第三，问题意识重塑问题。马克思主义本是社会实践和现实斗争的产物，然而，由于过分偏向于学科优先，使得近二十年来的马列经典文论研究几乎完全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中，不仅逐渐脱离了中国的文学文化现实，而且其本应具有的批判性精神和实践品格也渐趋消失。对此，一个可取的方式是：从学科划分优先走向问题意识优先。具体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介入当代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话语实践之中，介入当代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图像阅读、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文化现象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从形而上诉求转向现实优先的形而下关切，从思想游戏转向实践精神，从概念拼图转向问题意识，从理论世界转向生活世界，从学科建构走向问题意识重塑。

第四，阐释学对话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形态化这一具有导向意义的重要论域，学界的讨论迄今仍停留在学术史梳理和原则性构造上，缺乏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方面的开拓。由此，如何从过去一味地框定文本原意的解经式研究方式，走向文本与研究者之间的解释学对话，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实现这一解释学对话，一个关键的途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当下文学、文化语境进行对话，以经典的思想和方法去解决文学、文化中的现实问题，进而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命题。

第五，本土视域与世界视域并重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也存在着固守本土内在视域而缺乏共时比较视域的倾向。有鉴于此，我们在强调本土视域不可或缺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世界视域的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既要以历时性的方式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和内在机理，也要以共时性的方式去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只有坚持历时聚焦与共时比较并重的研究理路，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路径、机制和特质，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和问题域。

段吉方：我们再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范式问题。理论范式研究的问题在现在仍然有一定的争论，这个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发展中的难题。在当代文化发展格局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如何在体系建设以及理论范式的完善上有所作为，特别是在凝练自己的理论范式上取得重要的理论突破？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党圣元：我认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要想在体系建设以及理论范式的完善上有所作为，特别是要想在炼制自己的理论范式上取得理论突破，关键之处就在于要参照现实发展所需，通过对思想和话语两种资源的重构，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和话语转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体现着充分的创新意识、承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思想文化相通声气的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形态。当前，这一新的思想文化形态已经起步，其最终的成败与否，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学观念与传统文论精华尤其是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会通方面。对此，我们应该着重思考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除了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亦有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的支持和运用，二者的成功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成功经验。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就要大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第二，将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经验”的提法，本身即意味着在实际上尚处于探索发展过程中，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和哲学高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自觉地将思想、文艺、文化领域的“中国经验”进行哲学层面的提炼和升华，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当代形态化过程中提问方式转型的一项基本原则。第三，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中国与世界互为方法的现实发展趋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论研究中提问方式创新奠定了现实基础，一方面，“中国经验”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以中国为方法看世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以世界为方法的，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以开放、平等的姿态进行学习和借鉴。具体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方面，就是要在反思、批判之前提下，充分理解、尊重、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实现当代中国文论的综合创新。我们相信，通过合理吸收中国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融会当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文艺实践过程中的“中国经验”，充分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资源，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一个体现着中国特色、融会了当代“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范式。

段吉方：在最近几次马列文论研究的会议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讨论不断增多，您怎么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及其文学发展的影响？

党圣元：西方马克思主义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葛兰西、卢卡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文化反思，其发展形态在德国主要指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大体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当今美国则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西方社会里的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问题。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翻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将作为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视作独立而重要的变量。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先行性贡献，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对于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以及当前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视为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特别重视环境因素之于文学和文化产品的作用和影响，这有助于我们解答当前中国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遇到的一些理论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这固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大量引入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中国本土语境的产物，是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回应。面对社会文化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触角”灵敏的文学转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文学研究采取文化、政治或者说社会视角也就显得理所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的作用，强调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这启发我们，文学研究不是不能注入社会、文化、环境等因子，在文学研究中强调文化、环境因素也不是一定就会导致庸俗社会学，文学研究也可以接过文学作品中触及的许多现实问题，像文学创作那样直接对“社会”说话。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议题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对于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及文化研究的范围、界限和结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范式转型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整合与嬗变之后，他们探讨过的议题极为广泛，涉及青年亚文化、阶级、种族、性别、身体、话语、权力、大众传媒等各个方面。如此广泛的议题，为我们审视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我们没必要继续在“文化研究”的定义和特征上纠缠不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涉及的话题，只要能够接合到当代中国语境之中，就都可以研究。只要我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注重当下语境，我们在媒介文化、种族与性别文化、日常生活、视觉图像等领域，就都能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自下而上的历史”，重视大众群体的社会经验，这对于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现象具有参考价值。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在大众文化理论上，英国文化研究有诸多创新之处。他们颠覆了把大众视为无辨识力的、被操控的“文化愚人”的精英主义立场，突出强调普通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了大众自下而上地对宰制性力量的抵抗和颠覆，重估了大众文化政治的进步性潜能。这启发我们，在讨论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时，不仅要讨论跨国资本以及混合型资本所代表的宰制性力量出于自身利益自上而下地对大众的整合和操控，也要讨论普通民众自下而上的抵抗、拒绝和颠覆力量，讨论从属者如何有识别力地移用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去创造自己的意义、价值、快感和身份认同。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这启发我们要更加重视“文化”这一“软实力”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升综合国力竞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近几年来，随着中央把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在多个领域受到重视，文化产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文化”的理解不准确，对文化产业缺乏细致的调研和理性分析，很多所谓的文化产品缺乏精神和意义方面的“魂”和“根”，趋同化、空洞化、形式化、反智化现象突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究竟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扮演何种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探讨，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对于我们考察文化问题及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具有反思作用和启发意义。

当然，我们同样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仅仅注意到了中心化的、霸权式的一体化力量，却忽视了大众在规避、抵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方面的努力；若非英国伯明翰学派对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倾向的纠正，我们可能至今仍难以注意到大众在接受、消费和使用大众文化产品过程中的主动性以及大众文化积极的政治意义。伯明翰学派的局限性也非常显著：他们过分强调文化的改造而忽视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对民众的反抗能力过于自信，却忽视了现实中民众的真正素质和资本主义制度威力的强大；他们过于强调跨学科研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分类的合理性。这是我们今天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借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和经验的同时，要注意规避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教训。

段吉方：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展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现任会长，请您谈谈研究会的情况，以及研究会下一步的打算和计划。

党圣元：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情况是这样的。197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学院在武汉联合召开了全国首届马列文论学术研讨会。会上，为联合全国高校、科研、文教、出版等机构中从事马列文论教学、研究的人员共同学习、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全国马列文论的教学和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这成为“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前身。1980年4月，由华中师范学院牵头，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将“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促进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研究会的宗旨和任务，选举周扬同志为顾问、成仿吾同志为名誉会长、吴介民同志为会长、理事28人，并决定创办会刊《马列文论研究》，由何洛同志担任主编。

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早成立的一个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从成立至今，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研究会章程中所制定的宗旨和任务，组织、团结全体会员，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宣传马列文艺论著及其思想精义；深入探讨、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博大体系和深邃义理；紧密联系现实、历史，关注和回应现实社会中思想文化建设以及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科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当代形态化的进程；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研究的方法和体系，理论联系实际，有为而作，有力地影响了我国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整个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为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增添了许多亮色，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了力量。

对于研究会下一步的打算和计划，我是这么想的。首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继续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形态化。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出蓬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只有与中国文学艺术实践和文化现实相联系，才能有效地指导、应对和解释当代中国文艺、文化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身份问题，新媒介、新技术对于阅读和批评的影响问题，消费社会语境下文学与资本、文学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可以说，密切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和文化现实，有目的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原则和方法予以科学回答和创造性阐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形态化，是我们研究会下一步的重点工作。第二，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和西方文论的影响和冲击，既要以开放的胸怀大力吸收对我们有益的成分，又要以批判的眼光分析或剔除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谬误，坚持在斗争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第三，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队伍的建设。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者以60年代之前出生的学者居多，研究队伍呈现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严峻状况。为此，下一步，我们要积极发展年轻会员，增加研究会的青春活力，永葆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蓬勃朝气。第四，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研究会的学术水平，扩大我们的学术影响，逐渐开展国际之间的学术交流，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国际文论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界对话与交流的能力，使我们的研究会逐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也是我们研究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和努力的方向。第五，充分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办好《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学术年刊》和《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通讯》，为广大会员提供很好的进行学术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以促进和深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会自身的建设，为研究会工作增添新的活力、开辟新的境界，让我们为迎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机遇，为开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境界，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