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详《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义例探讨——兼论中古文学创作的“递相祖述”问题

雷恩海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一

从萧统的观点来看，《文选》所选文章堪称“美文”，乃精心结撰、锤炼文辞、声律等“辞采”“文华”之作，遍及诸体、兼顾古今，是后人研习欣赏的典范。《文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和“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两方面功用［1］1685，更为后人上窥前代文学精华、研习佳作开了方便之门。所谓“世间除诸经、《史记》、《汉书》之外，即以此书为重”［2］，阮元《序》，扼要地说明了《文选》的价值。近代选学大师李详撰有《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揭橥其义例，有裨益于学者，尤为关键者乃在于抉示出中古文学的“递相祖述”现象，实用深入探讨之必要。

李详（1859－1931），字审言，中年又字愧生，江苏兴化人。私淑汪中，学问出入于阮元、钱大昕，名其斋曰“二研”，是清末民初扬州学派的代表。张舜徽《李审言文集序》说：

余生平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大家耳。下者乃至词不达意，莫由畅抒所学。焦循《家训》有云：“不学则文无本，无文则学不宣。”……扬州李审言先生，兴于清季，精于选学，能为沉博绝丽之文，早蜚声于士林，为长老所推重……深服其学与文并渊雅精醇，非时流所能逮。［3］1

且指出李详乃扬州学派大师阮元、汪中之后的殿军：“先生于阮氏之学，服膺无间；于汪氏之文，摩挲研绎，至数十年，渊源有自，不可掩也。故先生之学之文，博厚典重，卓然为晚近大师；世徒尊其为文之美，固未足以知先生也。”［3］2王利器先生亦称：“兴化李审言先生详，幼课《文选》，长而熟精《选》理，发为文章，以骈文知名当世，事出乎沉思，义归乎翰藻，牢笼百代，自铸伟词，一时有北王南李之称……其为学以乡邦扬州学派为靳向，游心于阮元、汪中之间，仰止前修，蔚为后劲。又尝与桐城城派诸古文家游，马其昶、姚永概，皆在相知之列，然率重其人而轻其文，盖病其刻意语助，自诩义法，置考据词章于不顾，殆未足以厌人望也。”［3］3

此类看法，正是学人的通识。陈训正《兴化李先生墓表》称：“先生读书，力锐思犀，靡坚不破，间有所获，辄立论断，眉评尾识，自然语隽。夙昔董理经史训诂而外，于昭明《文选》所诣尤精，曲会旁籀，撮其理要，蓄腹既多，振笔自异，并世萧学，罕比闳通。”［3］1451有《文选》学著作五种：《选学拾瀋》《韩诗证选》《杜诗证选》《文选萃精说义》《李善文选注例》。当时学界泰斗沈曾植广为延誉，称曰：“此江淮选学大师李先生也。”“湘潭王湘绮，负材傲世，怒视曹辈，独于先生书问过从，殊其称署。”［3］1452名儒王先谦批其《选学拾瀋》，曰：“阅生所撰各条，并皆佳妙，无可訾议，只恨少耳。汉魏六朝为文，皆递相祖述，余《琐言》中所称举数事是也。唐人犹有之，宋以后竞出新意，此义荡焉无存，亦文场一大变局也。生所注兼能蒐讨古人文字从出之原，与鄙意符合，不专从征典用意，目光尤为远大。如能一意探求，俾成巨秩，允为不朽盛业。”［3］3王先谦目光如炬，拈出李详掘发汉魏六朝及唐代文学之递相祖述，实为卓见。

李详治选学，能够自出机杼，不但作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而且亦能统观全书，作宏观的总结、探求。钱泰吉（警石）《曝书杂记》卷下所收之“《李氏文选注》自明注例，散见各篇，录之以为注释古书之法”条，“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4］66，李详以为所录未备，乃广之而成《李善文选注例》。该文有云：“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注：‘《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3］154又，“‘朝廷无事’。注：‘蔡邕《独断》：或曰：朝廷亦皆依违尊者，都举朝廷以言之。’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对此，李详加案语曰：“前已见举先以明后之例，此又举引后以明前之例，统观全注，此二例最多，实开 注 书 之 门 径。”［3］154又，“‘以 兴 废 继 绝 ’。 注：‘《论语》：子曰：兴废国，继绝世。’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3］154此注例意谓，词语虽有出典，而作者却在创作时赋予了新的意蕴，故李善解释此语意思曰：“言能发起遗文，以光赞大业也。”由此可见，李详总结李善注例，其会心处乃在于揭示著书之门径，“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3］154。另，曹大家《东征赋》注引陈思王《迁都赋》，“陈思之言盖出于此”，李详案曰：“此即（李）善引后明前之例。”［3］155谢惠连《雪赋》“愁云繁”，注：“班婕妤《捣素赋》‘对愁云之浮沉’，然颖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李详案曰：“（李）善于此不敢援举先明后之例，盖其慎也。”［3］155而“引后以明前”，其意则在于以后人的理解来阐释说明前代文人的思想与构思。

此外，李善尚有引同时代人之文章，以示文思之相类，如曹植《洛神赋》“践远游之文履”，注：“繁钦《定情诗》‘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有此言，未详其本。”李详案曰：“此引同时人以证之例，善未表出。”［3］157任昉《奏弹刘整》注：“昭明删此文太略，故详引之，令与弹相应。”李详案：“此（李）善备引全文，俾与原弹一一附著。又为一例。”陆机《演连珠》李善注引《宋玉集》，李详说：“不引本选宋玉《对问》者，以此有‘绝节赴曲’，可证士衡祖述有自。此与《琴赋》引《对问》‘陵阳白雪’，各随所用引之。可见（李）善注兼蒐异本，不轻以未见、未详所出了事。书簏之称，信不虚也。”［3］157大概从此点认识出发，李详撰述《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以发明唐人熟读《文选》以及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故而《韩诗证选》自序称：“唐以诗赋试士，无不熟精《文选》，杜陵特最著耳。韩公之诗，引用《文选》亦夥，惟宋樊汝霖窥得此旨，于《秋怀诗》下云：‘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并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余据樊氏之言，推寻公诗，不仅如樊氏所举，因条而列之，名曰《韩诗证选》。宋人旧注，如诠‘贱嗜非贵献’及‘徒观凿斧痕，不瞩治水航’诸语，能以嵇康《绝交书》、郭景纯《江赋》证之。始知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此余之所不敢攘美。”［3］35

《杜诗证选》自序曰：

杜少陵《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又《简云安严明府诗》“续儿诵《文选》”，后世遂据此为杜陵精通《文选》之证。自宋以来，注家能举其辞者，已略得六七。然或遗其篇目，或易其字句，或多引繁文而与本旨无关，或芟薙首尾而于左证不悉，凡此皆病也。又少陵每句有兼使数事者，有暗用其语者，但举其偏与略而不及，皆有愧于杜陵“熟精”二字。如《客居诗》“壮士敛精魂”，既效谢客“幽人秘精魂”句法，又用江淹赋“拱木敛魂”，不仅古《蒿里歌》也。《玉华宫诗》“万籁真笙竽”，此用左思《吴都赋》“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语，故云“真笙竽”，盖引古自证也。如此之类，历来注家，尚未窥此秘。［3］71

揆之所述，李详所作《证选》，甚有深意，旨在抉发唐代文学创作递相祖述之旧习，故能深醇雅致，得为文之本，并非琐屑饤饾，仅仅注重文辞之出处、使事用典而已。如审言先生哲嗣李稚甫《二研堂全集叙录》所说：“二书取杜韩集中，单词片语，遍加钩稽，得其来历，使知文家如杜韩，隶事之醇雅，盖无一不出于《选》。”［3］1458事实上，精研六朝骈俪文，融其典雅遒亮于散体文之自然流畅，变化多姿，意味深长，此秘乃为扬州学派之大师汪中（字容甫）所抉示①《清史稿·儒林传·汪中》说：“生平于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王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王引之《汪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袭欧、王、曾、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陈寿祺《清故拔贡生敕赠内阁撰文中书诰赠户部员外郎汪先生墓志铭》曰：“其治古文词，醇茂渊懿，陶冶汉晋，糠粃宋后作者。世所称颂者《哀盐船文》、《广陵对》、《黄鹤楼铭》，而其他篇雄丽，大率称是。下逮诗章书翰，无所不工，可谓绝特奇才矣。”。李详少喜汪中之文之学，浸淫其中，遂有《汪容甫文笺》之作，李稚甫说：“先君尝于乡先生汪容甫之文章，素所心折。尝谓容甫先生之文，熟于范蔚宗书，而陈承祚之《国志》在前，裴松之注所采魏晋之文，华而不实，质而不俚，朴而实腴，淡而弥永。容甫得窥得此秘于单复奇偶间，音节遒亮，意味深长。又甚善沈休文、任彦升之树义遣词，不敢轻涉鲍明远江文通之藩篱，此其所以独高一代，而谭复堂先生推为绝学也。”［3］1459

受此影响，李审言沉浸于《文选》之精研，精熟文理，骈散文兼擅，力图融会唐宋古文之流畅与魏晋六朝骈文之醇雅为一体，以期致于自然高妙。李详《学制斋文钞》卷一《骈文学自序》论其为文之心得，曰：“古之文皆偶也。自六经以及诸子，何尝不具偶体。魏晋之后，稍事华腴之词，积而为骈四俪六，然犹或散或整，畅所欲言，情随境生，韵因文造。昭明所谓沉思翰藻，诚据自然之势，导源流之正，而文与笔划为二区，由是成焉。笔为驰驱纪事之言，文为奇偶相生之制。”［3］898

“或散或整，畅所欲言，情随境生，韵因文造”，诚然能揭示出文情兼美之妙。融会骈俪与散体为一，所谓“积材宜富，取法宜上，摄于训诂，而归之典则，防其泛滥而为隄障，使于奇耦交会之中，有往复流连之致”［3］蒋国榜序，754。文章之道，发乎自然，而勤学好古之士，有所本而为文，因华以见实，李详“少通群籍，涵濡宫商，好为闳丽之辞，善持文质之变”［3］《学制斋骈文序》谭献序，749。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李详博览群书，精熟《文选》，“熟精逾夫诗圣，贯穿过乎书簏”［3］缪荃荪序，751，晚近的文献学家缪荃荪以为李详对《文选》的精熟超过了诗圣杜甫和《文选》学大师李善。故而，李详“精理学积，发为文章，据江介以泝洛中，本裴、谢以济江、鲍。文清旨诣，秀擅当时，素练轻缣，质周世用。以言情者，语古思新；以述事者，文华理畅。”［3］沈曾植序，753皆能揭示出李详文章的学术渊源。

李详精研《文选》，且创作才能颇高，成绩斐然，“邺下雅材，揖逊嵇阮；广陵耆旧，抗希徐刘。并驱萧梁之先，不队李唐之下”［3］冯煦序，750，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文选》之体悟颇深切。故而，斟酌《韩诗证选》《杜诗证选》之义例，抑或可以明了李氏用意所在。总体而论，二书义例大约有如下几种：一、直接援用。二、翻用。三、用意，命名制篇，全用其意。四、櫽括其意，以成一新诗。五、虽词意俱用，却赋予新意。六、用成句。七、套用句式。

此类义例，大约近于黄山谷所说之“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则。李详证《选》，旨在揭示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杜少陵、韩昌黎之巨擘，尚且学习、模拟《文选》，借之以为进入文学创作坦途的门径。杜甫《戏为六绝句》说：“未及前贤更勿，递相祖述复先谁。勿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5］898正是揭橥文学创作中的这一现象。

二

杜甫所揭橥的这一现象，在唐代文学中多有呈现。最为明显的是有许多同题文章，如《明水赋》，《文苑英华》卷三二《鉴止水赋》，收有吕温、张仲素、王季友之作，卷五七则收有崔损、贾稜、欧阳詹、韩愈、陈羽之作，卷一四七《幽兰赋》，收有杨炯、乔彝、陈有章、韩伯庸、仲子陵、李公进之作，《青苔赋》收有王勃、杨炯之作。至于诗歌中的同题之作更多，而乐府诗之同题拟作，也很普遍，其间的传承借鉴，亦颇为重要。至于句法、句式，情节的敷演、叙事抒情的深化，俯拾即是。

其实，此乃六朝以来文学创作上的常态。面对一个有名或者感人的故事、题材、话题，诸多的作者共同创作，较长量短，一旦有成功的作品，产生巨大的影响，遂不径而走，成为人们学习、摹仿的对象。因而，六朝人往往以前人或同时代成功的作品为学习摹仿的对象，进行拟作。如汉代梁孝王筑兔园，方圆三百里，为复道，自宫连属平台二十余里；园中又有百灵山、落猿岩，栖龙岫，雁池；而雁池间有鹤洲、凫渚。一时文士游从，枚乘遂作《梁孝王兔园赋》，为人所称道。《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宴集文士，使各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邹阳《酒赋》、公孙乘《月赋》、羊胜《屏风赋》；而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韩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各五匹。这一故事，遂引起后人无限的遐想，遂假托其人以拟作之，以为一时之胜，而《西京杂记》所列各人之赋，也很可能并非原作，乃六朝人的拟作①这个故事，很有吸引力，至清代，毛奇龄假托而作《觯赋》，其小序曰：“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进抽词之士，饮以美酒，授以札牍。于是邹阳、枚乘、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之徒，各有所赋；独韩安国赋几不成，邹阳代为之，阳与安国扬觯并罚。于是羊胜进前，谓邹阳止罚乃得饮，中其所喜，不如勿饮，且为赋觯，成即受酒，不能即退。于是邹阳左手执觯，右手操管，口讽手追，而为之赋。”《西河集》卷一二五）。

此外，枚乘《七发》，波澜开阖，创意造端，丽旨腴辞，烂然可观，遂吸引后来者心摹力追，作者颇多，遂形成“七”体的文章体裁②曹植《七启》序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傅玄集》之《七谟序》：“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徙，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之篇，于时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黜瑰侈而托讽咏。扬晖播烈，垂于后世者，凡十有余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后，扬清风于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为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又，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曰：“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闲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逹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问》，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颕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文心雕龙·杂文》说：“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辩》，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穷瓌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7］255－256

刘勰批评“七”体，指陈其创作之成就与不足。因为枚乘首创《七发》，摹拟者众，遂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优秀的作家在这一体裁上，既能因袭，亦各有新变。七体，总共有八段文字，其中开篇叙事交待文章撰述之缘由、背景为一段，而问对则七段，因而称“七”体，故而“词虽八首，而问对凡七，故谓之七；则七者，问对之别名”，其中枚乘《七发》、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三篇，“辞旨闳丽，诚宜见采；其余递相模拟，了无新意，是以读未终篇，而欠伸作焉，略之可也”［8］138。

诗歌的创作上也是如此，《文选》卷三十至三十一，有“杂拟”类，选录陆士衡、张孟阳、陶渊明、谢灵运、袁阳源、刘休玄、王僧达、鲍明远、范彦龙、江文通等之拟作。陆机拟《古诗十九首》，钟嵘称之为一字千金，《文选》录十二首，同时也选录了刘休玄的拟诗，如《拟行行重行行》：

陆机（字士衡）：悠悠行迈远，戚戚忧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沈。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游子眇天末，还期不可寻。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伫立想万里，沈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9］435

刘铄（字休玄）：眇眇陵上道，遥遥行远之。回车背京里，挥手从此辞。堂上流尘生，庭中绿草滋。寒螀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华月，佳人无还期。日夕凉风起，对酒长相思。悲发江南调，忧委子衿诗。卧觉明灯晦，坐见轻纨缁。泪容不可饰，幽镜难复治。愿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时。［9］441

《拟明月何皎皎》：

陆机（字士衡）：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晖，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9］436

刘铄（字休玄）：落宿半遥城，浮云蔼层阙。玉宇来清风，罗帐延秋月。结思想伊人，沈忧怀明发。谁为客行久，屡见流芳歇。河广川无梁，山高路难越。［9］441

其命意、造境、抒情、叙事，皆摹仿《古诗十九首》，颇有亦步亦趋之态势，能得其仿佛。如，《拟行行重行行》陆机之作“惊飙褰反信，归云难寄音”，即《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即《十九首》之“相去日已远，衣带日以缓”；“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即《十九首》之“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9］409。又如，张孟阳《拟四愁诗一首》：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且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9］437

乃是拟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佐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9］414模拟离别忧愁之思，命题、造境、抒情，完全一致，所不同者，张孟阳增添“我之怀矣心伤忧”，将首三句化为整齐的四句，以增强抒情性和艺术的整饬。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小序曰：“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9］437

小序，谢灵运完全以曹丕的身份、情思来模拟、创作，以求切合人物情思，曲尽其妙；其次诗歌则拟曹丕太子身份，以及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陈琳“袁本初书记之士，故述丧乱事多”，徐幹“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刘桢“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应玚“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阮瑀“管书记之任，有优渥之言”，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生之嗟”，摹写情状，以求神似，当然诗歌也寄托了谢灵运的某些情思以及身世之感。此外，袁淑《効曹子建乐府白马篇一首》，模拟曹植《白马篇》；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模拟《古别离》，李陵（从军）、班婕妤（咏扇）、曹丕（游宴）、曹植（赠友）、刘桢（感遇）、王粲（怀德）、嵇康（言志）、阮籍（咏怀）、张华（离情）、潘岳（悼亡）、陆机（羁宦）、左思（咏史）、张协（苦雨）、刘琨（伤乱）、卢谌（感交）、郭璞（游仙）、张绰（杂述）、许询（自序）、殷仲文（兴瞩）、谢混（游览）、陶渊明（田居）、谢灵运（游山）、颜延之（侍宴）、谢惠连（赠别）、王微（养疾）、袁淑（从驾）、谢庄（郊游）、鲍照（戎行）、惠休（别怨），所摹写者乃各人所擅长的题材，因而李善注引《杂体诗序》说：“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9］444李善说得很对，江淹摹拟，正是“学其文体”，“品藻渊流”。前人的作品，正是标准的范本，用心揣摹、拟写，以求得其神似，从而熟悉相应题材、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很快成熟起来，从而得窥写作的门径。这样的方式，正是文学创作上的“递相祖述”。应该说，当时文学创作上的“拟”、“补”、“代”等，皆是学习、模拟的方法。

至唐代，递相祖述的现象依然很盛。大量的应制诗、宴集诗、咏物诗等，皆存在着递相祖述、甚至陈陈相因的现象。如梁简文帝有《咏风》诗：“飘飘散芳势，泛漾下蓬莱。传凉入镂槛，发气满瑶台。委木周邦偃，飞鶂宋都回。亟摇故叶落，屡荡新花开。暂舞惊鳬去，时送药香来。已拂巫山雨，何用卷寒灰。”［10］731而同题作者有沈约、刘孝绰、王台卿、庾肩吾、何逊、祖孙登、阮卓、李世民、虞世南、董思恭、王勃、李峤、张祜、韩琮等。其命意、造境、遣词，甚至名式结构皆颇为相似，如：“浸滛不可议，去来非有情。乍见珠帘卷，时觉洞房清。暂拂兰池上，潋淡玉波生。一辨雄雌异，还恶庶人轻。”（王台卿）“宋地鶂飞初，湘州燕起余。拂烟聊动竹，吹薤欲成书。苍梧桐尚在，合浦树应疎。阳鸟一转翅，千里定非虚。”（庾肩吾）“飖扬楚王宫，徘徊绕竹丛。带叶俱吟树，将花共舞空。飘香双袖里，乱曲五弦中。试上高台听，悲响定无穷。”（祖孙登）“萧条起闗塞，摇扬下蓬瀛。拂林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披云罗影散，泛水织文生。劳歌大风曲，威加四海清。”（李世民）“萧萧度阊阖，习习下庭闱。花蝶自飖舞，兰蕙生光晖。相乌正举翼，退鶂已惊飞。方从列子御，更逐白云归。”（董思恭）“肃肃凉景生，加我林壑清。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王勃）“落日正沉沉，微风生北林。带花疑鳯舞，向竹似龙吟。月动临秋扇，松清入夜琴。若至兰台下，还拂楚王襟。”（李峤）“遥遥轻扇举，悄悄舞衣轻。引笛秋临塞，吹沙夜遶城。向峰回鴈影，出峡送猿声。何似琴中奏，依依别带情。（张祜）”［10］732－733

诸诗命意造境遣辞，极为相似，如出一手，很难看出作者的个性和才情以及生命体验。又如李世民有《春日望海》，杨师道、许敬宗有同题之作［10］821；李世民有《登骊山高顶寓目》，李峤、刘宪、赵彦昭、苏颋、崔湜、武平一、张说等奉和［10］822。又如，隋之薛道衡作《昔昔盐》，大为时人所称赏，尤其“空梁落燕泥，暗牖悬蛛网”，更是万口相传。诗人遂递相祖述，拟之者颇多，会昌二年登进士第、因“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句而得“赵倚楼”雅号之赵嘏，更是以《昔昔盐》每一句为题，作诗二十首，足见其影响之广泛，为人赏爱之深切①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七“昔昔盐”：“《乐苑》以为羽调曲，《玄怪録》载籧篨三娘工唱《阿鹊盐》，又有《突厥盐》《黄帝盐》《白鸽盐》《神雀盐》《疎勒盐》《满座盐》《归国盐》……然则歌诗谓之盐者，如吟、行、曲、引之类云。今南岳庙献神乐曲有《黄帝盐》，而俗传以为‘皇帝炎’，《长沙志》从而书之，盖不考也。”。

在其他文体中，递相祖述的现象依然兴盛，如大诗人李白三前后三拟《文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赋》《别赋》［11］卷一二，今集中仍有《拟恨赋》。江淹《恨赋》曰：“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森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9］235而李白《拟恨赋》开篇亦曰：“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草宿坟毁。浮生可嗟，大运同此。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殁。”［12］14结构相同，而且造境抒情，颇为一致。此下，文通、太白皆罗列古往今来之恨事，不过，太白避忌与江淹所列恨事之重复，挥洒才情，别列恨事，以充盈之感情发抒不尽之意。在此基础上，文章结尾宕开一笔，以江山风物之永存，而人事之难久，兴发无限感慨。江淹说：“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李白说：“已矣哉！桂华满兮明月辉，扶桑晓兮白日飞。玉颜灭兮蝼蚁聚，碧台空兮歌舞稀。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而同归。”［12］15日月长存，玉颜难久，不过，太白以“与天道共尽”生命之自然过程，最终皆必然走向死亡，体现出道教徒的达观的生命观。既然生命乃一自然过程，自应努力而不致虚度，空使遗恨无穷。

对此，前人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有所论列。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列举其递相祖述，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文人递相祖述”条亦曰：

《容斋随笔》曰：韩文公《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扬子云《逐贫赋》，几五百言，《文选》不收。《初学记》所载才百余字，今人有未见者，辄录于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送穷词》亦工。仆观《逐贫赋》，备载于《古文苑》《艺文类聚》中，洪氏何未之见乎？《送穷文》虽祖《逐贫赋》，然亦与王延寿《梦赋》相类，疑亦出此。仆谓古今文人递相祖述何限，人局于闻见，不暇远考耳。据耳目之所及，皆知韩、柳二作拟扬子云矣，又乌知子云之作无所自乎？《续笔》谓文公之后，王振又作《送穷词》矣，又乌知子厚之后，孙樵亦作《乞巧对》乎？樵又有《逐痁鬼文》甚工，其源正出于《逐贫赋》，类以推之，何可胜纪。［13］

又孙奕《示儿编》卷九“递相祖述”条有曰：

老杜戏为诗曰：“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所谓夫子自道也。尝观其《后出塞》曰“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句法得之郭景纯《游仙诗》“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送十一舅》云“虽有车马客，而无人世喧”，句法得之渊明《杂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春日忆李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复愁》云“月生初学扇，云细不成衣”，即李义府“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之体；《醉歌》云“天开地裂长安陌，寒尽春生洛阳殿”，即灵运“日暎昆明水，春生洛阳殿”之体也。若夫退之“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句法，又使少陵《今夕行》云“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祭侄孙湘》文云“情一何长，命一何短”句法，又使少陵《石壕吏》云“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也。［14］

可见，递相祖述，一方面，这本来就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以前人的诗文为标准为范本，用心揣摩，模仿，以求得神似，掌握基本体制和写作要求。乐府诗有“拟”“代”之类，即是。另一方面，题材、对象相同，写作上就存在着不得不相近、相似的问题，却往往陷于陈陈相因，难出新意，缺乏独创性。

三

自魏晋文学自觉之后，文学遂与人生密不可分，乃表现人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而自求不朽：“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9］《典论·论文》，720刘勰说“一朝综文，千载凝锦，余采徘徊，遗风籍甚”［7］702。当文学成为必要的社会交际工具之时，能否善作诗文，就成为衡量士人才能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多读书，多积累，熟悉前代的典章制度、历史事件和经验、优秀的作品、丰赡的辞藻，才有可能写好诗文。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尽快掌握诗文写作的相关素材、语汇辞藻、典故以及名章秀句、句式、结构篇章，遂成为现实的迫切需要，于是类书应运而生。

第一部类书，乃魏文帝曹丕于延康元年至黄初三年间，命群儒编选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记载：“初，帝好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5］88可见，曹丕命诸儒撰类书，其目的在于通知古今、网罗天下学问，便于著述。因此，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卷四下说：

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盖施之文为通儒，厝于事为达政，其为益亦甚巨已。［16］

类书的作用在于“包络古今，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文人读类书，可以为通儒，而为政者读类书，可以明达政事。就是说，类书以类相从，把此前的各种知识、学问胪列，一方面，便于临事而征引考信，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熟悉其时全部的文化知识，而这一切皆有益于文人的诗文撰述。齐梁时，士大夫诗文喜欢使事用典，且以为学问浅深之表征，因而，类书更为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按类检索，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了丰富的事例、繁富的辞藻，从而准备了创作的“素材”。因此，中古时代，类书颇受人们的重视，大规模地编纂延续数百年之久①《皇览》之后，梁武帝萧衍诏修类书，刘杳撰《寿光书苑》二百卷，刘峻编《类苑》，萧衍更令编纂《华林遍略》；北齐后主高纬诏撰《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隋代则有《长洲玉镜》、《编珠》、虞世南《北堂书钞》之编撰；唐初则大规模编纂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初学记》三十卷等。。高士廉受唐太宗之命，编纂《文思博要》，其序说：“义出六经，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则，极圣贤之训，天地之道备矣，人神之际在焉。昭昭若日月，代明于下土；离离若星辰，错行于躔次。斯固坟索之苑囿，文章之江海也。是为国者尚其道德，为家者尚其变通，纬文者尚其溥。谅足以仰观千古，同羲文之爻彖；俯视百王，轶姬孔之礼乐。岂止刻石汉京，悬金秦市，比丘明之作传，侔子长之著书而已哉。”［10］卷六九九

高士廉说《文思博要》这样的类书，是学问的渊薮，足可与《左传》《史记》相媲美，亦可广闻见，备知识，所谓：“开卷而上下千数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骈四偶六，协律谐吕，为今人之文，以载古人之道，真学者之初基也。愚愿学者摭此以成文，因文以贯道，祈至于文王孔子之用心处而后止，毋为猎取其新奇壮丽之语，雕章缋句，以治聋俗之耳目焉，乃善学者也。”［17］南宋刘本《初学记序》

事实上，作为文章渊薮的《文选》在当时有着与类书相似的功用，其流行有其必然性。唐高宗永隆二年（681），进士考试，“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18］卷七五《贡举上》，所谓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19］卷二70。大约“文律”乃指箴铭论表之类实用文体的基本功用和格式，而“诗赋”重视声律对偶。《文选》选文重视“文之时义”，看重“随时变改”之文，在泛文学观念的指导下，既选录了许多诗赋类的纯文学作品，也选录了大量的应用文。从创作艺术而言，“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皆为美文。李善注本，完成于显庆年间（656－661），旁征博引，音、辞、事、义兼释，且颇注意知人论世和文意的贯通、理解，极大地丰富了《文选》的内容，并因此奠定了“文选学”的基础。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就指出萧统撰集《文选》之功：“搴中叶之词林，酌前修之笔海。周巡緜峤，品盈尺之珍；楚望长澜，搜径寸之宝。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9］3从作为学习、参考的资料这一角度而言，搜罗宏富的前代文章总集《文选》，和唐初所修撰的专供研习诗赋创作的《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具有同等的实用功能。于是，《文选》受到了唐人的宝重，李白有拟《文选》之作，杜甫、韩愈均精熟《文选》，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20］卷一四○，甚至诗歌形成了所谓“选体”，足见其影响之巨。可见，《文选》提供了“递相祖述”研习之范例。

四

当然，《文选》提供的是完整的篇章、精选的诗文，而类书以类相从，罗列的是一些知识的片断，甚至仅仅是辞藻的类编，并非系统的知识、严密的叙事或论述，对于作文，委实有其方便的一面，但学人从此不读原书，不究本原，则流敝无穷。朱熹曾批评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此书流传，恐误后生辈，读书愈不成片段也。”［21］卷三三《答吕伯恭书》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说：“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裨（当作‘稗’）贩，实学颇荒。”［1］1141事实上，在中古时期标榜“沉思翰藻谓之文”的时代，文人为求速成、以广见闻，积累知识、储备创作“素材”，往往舍弃原书，而以类书为宝典，以为学问渊薮，检寻典故、辞藻，敷衍成篇。如此，诗文在某种意义上，乃变相的类书，只不过是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编撰方式，对相同的材料进行华样翻新的再编排而已。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将之称为“类书式的诗”，并且说：

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22］6

人的才能有很大的区别，“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7］719，在以诗文为交际的时代，类书为众人准备了创作诗文的“材料”，提供了作诗的方便，倘若心无所见，则便于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以类书为阅读、寻检对象，这样，大家的知识、学问来源皆一致，自然就易于造成中古文学之递相祖述的现象，诗文相似度很高，很难出彩，可以说是将天才与庸人拉平，难以有大的突破和创新，正所谓“术不素定，则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7］543。可以说，类书的出现，加剧了递相祖述的现象，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材料”，锻炼了艺术技巧；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文学创作存在着陈陈相因，难以创新出奇的弊端，制约了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职是之故，杜甫倡言“递相祖述复先谁”，重视别创生面、有创造力的作家；韩愈则批评之，“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主张“陈言之务去”，“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23］541。黄宗羲以为：“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乃谓之去陈言。”［24］卷三《论文管见》刘熙载以为：“所谓陈言者，非必勦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25］68显然，陈言即指递相祖述而无变化的命意、造境、遣辞等。因而，韩愈提出要有充实的内容：“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23］145以济其模拟沿袭之穷，以充实之内容而改变一时创作风气。

递相祖述，是中古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文学创作中学习、演进的重要方式，也易于作者之间的互相学习，积累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当然也刺激作者着力求新求变，以创新出奇；而杰出的作家，往往开创一种新的表现领域及表现形式，引起诸人的慕习，形成一时的创作潮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自兹以隆，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杨、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26］1778所谓“各相慕习”，正是递相祖述之意。司马相如辞赋之重在体物，形象逼肖；班固辞赋则以言志抒情说理为长；曹植、王粲则彰显作家独特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皆开创一时之风貌，各自引领而形成一时创作风潮。至唐代，递相祖述而引领一时文学风貌的现象依然存在，唐人正有这样的认识：“唐有天下几二百年，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公张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华）、萧功曹（颖士）、贾常侍（至）、独孤常州（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10］卷七○三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而且，这一见解为欧阳修所继承，《新唐书·文艺传序》唐文三变之说，正是来源于此。

当然，递相祖述有其不足，往往限制才思，不能出古人之藩篱，实则把递相祖述的学习，变成了全然的摹仿，失去了积极的意义。而要在递相祖述的基础上，把握文学写作的纲要，熟练掌握，转益多师，广泛学习，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7］726，从而创作出有新意的作品来。因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人摹仿之病”条对此有所批评：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时有利钝，梁简文《与湘东王书》云：“今人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弃其所长，惟得其所短。”宋苏子瞻云：“今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金元裕之诗云：“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夫文章一道，犹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陆士衡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者，今且未见其人。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之矣。［27］1097

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27］P1098

而且，顾宁人指出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七发”条所论，“其言甚当，然此以辞之工拙论尔，若其意则总不能出于古人范畴之外”［27］1098。又《日知录》卷二一“诗体代降”条有曰：“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27］1194

千载而下，顾宁人的批评无疑是深刻的，要求“未尝不似而未尝似”——有传承有创新，更有自我。递相祖述，乃学习文学创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把握文学之纲要，事半而功倍；当然还应“转益多师”，融通各家各派、各体文学，而形成自己的创造，确立独特的文学风格。宋末的刘辰翁认识到递相祖述的意图，《须溪集》卷六“语罗履泰”条说：

杜诗“不及前人更勿疑，递相祖述竟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此杜示后人以学诗之法。前二句戒人之愈趋愈下，后二句勉后人之学乎其上也。盖谓后人不及前人者，以递相祖述，日趋日下也；必也，区别裁正浮伪之体，而上亲风雅，则诸公之上转益多师，而汝师端在是矣。［28］

事实上，面对递相祖述的困惑，唐代李德裕《文章论》则已经认识到文学创作，一方面必然要传承，另一方面也要求创新，有曰：“世有非文章者曰：辞不出于风雅，思不越于《离骚》，模写古人，何足贵也？余曰：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余尝为《文箴》，今载于此。曰：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杼轴得之，澹而无味。琢刻藻绘，弥不足贵。如彼璞玉，磨砻成器。奢见为之，错以金翠。美质既雕，良宝斯弃。”［10］卷七四二

文学创作的魅力大约就在于，于永恒主题的描写中，表现出不同的才情，以不同的艺术美、思想力量而发生感染作用，吸引古往今来的读者。然而，李德裕的意见，并未能引起后世的重视，学习诗文，往往深溺于因袭、模拟，以求肖于古人之声气、辞藻。章学诚目睹唐宋派古文大家归有光以五色批点《史记》——“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29］286亦步亦趋，唯恐不肖于古人，所谓“归（有光）、唐（顺之）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此类因袭、模拟，正是递相祖述之不足处之影响所致。章学诚以为：“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29］287和韩愈“文必有诸其中”一脉相承，为文之要，在于“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言，则其道矣”，“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29］288。章氏意见，实乃见道之论。

递相祖述，乃中古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有利有弊，也有其兴盛之必然，同时也揭示了文学史上的通变传承、相互影响，且为历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仁智之见纷然杂呈。正确认识这一通变传承，关键在于把握作家、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而非语源上的简单比附，抑或文学主张上的公然宣示。所谓通变传承，一种情况乃“显性”的，作家的文学创作一脉相承，甚至理论主张亦桴鼓相应，颇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类相从，甄别论述，容易形成一时之风气，为世人所关注、了解。另一种情况，则是“隐性”的，作家对自己所学习的前辈及其著作，并没有明确宣示，甚至没有片言只语的评介，然而深入考察其实际，无不受其人理论及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种隐性的文学现象，应该说是文学史上通变传承的常态，历来却鲜有关注。漠视这一隐性文学现象，就难以深入文学通变传承之实际，亦不能切入文学的内在精神意脉［30］。如若未能深入了解其内在精神意脉，故论其通变传承，论之愈多而隔膜愈深。李详证《选》，并非只是简单的《文选》注释，而是以扎实的功力，宏通的视野，探讨文学史上的递相祖述现象，是有其深刻意义的。缘此，方可比较好地认识文学的发展衍变，把握其内在理路，避免傭耳赁目之弊。

［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梁章钜.文选旁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3］李详.李审言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4］钱泰吉.曝书杂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9］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0］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1］段成式.酉阳杂俎［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3］王楙.野客丛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孙奕.示儿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焦竑.明史经籍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8］王溥.唐会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0］黎靖德.朱子语类［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朱熹.晦庵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23］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4］黄宗羲.南雷文集［M］.四部丛编初编本.

［25］陈立人，陈文和.刘熙载集·艺概［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6］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7］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8］刘辰翁.须溪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0］雷恩海.一种隐性文学现象之考察［J］.文学评论，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