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社会的“洋学”与“私塾”之争
——评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

王婷婷

中国乡村社会的“洋学”与“私塾”之争
——评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

王婷婷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廖泰初所著《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是中国较早的教育人类学经典著作之一。该书采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与方法，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山东汶上县“私塾”与“洋学”对立发展之情形，指出文化冲突是以西洋文化为背景的“洋学”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廖泰初通过对本国教育状况的观察、分析与评判，揭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农村教育；私塾；洋学；教育人类学

一、引言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与欧美比肩发展，以少数民族教育、边疆教育、乡村建设与农村教育改革实践为主要内容，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廖泰初于1936年所著《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就是这一阶段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1]。

廖泰初（1910-2000年），祖籍广东高要县。1928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32年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35年，廖泰初以论文“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评论”获得燕京大学、美国纽约大学硕士学位。1935年10月，廖泰初在山东汶上县担任视学员，并开展乡村教育调查研究，1936年1月，廖泰初结束了山东社会调研工作之后，回到燕京大学，并在教育系任教。

1937年，燕京、协和、清华、南开、金陵等5所大学及山东省政府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得到罗氏基金会100万美元之资助，设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促进政建教合一之推行[2]。从1935年开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鸿钧担任汶上县县长一职，廖泰初则在汶上县担任视学员。为寻求改进普及我国农村教育的具体措施，在张鸿钧支持下，他以视学员的身份深入到汶上县的各个村庄，了解实际情况，开展社会调查。这部著作即是廖泰初于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在山东省汶上县，走访了200多个村庄，参观了150多个私塾的当地农村教育调查的成果，亦是反映当时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史料。20世纪30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对沧桑巨变之下处于十字路口彷徨无助的中国教育，廖泰初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中国的教育到底应该走哪条路？在本书中，作者从人类学的理论与视角出发，为我们呈现出了汶上县“私塾”和“洋学”对立发展的状况，并鲜明地指出，文化冲突是以西洋文化为背景的“洋学”在中国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

二、“洋学”与“私塾”的对立

“汶上县是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在济宁北部约九十公里的光景……是典型的华北农村。”[3]作者之所以选择汶上县进行调查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汶上县与孔子的故乡曲阜的渊源。这里离山东曲阜较近，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保留历史较长，建设较为完善；其二是作者当时担任县政府的视学员，这一身份为调查研究提供了便利。科举制度废除后，汶上县一直存在两种平行并列但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种是“洋学”，另一种是与之相对的“汉学”，即“私塾”。“‘洋学’又一名‘官学’，其对称是‘汉学’和‘民学’，‘洋’是对‘汉’‘官’是对‘民’的；进一步去分析，一种是‘西洋化’的产物，一种是‘本位化的产物’，这样学校和“私塾”保持着二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互相对立冲突的两种组织。”[4]在汶上县是没有学校这一概念的，老百姓把学校这一组织称之为“洋学”，如同“洋人”和“洋货”一样。自“清末新政”以后，国家权力逐步深入到乡村社会，政府不断加强对乡村教育的控制，开始改变社会原有的文化权力和结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摩擦与冲突也日渐增多。汶上县的两种教育组织形式代表了老百姓与政府“不合作”的现象，“洋学”是在政府的严令下维持着，“私塾”则在老百姓的烘托下枝叶繁茂。在本书中，廖泰初分别从历史沿革、教育主体、设备、教师、管和教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汶上县“洋学”与“私塾”的对立发展状况。

三、发展完备的“私塾”教育

汶上县的“私塾”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近乎完美的学制。汶上县的“私塾”大致可以分为4种：其一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学生要向老师贡献束脩；其二是义塾或义学，学生来源于贫寒子弟，办学经费由当地的人捐献或是当地富有的人为了积“阴德”而设立的一种“私塾”；其三是书塾，设立在某家的义庄或宗祠内，只教该姓的子弟；其四是家馆，这是当地有钱的乡绅为了自己的子弟能够做官，由一家或数家设立的“私塾”，别的亲友的孩子也可以加入。这4种类型的“私塾”基本上满足了乡村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的需要，即使最贫苦的孩子，一年用不到几角钱，便可以跟着先生读书明理，甚至学会做账、写信等乡村社会实用技能。此外，在漫长的文化濡染中，汶上县“私塾”的学制渐趋完整。在汶上县的“私塾”“现阶段的学校制度里，现行的有大学中学小学，这里有‘爨局’‘私塾’、现行的有师范学校，这里有‘大学私塾’或‘私塾大学’，两相照应，成为严整的对比。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在一个地方同时推行，这种现象，别的地方恐怕不易找到。”[5]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是蒙学、普通“私塾”、爨局、“私塾”大学。

爨局。“爨”字，《说文》释为“臼象持甑，冂为灶口，廾推林内火”。字形像是双手持甑置于灶口之上，灶下用火烧。本义为烧火做饭。爨局的学生都是十八九岁以上或是二三十岁的年长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别的村庄，离家较远，学生自己烧饭吃，“爨局”因此而得名。在一些“爨局”中，塾生要管塾师吃饭，很多时候，塾师因为塾生求学的不易，从不动用学生送的菜肴，即使学生呈上菜肴也只是摆摆样子，传统的尊师重教的习俗依然在“爨局”中流传着。“爨局”的教学内容是《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及作文，作文分八股和呈文两种，呈文是为了解决一部分学子实用的需求，八股和诗是为了考“状元”的预备。八股文是“一子受王恩，全家食福禄”的台阶，清末谕令废除之后，在汶上却完好地保存着。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自此，新式学堂在国家强制力的助推之下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并逐渐推进到乡村社会。新式学堂的类型基本分为小学、中学、大学，此外还有民众学校等教育机构。清末民初，国家的学制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由先学日本再到学美国，这种变迁无不表明民国时期教育没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文化思想支撑、引导其向前发展。传统的中国社会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准则，“私塾”中教授的内容无不以此为目标，识字与习礼，八股与呈文，不仅满足了乡村社会实用的基本功能，而且是士子科场必考的科目，这些完全迎合了乡村社会中老百姓的需要。科举制取消后，在政府推行的“洋学”中，学校的教学目标明显呈现出为国家发展服务的色彩。课堂上所教的内容包括唱歌、游戏等，尤其是新的学校中所使用的课本，课文中的猫猫狗狗竟然可以说话，即常常使用“物语”，在老百姓眼里，这些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而且孩子在这些学校中总是到处乱玩乱跑，这与保守的农村奉行的规矩礼节格格不入。尽管学生进入“洋学”的费用都由国家承担，但在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花钱不念洋书，念洋书不花钱”。自清末至民国，老百姓对政府失望至极，老百姓认为，“凡是官府的东西，不是要钱，就是要命。”可见，老百姓从内心抵触来自官方的组织机构。

四、无法撼动的“私塾”

“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一月十六日，国民党山东汶上县党务整理委员会首先发现“私塾”的横行无忌，民国以来创办的学校都受到“私塾”影响……乃咨文县政府，严禁“私塾”，以振党化教育。”[6]但是，这样的禁令仅仅是一纸空文，老百姓对其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此后，为了“洋学”能在汶上县占据一席之地，政府频繁发布类似的禁令，甚至采取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然而，老百姓早已看透了这样的禁令，认为它只是政府说说而已的把戏。有取缔“私塾”的办法，没有实行的人，“私塾”在汶上县的农村中依然维持着原有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政府的禁令屡屡受挫，存在上千年的“私塾”在农村中的地位坚不可摧，无法撼动呢？

廖泰初认为，首先是这里离曲阜不远，受到孔子的影响较大，百姓都非常崇尚孔孟之学，认为“私塾”才是圣人以降最正统的东西；其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政府重修曲阜孔庙，这一举动大大鼓舞了百姓读圣贤书的坚定信念。最后，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年），汶上县同时产生了4个尚书，“满朝文武半江山，小县不大四尚书”成为汶上县百姓最为自豪的事情，这4个尚书上的是“私塾”，读的是圣贤书，这使得“私塾”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无与伦比。所以，尽管政府总是严令禁止“私塾”的存在，“私塾”却在农村，发展得枝繁叶茂。

“私塾”大多是由地方乡绅出资或是塾师自己设置的，塾生向塾师缴纳“束脩”作为塾师的收入，以维持“私塾”的持续发展，而不需要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私塾”有民间财力供给，不必担心由于经费的缺乏而关门这一问题。而“洋学”属于官办性质的学校，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各种苛捐杂税之后的拨款，民国十八年（1929年）成立专门的教育经费委员会，负责全县的教育经费支出。20世纪30年代汶上县的教育经费极度紧张，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年代，政府财政收入极度的紧缺，再加上个别官员为一己之利中饱私囊，侵吞公款，使得教育经费入不敷出，拖欠教育经费问题严重。由于教育经费紧张，“洋学”中的校舍多是庙宇家祠之类的古建筑，教室只是庙宇而不是为兴学而建的，所以常常出现学生和神佛“争”藏身之地的现象。“洋学”教室中的教学设备更是残缺不全，没有黑板就在墙上用烟灰涂抹出一块黑板来。教师的收入往往无法得到保障，长此以往，百姓也对政府失去了信心。“私塾”的创办人一般不是绅士就是地主，再不就是曾在外做高官养老回家的大人物，或是现任的乡庄长。这些人属于地方精英，在地方的影响力与威望极高，他们与封建王朝有密切的联系，国家往往借助乡绅阶层获得在农村的“合法性”，乡绅也倚重国家权威，获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农民对这些乡绅无不感到敬畏[7]。所以，尽管“私塾”在地方被明令禁止，并且政府奖励那些举报“私塾”的人，但是仍然没有什么人敢与“私塾”公然对抗，“私塾”在乡村社会依然长盛不衰。

“私塾”中的塾师，都是“私塾”出身，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他们一般是当地村庄的村民，大部分是塾东的亲朋好友，或是在外做官告老还乡之人，且年岁较长，在当地德高望重。塾师教授的内容以乡村社会实用的内容为主，而且对学生管教严厉，这正符合了农村老百姓讲求实用的需要。“私塾”成为当地农村的活动中心，老百姓有一些日常生活事项，比如写信、算账、合婚、写讣文、给小孩子起名字等这样的事情都会请塾师来帮忙。另外，汶上县以诉讼见长，村民发生冲突时，总是喜欢写状子，进行诉讼。这样，塾师在乡村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职位。而“洋学”中的教员大部分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接受的是新教育。他们年纪轻、经验少，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无法用于乡间，老百姓请他们算个帐都不会，更不用说起名字、写状子这样的事情了。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然不会将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中去了。“私塾”作为乡土社会的主要教育组织形式以及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平台，已经成为了农村的文化中心，这样一比较，“私塾”在老百姓心目中无法撼动的位置已是不言而喻了。

由于汶上县“私塾”与“洋学”同时存在，特别是“洋学”在乡村社会难以立足，常常发生“私塾”与“洋学”抢夺学生的情况，通常“洋学”往往招不到学生。而且由于“洋学”所教内容与乡土社会的实用性相距甚远，新的思想观念无法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并为老百姓所接受，“洋学”成了一种徒有形式的新事物，甚至难以为继。廖泰初认为，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要使国家的教育政策考虑到地方化、本土化的影响，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此外，师资的训练、所教内容的实用性，也是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五、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

“私塾”是由民间个体创办的承担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教育机构，它诞生于乡土社会中社会组织的需要，是一种适应了本土文化、并与乡土社会的社会组织并行不悖一种教育组织形式。“私塾”是中国历史上固有的民间办学形式，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而“洋学”的创办源自于19世纪60年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中国最早的“洋学”是由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科举制废除后才兴起了国人自己所开办的“洋学”。民国以后“洋学”在农村的发展，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在农村强制延伸的一种形式。因此，相较于“私塾”，“洋学”在传统中国是从外来文化中移植过来的，属于外来事物，在深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的农村，它难于融入乡土社会不易被思想保守的人们所接受。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学而优则仕”等思想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每位中国人的骨子里，19世纪末西方思想传入中国，随后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分庭抗礼，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处于危难中的国家在这“中”“西”对立中徘徊不前，不知走向何方，教育在这样一种“动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着实难以找到出路。《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所反映的汶上县“私塾”与“洋学”的对立正是国家文化在“中”“西”对立中飘忽不定的真实写照。

中国的教育到底应该走哪条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从西方留学归国的有识之士为了实现匡扶祖国的宏伟梦想，致力于乡村教育改革实验，企图通过教育救国来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但是，廖泰初高瞻远瞩地指出：“其努力的热心十足教人钦佩，其动向却值得我们做高度的怀疑——在文化还找不到稳定的立脚点和对内地的情况还是十分隔膜的时候，一切的新思想、新计划都易于夭折，易于随着潮流以俱去。”[8]“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适应环境的一种工具，在整个文化系统不曾找找出路的时候，教育是没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哪里走，教育也就不知往哪里走。”[9]文化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习惯[10]。当外来文化向本土文化渗透，尚且在当地社会中还无法被人们的观念所接受并指导行为习惯时，教育在变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随之也不知去向。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走向不明确时，国家在这些文化影响下便无法找到一个与本土文化相调和的落脚点，教育也随之找不到合适的根基，不知走向何方。

近代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得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变成了世界各国争夺霸权的逐鹿场。自中国“门户开放”“庚子风云”之后，危在旦夕的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企图通过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建制来拯救濒临覆亡的清王朝。民国始建民主共和制，推行西方的议会制度，企图为民兴利除弊。中国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种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波及到了教育领域，在“欧风美雨”①一百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痛感向发达国家学习的必要性，提出了“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概念，掀起了出国留学的历史浪潮。影响之下，中国社会“新”“旧”两分，“中”“西”两立。这种对立使得中国农村教育在“维持私塾”与“发展洋学”之间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并使得中国农村教育在向现代化演变的道路上陷入彷徨无助的境地。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会受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的各种教育实验，企图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救亡图存”，或许仅仅是一种过于乐观的预期。

六、结语

在1937年1月写予廖泰初的信中，费孝通针对《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提出了友好真挚而又有点严苛的批评和建设意见。在费孝通看来，可以用“社区研究”（综合的、实地的、本国的文化研究）指代“人类学研究”。另外，费孝通致信廖泰初写道：“……若是你去限制自己只研究教育生活，或甚至制度化的教育生活，在一小区域中的工作会使你单调而厌烦的。唯一的补救就在推广你的兴趣，使你不肯放松文化任何一角众所表现给你看的戏法。”[11]但是，无论存在多少不足，都无以撼动《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在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前半期，欧美的人类学家也在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在殖民地进行文化教育渗透的情形。当时以马林诺夫斯基、玛格丽特·米德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家发现，殖民主义国家在殖民地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西方现代的学校教育很难融入到殖民地本土文化中去。与西方人类学家关注的殖民地国家教育“西方化”的过程这一兴趣点相区别，廖泰初的这部著作反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时的农村教育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家对本国教育状况的观察、分析与评判。

[1]陈学金.论教育人类学的三种研究取向及在不同国家的特点[J].民族教育研究，2014（1）：9.

[2]燕京研究院.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7-338.

[3][4][5][6][8][9]廖泰初.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汶上县教育研究[M].北平（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6：6、3、18、4、14、36.

[7]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107.

[10][美]克莱德·M·伍兹.文化变迁[M].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19.

[11]费孝通.关于《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通讯[M]//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8.

[12]单海源.新制度主义视面下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变迁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

[责任编辑：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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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3652（2015）03-0123-05

2015-03-22

王婷婷，女，山西吕梁人。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