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的特殊友谊——1960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援助

孔寒冰　张　卓

特殊年代的特殊友谊——1960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援助

孔寒冰张卓

摘要：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东欧国家中只有阿尔巴尼亚选择支持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深厚的友谊。中国方面，除了对阿尔巴尼亚经济资助、政治支持外，还签订了文化援助合同，派遣优秀文化教育工作者到阿尔巴尼亚进行文化支援。本文是对到阿尔巴尼亚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蒋祖慧编导、教钢琴的陈比纲教授和教授英语的张载梁教授的口述实录。三位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工作经历、异国印象、与阿方关系、生活娱乐等方面回忆了文化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事实与体会感触，从文化层面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国的“蜜月”关系。

关键词：文化援助；芭蕾舞剧；友谊

1963－1964年，中共与苏共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公开论战。两党在猛烈抨击对方观点的同时，重申并强化自己的看法。经过这场争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更加恶化。在这过程中，多数东欧国家追随苏联，而阿尔巴尼亚则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在这个特殊岁月里，中阿两国也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除了政治支持、经济资助之外，中阿友谊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在文化上的援助。本文实录了蒋祖慧编导、陈比纲教授和张载梁教授1960年代文化援阿的亲身经历。

蒋祖慧编导生于1934年，是著名作家丁玲的女儿，1949年底到朝鲜师从崔呈喜学习舞蹈，1955年被文化部选派去苏联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学习编导，1961年毕业回国后成为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后来先后改称中央歌舞剧院、中央芭蕾舞团）的专业编导，1964年成为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的三名主要编导之一。1966年被派到地拉那帮助阿尔巴尼亚演员排练《红色娘子军》。

陈比纲教授从小就跟苏联的查哈罗夫和拉扎列夫学习钢琴，1953年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又师从苏联钢琴家塔图良深造，1963－1966年间被文化部派往阿尔巴尼亚艺术学院任教。张载梁教授生于1932年，195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毕业，读书期间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口译翻译，1963－1966年作为专家赴地拉那大学教授英语。

蒋祖慧：教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跳《红色娘子军》

我是1961年10月从苏联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编导系毕业的，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舞蹈学院实验芭蕾舞团当编导。196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根据他的指示，1964年初中央歌舞剧院专门成立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班子，我是三位主要编导之一。为了拍好这部芭蕾舞剧，我们编导和演员特地到海南岛体验生活，这对塑造《红色娘子军》女主角琼花的形象奠定了扎实基础。另外，我们在《红色娘子军》舞剧编导过程中，借用了不少中国京剧的动作对芭蕾舞这种外来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强化了该剧的民族特色。《红色娘子军》不仅得到观众的称赞，也得到了领导人的首肯。毛主席称赞说，这出戏“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性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正是因为《红色娘子军》的巨大轰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希望能将该剧搬上他们的舞台上，邀请中国方面派人前去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派到地拉那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排练《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

在去阿尔巴尼亚之前，我正在芭蕾舞团编一部反映纺织女工的芭蕾舞剧，初排审查已经完了，正在准备修改。这时接到了去阿尔巴尼亚排演《红色娘子军》全剧的任务，同去的还有一个演员张策。我们准备的时间很短，只有十几天的时间，所以安排得特别紧。我们两个人做了分工，他把所有的男生舞蹈都学会，我学会所有女生的部分。此外，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舞美设备、道具、音乐服装等，如舞台灯光，舞台设计，服装设计，音乐的组谱，还有枪、斗笠等道具，布景也都是画好带过去的。派我们去的是文化部，但肯定也跟外交部有关系，是应阿尔巴尼亚方面的请求。在我们临行之前，文化部艺术局的负责人嘱咐我们，要与阿尔巴尼亚方面搞好友好关系，尽可能按照原样来排《红色娘子军》，同时也要宣传中国的情况。不过，到阿尔巴尼亚之后，我们在排练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点困难。比如，在制作演出服装时，我和当地负责服装的人找布料，还专门去了中国援建的毛泽东纺织厂，可都没有找到可用的布料。《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服装是的确良的，那会儿中国刚刚有，可阿尔巴尼亚还没有。所以，我们就通过中国驻阿使馆向文化部反映，希望从国内寄一些布料过来。不久，国内有关部门真的就将布料免费寄过来了。全剧演出的服装布料都是从国内运来的，都没有要钱，全是免费的。我觉得，指导阿尔巴尼亚人排演《红色娘子军》既是文化交流，更是文化援助。

虽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我并不担心阿尔巴尼亚的演员对这个舞剧的理解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这不仅仅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的政治氛围与中国的相同，还因为我留苏时的一个同学是阿尔巴尼亚人，叫戛纳齐，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好，常和他开玩笑，叫他叔叔。考试的时候，我们一起复习功课，他把大题都念给我，有时会念一个晚上。因为跟他很熟，我觉得去阿尔巴尼亚不会有什么问题。虽然《红色娘子军》政治性很强，阿尔巴尼亚人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从我的同学以及和我接触的人来看，他们当时的革命性都很强。由于国家关系恶化，苏联把阿尔巴尼亚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邓小平访苏的时候，我的阿尔巴尼亚同学见过，对我说，你们那个矮矮的领导人特别棒。

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原来都是在苏联学习的。1961－1962年间，由于两国关系恶化，苏联把那些还没有毕业的阿尔巴尼亚中专学生送回来了。所以，我们到地拉那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有两类，一类是我去之前毕业了好几年的，还有一类六年制没有毕业的，每一类大概都有十来个人，他们都是苏联帮助培养的芭蕾舞演员。

总体看，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的水平还是很不错的。像那个扮演洪常青的男演员完成动作的能力非常强，基本功非常扎实，很快就掌握了像窜翻身这样中国男性的动作。他的身体非常好，人们都开玩笑说他像猫一样有七颗心，因为他总是不停的让我帮他排。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演员非常能吃苦，学习劲头很大，热情也非常高。我们之间的沟通也很方便，因为我会讲俄语，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讲俄语。扮演小庞的那个小男孩对我说，你别看我们国家小，但金子和棉花相比，哪个重？金子重。阿尔巴尼亚虽然国家小，但阿尔巴尼亚人的自豪感却非常强。他们跟我讲，在卫国战争期间几乎每家都有人参加游击队。可能受这个影响，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人能够接受《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我对他们说，中国演员为了把娘子军演得更好，还到部队去当过两星期的兵，体验生活。可是，他们说，我们的男演员都当过义勇兵，我们女演员每个月有三天去轮流当兵。排练过程，有的女演员请假，原来是去当兵了。不仅如此，他们也说当兵都是从实战出发，就是下雨天也要顶着。所以，我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在排练的时候那么刻苦。另外，或许总吃羊肉的缘故，阿尔巴尼亚人的身体特别棒，能吃苦，体力也好。

《红色娘子军》在阿尔巴尼亚从排练到正式上演有四个多月。大概是五月下旬或五月中旬，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由于其他几幕还没排出来，我们就演了先排出来的《红色娘子军》的第二幕。周总理带来的文工团演出了《长征组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陪同周总理观看。这次演出很轰动，观众都非常喜欢。演完之后，谢胡和周总理走上台来与所有演员合了影。当晚，中国驻阿使馆设宴招待周总理，中阿双方演员也被叫去了。周总理对阿尔巴尼亚演员说，你演的连长和我们的连长很像啊，都演的不错。

《红色娘子军》最难演的就是拿着枪的兵。但是，阿尔巴尼亚的演员都当过兵，拿枪不成问题，演兵也不成问题。不过，《红色娘子军》里的演员很多，可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不够，后来又加进一些文工团的人。无论是排练还是正式演出，阿尔巴尼亚的演员都非常刻苦。一次排练的时候，两个演员脚都磨破了。有位女演员，为了让脚不那么疼，把鞋剪了一个窟窿眼儿，坚持排练和演出。我特别受感动。排演这《红色娘子军》，阿尔巴尼亚演员的热情特别高涨，我的那位同学经常NG（卡壳），但因为热情太高，很快（情绪）就过了。演洪常青、连长、老四、琼花的那几个老演员是从莫斯科毕业的第一届阿尔巴尼亚学生，完全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很专业，要求整齐，情绪调整也做得很好，真不愧为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拨芭蕾舞演员。他们对我们也很友好，排练完了之后到宾馆聊天。我和一个阿尔巴尼亚演员聊琼花的故事。他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我才从监狱里被解放出来的，当时我才六岁。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琼花的那种要反抗、要斗争感情。”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保留着反法西斯战争之后的革命激情，以及参加游击队的勇敢状态。

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的单位是国家歌剧舞剧院，他们的工作不间断，不仅排练《红色娘子军》，还要排练其他舞蹈，早上还要练功，晚上往往还有演出。晚上有演出的时候，下午的排练结束的就早一些。因为总有间断，《红色娘子军》的排练用了快五个月才排完。我们排的也很细。刚开始排的时候，我准备如果他们完不成动作的话，就把他们的动作简化一下。但是，当时中国驻阿大使许建国就跟我们讲，你们一定要按原样排，动作不能简化，要跟原来我们演的完全一样。

在阿尔巴尼亚排练《红色娘子军》期间，我们住在一个宾馆，生活挺好，吃饭也不花钱，吃完了记账，写个单子就行，没有任何负担，都是由阿尔巴尼亚方面接待的。通常在排练之后，我们都和阿方人员商谈下一个阶段怎么安排，排练当中什么问题也都互相沟通。阿方的团长也是总导演，经常到我们房间来聊天，对相关问题进行交流。总之，我在阿尔巴尼亚工作和生活这段时间还是很愉快的。1966 年7月中旬，我从阿尔巴尼亚回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在1967年的时候，我又有了一次与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合作的机会。

1967年，阿尔巴尼亚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和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艺术家在《红色娘子军》舞剧中再次合作。两位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参加了我们的两组演出，一个人演老四，一个人演琼花。他俩和我们一起排练，排练得很顺利，没有任何隔阂和不适应。中国演员对他们的感觉也特别好，说他们能力挺强的，比如演老四的那位学到了中国的那种味道，老四的那种劲头，挺卖力气的。演出完了以后，周总理上台接见中阿双方演员。他们参演《红色娘子军》这么成功，与我那次去阿尔巴尼亚帮他们排练有很大关系，他们有很好的基础，很快融入了《红色娘子军》的演出集体当中。当然，他们自己的基本功也比较好，技术能力好，也重视表演，人也很淳朴，所以很容易和我们融入到一起。

《红色娘子军》是新中国第一部原创芭蕾舞剧，我作为导演编导之一非常自豪。它除了在国内表演，还走出国门，到了阿尔巴尼亚并由当地演员排练和演出，受到阿尔巴尼亚观众的喜爱。阿尔巴尼亚芭蕾舞演员都是演古典戏的，但对《红色娘子军》很认可，这个从演员的排练就可以看出来。演员如果不喜欢这出戏，就会消极怠工。但是，阿尔巴尼亚的芭蕾舞演员不是，他们都很喜欢它，很努力地按我的要求做，没有提出异议，如说这个动作做不了能不能改一改，或那个动作难看等等。他们从没有提过这样的问题，都一致说这个动作挺好，那个动作也挺好。他们来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家合作，更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没有他们不高兴或者我们不高兴的情况。我们好像一直在非常愉快的心情下合作的。他们的那种直爽和拼劲很能感染我，有的时候比我们的中国演员还要热情，特别能吃苦，敢试验。我觉得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真不简单，敢想敢干。

陈比刚：教阿尔巴尼亚学生弹钢琴

我是1963年12月去的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之前，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从事钢琴教学。我从小就学习钢琴，大学毕业后就在附中教书，当时是附中钢琴学科的副主任。有一天，院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告诉我去阿尔巴尼亚支教的消息。在此之前，我对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很兴奋，也很高兴，觉得这也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一种援助。后来我听说是阿尔巴尼亚方面提出希望中国能派一名钢琴老师到阿尔巴尼亚任教。我刚开始与阿方订的合同是两年的。到期后，应阿方要求，合同又被延长了两次，一次是一年，一次是半年。所以，我总共在阿尔巴尼亚工作了三年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叫回来了。

中央音乐学院之所以选派我去阿尔巴尼亚教钢琴，可能主要是从政治和业务两方面考虑。领导觉得我政治没什么问题，业务水平还可以，平时工作态度也比较认真。当然，我也没有问过为什么派我去，也不好问。反正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服从就是了。从通知到启程，只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根本没有做什么准备，更没有经过培训，时间很紧，说走就走。

1963年12月下旬，我到了阿尔巴尼亚，在地拉那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地拉那音乐学院有钢琴系，十几个学生，可是一个老师也没有。以前可能是苏联老师教，苏阿关系恶化后，苏联老师可能撤走了。所以，我去的时候，钢琴系只有我一个老师。所以，我把这十几个学生全都包下来了。这十几个人都是大学生，挺聪明的，也比较热情开放，乐感比较好，但就是有点儿懒散。我教他们的时候，他们还算努力，因为我一个礼拜给他们上两次课，而且都是一对一的。这等于十几个学生每人每周都得上两次课，通常有的是礼拜一上一次礼拜四上一次，有的是礼拜二上一次礼拜五又上一次。所以，我的课程量很大，安排得相当满。反正有一个我就得教一个。大概有十五六个吧。我周一周二每天上午教三个下午教四个，第二天上午是四

个下午是三个，礼拜四、礼拜五又重复一遍。我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和业余生活了，只是偶尔到使馆去坐坐，或者跟体育老师打打牌。这就算是我们的娱乐生活了。在教这些学生的过程中，他们说阿尔巴尼亚语，我也听不懂，当然他们也不懂中文，开始时也没有翻译。好在弹钢琴有时候不用语言也能交流，我弹给他们听，他们照着做就成了。教钢琴不是理论课，所以不一定需要讲太多。我教授他们的钢琴课程与在国内教的一样，都是古典作品，世界通用的练习曲，如巴赫的、贝多芬的、肖邦的等等。

我对这十几个学生一视同仁，从不因为学生能力差就轻视他，相反我会对他更加关心，不让他感到有压力。我对他们都很好，他们也对我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我还跟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呢。总的看，学生都很努力，学习上也没什么太大困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的乐感都比较好，学得也比中国学生活，但有时候比较懒惰。不过，因为我每个礼拜上两次课，他们也就不敢偷懒了。所以，这些学生的进步比较显著。地拉那音乐学院将这些情况反馈给了中国驻阿使馆，说我工作得不错。所以使馆对我也很照顾，我可以随便自由活动。比如，我可以跟这些同学去玩，可以骑自行车到几十公里的城堡去。当时，一般出国人员的活动是受限制的，如外出要两人同行等等。但我是一个人在地拉那音乐学院工作，没法两人同行。所以，使馆允许我自由行，可能是我的表现特别优秀，对我很放心。

在阿尔巴尼亚教授钢琴期间，我特别喜欢到中国驻阿使馆去，觉得特别亲切。在使馆真正感觉到，我是个中国人。在使馆，我见到了好几位中国领导人。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两次，李先念副总理来过阿尔巴尼亚一次，还有陈毅副总理也来过。我在使馆都见过他们，握过手，合过影，那时候所有的使馆人员还有留学生都聚在一起了。我还记得，周总理在使馆对大家讲，他主要是搞外交去了，只是在使馆跟大家简单地见个面。我对他们印象都很深刻。

我在地拉那音乐学院工作了三年半。1966年6月，中国驻阿使馆通知我回国。在这三年半期间，我就教了这十几个学生，他们的钢琴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可能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印象还比较好。我也没有辜负国家对我的希望，一直很认真地工作。所以，当跟他们道别的时候，他们很舍不得我走。在机场送我的时候，他们都哭了。我也想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不过，在“文革”期间，我还见到几个学生。2008年，我又一次见到了几个学生。这些都是我没想到的，真的很意外。

我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以后，就像一个罪人似的。那时候军宣队已经进校了，学院领导们都已经被关起来了。我呢，好像也算是黑线人物。可是，我当时才三十三岁，他们还不能把我当黑线人物啊。所以，想整我，又有点儿无从下口。说我是去当外国专家，但是，我去的是毛主席说的“天涯若比邻”的国家。所以，他们拿我没办法。我记得军宣队的同志跟我谈话，他的那个眼神我永远忘不了，太鄙视我了！我问他，我什么罪过啊，干嘛那么看我啊。之后我又参加了工作，帮助串联的

红卫兵搞火车票。后来我也参加了红卫兵，带上了红袖章。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挺光荣，因为是跟着毛主席走嘛。但是，后来我也就不那么看了，因为“四人帮”倒了，“文革”是一场时代浩劫。不过就在我做红卫兵的时候，一个阿尔巴尼亚的歌舞团来中国访问，其中就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不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了我。所以，我跟他们见了两次面，第一次到天安门走走玩了一圈，第二次去了天坛。有意思的是，我和他们在天安门和天坛转的时候，不是回忆过去在一起的时光，而是向他们讲道理，宣传文革的必要性。今天回想起来，唉，我真是糊涂。但那时候我真就那么认识的。那次见面很愉快，我们相聚了两天。

2008年，我去阿尔巴尼亚故地重游，专门到了我教钢琴的那个学院，还象征性地上了一次课，教的是贝多芬奏鸣曲。我的那位学生这时已经是系主任了。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把到阿尔巴尼亚教授钢琴这件事情既当业务工作，也当成政治任务。那时候，国际形势是反修，因为苏联跟我们决裂了。阿尔巴尼亚也跟赫鲁晓夫翻脸了。阿尔巴尼亚孤立无援，苏联人把他们的专家撤走了。于是，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求援，我们就得援助它。我就是众多援助者中的一分子。跟我一起去的还有教英语的张老师、孙老师，教体育的老师和教练，还有水电方面的专家、总工程师，其他工业方面的专家，总之有很多人。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都是无私的。我接触的这些中国同事在那边都工作得很好，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也很好，非常融洽的关系。当然，首先还是政治上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张载梁：教阿尔巴尼亚学生学英语

1957年，我从北外英语系研究生毕业，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在北外英语系工作，从大学一年级学生教起，以后又教过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经过五六年时间，我有了初步的教学工作和科研能力。我估计，这可能就是选派我去阿尔巴尼亚教英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学英语的人很少，念英语专业研究生的人更少。根据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订的文化合作协定，阿尔巴尼亚请中国派专家去帮助它进行英语教学。1963年初，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准备去阿尔巴尼亚教授英语。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最好的时候，两国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政治立场。特别是，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小国有勇气、有胆量去挑战另外一个大国苏联，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支援。中国也很佩服它。我们最高领袖毛主席不是引用了一句王勃的诗句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尔巴尼亚虽然离中国很远，但是我们却有比邻一样的感情。所以，在那么多人中单单选中了我，我当然觉得很大的一个光荣。

我本来准备1963年年初去阿尔巴尼亚。后来阿方提出还是赶在学年开始的时候去比较好，所以就拖到1963年下半年才去，开始了在那儿的三年工作。我们的

派出主管单位是教育部，也算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一种援助吧。据我了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的援助，除了英语教育之外，还有钢琴教育、舞蹈教育等等。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到阿尔巴尼亚讲学。比方说，当时人民大学很有名的教授何干之，应邀到阿尔巴尼亚讲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作家，如“南海长城”的剧作家。所以，中国文化教育方面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内容很广。在体育方面，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派去过篮球教练、排球教练、体操教练，一共好几拨。这些都是根据文化合作协议进行的，中国方面也请了阿尔巴尼亚专家来教阿尔巴尼亚语。

在去阿尔巴尼亚之前，我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不是特别了解，不过也知道一些，因为看过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嘛，另外也从报纸杂志的介绍中知道一些，但不具体。那时候，人们都知道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对阿尔巴尼亚的印象特别好。所以，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人们都特别愿意去的，把这当作全力以赴的事情。

在赴阿尔巴尼亚之前，我做了一些准备。为了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我就找了我们学校阿尔巴尼亚来的专家，请他介绍情况。另一个准备就是搜集一些图书资料。我了解到，阿尔巴尼亚那边的英语专业是新开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图书资料。当时，阿尔巴尼亚和我们一样，外汇很少，不会用很多钱去买国外的图书。为了到阿尔巴尼亚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提前准备了很多图书资料，邮寄到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所以，我到了阿尔巴尼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大使馆把自己的书先取出来，找了个车运到我住的招待所去。我是暑假期间到的阿尔巴尼亚。到那儿之后，我了解到有一本书要教，是英国挺有名的小说《名利场》。这本小说是英文的，要讲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文体特点等等。所以，我就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了两堂课，两个小时的连讲。那真是全力以赴的讲。

到阿尔巴尼亚之后，我最突出的感受不是工作，而是相当热的两国关系。我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在路上走，有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被老师领着在那儿散步。看到我之后，孩子们哗的一下子把我给围上了叫“kinez”，“kinez”。那一刻我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些孩子们都是天真无邪的，肯定是大人告诉他们中国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老朋友等。这一幕直到现在还印在我脑海中。

九月份开学的时候我到了阿尔巴尼亚，没过多久，10月1日就是我们的国庆节了。阿尔巴尼亚朋友非常隆重地庆祝中国的国庆节，地拉那大学还专门开了一个纪念会，把我请到主席台上就坐。这次纪念会还拍成了新闻片，在电影节里播放。我的学生国庆节那天送了我一盆文竹。这盆文竹我养了三年，我走的时候还挺好，可惜带不了，不然我就把它带回中国。可能因为地拉那大学英语是个新的专业，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所以，我的课因为条件限制也不是每堂都讲得很好。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同事、我的学生都很尊重我。我记得上第一堂课的那次，我们的系主任带我去见学生。他讲了一番话，我也讲了一番话。我说我很荣幸能够为这座横

跨欧亚大陆的大桥添砖加瓦，你们大家和我一样都在为这个大桥添砖加瓦。后来，我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大家还觉得挺好。

在碰到工作问题的时候，大家在中阿友好气氛下，解决起来也比较容易，能够互相理解。比如，因为条件不够，我也不是每堂课都讲得很有意思，但阿方的师生能理解我。那时，中阿两国之间的友谊已经深入人心，这种友谊在我的生活中随时可以遇到。第一学期期末，系领导找我，说评先进工作者，把我给评上了，还给了我一笔奖金。后来，我请示我们大使馆并说这个奖金我不能要，我是去支援他们的，若拿了这个奖金，有的阿尔巴尼亚人就拿不到了。于是，我就委婉地把这个奖金退回去了。当时，我们援阿人员都是这样的，不需要什么回报，只是尽我们的力量把事情做好。根据中阿文化协定的安排，我们专家去阿尔巴尼亚的往返路费都是中方出，我们的工资也由中方来发。阿尔巴尼亚方面只负担我们的吃和住。住的地方呢，他们有一个中国专家招待所。我们吃是在那个Dajt旅馆，当时它是阿尔巴尼亚最好的旅馆了，相当于北京饭店。旅馆里专门开辟了一个中国专家餐厅。这个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这个餐厅做的是意大利式中国餐，但很好吃，我也挺喜欢吃的。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太喜欢吃西餐。一位来自上海的工艺方面的专家就吃不了西餐，结果每天就吃白空心粉和煎蛋，倒一点盐，每天三顿就吃这个。吃了好几个月，好在他的工作时间没有我长，没有吃三年。生活上的确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但阿尔巴尼亚方面对我们招待得挺好，后来还请中国大使馆的大师傅去教他们做中国菜。

我在地拉那大学工作了整整三年，感受最深的就是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它们体现在各个方面。从我们角度来讲，就是怎么把工作做好。从他们角度来讲，就是怎么把我们接待好。大家都是很尽力的。我在国内的时候，一个礼拜大概是十到十二节课，在地拉那大学我一个礼拜教了十九节课。为什么呢？刚开始我教的是学英语的本科生。后来，知道地拉那大学来了一个教英语的中国老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外交部派一批领导干部来，要利用这个机会学英语。阿尔巴尼亚过去用俄语，这时要和别的国家打交道，俄语不行了，所以学英语是很急需的一件事情。于是，我又给党中央和外交部的领导一个礼拜上两次英语夜校。后来呢，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要学习英语，因为他们做外交工作英语比较有用。所以，我又为他们开了三个班，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这真够我忙活的，有太多的事情要干。

就具体的教学工作来说，地拉那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注重外语的实际使用。所以，我给学生、外交部干部上课就用我们国内的办法。先从语音开始。欧洲人学外语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各国语音相近，很容易用本国的语音去发别国的语音。比如，阿尔巴尼亚语的“r”是一个打嘟噜的音，而英文的“r”不打嘟噜。所以，我就从头教他们正确的发音习惯。阿尔巴尼亚老师就不是这样来教外语，不是从头来纠正发音。另外，我还给学生开了一门口语实践课，这也是地拉那大学以

前没有的。1965年，阿尔巴尼亚在国庆期间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市中心的展览馆搞展览。利用这个机会，我就组织学生们到这个展览馆里用英语来讲解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每个学生轮着来讲，你讲工业，他讲农业，效果非常好。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帮地拉那大学起草了一个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这在阿尔巴尼亚可能还是第一个英语的教学大纲。这时，我教的学生中已经有毕业生了，其中有三个人留校做助教。我就指导这三个年轻助教做科研，帮着他们写论文。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工作。到我回国的时候，地拉那大学也是热情欢送，组织我们中国老师到全国去参观，南面到了萨兰达，北面到了斯库台、东到科尔查等地。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已经到地方上教英文，主要是在中学里教英文。我到了斯库台之后，碰见了一个陪着旅游团做导游的人，他就是我教过的学生。我教的学生已经开始在那儿用英语工作了，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安慰。所以，这三年我过的还是挺踏实的，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去的时候，按照国内规定是工作三年，到两年的时候可以回来休一次假，休假之后再去工作一年就回国。在欧洲，人们是比较在乎这个的，你怎么可能一个人离开妻子儿女到国外去呢。所以，阿方就说我们把您的爱人也调过来工作怎么样？我也不好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也没有调成。那时我的孩子才四岁，在上托儿所。所以，有时候我还是挺想家的。但是，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的援阿专家都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记得周恩来总理教育我们的一句话，就是清代龚自珍的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意思就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嘛，家庭什么的都放下来。但是，这对欧洲人来讲恐怕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我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具体困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地拉那大学的图书资料太少，因为英语专业刚开始，也没办法用很多外汇去增加原版书。根据中阿两国文化部的协定，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一批书籍，比方说中国的大学英语教科书。后来，阿尔巴尼亚就用我们的英语教科书。尽管这样，地拉那大学的图书资料还是不够。我工作起来时常捉襟见肘。比方说，我讲到的《名利场》那本书，足足学了一个学期。一本小说学了一个学期，这对老师是很难的。学生上课也是这样，总是这本书，时间长了，学生都烦了。我虽然也能理解，可我也没有别的书啊。精读泛读口语，我都得上啊。泛读应该读很多书，不是读一本书。因为没有别的书，所以，我那本《名利场》整整读了一个学期。

在与阿尔巴尼亚同学相处的时候，我感觉他们很尊重老师。所以，你向他们要求的话，他们都会尽力地去完成。另外，他们在生活上也帮了我许多忙。我不会讲阿尔巴尼亚语，看病时就叫一个学生当翻译，我说英文，他给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那个医生的话就翻译成英文。我到阿尔巴尼亚各地旅游时，所到之处，也都是学生来陪着我。

地拉那是首都，相对而言生活条件更好一些，但也谈不上有什么业余生活。举个例子吧，每到礼拜六，我能到大使馆看电影。但是，大使馆的电影很少，老放杜

近芳演的那个《野猪林》，看得那个“野猪林”都变成“家猪林”了。这个电影我现在也认为挺好的，但老看也不行啊。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期间，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是由阿尔巴尼亚人负责的。我喝咖啡可以去Dajt，不要钱的，只签个名就行。咖啡馆找地拉那大学要钱去。但是，中方内部有规定，我们不能带阿尔巴尼亚人去占这个公家的便宜。吃饭也是一样，每天都有菜单，你点个什么菜，吃完了签个名。如果中方专家是地拉那大学请的，饭店就拿单子去找大学要钱。如果是工业部门请的，他们就去工业部要钱。当时，我们也都比较简单，自我约束，如不天天吃鸡。实际上，你可以顿顿吃，因为菜单上有。后来中方规定，一个人一个礼拜只吃两次。

1966年6月，工作合同到期，我就离开阿尔巴尼亚回国了。临走时，阿尔巴尼亚朋友还以各种方式欢送我。比如，我的三个助教到我家里来送别，我教的那些夜大班干部专门请我到一个俱乐部喝酒。地拉那大学还让我到阿尔巴尼亚各地转了一圈。不过，我当时的兴奋没在依依不舍感觉上面，而是迫切地想知道中国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当时的思想很简单，只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不能错过。其实，我也可以晚一点回国，但着急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可是，我到了北京，下飞机后也没人来接，那时北京全乱套了。

从我个人来说，1963－1966年是我一生当中的一个亮点。到欧洲去教英文，今天也挺值得回忆的。我去的时候是31岁，回来时34岁。这个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开阔了眼界。以前在国内，我就是在外语学院教书，圈子比较小。出国之后，我经过苏联、匈牙利，又到了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觉得自己的思路开阔起来了。另外，物质生活的档次也比在国内高了很多。这三年我也比较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中阿在一段时期里建立了火热的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关系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是不可持续的那种关系，用英文来说就是“unsustainable”。阿尔巴尼亚在欧洲是欠发达国家，但当时它的生活水平比中国高，可是要中国竭尽全力去支援它，什么都要我们给它提供。这是不可持续的。国家之间只能合作，合作才能够持续发展。所以，我认为当年的回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里面有些不可持续的因素。

当然，在阿尔巴尼亚的三年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比如，我教的一个班里有两个学生，我忘记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由于是少数民族，是受歧视的。他们没有和我说这些事情，但我可以感觉到。我还有一个关系比较好的阿尔巴尼亚同事，他因同学生谈恋爱被大学开除了。后来，他给我写信，告诉我那些年过得很苦。阿尔巴尼亚政局发生变化后，他当上了驻外大使。对于后来中阿关系的破裂，我倒没有觉得什么。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永远好，因为决定国家关系的因素太多了，不是一种感情就能决定了的。

（责任编辑：赵彩燕）

作者简介：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张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尔巴尼亚语部记者、翻译（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D1；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5）02－007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