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的批判理论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启示

李 风

(山东大学马列部，山东威海 2 64209)

美国学者詹姆逊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研究，他善于将各类理论融会贯通并借助富有哲学美感的词汇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展现了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剖析，凸显了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性，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始终坚持辩证法，意图通过辩证分析为资本主义发展难题寻找理论突破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历经数十年，无论是在基础研究层面还是在体系构建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暴露了不足，这些问题与不足和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相似性，因而本文借助对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的分析，反思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从而端正态度，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

一、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

詹姆逊“他被公认为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著称的那个批判理论传统的最前卫的辩护者”。［1］詹姆逊始终坚持以辩证法作为理论武器，力图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传播，通过批判的方式，不断反思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态势，试图为现今资本主义发展困境寻找理论出路，从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开始，詹姆逊凭借其对理论的执着，不断开创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王国。

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因而需要整体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生产方式不仅是一个历时系统，更是一个共时系统，“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詹姆逊并没有简单地接受文化的经济决定论，而是严厉地批评了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2］(P39)经济不能单纯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文化等共同处于生产方式之中，它们处于共时的空间内，因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晚期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后现代主义作为其主导逻辑是对现代主义继承基础上的否定性发展，后现代主义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与新问题。

首先，后现代主义消解历史。詹姆逊认为，理解历史需要借助文本的力量，需要通过叙事才能接近历史。然而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文本，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建筑物，我们无法从其中获取追溯过去，展望未来的图景。这一时期，拼凑发挥了强大的效力，尽管此时过去与未来被资本瓦解，拼凑却将思想与商品实现完美的拼接，但“拼凑是一种空心的摹仿 —— 一尊被挖掉眼睛的雕像”。［3］(P453)后现代主义消解历史，倡导当下的即时性，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过去与未来都不重要，关键在于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即时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至高无上性，人们只有具备消费的能力，才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潮流。因而，在逐利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逐渐陷入僵局。

第二，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后现代主义通过瓦解情感的方式消解主体，詹姆逊通过对两幅绘画作品即《农民的鞋》与《钻石灰鞋》的对比，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平面感，平面化的图景构建，后现代主义使主体情感处于表面之中，人们无法深入思考，更无法展开回忆，畅想未来。主体的消解带来的是个人特色的沦丧，世界上更多的物逐渐演化为机械化的复制品，科学技术不断复制大量的相同商品以适应经济的发展。此时，主体呈现碎片化的态势，精神分裂感是意符横行的结果，使用价值打败交换价值成为商品的主导推动力。娱乐明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更是商品化的主体的典型代表。

第三，后现代主义消解距离。一方面距离的消解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大众文化盛行，欣赏不再是精英的专权，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使通讯变得极为便利。另一方面，距离的消解也为人类带来了危机。过去、现在与将来距离的消解使得人类只重视当下的享乐，“‘历史性’所面临的危机驱使我们以全新的态度回到时间性的问题上来”。［4］(P469)后现代主义抛弃时间，否认历史，同时，视频技术的发展使“碎片”大行其道，后现代主义消解距离、文本等以碎片的形式呈现，看似连贯的逻辑却以差异与分解为主导，所有的意义都是通过拼凑的方式发挥作用。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距离消失，使得批评距离难以维系，“一旦有了适当的批评距离，文化实践才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立足点上攻击资本的存在”。［4］(P505)距离的消失，使空间以独特的姿态呈现，然而人们未对空间做出适宜的反映，人们普遍具有了空间迷失感。

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新变化，詹姆逊认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法重新进行文化测绘。“他这样来刻画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它作为一种文化，更多地从属于二律背反的概念，而不是辩证矛盾;在这个文化中，对立方保持对立而不根据经典的辩证法在某一更高的抽象水平上获得统一。”［1］(P130)因而，克服后现代主义弊端，必须抵制分裂坚持统一。在詹姆逊看来，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在不断进行反思以达到指引未来的目的，辩证法具有的批判性是在统一基础上的批判，因而文化获得解放发展的终极目标即建立政治联盟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只有坚持统一基础之上的批判才能获得前进的正能量，辩证法与实践的结合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使社会按照符合规律的方向发展。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言而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辩证法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理论指导实践，使实践不断趋向理论，才能够获得发展。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与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面对的相似问题

多年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最初关注具体方法到如今对体系的构建，研究层次逐渐上升，研究深度逐渐加深。在基本概念方面，学界普遍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视为具体方法的抽象升华。另外王玄武、郑永廷、刘新庚等从不同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的构建进行了阐发。但是，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也面临着与后现代主义相似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维度不明。历史是时间纵向发展的表现，时间并不仅仅停留在过去，而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综合。历史拥有纵向的维度也存在横向的空间，对于历史的分析总要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引下进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认知方式，然而，我们对其运用仍存在不足之处。20世纪80年代左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主要针对具体方法展开，在研究初期往往就方法而论方法，缺乏体系构建的前瞻性思想。在此期间，王玄武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书深入细致的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的新路径，“该书提出了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为逻辑线索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建构的思路，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3］(P108)这本书发表后学界逐渐转向体系研究，具体方法的研究逐渐淡化，许多遗留及新出现的具体方法问题被搁置，因而使方法的研究概念、层次、原则等受到很大影响。另外，在对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只停留在简单叙述，忽视古今环境变化，缺乏前后对比，甚至出现鼓吹、恶意贬低古代方法的两种极端倾向，亦缺乏对当代研究的理性思考。在中西方对比中，出现凸显西方优势，缺乏客观评价的偏离现象，对西方的借鉴并未切实结合本土发展，因而出现排斥反应。简而言之，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凸显难以有效追溯过去适用现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展望亦欠缺力度，缺乏对具体事件的深入挖掘，具体分析、抽象综合与实践应用能力亟待提高。

第二，客体、主体工具界定不明。客体主要是指研究对象，主体工具主要指研究者思维运用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学界主要呈现两种纷争:一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二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是以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因而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问题。两种看法包涵的研究范围不同，因而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内涵、层次等不同。另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本身就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何种性质，如何呈现该体系，学界并未有统一的认定或是说明。“思维方式作为人们思维活动过程中所运用的工具，它不仅是人们在抽象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工具，而且是人们在认识和把握对象的整个思维过程中所运用的工具。”［5］(P41)在研究者思维运用方面，辩证思维方法匮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对指导思想难以形成有效利用，因而未形成立体的、多角度的图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构建成为棘手问题。

第三，距离维系不明。研究者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够在问题之外看问题又能够结合具体环境对其形成完整认识，发现问题的目的不在于摧毁而在于重建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研究者普遍缺乏对距离的掌控，在认识过程中掺杂个人感情，与复杂的经济利益牵扯不清，客观中立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另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表面看起来呈现完整联系，但仍处于碎片化状态之中:逻辑联系不明，缺乏网络性整体认知，立体感欠缺等。系统构建虽已提上日程，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到达辩证统一的高度仍需加强各方协调。

总而言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与詹姆逊眼中的后现代主义在历史、主体与距离方面存在相似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主体与距离采取主动的消解，除非破除资本主义，否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其存在的问题，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处于社会主义的框架内，拥有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更易找到解决路径，对于它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应采取理性的态度，将问题各个击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对实践行为作出合理有效的指引。

三、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启示

詹姆逊的后现代批判理论展现了其对文化发展与人性解放的关注。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极力倡导的异质，破坏了同一性，因而使发展陷入困境，只有加强辩证法的使用，才能使反思重新获得有效力度，帮助资本主义社会走出发展困境。马克思主义虽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其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具体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境逐一击破，我们在坚持同一的同时，并不否认差异与对立，只有拥有宏观调控与微观视角，才能够洞察规律。因而，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思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思维运作指导理论，能够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防止其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同时，也能够使其保持发展的活力，完成有效的体系构建，应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坚持辩证思考，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再上一个台阶。

第一，以史为鉴。在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应加强历史维度的横向与纵向研究，学习借鉴的同时努力使其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我们不能刻意贬低古代或是西方的理论，更不能盲目崇拜，必须针对现实情况，认真研究对策，提高预警机制的研究能力，加大具体方法的研究力度，进而抽象出一般原理，以适应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体系构建。重视历史，适应现在目的在于指向未来发展，只有不断以史为鉴，明确目标，才能够为理论的实现可能性创造一系列的条件，使可能性趋向合理的现实性。例如，2014年5月28日晚，山东省招远市的麦当劳餐厅发生了一起恶意的杀人案件，行凶者是邪教组织——全能神教的成员，行凶动机只因受害者不愿提供电话号码，被捕后行凶者对自己所犯罪行无悔过之意，全能神教通过密集式的高压灌输使行凶者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摆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历史的经验，结合现实的情况，解决现存的问题，指引未来的发展。

第二，界定客体、完善主体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应对研究对象等细节问题展开界定，明确其内容、原则、规律等，使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与理性化。同时，不断提高辩证思维的应用，努力实现以立体化、多角度、多层次为特征的思维模式构建，在主客体、主客观、具体与抽象等方面实现发展，消除模棱两可的界定，使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加牢固，以更好的支持体系构建发展。

第三，维系距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者应坚持客观中立立场，反对“现实中，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成长为政治家”［6］(P41)的观点，坚持辩证态度，对理论进行深化研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推动方法论研究的体系构建。例如，近期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各省贪官纷纷落马，官员本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然而在金钱与权力的诱惑下，贪官们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敛财，以权谋私。因而，我们必须加强针对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方法的研究力度，认真分析官员心理，防患于未然。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信念，对各种社会思潮认真辨别，对各种思想有取舍的利用，不断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说，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许多机遇，又面临许多挑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同样还有许多问题亟待回应”。［7］(P20)

［1］肖恩·霍默．孙斌，宗成河，孙大鹏．弗雷德里克·詹姆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陈春莉．詹姆逊文化思想的乌托邦色彩及意义［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1)．

［3］董晓蕾．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综述［J］．思想教育研究，2012，(2)．

［4］詹明信，张旭东，陈清侨，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1997．

［5］张毅翔．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理论创新的研究思路［J］．学术论坛，2007，(4)．

［6］李兴建，王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政治家用理论掌握群众的一种政治活动［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1)．

［7］魏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的“瓶颈”与创新［J］．思想教育研究，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