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浅淡的地理乡愁(外一篇)

2015-03-27 01:38李新勇
雨花 2014年11期
关键词:西昌乡愁故乡

李新勇

多年以前,不管是在新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一旦出现“大凉山”“西昌”或者“安宁河”这些字眼,心头澎湃的情绪就如同初恋时节在路上遇上暗恋的女孩。那时候,我的文字总走不出由这三个字眼组成的故乡,散文,诗歌,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都在那里。连做梦,都奔走在回家路上。我曾仔细分析过故乡为什么让我如此痴迷而不能自拔,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兄弟,有熟悉的乡音,有熟谙的粗茶淡饭,有熟稔的山山水水。故乡给了我一份亲情,一份怀念。除此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但我还像那个初恋时节的男孩,不管心仪的女孩是不是懂得我,仍旧一厢情愿地暗恋着。

因为要养家糊口,因为长江之尾黄海之滨有我一份事业,在退休之前,故乡扮演的是我探亲对象的角色、一个小小的歇脚地。在退休之前,不可能在那里长住,退休以后大概也不可能住回去,一个村子,大半人不认识,没有我的社会。那里将成为我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回不去是世界,是故乡;总想哪一天回去的情绪,就是乡愁。

这些年,逮上个机会我就会回故乡住上几天。故乡的情调变了,跟爷爷同时代的老人,走得一个不剩;跟父亲同时代的,已步入老年;我的同龄人已人到中年,各人忙着各人的生计,比我年轻的,我们彼此不认识。当认得我的人向年轻人介绍我是某某的时候,他们像中了魔法似的说出相同的话:“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作家!”几个弟弟相继成家,几个侄儿侄女跟我的女儿那样一年一年长大。小村无法挽留年轻人的脚步,翅膀稍硬,便一拍翅膀飞向城市。小村的道路在改变,房屋在不断翻修,每一次回去都会发现,我认识的人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又走掉了几个,跟风吹走了似的,无影无踪。

维系我乡愁的人和物都在改变,故乡能被我感知的熟悉的气息越来越微弱,乡愁变得越来越不可琢磨。

在乡愁之上雪上加霜的是,火车提速、飞机票打折,让曾经在火车上熬五十多个小时的漫长细节,一下子缩短为一二十个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快到我还没有把频道调过来,就到老家大门口了。还有电话和手机,从前四天才能寄达的情绪,如今动一下指头就能搞定。还有微博、微信,故乡每天发生的大小事情,从天气到高原湿地开发、排污抗污,都在眼球跟手机屏幕那么短的距离上。还有,我在第二故乡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出生让我有一种在脚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感觉,我将成为孩子的起点和圆心。孩子长大了,小学、初中、高中,眼看就要上大学了……我对老家的乡愁跟春天开河的冰凌那样,再坚强也无法阻止崩塌的命运。

我的父母在故乡替我留了一小块土地,希望我回去建房子。在故乡,除了父母、亲朋,我还有两分自留地。有现在这份工资,再在老家的自留地上经营一个梭罗笔下的庄园,那种无忧无虑的田野牧歌生活,的确令人向往。只不过那该是退休后的事情。我估计,待到退休,我早已没有这份心境,到那时候,我的孩子早已成家,我是做外祖父的人了,我成了我女儿的故乡。

人生的维度就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却又非常简单。任何人心头都有一份乡愁,哪怕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比如我的邻居,买土豆要买本地土豆,买鸡蛋要买家户蛋,买鱼虾要买野生的,诸如此类。本地土豆、家户蛋、野生鱼虾我们也喜欢,虽然我从前生活在四川,他们一直生活的江苏,那是我们童年和少年时候共同的味道。良种蔬菜抑或转基因蔬菜吃到嘴里,口味差得跟从前的猪食一样。乡愁从味蕾开始,跟离不离开故乡没有多大因果关系。

这种乡愁已不属于地理范畴,这是一份精神乡愁。

2011年,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境都在文学馆路、中国现代文学馆、鲁院的教室和宿舍里。后来多次到北京出差,无论时间多么紧张,都要挤出时间回去看一看,而且一般都挑鲁院老师不在院里的时候。铁打的鲁院,流水的学员。树长高了,院子更美了,池中的红鲤鱼变大了,文学雕塑又添了几尊,教学楼里添了许多学员留下的器物。但在我心底,“鲁十五”的气场还在。仿佛我们同届的学员都还在宿舍里指尖飞舞,构筑煌煌大著,只要在楼下喊一声“打球哕”“拔河哕”,就能把大家热热闹闹地招呼到楼下来。徐则臣从中关村跑来,樊健军和丁小村各翘一支香烟在两门边斜靠成哼哈二将、吕翼歪戴着山地帽在研究稿子,朱子青和郭晓琦用大西北的沙漠嗓门唱着从没听过的情歌,邹元辉摘了一脸盆桑葚招呼大家打牙祭,瘦弱的曹永像六耳猕猴蹲在屋檐下,身边的郑小驴鬼点子在眼睛里咕噜噜转,恩克哈达和傲登端着马奶子酒唱牧歌,杨树和符力买了好多啤酒,还有皮皮虾斯继东、“军中恶霸”王凯、脸上“零件错位”的徐峙、河北才子张楚、歌星警察吕铮、皇城马拉松冠军姚摩、百鸟朝凤的肖江虹……都是一班好兄弟,感觉非常美好。也只有在不碰上熟人的情况下,才有这种美好。在鲁院,能碰上的熟人自然是我们亲人一般的老师。徜徉半日,徘徊于小径,在往事中流连忘返,临到离开前半个小时,一定要去拜会老师,人就落到现实了,落到现实是很痛的,不过,要是不落到现实,更痛。

这个别致的学院,成了多少中国作家的精神故乡。

乡愁如果有生长期,其童年和少年期,是地理意义上的乡愁。慢慢生长,就长成精神乡愁了。

逐梦之途

清初,那场史称“湖广填四川”的诏告贴到我李氏根祖所在的“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犁铧尖村”的时候,我那根祖也许正轭犁于野、捕鱼于溪、砍樵于岗,或正值农闲,斜卧竹榻,轻摇蒲扇,看自家的几个小崽子在篱笆下捉虫喂蚂蚁。阳光正好,树影斑驳,枝上有黄莺穿梭,风里隐约传来情歌。这位男人听出,其中一个调门儿出自儿子或闺女之口。他喜上眉梢:孩子大了,该成家立业啦!

“哐!”一声,官衙的铜锣敲碎了眼前的一切美好。好端端的生活被活生生切换成了另外一番景象:骨肉离散,歌哭于途。在收拾好家什、祭奠祖宗、告别亲友、满怀心酸踏上迁徙之途的时候,我的根祖心中应该是有梦想的,他的梦想来自于当时政府的承诺:入川之后,所垦之地尽归其有,政府无偿提供耕牛和种子,并免除数年赋税。

在我幼年,从祖辈那里听到的山西洪洞大槐树、麻城李家坝、螺壳潭、孝感犁铧尖,这些重叠的、无法考证先祖们在那里居住的起讫年月的原乡名词看得出,李氏先祖一直行走在迁徙之途上。是为避乱还是趋于沃土,已不得而知。endprint

可供追宗溯源的资料应该是家谱。李氏根祖在迁徙之初,一定是带了一卷家谱的。可惜家谱毕竟写在纸上。既然是写在纸上的,就潜藏着致命的弱点,无论将之看得比金银财宝甚至生命还贵重,越阡度陌中,一场雨水就能让这一卷宝贝化为乌有。于是,祖宗的荣耀便成了语焉不详的口头历史。在口口相传过程中不断走形,到后来,史实交错,逻辑混乱,辈分重叠,根本理不出头绪。

唯一的胎记是一代紧迫一代的字派。古麻城县孝感乡犁铧尖村李氏的字派为:成仁应务祖,子恩添才永,时光安邦正,显宗秀荣春。二十个字,轮一遍二十代人。迁至四川西昌之后,由于子孙繁衍,又添新字派“郁文仕清(新)华蔚成国粹,作明廷辅佐笃守宗铭”。本人即在“清(新)”字辈上。

我的根祖拖儿携女,一路向西。其间曾经多少荣辱坎坷,已无可考。仅从我曾祖父李郁青公于晚清重修的家谱看得出来,我的根祖先迁四川简阳下马滩,再迁四川名山县青衣江畔,最终落脚四川西昌安宁河畔一个叫河嘴的地方。

从老一辈人的口中得知,之所以一迁再迁,是因为政府规定,凡新迁来的移民,免除五年或十年的赋税。既然这样,先民便不断迁徙,在长达数十年没有赋税的日子中,逐渐积累起家底。

那时候,河嘴的移民都是地主,“李家田”从东山一直绵延到西山,土地宽到这块地尚在收割,别的土地等不及得播种了;这一姓人的土地跟另一姓人的土地之间,挤不出时间去修一条田埂来隔开,把蒿草马马虎虎挽成一个连一个的疙瘩,就成了边界。在西昌,至今还有“挽草为界”的典故。在那段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岁月,一茬接一茬的丰收,将迁徙的悲伤和疲累,稀释成风中的一口旱烟,转眼就找不到了。那时候的人,睡下之后只干一件事情:繁衍后代;醒来后也只干一件事情:劳动。从麻城孝感出来的先民都有勤俭持家的传统,舍得花气力,肯动脑筋。建立在丰收之上,这片新土人口不断繁衍,屋舍不断拓宽,家业不断殷实。后来,家族之中逐渐有了读书人,通过科考,在或远或近的地方为官。

“河嘴”这小地名,如今在地图上叫大中坝,位于四川西昌市区南三十公里。这个村庄于1971年立秋,迎来我第一声敞亮而无所顾忌的啼哭。到我出生的时候,这里的人均耕地还足够辽阔:耕地三亩、林地十五亩。成昆铁路和成昆公路(108国道)打东山脚下经过。火车拉响汽笛,山谷间便有绵长舒缓的鸣叫回荡。被当地人称为“老南风”的河谷风,跟安宁河谷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终年不息,为河谷坝子带来春的雨水、夏的芒种、秋的霜降、冬的大寒。河谷坝子是二十四节气的调色板。初秋,是波斯地毯般铺张华贵的金色稻田;夏天,是碧绿如洗、不染纤尘的水稻、玉米、花生、大豆、甘蔗;更不必说春天,大胆泼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尽情展示土地的大气、雄浑和丰满;还有那冬天,一束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山梁上,旺盛的苦荞花恍若情人的蜜语,颜色绯红,清新淡雅,为河谷擦上一抹淡淡的清香。

因跟香格里拉大致在同一纬度上,仅隔几座大山,这里不仅仅是一片沃土。还是一片美丽的田园。

也许是移民后裔的缘故,从小我就有出去走走、到世界去闯荡的念头。1995年大学毕业,我那不安分的基因再次被点燃,通过面试,我来到了位于长江之尾黄海之滨的江苏启东。离开父母和三个尚在求学的弟弟,心中有说不出的酸楚,但我一直忍着,因为在我心中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临行,父亲把土灶上的大锅揭开,从灶孔中心抠下指头大一坨温热的泥土用纸包好交给我说,到了启东,若水土不服,把这一坨泥土化在当地的水中喝下去,就见效了。父亲的这一举动若在古代,相当于分封诸侯。我爹不是帝王,他是我们弟兄四人的父亲——数百年前,当西迁入川的李氏根祖离开那个叫犁铧尖的村庄时,根祖的父亲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举动啊——那一刻,所有离别的不舍,都如决堤的大海。也就在那一刻,我质疑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主动选择离乡背祖,是不是太轻率了?多年以后,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我还会眼眶湿润。

到了江苏启东我才知道,这片位于江尾海头的土地,成陆不过二百年时间,直到1928年才设立县治,这片土地上,现有居民的先辈,都迁自附近的崇明、张家港、句容、射阳等地。也就说,这是一片由追逐梦想的拓荒者移民垦殖出来的土地,我也算得上其中一根纤维。

若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把长江汇入大海的地方称作龙头的话,启东恰似龙头上的一颗明珠。五方杂处,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带来了不同风俗和文化。伴随着启东这块新土的成熟发展,从四面八方追江赶海汇聚这片新土的人们,其随身带来的民风民俗和文化传统,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融。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中华版图上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和复制的文化品质。作为中国长江三角洲洲头的一个重要区域文化单元,启东人身上具有辟我草莱、励精图治的拓荒精神,追求卓越、创新争先的超越意识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包容姿态。丰赡多元的文化品格,垫高了这片土地的精神高度,延伸了这片土地的历史长度。

这就是我身边鲜活的移民文化品质。

也许所有由移民汇聚垦殖的土地上——如我的故乡四川西昌——都氤氲着这种文化品质。

当我从文化上认识这片土地之后,我才有充分的自信肯定当初的选择。作为“新启东”,这种文化品质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另一份体验、另一种视角。毫不夸张地说,我多了一个观察和表达的维度。

在这片土地上,我先后从事过教师、机关文秘等职业,如今是一名作家,每年发表近20万字文学作品,至今出版文学专著9部,有了自己的读者群,也有一点小名声。但我从来没有忘本,离开西昌20年了,回到老家我还是一口地道的西昌方言。

2011年在北京,遇到一位湖北麻城作家。这之前,我不知道麻城人操什么口音。当她用“蛮扎实”来言厉害、“发毛”言生气、“岔巴子”言多管闲事、“鬼款瞎款”言胡说乱讲的时候,倘若她不是年轻美女,我指不定会立马跳上去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亲人啊!——这些土话俚语,跟我故乡西昌河嘴李氏的方言一模一样。详谈之下,只要是酒席,无论摆多少碗盘,都统称“九大碗”;还有关于四时八节的习俗、婚丧嫁娶的规矩等等,稍有改变,核心相同。这让我俩大憾,从我的根祖西迁入川,这都几百年了啊——说明从祖宗那里开始,无论走多远,最根本的东西——文化的印痕、习俗和传承——始终没有丢掉。

她说麻城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发展速度快到半个月不去转转就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我说我所在的城市也是这样的。不仅我所在的城市这样,近年来,连在我那位于大西南的老家西昌,每次回去都要迷路。

因从文之故,我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东西。多年以前我就开始研究西昌安宁河李氏的根源,无数次产生到麻城孝感寻根问祖的念头。可是,自从认识这位来自我李氏根祖故乡的作家后,这种认祖归宗的念头反倒不那么急切了。如今麻城和孝感分别设市,犁铧尖村到底在哪里,已无可考。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为实现人生追求,在梦的驱使下,当今哪一片土地上没有外来移民?哪一片土地上的人敢说自己就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原住民?

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迁徙者的历史;放大到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无一例外,也是迁徙者的历史。

在西南山地有许多悬棺,这些悬棺无一例外都朝着一个方向。据说他们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继承祖宗遗志,回归故里,将他们连同棺材带回故乡。可沧海桑田、世易时移,当我们问及他们的后代其祖宗来自何方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茫然的目光。

人是为生者而生、不是为死者而生;人为追逐幸福之梦而生、不为死守一个誓言而生。

不要嘲笑“且认他乡作故乡”的人。在世界大融合背景下,多少人虽生活在故乡,因灵魂漂浮,早已没有故乡的概念;而一些人虽离开故乡,凭文化上的亲近和融入,却找到了故乡。因而,他便拥有多个故乡的幸福。

当然,千万不要把“故乡”与“老家”混为一谈。人可以有N个故乡,却只有一个老家。老家之所以被称为老家,是因为那里是我们的胞衣之地,也就是“血地”,是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流过血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母亲和母亲的血,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圣地。

若有机会,我还是想去“麻城孝感乡犁铧尖村”看看。虽几百年过去了,但不管城市如何发展,农业文明的遗存多么稀少,原乡气息多么微弱,我都要替我那西迁入川的根祖去看看他的老家,看看他心灵深处丰碑一样矗立的“血地”。

这何尝又不是一次逐梦之旅。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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