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借鉴视域下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旨归

2015-03-29 00:57王康康
关键词:价值传统体育

王康康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中西体育文化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因其思维方式、价值指向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特质的体育文化,并以独特形式诠释着本民族的文明特性。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们都蕴含着全人类所追求的共同价值,都是人类进步文明的结晶,其终极价值也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近些年,学界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已呈现出系统性、多元化、时代性等特点,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以价值论作为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点,目前成果还较少,且研究缺乏体系。本文正是以价值作为体育文化研究的切入点,研究中西体育文化的价值内涵、价值取向,并在中西体育文化的冲撞中寻求当代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旨归,以期开拓体育文化研究的新视域,并为当代中国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

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中,传统体育文化不断积累、沉淀,造就着中华民族的体育审美、体育个性、体育价值取向[1]。传统体育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中人的生命存在、生命传承、生命价值为主题发展起来的,在实践中由意识加工、打磨而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积淀转化为心理形式,并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实践,最终形成整个民族认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概括说来,传统体育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特定文化形式,是个体在实践中升华为一般的、普遍的心理形式,因此,它不仅是个体的,也是一般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

传统体育文化起源于对图腾的信仰,最初的体育文化在人与自然斗争中争取生存权利,也在原始社会人类争取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儒家的体育文化思想,重视提高人外在身体素质与内在思想修养相结合,以提高内在修养,外化身体素质,投身社会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主体技能满足全面发展要求出发,孔子认为“射”“御”是提高身体体能、提高升素质的主要路径。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一切都被打上了道德烙印,传统的体育文化也被印上了深深的道德印记。儒家认为,体育思想是提高人外在素质的,道德修养则是人的根本,只有人的内在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人的外在素质才可以由内而外释放出来。传统的体育文化必须遵循道德标准,对体育文化的手段做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等道德性判断[2]。

道教的养生文化中崇尚人与自然“合一”,不提倡过分的体育运动,而是强调“意念”的修为。道教在重视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辅以丹药,内外结合,节制欲望,从而达到“长生”的目标。禅宗的体育思想也融合“空”的主旨内涵,认为人的存在就是痛苦,只有以顿悟的形式,消除执念,以达到来世的健全体质。作为体育文化主体的人,对身体素质的关注、对身体存在的价值,是天道文化和人道文化合二为一体的完美体。

西方体育文化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目前,学界认为西方文化传统至少有三个,分别是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古希腊文化受自然环境影响,人们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逐渐形成了崇尚冒险、乐于求知、向外扩张的民族精神;古罗马文化则形成于大帝国时代,随着疆域扩大和社会的繁荣,人们也逐渐被狂热的战争财富所迷,直接导致功利主义充斥整个帝国;基督教文化则崇尚理性,认为人们的灵魂是高尚的,而现实是卑污的。近代西方文化则力求实现希腊罗马基督三者的融合,既关注了人的生存,又充满了勇于探险、乐于求知的精神;既有实现自我、追求自我的竞争精神,又有对理性的崇尚;既有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又有对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西方体育文化融合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涵,既是对不同时期不同背景文化形式的突破,也是对不同文化精神内涵的融合;既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创新和超越[3]。以奥林匹克为表现形式和载体的西方体育文化注重对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对理性以及自由竞争精神的崇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竞争是个体价值的外在超越。另外,西方体育文化还主张“天人相别”的自然观、“身心二元”的生命观以及重战术、重训练,追求形体、肌肉的运动观。

因此,西方体育文化的价值取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竞争是西方体育文化的核心,在竞争中实现自我价值,在竞争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境界;其次,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价值追求的西方体育文化科学性比民主性更强;最后,西方体育文化重视人的形体美,在竞争中展现肌肉、形体的魅力,在竞技中追求动作的多样和姿势的舒展。中西体育文化在当代交汇于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不断交流、碰撞、融合,为当代中国体育文化价值的旨归开辟了新的路径。

二、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碰撞

“体育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产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4]3在体育文化世界化的过程中,西方以奥林匹克精神为核心的竞技文化适应了体育文化国际化的需要,打破了民族、地域的限制,在与各民族不同体育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主流文化。然而中西体育文化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中西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冲突。

(一)人与自然关系价值取向的冲突:“天人合一”与“身心二元”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中华民族繁衍于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决定了它的文化气质。以儒释道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自然中成长发展,必然要遵循自然的发展规律,与自然“合一”。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则认为人与自然在一定领域内是矛盾的,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有为自然“立法”的权利[5]3,甚至认为人与自然只有斗争,只有攫取自然,人类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中西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下,中西体育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能单独地强调某一方而忽视某一方,注重“修身养性”;另一方面则以阴阳、五行等作为追求健康长寿的理论基础,认为人健康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相合,形神兼备。西方体育文化受传统“身心二元”思想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极易出现受“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影响,因此,在体育活动中追求超越与竞争,崇尚挑战与刺激的冒险体验,注重体育的实用价值。

(二)人与社会关系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庸仁爱”与“崇武尚争”

不同的民族气质决定着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养成了中庸平和、注重节制的民族性格,为人处世讲究外圆内方、谦谦自牧、急流勇退,反对非此即彼的片面偏激行为[5]。西方文化则以功利、武力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平等、民主、自由的理念上进行竞争,在彰显自我的同时,追求自我的最大利益,在民族性格上崇尚竞争,以武服人。

在不同民族性格的支配下,中西体育文化也表征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强调自身与社会实践的修炼,以“境界”作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如以道教养生为重要内容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讲求激发人类内在潜能,引动天地之“气”进入体内,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此过程中有讲究“静悟”“成圣成仙”的境界。而西方体育文化则以形体为重,形体美、肌肉发达,追求力量与速度、肌肉与速度的结合。在进行体育活动中通过外在力量来提高肌肉的力量,塑造健美的形体。

(三)人与人关系价值取向的冲突:“集体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西文化对人地位的理解不同,造成了体育文化价值取向的又一差异。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主体道德地位,关怀人的终极价值,强调人对社会的作用,以人对社会的价值体现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尺。西方文化则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尊严、自由是人本身具有的属性,因此,在强调独立个体地位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自我性及独立性,可以说在西方文化观念中,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价值评判的标尺。

在此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关系的认知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体育文化形成了以人对社会的价值作为标准的评判体系,以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作为最高的标准,因此,个人价值寄托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影像”之中,一切以满足社会发展为核心,只有社会价值充分体现,个人价值才能得到彰显,个人满足社会需要成为普遍的义务。西方体育文化则以个人价值的表现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社会发展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在体育活动中重视个体的张扬、个体能力的发挥及个体价值的实现。

(四)人文化与科学化价值取向的冲突:“人文传统”与“求真务实”

重视人文的传统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差异。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围绕“性善论”,注重人的道德品质,身心修养,强调“礼”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规范作用,以人的存在为抓手,强调礼义廉耻以及“德治”的治国理念。以强调“求真务实”科学精神为主流的近代西方文化,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对立的观点,宣扬认识自然、开发自然的观念,重视理性在人类存在中的意义,以客观认真的态度与对真理的信仰以及自然科学学科、逻辑认识学科体系的建立,更加注重“求真务实”的价值取向,并以“人性恶”为起点,构建了“法治”的治国理念。

中国体育文化沿袭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传统,在体育活动中以“礼”“乐”“仁”“爱”为价值取向,将情感融入其中,处处展现着娱乐性、表演性、健身性的特征。即使在竞技中,也处处洋溢着道德情感,如比赛规则重情而轻利,项目设置多元化、娱乐化,评判标准也是灵活性与原则性并重[6]。西方体育文化则以竞技为核心,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目标,在公正的体育规则下以成绩、名次作为评判标准,以荣誉和失败来界定体育运动的存在意义。

三、中国当代体育文化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旨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构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体育文化。

首先,当代体育文化表征着中华民族精神信仰。体育文化是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历史演变,还原到具体形态就是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延伸至体育文化可以概括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重视天人和谐、顺应自然的价值理念,崇尚修养、保健、养身的体育运动观;重视封建伦理道德对体育文化的规范,崇尚有节制的体育娱乐观;重视集体、技巧,崇尚谦虚、谨慎的竞赛理念[7]。

其次,当代体育文化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当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思想的自觉。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富足,传统的体育项目已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代以娱乐、休闲为主导的现代体育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另外,人文奥运的理念深入人心,赋予了它更多时代关怀和精神支持。

最后,当代体育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人存在发展的关怀,实际上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准绳,实现自我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三维统一。体育文化的人文精神则是“对人的生存健康关怀、优化人的生活方式和对人性的弘扬与追求,构成了体育人文精神最一般的特征,是体育人文精神一般文化主题的重要表现,也是体育人文精神的一般文化主题,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8]。

根据当代体育文化的内在要求,在构建当代体育文化方面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突出当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要吸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体育文化特点,这些特点融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育活动方式、体育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即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当代体育文化突出民族性,应该对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吸收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如以道德人文为核心的儒家体育文化,以导引修炼、天人合一为核心的道教体育文化、以明心见性、禅体武用为核心的佛家体育文化等优秀体育文化传统应该在当代体育文化中得到彰显和弘扬,而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糟粕应该加以批判和剔除。

第二,突出体育文化的多元性,注意吸取其他各民族特别是西方体育文化的优秀理念。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必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迎接全球化的考验。世界各民族体育文化的涌入必然引起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构筑了当代体育文化,因为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所以无法确切表达每一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但它可以摆脱外部条件的限制,表露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信仰,侧面展示一个民族的心理和特质。因此,传统的体育文化及中华民族的精神构成了当代体育文化的核心,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精髓为中国体育文化核心内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代中国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世界各族优秀体育文化的和谐体,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各族人民对中国当代体育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认同,甚至日常体育锻炼中都会产生文化的需求,逐渐形成共识性的文化认同。

第三,突出体育文化的时代性,积极吸取现代体育科学新成果。当代体育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体育文化特质的时代展现,是以传统体育文化精神为主导,吸收融合优秀的西方体育文化,以人为本,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当代体育文化的时代性也体现在外延的丰富,尤其是对现代体育科学成果的吸收。体育科学与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当代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当代中国的体育体制应该是以推动体育科学创新和体育文化创新的体育体制。体育科学的创新成果是体育事业发展的推动器,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却是体育事业发展的灵魂。

第四,突出体育文化的人文特征。当代体育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传统儒释道,还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都彰显了人文性特征。当代体育文化人文性的丰富和发展,受西方体育文化“人文精神”的影响,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竞技目标,实现个体价值的同时,更多地倾注了对人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因此,丰富的人文色彩是当代体育文化的重要特质。

第五,突出体育文化的创新性。当代体育文化产生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既要在世界文化碰撞融合中吸收其精髓,又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这既是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也是构建与奥林匹克精神相适应的体育文化的要求。当代体育文化的创新主要有:首先,坚持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心地位,融合中西体育文化碰撞中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建立和完善当代体育文化理论体系和技术体系;最后,以民族振兴为契机,实现当代体育文化的全面复兴。

构建当代体育文化,要以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为核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不断融合多元绚丽的西方体育文化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引导下,形成高度自信、人民广泛认同的当代体育文化。

[1]张琳.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思考[J].哲学研究,2013(7).

[2]于春玲,陈凡.马克思技术批判之现代性根基的文化哲学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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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童昭岗,等.人文体育[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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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钟启春.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文化建设[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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