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爱 如 伤——读《沙漠上鲜活的鱼——中国现当代女性形象透视》

■马金艳

本文从周文英的学术专著 《沙漠上鲜活的鱼——中国现当代女性形象透视》 出发，运用女性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对该专著进行解读，从而分析她的文艺批评立场以及她的多重文化关注视野。

周文英完成了她的专著 《沙漠上鲜活的鱼——中国现当代女性形象透视》的写作和出版，并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正如学者陈思和所言——“周文英是相当自觉的学者，她从女性的文化困境出发，既能够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建构起充满感性的辩证分析体系，也能够自觉地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大进程中把握民族文化更新的理性规律……”她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民族女性命运的觉醒和当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启蒙，以本真的解读方式来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阐释作者与作者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语境之中，社会制度和传统习俗等所谓父权力量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文英在这些文本的空白缝隙之间读出了男性话语暴力对女性形象的扭曲，还原女性形象丰厚鲜活的生命力量。

通过女性所具有的现实语境使文本呈现不同于男性心理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像周文英这样的女性——土生土长、熟谙本民族语言、接受了正规系统教育，并且是一位妻子、更是一位母亲。她的文艺批评也相应呈现出多重的批评眼光，身为传统纳西族妇女，深知数百年来纳西妇女的隐忍与坚韧、对玉龙第三国的不舍追求和向往； 身为妻子和母亲， 深知恋爱与婚姻中的磕磕绊绊因而觉醒；身为大学教授和文艺批评者，由此启蒙女性民众 （所有的读者）， 她从文本细读开始， “寻找文本所演示的矛盾、冲突、空白和沉默，揭露男性批评家的性歧视，检验文学和美学判断的有效性，并进而觉醒到妇女生产的文本将占据与男性文本完全不同的地位”。

她选取了她精读过的现当代文学家们的作品： 有老舍的 《骆驼祥子》， 鲁迅的 《伤逝》， 张爱玲的 《倾城之恋》 与 《连环套》、《金锁记》，张宇《疼痛与抚摸》，皮皮《渴望激情》，懿翎《把山羊和绵羊分开》等；也选取了纳西族女性作家晓龄 《天边女儿国》和和晓梅 《女人是蜜》的作品。她把这群女性形象群作为一个群体，探讨她们与作者、社会的关系，肯定女性形象们坚韧的生活态度和热情，寻找文本被刻意遮掩的部分，以女性、 学者的多重身份阐述她们的爱恨悲欢。虎妞、子君、白流苏、霓喜、曹七巧、翠翠、王一、 戴乔、 水月、 阿菊旦蜜金、 小侉子……构成周文英解读文本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一重视野；在文本中作家老舍、鲁迅、张爱玲……与笔下女性人物的关系构成第二重视野，他们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是否心怀怜惜，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在写作？周文英作为第三重视野， 从女性、 妻子、 启蒙者、评论者的角度来看待人物形象与作家的关系。我们选取三个篇章进行分析：

开篇的章节题目是 “一个人的舞蹈——老舍《骆驼祥子》虎妞形象透视”， “一个人的舞蹈”写出了虎妞对爱的渴望，也写出了虎妞的孤单与无助。虎妞没有得到过真正的母爱与父爱； 在祥子与小福子的纠葛中穿行，抓住了祥子的人没有抓住祥子的心。在老舍的笔下，虎妞是 “一个既旧又新的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 “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第15 章）；在祥子的眼睛里，虎妞被描写成尖嘴的狐狸；在众人的眼里成了 “一块煮老的猪肝” （第15 章）。为什么虎妞是如此可憎的一副模样呢？周文英以母亲的体验告诉我们——因为她缺乏母爱的呵护与滋润，所以没有少女的腼腆与温柔，所以她强悍、厉害、精明。在祥子以及老舍的眼里，这种形象就不是 “温婉可人”的可爱女性，而是活脱脱的“悍妇”形象。周文英通过文本细读，以女性的视野为虎妞鸣冤——“虎妞的性格是一种结果，但在老舍和所有男性读者那里却被认为是一种原因，并且进一步巩固了虎妞的粗俗可恶的形象。” 在祥子的悲剧命运论中， “在众多的理论文章里，一般都认为祥子堕落的结局虎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是虎妞诱骗和强迫了祥子，使祥子在虎妞编织的命运网里无力挣扎出来”。实质上，周文英从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分析虎妞对祥子真诚的爱，来驳斥祥子的虚伪——“一方面在虎妞身上讨便宜，一方面又用男性的伦理道德观来排斥贬低虎妞的魅力”。 也有从理性的文艺批评者的视野——然而从虎妞特定的环境和现实位置来解读虎妞，虎妞只是一个有自己个性和追求的充满魅力的女人，她听从自己内心最真切的渴望来追求爱和性的欲望。然而在祥子、老舍和诸多男性读者的眼里她确实 “粗俗可恶的”。 周文英用三重视野，分析虎妞与祥子的爱情并对祥子以及作家老舍虚伪的道德伦理观进行批判。作为女性文艺批评家阅读文本时，通过展示她们忽视了的男性阅读与文本诸要素的撞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把自己放在男性批评通常试图占据的位置上，她就能提供一种更宽泛和更综合的洞见，以分析和确定男性作家和男性批评家有限的和带偏见的阐释。

在鲁迅的小说 《伤逝》的解读中，周文英归结子君的人生为 “新女性的呐喊与呐喊的失败”， 启蒙的后果竟然是被启蒙者的无辜的死亡。她以人、女人、妻子的视野认为，“子君， 作为女人， 为爱无所畏惧， 而作为人，却几乎完全不知道在时间上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挣脱封建束缚而步入婚姻之门后，依然是千年不变的对男人的依附 （不仅仅是物质的）， ……在个性和思想上缺乏独立性”。对涓生的行为充满了鄙视， “看似有学问有思想，实质上很差劲，……，既缺乏‘新’ 思想提倡的责任感又丢失了传统男人‘旧’ 的养家义务” 。 她的分析一语中的，文本中涓生、子君的命运以及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启蒙者鲁迅与被启蒙者朱安、许广平的命运纠葛，点明了女性在男性视野下的命运意义。女性批评者在文本阅读中，通过文本的裂隙和空白读到女性性别自我形象的日趋成熟，看到女性的视点、立场、审美观照方式和体验方式。周文英在做一种尝试，通过文本细读，把女性形象从男性或中性文化的压抑中剥离出来，并反过来以篡改男性权威话语的方式瓦解着男性话语的叙述结构，进而把作为男性权威的各种概念铭刻在一个更大的文本欺骗中，以揭露男性文化隐而不宣的意识形态欺骗性。

在对纳西族女性作家和晓梅《女人是蜜》的解读中，她终于挣扎着言说本民族女性命运，把自己以及有着相似命运的纳西妇女们放进了文本，于是狠狠地把“喉咙展开”。她是一个纳西族女性的代言人，以本民族女性的视野关注和晓梅的创作——和晓梅，我和她一样流淌着纳西民族的血液，一样从云大中文系毕业，一样的教师育人的干净而平静的职业，太多的东西让我面对她的小说的时候，总感觉到有太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传统和习惯，规定好了的行走之路和命运，我们已经不知道还去改变些什么，方向在哪里。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爱和苦难、 生命力的透支和凋零、鲜花般青春的开放和枯萎、挣扎的命运……太多太多共同的东西，从她们的昨天，到我们的今天，也可能是我们女儿们的明天！惯性的呼吸让我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现在我必须把自己的喉咙展开，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晓梅作品中的大多数女性， 如 “含蜜金”、“阿菊旦”、 “小门儿母亲”、 “水月白”……在历史时空里，只是作为 “边缘人”存在的，丧失了“主体性”，身不由己被父系社会以符合其自身原则的方式纳入社会秩序(人伦)。 由于男性力量的强大， 女性成了物化的对象。 在这个庞大的封建伦理体系中，女性只能在 “孝女节妇”和 “女妖祸水”之间进行选择和认同。她们当中，如果反抗了父辈的旨意，那么就被冠之为 “红颜祸水”；如果牺牲了自己的青春与爱情顺从了父辈的意志，那么就被誉为 “孝女节妇”。周文英、和晓梅都生长在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上，她们理解她的先人们的爱和苦难，所以 “把喉咙展开”进行言说是多么地真实和迫切！

正如纳西族学者赵晓鹰所言， “周文英的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在评论那些小说的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是在分析作家们精神上的自渎和意淫式的望梅止渴，分析作家们如何在自己的天堂和地狱里演绎自己生命中隐蔽的一角。而其实，整本书完全是在借别人的小说说事，小说和其中的人物只是周文英想要表达某种观念的一个托词。实际上，她并不是要对 ‘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形象’进行透视，而是在借这一群虚拟世界中的悲哀的女性来表达一个主题——女性的命运、女性的抗争、女性的呐喊和绝望。”因为爱，才要诉说、抗争和呐喊，尽管不一定得救，也许还会收获伤痛和绝望。悲悯、忧患、仁爱、同情都是爱的表达。专著的主标题——“沙漠上鲜活的鱼”就生动地阐释了这个主题，各篇章中女性形象的呐喊、抗争与绝望只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 从女性生存环境来说，“沙漠” 可以指女性生命中必定遭遇的恶劣和凶险； 从与女性相对立的男性群体来说，可以指男性在社会力量中权利和支配权的强大和无限。 复旦大学中文系 《第九位寡妇》的讨论会上，严歌苓说 “女性是跪着宽容世界的”，这一“跪着”和“宽容”也就决定了女性生命力的鲜活和顽强。尽管有爱就会有伤痛，但以跪着的卑微和无私的宽容来融入这世界。结合周文英对虎妞、子君、阿菊旦等人的命运分析， 我们要理解并铭记一点：作为女人， 在一生中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 不管作为妻子、 母亲、 教授还是其他，最最根本的角色其实是女性自身。周文英的批评正以厚实的文化积淀、犀利的洞察力和审美判断能力， 以理论的热情和阐释激情，形成全新的话语风格和精神言表气度。这种思辨与活力、 深邃与轻盈正来到我们中间，显示出当代文学批评一个不俗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