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雷：记录中国的真实世界

文/陈雪莲

阎雷，1962年出生于法国，父母均为画家。1985年他以自由摄影家身份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中国拍摄之旅——《KALTEX在中国》（1987年）、《歌海木寨》（1990年）、《壮丽的中国》（1995年）、《中国》（2003年），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60多万张关于中国的照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2005年，阎雷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法国国会授予骑士勋章。

阎雷是活跃于上世纪的法国人文地理摄影师，曾经被台湾“摄影教父”阮义忠收入其具有启蒙价值的摄影书籍《当代摄影大师》之中。他是继马克·吕布和刘香成等摄影大师之后，专注拍摄中国时间最长的外籍摄影师。

春节前，52岁的阎雷出现在北京纳福胡同，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曾经的英俊少年如今已经被岁月雕刻成一位富态有余的“法国老头”。

他平时跟家人住在离巴黎250公里的法国南部乡下。上个月，为宣传新近出版的简体中文版摄影集《昨天的中国》，阎雷带着中国妻子（前外交官，现为中文教师）和10个月大的混血女儿陈茉蝶（以他最爱的中国茉莉和法国蝴蝶为女儿命名）回到北京的家中小住，接受一波波中国媒体的采访。

喜欢拍“社会主义中国”

阎雷所属的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这里的人热爱旅行、脾气固执，阎雷显然从先辈那里继承了这些基因。当年这个勇敢无畏的帅小伙，背着相机，从巴黎到世界各地，闯荡得热烈而自由。借助当时女朋友的帮忙，他获得贴身拍摄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一年政坛生活的机会，成为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进入爱丽舍宫长期记录总统生活的摄影家，而且他还是第一位进入朝鲜拍摄的西方摄影家。当然，他那个“到中国去”的梦很早就萌芽了。

1979年，17岁的阎雷听闻中国开始对外国人发放旅游签证，就决定学习中文和国际贸易。1985年1月，他第一次来“社会主义中国”，此后，他无数次来到中国，为近30年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彩色影像记录。

翻开这本收入他1985-2000年拍摄中国的摄影集《昨天的中国》，能看到很多大全景、大俯拍，他喜欢拍“社会主义中国”的墙体语录和各类广告牌，以及标语和广告下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照片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购买家具家电，牛仔裤、皮鞋、香烟、可口可乐等现代化的物件。中国开始有公共电话和大哥大、手工购买股票，开始用计算机学习贸易，他捕捉了彩色的集市、街头和公园里人们的公共娱乐生活……业内人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外国报纸杂志上的中国照片，大部分都是阎雷拍的。这种拍摄的力度和完整性在中国摄影家中也非常少见。”

阎雷在中国的摄影生涯中，有几件事情值得一提。

2013年6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阎雷是最初的发现者。20年前，他来到元阳与在此世代居住的哈尼族人生活了6个月，完成以《山的雕刻者》为名的一部电影、一本画册，第一次将哈尼梯田介绍给世界，被欧洲媒体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1986年4月，阎雷和西蒙·普拉蒂纳斯、韦利·皮埃尔和斯瓦兹克·阿索尔，以及一个背在婴儿兜里的十四个月大的婴儿阿卢拉，一起踏上了一场历时三个月的中国旅程。“我们想开创一种新的报道风格，用油画、雕塑、摄影和纪录片的方式来记录中国人的生活。”1987年，他们在法国展出了这个多媒体的展览《KALTEX在中国》，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2003年，他出版的大型摄影集《中国》，在六个国家发行了几十万册，《昨天的中国》是其简体中文版本。

“他从不说中国坏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开国门初期的中国如何面对一个异国来者？阎雷讲述了很多有意思的往事。

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有个小孩看着他，叫道：“妈妈，妈妈，有一个老外从电视机里出来了。”那时候很多中国人都还没见过老外。

1989年，阎雷在广西三江和贵州黎平一带拍摄侗族的生活。“你是鬼吗？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当地人好奇地摸着他的皮肤和头发，“长成这样，太不幸运了！”一个人说。

毫无疑问，年轻时的阎雷是闯入东方世界的大胆冒险王。在北京，他曾经用相机对准两个人拿刀子互捅的打架场景，拍完了才知道后怕。“最严重的一次是，1988年我前往新疆伊犁拍摄哈萨克族人，出了车祸，被关进了监狱。”他在旅馆也曾多次遭遇突击检查，但也总能化险为夷。“拍了六七年后，他们发现我是‘中国的好朋友’，并没有干什么坏事。”他笑着说。

在《昨天的中国》摄影集中，有一段对阎雷1989年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六个月经历的叙述：“我想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去旅行，去更进一步地探索，从中发现并传递我的热情，传递那些故事、那些文化的魔力。在距离我所认识的那些时髦艺术家们几千英里远的地方，我感觉到自己终于离中国的真实世界更近了。”

阎雷作品《哈尼梯田》

虽然阎雷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代，“物质很贫瘠，不太自由，还觉得外国人是特务”，但他仍旧言必称赞中国：“中国很安全，我从来都没有被人抢过或偷过相机。在其他国家，都丢过相机，在阿拉伯国家拍摄时，甚至有人要杀我”，“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好的变化”。阎雷的好友、策展人那日松也说：“阎雷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从不说中国坏话，他特地把我叫到法国，就是要以一个中国编辑的视角来甄别照片，怕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专题摄影的黄金时代

事实上，阎雷拍摄中国的那段时光，也正是顶尖人文地理摄影师的黄金时代。他说一个出色的专题图片故事，那时杂志社能开价二三十万元求购。

那段日子，阎雷的业务风生水起，欧美、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都有杂志争相购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也被那日松称赞为“专题摄影的样本”。

“我年轻的时候，在摄影界非常有名的，生活也很热闹，我的车都是奔驰的，我在巴黎的房子经常举行聚会，很多法国明星来。”阎雷告诉记者。

阎雷作品《歌海木寨》

而如今，摄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最好的图片故事，顶多只能卖到七八万元；杂志社不再向独立摄影师高价约稿，而是更经常地从网络上的海量图片库里搜索需要的作品；很多有名的杂志社、图片社不得不偃旗息鼓，连他一向敬重的美国《国家地理》也有点儿自身难保了。

“我以前一个月卖照片收入至少四万元，现在只有一千五百元，世界上最好的摄影师都快不行了。胶片摄影变成了过去的事情，很可惜。”他无奈地说。

2000年前后，也许是源自艺术家激情洋溢的天生气质，加上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严重的躁狂抑郁症几乎摧毁了阎雷的职业生涯，甚至于他的生命。

“我36岁时病情最严重，最难的是下决心出门，我拍康巴藏人时，一直都在哭。”病情好转后，作为治愈躁郁症的典范病例，他写成并出版了《曾经骑着暴风骤雨的我》一书，描写自己的患病经历和感受，让更多人了解躁狂抑郁症。在那日松眼中，患病而努力工作的阎雷令他敬佩，“他是我见过的意志最坚强的摄影师。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这么多年，他一直坚持拍摄、展览、出书，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摄影师等等。”

在病痛和摄影市场不景气的双重打击下，阎雷不仅显出超过年龄的老态，也不得不考虑从事其他工作。

现在，除了最重要的工作“跟女儿在一起”之外，他正在整理出版自己摄影集的中文版（跟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签署了七个出版合同），写一个法国人在中国探险和恋爱的电影剧本,他还开启了新业务——向中国富人卖法国城堡和别墅。“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真正长期关注中国当下普通人生活的好照片了。如果我还年轻，我会去拍摄中国的污染、堵车、奢华浪费等问题。可惜，我一个人拍不了，需要更多人来拍。”阎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