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卑者——浅谈早期中国、埃及、日本的人俑文化

凌 宇 张丽伟

(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术学院，江西 景德镇市333001)

形制各异的人俑是早期中国丧葬礼仪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元素，“他们”不仅以形象生动的无声语言充实和延伸了地下世界，而且通过衣冠服饰、坐立曲揖、文字书写等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不仅“忠心耿耿”地服侍着自己的主人，也在无意中为今日的我们解读那些遥远的时代提供了直观的第一手材料。无疑，对于试图了解早期中国文化的人们来说，呆若木鸡的“他们”却恰是行走自如、侃侃而谈的“讲叙者”。那么，人俑是否即是古代中国所独有的呢?放眼异域，我们即可发现，人俑其实是一种世界现象，在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这样近似的传统，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埃及人俑、日本人形埴轮。

一

古代埃及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史前时期已于墓中发现象牙或泥塑裸体女人雕像①刘文鹏:《前王朝至早王朝时代埃及墓葬的发展》，原载《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3期，后收入氏著《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144-145 页。，约当第四王朝②古埃及的历史分期一般是以公元前3 世纪埃及僧侣马涅托所著《埃及史》的30(31)王朝分期为基础，再分前王朝时代、王朝时期(包括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和希腊、罗马统治时期三大阶段，其中王朝时期，又称“法老时代”(前3100-前322 年)，第四王朝(前2625-前2510 年)即属古王国时期。本文讨论的古代埃及以王朝时期为主。关于分期参阅刘文鹏:《古代埃及的年代学与历史分期》，原载《世界历史》1996 年第2 期，后收入氏著《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 年;蒲慕洲:《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265 页;刘文鹏:《埃及考古学·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27-29 页。，雕塑的基本法则和艺术模式开始确立［1］，类型丰富多样，包括墓葬雕像、神庙雕像和捐赠者向神履约呈献而被称为“信物”的雕像等［2］，其中墓葬雕像又分为墓主雕像和随葬品雕像，人俑即属于后者。在古埃及文献中，并无“俑”这一名词，但墓中所随葬的除墓主雕像之外的大量人像却与中国人俑非常相似，中国学者一般称其为“俑”①刘文鹏:《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之类比研究》，《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303-307 页;蒲慕洲:《墓葬与生死:中国古代宗教之省思》，中华书局，2008 年，第216 页。也有学者认为不可轻易将埃及小陶像与中国陶俑相类比，参阅杨泓:《陶俑、夏娃勃梯和日本埴轮》，《文物天地》1989 年第5 期。，本文亦沿用之。这些人俑按照功能和艺术风格的不同，可分为两种:仆役人俑和夏娃勃梯俑。

1. 仆役人俑。埃及学学者称“人俑”为人物模型，“是与墓主人的家内仆人、农业劳动者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其他人员相联系”，“作为真实人的替身而在冥界为主人服务的”［3］，约出现于古王国时期，最早是石灰石人像，至第六王朝由彩绘木雕人像代替，并于中王国时期开始流行。根据人俑的动作场景，可分其为役俑、劳俑、兵俑三种类型:

(1)役俑。从事生产家内生活必需品、搬运贡品等劳动的人俑，前者常见的如酿酒、磨谷、纺织、制面包等。如第十一王朝美登特列墓陶俑，诸俑所从事工作包括饲养牛、制面包、酿酒、纺织等，又有搬运贡品的女俑，她们头顶盘子，盘内盛放肉、面包、啤酒壶等。

(2)劳俑。从事户外耕作、渔猎等劳动的人俑。

(3)兵俑。较多发现于第十二王朝。如阿西尤特第十二王朝墓，彩绘木雕兵俑，40件，四列，高者达1.93 米，每人头戴铜盔、手持长枪和盾牌［4］。

2. 夏娃勃梯俑。

夏娃勃梯音译自“Shawabti”，又有夏勃梯(Shabti)、乌沙勃梯(Ushabti)等不同的名称。夏勃梯的原意已不可考，而夏娃勃梯的得名或以为源于一种制作夏勃梯名“夏娃勃”(shawb)的木材②Margaret R. Bunson，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Revised Edition，New York，Facts On File，Inc. 2002，p.p.369-370.。至于乌沙勃梯较前二者要为晚出，其名则得自于埃及语“回答”或“答复”(Wesheb)［5］，意为“回答者”(answerer)。三者所指同为一物，均为埃及第一中间期晚期后(第九、十王朝)墓中随葬的直立小人像。

根据墓主身份的高低，随葬夏娃勃梯的数量有多少之分，而贵族墓里甚至要放365个或401 个，表示一年之中的每一天都有一个夏娃勃梯替他的主人服务，另有36 个监工分别监管他们［6］。如著名的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哈蒙墓中即出有413 个夏娃勃梯［7］。

夏娃勃梯的质地有石、木、蜡、玻璃、象牙、青铜以及陶土等。早期均为粗糙的小雕像，中王国时期开始刻有铭文，内容包括死者的名字、头衔或“亡灵书”等。由于担负劳役，所以夏娃勃梯多附有生产工具，一般双手持锹，背负篓筐等。

北京大学历史系藏有得自晚清学者端方从欧洲所获的一批夏娃勃梯，1956 年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教授根据中埃文化合作协定到北京大学讲学，期间曾对这批夏娃勃梯作陈列说明(下简称《说明》)［8］。《说明》共介绍了8 件(原文以“图一”至“图八”指称，仍依之)，时代约为前1000 年左右，高10-26 厘米，体姿相近，均耸身直立，发沿两肩垂至胸际，双手抱持于胸前，下身筒状。雕像五官多不清，有的眼眶很大，其中4 件石灰石质，4 件釉陶，4 件手、背持负锹、筐等工具，3 件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铭文，清楚者两件，《说明》译之如下:

愿屋主伊里王公成为俄赛利斯神，他说，夏娃勃梯啊!

你这夏娃勃梯，如果有人派他，推他，传他去做任何工作，

做地下仙国所必须做的工作:耕种沼池，灌溉旱地，

自东界向西界搬运沙土，

你应该替他摆脱，代他担当他的责任，

如果在任何时候他被传唤(你应该出来)并且你应该说:我愿意做这件事。(图一)

愿已经释罪的阿芒梅斯成为俄赛利斯神。(图五)

通过铭文可以获知这样几条信息:

第一，这批夏娃勃梯并非出自一个墓中，因铭文出现了两个“主人”的名字:伊里和阿梅芒斯;

第二，随葬夏娃勃梯的死者身份自贵族至平民不限，如“伊里”为王公，而阿梅芒斯曾犯罪而获释;

第三，夏娃勃梯与墓主、俄赛利斯神三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第四，夏娃勃梯的职责是承担墓主的各种劳役，包括“耕种沼池、灌溉旱地、搬运沙土”等“任何工作”。

可见，夏娃勃梯的出现与古埃及的“俄赛利斯神”信仰密切相关。俄赛利斯是“Osiris”的音译，有的又译作奥塞利斯、奥西里斯等，其象形文作 ，上为王座，下为眼睛，读作wsjr，含义说法不一［9］。至迟第五王朝(前2498-前2345 年)即有了俄赛利斯的记载，见于当时的金字塔文，在随后的棺文和“亡灵书”中①金字塔文、棺文和“亡灵书”是古埃及的墓葬文献，分别兴起于古王国(前2700-前2134 年)、中王国(前2040-前1640 年)、新王国(前1550-前1700 年)时期，书于金字塔壁、棺内外和纸草，目的是保护死者顺利生活于地下世界。参阅蒲慕洲编译:《尼罗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 年，第114-115 页。，关于他的记载越来越多，但其定型却是出自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50-120 年)所编写《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故事——“伊西斯与俄赛利斯”(De Iside et Osiride)。故事的大概是:俄赛利斯是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埃及王，因遭嫉恨而被弟弟塞特(Seth)杀害，尸体被分成14 块扔到全国各地，王位也让塞特篡夺去。后来俄赛利斯的尸体由他的王后伊西斯(Isis)设法找到，经过缝合，在法术的作用下复活了。然而，俄赛利斯只能为冥王，他的儿子荷鲁斯(Horus)则为父复仇，将塞特驱逐，夺回了王位［10］。故事自然经过了普鲁塔克的加工，但其中出现的几个人物在埃及文化传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是毫无疑问的。如荷鲁斯，天神，人间国王的化身;塞特，风暴、战争之神，有时也是国王的保护神;伊西斯，生殖之神。而俄赛利斯，则是尼罗河神、冥神、丰产之神等，他在故事中的经历对于解释埃及王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国王的去世是宇宙间恶势力对既有秩序的破坏，而每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则是荷鲁斯，替父王俄赛利斯复仇。于是王权的合法性就与宗教和神话结合为一，权力的传递就是神话不变的重演过程”［11］，又由于他死而复活和王的身份，因此便成了人们追求永生世界的神明和死亡世界的主宰。

俄赛利斯在地下世界的无上权威，使得人们都希望在死后能够得到他的眷顾，而为了获得永生，更是竭其所能，方式之一便是为俄赛利斯工作，但是对于那些生前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来说，即使是让自己的灵魂去从事各种劳动也断不可能，于是便有了他们的替身——夏娃勃梯。

古埃及人对于死亡世界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早期(古王国)，地下世界是专属于国王的，所以俄赛利斯即是国王在阴间的化身，中期(中王国)和晚期(新王国)以后，死后世界的拥有者渐渐从国王下移至一般贵族乃至普通平民［12］，而俄赛利斯也便成为了所有古埃及人渴望在死亡世界的化身。因此，北京大学藏夏娃勃梯一再出现“愿……成为俄赛利斯神”的铭文便不足为奇了。

二

古代日本的人像雕塑传统，最早可上溯至绳纹时代①日本史前时期一般分为绳纹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三大阶段，从新石器时代至7 世纪。本文讨论的古代日本以史前时期为主。参阅［日］竹内理三:《日本历史辞典》，沈仁安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日］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韩钊、李自智译，是书分10 篇连载于《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第5 期-1998 年第2 期;［日］依田憙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其中最早的经碳十四测定的年代为距今约12000 年，即爱媛县黑岩岩阴遗址出土的“7 件土偶”，它们高约5 公分，绿色，有乳房和腰身，无面孔［13］。那时的人像作品不但数量较大(已出土15000 多件)，分布也不限于一地，并有着一定的工艺水平，如长野县诹访郡丰平村广见、福岛县大沼郡宫下村小和濑等遗址的陶人［14］。它们大致被分为早、中、后、晚期四段②也有学者按照绳纹陶器细分为草创、前、中、后、晚期六段，参阅［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刘绩生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9 页。，其特点是:早、中期“轮廓模糊，无面部”，“平底、缺少两腿”，后期出现“心形”“山形”“猫头鹰形”等面形，晚期“面部布满眼睛”，体表如“插满锥子”，“多为头、躯干、手足明显的站立像，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一部分陶人明显遭到破坏，或以为“这是含有巫术的意义”③［日］诹访春雄:《日本的祭祀与艺能--取自亚洲的角度》，凌云凤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年，第98-99 页;［日］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三，韩钊、李自智译，《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第1 期。。

对于这些史前陶人，日本学界认识并不统一，有的称之为“陶俑”，如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石填一良《日本美术史》等［15］;有的则名之为“土偶”，如诹访春雄《日本的祭祀与艺能》、久野健《日本美术简史》［16］。而关于它们的性质，也是说解不一，如“咒物说”“装饰品说”“护身符说”“玩具说”“神像说”“萨满说”“精灵说”等等［17］。由这些陶人多出于遗址，有的是“直立于碎石当中”，有的是“被从石头堆积中发掘出来”等情形［18］，再结合人俑的构成要素:用于墓葬、像人和承担实际事务，显然它们不完全具备:不是用于墓葬、也未象征承担某些实际事务。因此，本文认为不宜称它们作“俑”，称“偶”或许较为合适。实际上，古代日本真正可以与中国人俑相对应的不是那些史前陶人，而是相较它们，要大为晚出的一种新的雕像，此即古坟时代的人形埴轮。

埴轮，最早见于日本文献《日本书纪》中的一个传说:古代日本有人死之后以活人埋立于墓侧陪葬的习俗，垂仁天皇二十八年，天皇母弟倭彦命死，耳闻那些陪葬者的昼夜涕泣之声，天皇“心有悲伤”，于是决议废除此种风习。三十二年，皇后日叶酢媛死，大臣野见宿祢建议废除殉人，并率出云国之土部100 人“取埴以造作人、马及种种物形”献于天皇，天皇即命将这些土物立于日叶酢媛墓侧，称其为“埴轮”，又名“立物”①［日］舍人亲王等:《日本書紀》卷第六，垂仁天皇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国史大系》本第一卷，1981，东京:吉川弘文馆，第126-127 页。。这则传说的真实性，学界多有争议，反证之一是传说中的埴轮是人、马等形，但出土实物却表明早期埴轮是一种高大、中空的粗圆筒状体，显与传说不符。不过传说所提到的“埴轮”一词却被后人沿用下来②“埴轮”的含义，学界意见尚不统一，如有的以为“埴”是陶土的意思，“轮”可能是因为围绕墓穴排列成轮状，或因为形象即是圆筒轮状。相关讨论参阅杨泓:《日本古代的埴轮艺术》，《美术》1983 年第4 期。，并用以指称那些古坟时代竖立于墓葬周围的各种雕像，其中像人的即称为“人形埴轮”。

人形埴轮一般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直立、双腿并列或只有上半身的人物，下部是圆筒状的基座(基座用于埋立埴轮于坟墓周围)。相比于圆筒埴轮和模拟器物(包括房屋)埴轮，人形埴轮是埴轮中较为晚出的类型，其流行时间约4—7 世纪，此后即不再出现。根据埴轮所像人物身份的不同，可将人形埴轮分为侍从埴轮、武士埴轮、伎乐埴轮、农民埴轮、巫女埴轮等。

人形埴轮的地域特色十分显著，如畿内地区以巫女埴轮为主，和歌山一带武士埴轮较多，关东地区类型最为丰富，既有豪族男女、乐师、平民等，也有农夫、背负婴儿头顶水壶的妇女，以及裸体的男女等［19］。

三

早期埃及的夏娃勃梯与中国人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均出于墓中、像人、从事劳役等，所以可称为夏娃勃梯俑。但它们也有不同之处:其一，夏娃勃梯俑的制作目的是代替墓主人从事各种劳役，以为地下世界的神灵“奥塞利斯”服务，属于墓主的“替身者”，而中国人俑则是现实仆役的“替身者”，为墓主服务;其二，夏娃勃梯俑的艺术风格较为模式化，以耸身直立、面目严肃、下肢筒状为典型，而中国人俑则较为多样和生动;其三，夏娃勃梯俑多刻有铭文，以为“俄赛利斯”召唤墓主劳作时，主人诵之即可使其开始代替主人工作，而中国仆役人俑铭文罕见。至于日本的人形埴轮，与早期中国人俑相比，相近之处是均与墓葬有关，造像目的可能也是作为现实世界侍者的“替代”，而相异之处则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人形埴轮出现和流行时间(4 世纪)远远晚于中国(不晚于公元前8 世纪)，彼时中国人俑的造型和文化内涵均已发生很大变化③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原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第268-276 页。后收入氏著《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 年。;二是日本人形埴轮形象大多较为模式化，一般呈直筒状，面貌特征趋同，而早期中国人俑则要丰富和生动得多。至于这些人俑文化内涵的比较及其在后世的兴废，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1］［埃及］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埃及考古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0.

［2］［德］汉尼希，朱威烈等. 古埃及文化求实［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60-261.

［3］刘文鹏. 埃及考古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09.

［4］［6］刘文鹏.古代埃及与中国的丧葬习俗之类比研究［A］.埃及学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304.306.

［5］［英］戴维.探寻古埃及文明［M］.李晓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74.

［7］［美］尼罗河两岸·古埃及［M］. 聂仁海，郭晖，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68.

［8］［埃及］穆斯塔法·埃尔·埃米尔.介绍北京大学所藏夏娃勃梯象［J］.林幼琪，译.文物参考资料，1958，(9).

［9］阴玺. 俄赛里斯——古埃及的冥神和丰产神［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

［10］［11］蒲慕洲. 法老的国度——古埃及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70.

［12］蒲慕洲编译.尼罗河畔的文采:古埃及作品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3.115.

［13］高洪.日本史前文明管窥［J］.日本研究，1998，(3).

［14］［18］［日］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三)［J］. 韩钊，李自智，译. 考古与文物，1997(1).

［15］［日］石填一良. 日本美术史［M］. 朱伯雄，平砚，译.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

［16］［日］久野健等编.日本美术简史［M］.蔡敦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7］［日］诹访春雄.日本的祭祀与艺能——取自亚洲的角度［M］. 凌云凤，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99-100.

［19］杨泓. 日本古代的埴轮艺术［J］. 美术，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