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云南消费习惯的变化及影响

摘要：民国时期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云南民众的消费生活发生了很多不同于传统的变化，并率先在开风气之先的昆明流行，进而影响至全省，最终形成省会——地方城市——四周乡镇层层辐射的消费变化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交通运输条件有异，因而消费变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中心城市和地理位置优越的城镇表现明显，普通城镇不太显著，而广大乡村十分微弱甚至在局部处于相对静止之中。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200（2015）05-0045-05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国时期云南民众消费问题研究”（2014C017Y）；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近代云南民众消费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蒋枝偶，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

民国时期，革旧布新，整个云南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新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不断涌现，在消费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内容，并逐渐盛行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昆明。由于昆明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省内各地竞相仿效，形成一种晕轮效应，即“在中心城市周围会产生一种社会风尚的辐射效应” [1] 158，当某些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在昆明形成并且成为社会潮流时，往往会在昆明城市的周边和各地城市特别是经济中心城市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像自然现象中的晕轮一样，与省会昆明的消费风尚相对应，并随之转移或变化，随之又扩散到更边远的地区，从而最终形成省会——地方城市——四周乡镇层层辐射的消费变化模式。

一、消费习惯变化的散播范围

（一）昆明引领全省潮流

作为云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昆明汇集了全省的精华和优势，资料分配首先考虑此地，银行、车站、机关、学校、工厂、医院、商号、高楼、市政设施等数量都居全省之冠，同时显贵、政要、高官和商贾云集，海归派、外省来公干及旅行之人络绎不绝，可谓五方杂处，这样的环境自然使得昆明的消费习惯变化走在全省最前端。从节俭如风到奢侈盛行、从中式简单菜肴到西式大餐洋酒、从粗布长衫马褂到精致西装领带、从土木结构的小院到高大宽敞的洋房别墅，变化随处可见，无不体现了人们对奢靡、洋气、时髦、新奇的消费生活方式的追求。与此同时，人们于物质生活之外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娱乐消费明显提升，许多新式娱乐活动如看电影、跳舞、照相以及逛公园等纷纷出现，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使人们充分领略和享受到了新型休闲娱乐活动的乐趣。教育消费同样受到人们的重视，子女入学率、购买图书量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外来风气的影响和本地教育水平、认知水平的提高，某些曾经不大操大办就过不了人生关口的婚丧嫁娶等等不良消费习惯也在新风的吹拂下以及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下逐步向节俭、新式转变，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如迷信活动也在变化中得以一定程度的摒弃。以上都是民国年间昆明民众消费变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尽管不全是正面的，如奢侈的盛行，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世风的浇漓，但总体来说整个消费习惯变化积极向上的内容居多，尤其娱乐享受性消费资料、发展性消费资料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已经逐步开始从注重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转变。另外婚嫁丧娶消费不容小觑，虽不属于家庭日常消费，但一旦碰上，则可能是当年家庭开支中最大的一笔，有时甚至足以倾家荡产，简化程序、回归节俭意味着此项花费大幅度减少，有利于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它的衣食、娱乐、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从而促进消费结构趋向合理化。因此对于民国年间昆明城市居民的消费变化，我们要理性看待，既要看到不足，更要看到这种消费变化事实上引起了民众消费水平的上升和消费结构逐渐向合理性迈进，不管这种变动有多少，但至少是变化了，往上走了，值得称道。作为省会城市，昆明得天独厚，在消费领域的这些变化自然引领了全省的消费潮流，成为各地争相模仿的对象。如开远县城原本民风淳朴，习俗崇尚节俭，但是从铁路开通以后，随着“昆明斗靡之习交相传来，于是简朴耐劳之风竟化为奢惰之习” [2] 512。可见，省会的引导作用不言而喻，其凝聚力、辐射力都凌驾于省内其他城市之上，对云南社会消费习惯变化的影响超越了任何一地，从总体上拉动着周边乃至全省的消费习惯变化。

（二）各地城市紧随其后

云南各地城市尽管消费习惯变化程度不一，强弱不一致，但整体来说是逐渐向昆明看齐和迈进的，并在消费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在物质生活方面，人们的生活也是日趋追求奢靡，各地渐染奢靡之风，和以前的节俭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如罗平以前 “风气古朴，全无奢靡之习”，后来也“逐渐奢华，颇涉浮靡”， [3] 76马关县“昔俭今奢” [4] 4，楚雄县“自来俭朴……近年城市渐奢” [5] 1380，建水县以前“民风浑朴、颇为近古”，“今日人民用度……俭素之风远不如古” [6] 42，盐丰县“自昔民风相茂，文化蒸蒸，今乃于浮薄” [7] 1143，元江县 “近十年来，渐趋奢侈” [8] 5，大理县“数十年间……竞尚浮靡” [9] 35，以前“浑浑噩噩，有太古风”的龙陵在民国年间也是“世风日下，不免踵事增华，渐失浑朴气象”。 [10]同时追求时髦和洋气也为各地城市所崇尚，如新平县“近年以来，渐有服洋装、戴眼镜、提手棍以为饰者矣” [11] 20；顺宁县城也是如此，“自入民国后，装饰随时改变，男女手上戴手表、戒指”，而且人们的服饰多样，“长衫犹多，马褂甚少，女子则旗袍短裤，短裙短袖，外衣线褂等等时装”。 [12] 160另外在享受性消费方面各地也比以前重视，娱乐项目有所增多，电影院、戏院、歌舞厅等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中兴建起来，如下关的电影院“上映的是30年代上海产的古装片，夹杂着美国进口的好莱坞影片” [13] 19，同时省上的滇剧名角周锦堂、小艳春、小兰春、刘菊笙、周琼仙等都在下关戏院演出长达一两年以上。除此之外，各地还依照昆明的模式设立了一些公园让民众能够在休闲时间游玩，如顺宁县“于教育局后设置中山公园，凡可供人娱乐之器具无不备具” [14]，楚雄盐丰县有公园，“大东关外实业试验场，为公共游观之地，姑称之为公园。内有桑林，有莲花塘。现拟修建夏赏亭” [7] 1137。在发展性消费方面，各地也有进步，图书馆、宣讲所等都有兴建。另外一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也在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开始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如婚嫁仪式中也出现行文明婚礼者，如新平县：“近日有改用文明结婚者矣” [11]102，楚雄县“近来社交公开，已渐有采用文明结婚仪式” [14]，昭通县 “间有行文明礼者” [15] 34，就连集团结婚也在各地城市出现，《云南民政概况》中记载：“集团结婚运动，且已推行及于边远各县。” [16] 1由此可见，消费习惯变化已经从省会昆明向地方城市辐射，各地都在向昆明看齐。

（三）四周乡村发生缓慢变化

在整个变动的社会环境推动下，各地乡村民众的物质消费生活也开始了缓慢的变化，正如昭通县“乡村旧从朴素”，现在也是“衣服渐趋繁华”了。除此之外，一些实用的洋货也或多或少的进入乡村，一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新消费事物，以电灯的出现最为明显，昆明郊区的大普吉村在1942年之前就已安装了电灯，导致原本大量用于点灯的菜子由于电灯的安设产量骤减，《大普吉农村社会实况及其问题》一文中这样记载菜子的减产：“从前农人们以每年出产之十分之四换油，今大普吉已有电灯，农人中十之六以上的家庭均已安上电灯了。” [17] 444龙头村也是如此，也有不少村民安装电灯，1944年，为躲避空袭而暂住此地的王了一就自费安装了电灯，相当欣喜，记录到：“每一到黄昏，华灯初上，我简单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 [18] 104可见，乡村也在发生缓慢的变化。

二、消费习惯变化的散播程度

云南全省幅员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尽管各地都出现了变化，但由于区域之间的情况不同，经济文化、交通条件和民俗民风等都有差别，因而消费习惯变化散播的程度差异表现明显。

（一）各地中心城市高于普通城市

下关、昭通、楚雄、曲靖、玉溪、丽江等都是云南相对比较大的城市，是各个区域的中心，经济发展较好。如下关是滇西交通枢纽，仅次于昆明，商业繁荣，“腾越、鹤庆及本邑之喜洲各大商号皆集于此” [19] 36。因而，此地资源集中，民众的消费习惯变化也表现明显。滇东北中心城市昭通也是如此，不仅奢侈之风在服饰和房屋等方面盛行，如有“一间之屋，其材料必须数百金始能竣工也”，而且崇洋也流行，“陡街之房屋，一色洋式”， [18] 57甚至还出现了文明婚礼，这是对传统的一种突破。可见，各地中心城市消费变化幅度不小。

（二）交通沿线城市快于交通偏远城市

交通沿线特别是滇越铁路沿线地带消费变化比较明显，河口、蒙自、开远、宜良、路南等沿线，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得还不错，自然也带动了消费风气和行为的转变。如开远县，“在昔交通不便，人口货物均居少数”，但“自火车通后，交易货物日趋繁盛，有蒸蒸日上之势焉”。 [2] 514同时因“舶来品输入渐多，绸缎绮罗毛呢及洋布等遂畅于市，而金玉宝石等物妇女亦多以为饰”，所以“奢侈之风日甚一日”。 [20]不仅如此，新式娱乐方式也增多，除了电影院、戏院外，《滇越游记》作者胡嘉到此还看到了跳舞场。 [21] 85另外呈贡、河口和宜良等地无论是在消费风尚上还是在享受和发展性消费上都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这都是交通的改善所带来的结果。

（三）距省会昆明近的城市快于距离远的城市

距离越近，发生的影响越大，消费变化也就越明显。与昆明商业往来比较频繁的一些邻近县市因人员流动频繁，市场联系较多等等原因极易受到影响，特别是崇奢、崇洋、崇新、讲究时髦之风气极易被浸染，使那里的消费风尚随之发生变化，如路南县就深受昆明市的影响，“比如在昆明市见到的旗袍、高跟鞋，在路南城里随时随处可以遇着。在昆明市流行的新歌曲，也朝发而夕至的辗转歌吟在路南的一般‘摩登’的口中。她们爱口红、爱蔻丹、爱美丽的衣料” [22]。影响之大跃然纸上。

（四）普通城镇变化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城市

各地中心城市、交通沿线城市以及距省会昆明近的城市得天独厚，有其优势所在，经济更易发展，因而他们的消费变化也表现得比较明显。比起这些城市，其他城镇在消费上的变化就没有这么显著。特别是一些边远城镇，交通不便，地理环境上带有显而易见的封闭性，因而消费变化的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如边城缅宁县：“迩来风气日开，城乡男女渐趋奢华，然亦仅千百中之一二，古厚之风则犹在焉” [23] 15；滇东北巧家县“起居、饮食、酬酢、往来，虽海上之风由省垣而间接输入，但不过少数人习染，且较之省垣亦相差甚远” [24] 67；马关县同样如此，如在婚嫁方面，遵循传统婚嫁六礼，对于省城早已开放的文明婚礼不仅不敢实行，甚至听都为过错，“风气锢闭，自由文明等结婚名词，妇女犹掩耳不敢闻” [4] 12。消费变化程度低不说自明，与昆明、大理等地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差距甚大。

（五）广大乡村变化程度微细甚至局部地区处于静止不动中

至于广大乡村——社会活动场所的另一个地域空间，尽管在整个大社会变化背景下也在发生着异于传统的改变，如求新、崇洋和奢靡之风仍从罅缝中渗透进来，但整体看，影响相当微弱，远没有城镇明显，程度很低，并且只有靠近城市周边的乡村才会有所变化。可是靠近城市周边的乡村毕竟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的乡村受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仍处于一种变化很小，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变化的状态之中，他们仍维持原本古朴的风貌，仿佛时间在这个区域凝滞，表现出近乎静止的状态。这种状况全国皆然，民国时期许多学者都对此表达了相同的见解。如王造时认为中国乡村“的确像一池死水一样，天天总是在平静的状态里面，纵或有时因为急风暴雨，或被吹皱池面，或被打成水涡，但是浓厚的池水，大体上并不受什么波动，并且风过雨止，全池仍然是平静如初” [25] 1。这种生活局里人没有太多感受，局外人却看得透彻。20世纪初来到中国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认为中国城市发生了太多变化，但乡村截然不同，身处农村，如同“处于中世纪的社会之中，夜间的唯一照明是放在一个盛着菜子油的铁杯里燃烧着的一捻棉花” [26] 251。明恩溥也有强烈的感觉，他认为中国的乡村民众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他们重复做着祖先曾经做过的事，不多不少，也无不同。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耕种着同一块土地（尽管一些庄稼已换成了新品种）；他们以一种不变的次序去赶同样的集市；买、卖和消费着同样的物品；按照同一种模式男娶女嫁” [27] 306。云南乡村同样如此，如开远尽管城市中奢侈成习，“然此风气仅限于城区一部,而各乡村民尚守古风，简朴耐劳” [2] 521；牟定县尽管城市妇女渐竞奢华，但“衣服四乡尚敦古朴” [7] 363；楚雄县“城市者多习于奢侈，妇女则崇尚时装，乡村则仍保持旧习” [14]。还有很多史料可以反映乡村变化之小甚至没有变化，在此不一一例举。至于边地乡村，特别是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的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还生活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中，相当落后，如思普沿边（今景洪）边民“皆文化落后，生活原始，挣扎于疾疫死亡之中而不能自拔” [28] 2；滇缅边区“边民生活形态大都停滞于半开化的神权时代中，大概居山的多以狩猎为生，茹毛饮血，完全是野蛮的世界” [29]，自然更不会有任何变化。可见，消费习惯变化极少发生在乡村，即使有少量变化，也相当有限，至于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仍处于一种比较原始的状态，能够生存下来已是不小的考验，他们在消费上几乎无任何变化可言。

我们知道，民国是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风气大开，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深入人心，革旧布新成为时代的潮流，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断涌现，加之外来因素的影响共同促成和加速了消费领域的大变动，新的消费观念开始慢慢滋生和漫延，并逐渐改变了一些民众相沿已久的某些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但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不存在整齐划一，多样性才是整个世界的主题，不平衡性又是民国云南社会消费变化的基本特征，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区域、社会各阶层等各个方面。从区域范围看，民国年间云南的消费变化经历了从省会——地方城市——四周乡镇辐射这样的模式，以昆明为发端，越往后，程度和规模越小，甚至很多乡村仍处于一种几乎没有变化的状态中。云南各地之间的不平衡性说明了：一、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城镇特别是昆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而广大农村，尤其是边地农村，愈是偏远，衣食等生活消费与城市的差距就愈大；二是乡村经济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起色，它导致了农村消费行为几乎处于静止不动的状态。生活水平的低下与这种静止的状态密切相关，这种状态下，消费习惯变化几乎不可能发生，新的消费风气对乡村很难有影响，即便偶尔因人口移动等原因而有所传播，但也会因为缺乏新式消费流行的环境和对应的物质基础最终无法产生连锁反应。当城市里出现公园、剧院、游戏场等娱乐设施，人们一边听着戏曲或观看电影一边喝着咖啡时，广大乡村民众仍旧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城市中的新颖消费对于每日靠粗粮或喝稀粥维持生活的人们来说难以想象，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物。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消费方式不可能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乡村无缘产生新的符合时代特色的新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这种不平衡除了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外，还表现于不同阶层中。就阶层而言，社会上层是消费变化的主导、是其它阶层的旗帜和导向，社会中层稍弱，社会下层变化不大，还是依旧按照传统的消费模式生活，阶层差异明显。以上即是消费习惯变化不平衡性的两大表现，但从整体来看，如果以全省为观察视点，可以说不变的地方远远大于变化了的地方，不变的人群远远大于变化了的人群，能够较多享受新消费生活方式的还主要集中于占总人口少数的城市中上层民众，这是在认识和理解消费习惯变化时要注意的问题。应当说，重视研究消费习惯变化传播的地域以及社会群体差异十分必要，它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