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武汉高校内迁经过及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武汉高校内迁经过及历史意义

黄家猛， 李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3)

摘要：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祖国山河大片沦陷，全国各高校亦未能幸免于难，多数受到日军狂轰乱炸。国民政府应时局之变制定了高校内迁政策，开启了一场特殊时期的对高等教育的保卫战。武汉地区高校的内迁作为全国高校内迁的缩影，具有特殊的影响和意义，它们为中华教育保存了自身元气，对所迁入地区带来了文明的种子，同时锻炼了师生们不畏困难的坚强意志。

关键词：抗战时期；武汉大学；中华大学；华中大学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黄家猛，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李瑞，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 265.9文献标识码： A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中华大地，日寇铁蹄所到之处，逞凶肆虐，烧杀抢掠，满目疮痍，尤其对我国学校及学术文化机关，肆意摧残破坏，无所不用其极。“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之目标”[1]。妄图用炮火摧毁反日文化之集散地，切断中国未来之文明。中国各大高校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浩劫和损失。国民政府针对时局，为延续中华文脉，保存教育资源，对高等教育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其中就包括高校内迁的方针，自此很多高校纷纷内迁，寻求避难。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全国高校内迁原因、经过、影响及意义等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①，但对武汉高校内迁尚无专文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事实上作为全国高等教育重镇的武汉，其高校内迁有其自身的特点及意义。本文主要从武汉地区三大高校内迁的经过、生存发展及历史意义谈一谈粗浅的看法，以此就教于各位专家。

一、武汉高校西迁的背景

1.抗战爆发后武汉高等教育损失情况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虽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1938年1月至8月，日军对武汉地区进行多次空袭，更有甚者进行毒炸。高等教育资源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大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武昌国立武汉大学及省立农专两校，受沦陷损失合计1905000元(图书仪器大部分皆已运出，损失较少)，数字系就当时物价指数言。”(下同)[2]699“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受沦陷损失，各校合计100万元(中华、华中及艺术三校图书、仪器、药品等无大损失，文华大量珍本图书未能于武汉沦陷前运出，传出已为敌所劫夺，损失在15万元以上)，数字系就当时物价指数言。”[2]699

2.国民政府高校内迁政策的出台

面对日军对高等教育的大损害、大破坏，再加上日军战火的步步紧逼，生死攸关之际，为保存中国教育的精英和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不得不就高等教育的政策做出战时调整，做出了高校战时转移、内迁的决定。1937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其对各级各类学校战时的应变和调整做出了初步的部署，要求如下：“各省市教育厅局如其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应酌情形分别在左列之措置；于其辖区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以短期修课；于战事发生或逼近时，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高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行归并，或暂行附设于它校；暂时停闭”②。《战区内学校处理办法》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国民政府内迁政策的基本形成。

3.全国高校内迁情况

根据国民政府内迁政策的要求，各校更为了保存自己学校高等教育资源，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内迁。八年抗战期间，高校内迁也上演了声势浩大的保卫战，先后大迁移了三次。共分为三个时期，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1937年8月至1939年初。这一时期迁校数量合计约为56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在教会的保护下保持中立；私立沪江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就近迁入上海英、美租界，暂求庇佑；“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4月，由长沙迁入昆明，三校共同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分别迁往四川各地；浙江大学经历五次迁校，最后驻足在贵州遵义[3]。

第二个时期是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天。这个时期迁校数量共计约21所。因日本与英、美等国关系恶化，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华南地区不再是以前的“安居”之地了，因此，原迁入上海英、美租界的上海交大、沪江大学被迫南迁至重庆，滞留北京的燕京大学迁往成都；原迁广西的江苏省教育学院，原迁昆明的上海医学院、私立朝阳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因边境战事紧张再次迁到四川[4]93。

第三个时期为1943年夏至1945年抗战结束。这一时期迁校数量合计约为21所。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战火燃逼西南内陆。在贵州的北平铁道学院、湘雅医学院、之江文理学院、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和散居广西的香港华侨工商学院、云南大理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等，纷纷迁至重庆[4]93。

在时间上大体分为三个时期，而在空间上基本集中在以下四个地区。第一中心区域，是以重庆、昆明、贵阳、成都为主的西南地区；第二中心区域，是以广西、粤西、粤北、湘西、湘南为主的中南南部山区；第三中心区域，以浙西、浙南、赣中、赣南、闽中、闽西等为主的华东南部丘陵地区；第四中心区域，是以陕南、陇东、关中为主的西北地区。

二、武汉三大高校西迁情况

随着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内迁，武汉地区的高校内迁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武汉地区的高校根据地理位置，选择了就近的西南地区。迁入大后方之后，这些学校师生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教学，服务抗战，为教育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下面以武汉三大高校西迁为例，详细阐述内迁的经过及迁校后的生存和发展。

1.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1937年8月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不断失利，12月南京沦陷，日寇三面夹击武汉。国内形势日趋恶化，1938年2月21日，武汉大学召开了第322次校务会议，大会主题是商讨迁校问题，商请教育部拟将一至三年级暂迁四川乐山，并于暑假后酌情再迁贵州贵阳。此次迁校方案获准后，本月，经第323次校务会议决定，成立迁校委员会，杨瑞六教授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在重庆、宜昌两地分别设立迁校办事处，先将部分重要的图书、精密仪器运往四川[5]562。这次迁校在乐山人士支持下，“勘定文庙、龙神祠、三清宫、李公祠、火神庙、三育学校、进德学校、露济寺、观斗山等房屋为校舍”③。1938年4月，部分师生先迁乐山上课。同年7月，王星拱校长带领六百多名师生及员工西迁乐山，安排校本部和文、法学院设在当地文庙，理学院设在李公祠，工学院设于三育学校，实习工厂设于观斗山，印刷厂设在三清宫，其余均为宿舍③。这次武大西迁乐山，国民政府教育部给予三万元用于迁校事宜。

迁校之路，并非平坦。迁校途中，图书、仪器、设备在宜昌、万县两次被日寇炸毁。“1938年12月11日，日寇轰炸宜昌，炸毁武大西迁途中停泊的船只，一百四十余箱珍贵图书资料和精密设备，加之1939年2月4日运往万县的五十余箱精密仪器全都毁于战火。”[5]5641939年8月19日，日寇狂炸乐山。“1940年3月4日存放在汉口的图书被日寇洗劫一空，损失总计5万册。”[5]563到“1940年4月，全校图书只剩下十万册。”[5]563当时因为经济困难，只能少量购买弥补损失。部分图书因怕再遭日寇空袭，已转移至乡下。

“西迁乐山时，仍有教授一百零四人，讲师十三人，助教四人随校入川。”[5]564学校虽迁至乐山，但学校仍重视师资质量。为了保证师资质量，1939年以后，武大陆续增聘了近百名教授。例如“叶圣陶、朱光潜、高亨、黄方刚、孙祥平、朱君允、杨东莼、燕树棠、梁百先等知名教授，同时学校还尽力在外地聘请名教授，从应届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中挑选品学兼优者作为教师的新生力量。”[5]564此外，先后派遣多名教授出国研究，遵循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多次邀请外国专家来武大讲学。五月，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应邀来武大讲授“生物化学专题”。

当时很多师生的生活很艰辛。靠贷金生活的学生每餐能有一碗白饭吃就算是好的，有些学生则全靠红薯、白开水过日子。很多武大师生为求生计，不得不从事各种“副业”，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翻箱倒柜，变卖旧物；第二，托人求情，兼职代课；第三，做小生意。生活的艰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很多师生因为水土不服，感染疟疾、乐山地方病(疤病)，致使当时武大师生的死亡率愈来愈高。

2.华中大学西迁云南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告急，华中大学准备内迁。华中大学内迁先后迁移了两个地点，一个是广西桂林，一个是云南喜洲。1938年7月3日，华中大学从武昌辗转迁至广西桂林。1938年9月下旬，华中大学在广西桂林开学，这时学校学生共有130名。教学工作虽然在按计划进行，但是日常所用的仪器和设备10月份才能到达，这严重影响了理学院几个系的教学进度[6]。“10月份，武汉失守，桂林成了日机狂轰乱炸的目标，华中大学部分师生宿舍被炸，导致无法正常上课，乃决定再次内迁。”④此时，张资珙教授被学校派往昆明联系校址。另外，韦卓民校长和卞彭年教授也恰好在昆明洽商，其间结识了喜洲当地开明绅士严子珍先生，在交流中严先生把喜洲作为华中大学办学地点推荐给了韦校长。为了学校的迁校事宜，韦校长遂亲自前往喜洲当地进行考察。考察过后，韦校长又把云南喜洲推荐给了学校的临时执行委员会⑤，建议即刻迁至喜洲。韦校长的调查结果基本符合执委会的要求。得到批准后，1939年2月，在喜洲当地开明绅士严子珍先生的大力赞助下，华中大学的师生们便分批起程，途经越南河内、云南昆明，久经周折，终于在3月迁至云南喜洲。华中大学以当地的大慈寺、张公祠、奇观堂等寺庙和宗祠作为校舍，“借用大慈寺周边几处街巷、村落、祠堂、民宅等作为师生宿舍安居下来”[7]。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师生们仍坚持教学。“从1939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学校在云南办学达8年之久”④。

作为为数不多的私立教会大学，它既有优良的办学传统，同时又受到欧美发达国家现代高等教育的启迪，兼容并蓄，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在遵循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大方向下，保持独立办学风格的少有学校之一，这一传统在西迁之后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归纳起来华中大学的治学经验、教学特点和学习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第二，充实图书设备和开展学术活动；第三，聘请高水平教师；第四，以讲民主、讲法制为学校治学和管理原则。

华中大学虽迁至云南，但是并不是封闭教学，不闻天下大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不光在战时，远在抗战爆发之初，何功伟烈士在华大读书时就积极参与民主运动(何是中共鄂西地下组织负责人，1942年牺牲于湖北恩施)[8]328。“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华中大学则成为了当时武汉地区范围内学生运动的发起单位。此外，李志疆同学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学生组织，后来又召开时事座谈会，创办《茶洱半月刊》，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抗日斗争。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还通过书信、电报、壁报、座谈会等形式，不断对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进行宣传和声援。

华中大学迁喜洲后，攻坚克难，教学成果显著。八年来招收云南籍学生300多人，毕业后有的在云南省内外各地工作，有的同学在国家外交部任职，还有的同学在大专院校任教[8]329。学校在云南办学期间，对大理和喜洲的文化事业也有很多贡献。首先，教育学院的学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会到当地的私立五台中学(现大理第二中学)进行教育实习，在师资方面上给予支援。其次，华中大学师生对白族的语言文化保存，培养白族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对南诏、大理国的历史及文化古迹进行了实地调查与考证，对洱海水质、水生物种以及生态系统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3.中华大学西迁重庆

1938年秋，日军战火席卷半个中国，致使北方各大学，如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纷纷南迁，国民政府对国立大学的搬迁都自顾不暇，中华大学作为一个私立大学想依靠政府救助往后方搬迁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当时在日本内阁担任要职的重光葵致信给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不要离开武汉，学校照此办下去。另外，曾任侵华总司令的冈村宁次，是他年轻时的友人。凭借这些资源，他可以稳稳地在武汉办他的大学，留在原地，扣在头上的是“汉奸”的骂名。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校长陈时选择了坚持民族气节，不为留日同学、日本前驻汉口总领事重光葵(后任外相)所诱，不愿师生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毅然于“8月⑥间将大学部迁往宜昌小溪塔，再迁重庆南岸下龙门浩涂山之麓，借两湖老禹庙复课”⑦。迁校过程久经周折，陈时先行到重庆，设法把当地觉林寺湖北同乡会旧址作为中华大学的战时校址，派人先将其占住，之后再回到武汉计划搬迁事宜。“把图书、仪器设备搬到宜昌小溪塔，再把这些物品分批装箱用木划子往长江上游运，快到重庆时，木船上不去，只得用人力拉纤，师生员工有的乘木船，有的坐汽车，有的则徒步，辗转到了重庆。”[5]574“1939年冬及之后，经校董和校长多方募款及教育部补助，添造二层楼房2栋，学生多至600余人。”⑦

“1938年12月，大学部在重庆复课，时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化学、数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系及会计专修科”[9]。然而，迁至重庆后，学校运转出现了资金困难，陈时只能通过到处“化缘”⑧，维持办学。就算如此，陈时一直坚持办大学，包括文、理、商三个学院。此外，陈时还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当时的重庆本身就是一个人才汇集的地方，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中华大学的迁入也为重庆吸引人才创造了条件，陈时抓住时机邀请知名学者、教授来校任教和讲学，充实教师队伍。其中“郭沫若教甲骨文，卢前教中国文学史，太虚法师教佛学，张君励教魏晋玄学，先后来校讲学和演讲的有邹稻奋、邓初民、陶行知、杨杰、冯玉祥、邵力子、范长江、李公朴、顾维钧、胡适、张群、陈立夫等名人物”[5]574。一时间，中华大学可谓人才济济。这些知名学者的加入，对于中华大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华大学一向自由之风盛行，学校除重视师资力量的提高之外，还支持各种文艺活动，以陶冶学生的性情。如学生出演的京剧《窦尔敦》和《棒打薄情郎》，特别聘请京剧的专家莅临指导，演出时学生还租借行装，整个费用都是学生们一点一点拼凑的。话剧《野玫瑰》则请了当时‘中影’的叶露西老师指导并参与。邹昌炽老师组织了“Glee Club”，中文名叫“欢乐合唱团”，自我娱乐，唱洋文歌《老人河》，晚会跳交际舞[10]24。此外，学生也自行组织课外活动，如“当时的大地合唱团，学生自动捐款购纸张，自刻自印歌单，由李世椿同学任指挥，每周一次，参加的学生有五六十人，四声俱全的合唱，所唱的歌曲除流亡歌曲外，还有《黄河大合唱》，黄自的《佛曲》，以及反侵略的歌剧《秋子》”[10]25。虽在战时，但学生仍热情不减，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活与祖国的热爱，丰富了自己的课余生活。

到了抗战后期，环境更为艰苦，物资匮乏，再加之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死亡的恶魔随时会光顾每个人，然而这些并没有摧垮中华大学师生的意志，师生们意气风发，教学井井有条，按部就班。

三、武汉地区高校西迁的历史意义

武汉地区高校西迁正是全国高校内迁的缩影，在这次战略大转移过程中，高校内迁，使中国的教育精华得以保存，并在战时得以维持、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文化教育事业的传承，保存了最后的火种。同时客观上也对所迁入地区和周边地区人才的培养、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大举西迁的过程，很多师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克服生活的困难、科研条件的恶劣，仍心系国家，坚持教学，这也磨练了师生们坚强的意志。

1.为中华教育保存了最后的火种

抗战并没有切断文化血脉，内迁高校克服困难，仍坚持科研，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抗战及建国的后备人才。

武汉大学一向重视科研，迁乐山时，图书资料、仪器设备遭日寇轰炸、抢劫，损失惨重，加之当时经费欠缺，使学术研究陷入了困境，但现实的困难并没有阻断师生坚持科研的热情，仍因地制宜地创造条件开展科研活动。1939年，学校组织生物学系学生在假期赴峨眉山实地采集动物标本；1940年，计划设置了选矿室和冶金实验室；恢复了原先的《文哲季刊》、《社会科学季刊》、《理科季刊》等刊物；添设了文、理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和工科研究所，内分别增设了政治学部与电机工程学部。至此，武汉大学就有了文、法、理、工四科研究所，下设十一个学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诸如自然科学座谈会、工程座谈会、文学座谈会，使学校的科研学术气息逐渐浓厚起来；不少师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许多论文专著；学校每年都举办一次“科研展览会”，鼓励师生们积极科研，展出时共分为六大部门，具体是理化、矿冶、机械、生物、土木、电机等部门，师生们当场表演并就相关问题解疑释惑，参观者甚为踊跃[11]。

三大高校西迁对所迁地区与周边地区知识人才的培养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武汉大学于1938年春迁往乐山，在武昌时据统计仅有一名乐山籍学生，到乐山后第一年招生，就有乐山籍学生五人，随后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至1946年已有三十余名乐山籍学子加入到新生队伍中来③。中华大学于1938年8月从武昌迁往宜昌，之后在当年冬季辗转又迁至重庆，到重庆后的第一个学年，全校各年级学生人数为320人，其中只有一半来自战区，剩下都为四川籍学生[12]。华中大学西迁之前，学生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两湖地区，传统意义上属于“大西南”地区的学生寥寥无几，而云南籍学生更是甚为罕见。搬迁至大理喜洲之后，西部地区尤其云南籍学生的数量增长幅度很大。到1941年秋天，云南籍学生更高达174名，占整个在校注册学生总人数的68%以上。“如果加上贵阳、广西两省及川西、湘西两地来的学子，那么仅在校学生变化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说西迁后的华中大学‘已成为一所真正的西部地区的大专院校了’。”[13]

2.对迁入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南地区本身就是文教相对落后的地区，高校的内迁给当地教育播撒了文明的种子。不仅体现在给所迁入地区的高等教育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而且对于基础教育的进步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充实了当地的师资队伍。三大高校很多教师和学生到当地基础教育的岗位进行任教，保证了当地的教师数量和质量。这里以华中大学迁滇后，为五台中学提供大批师资力量为例。如华中大学韦卓民校长、教育学院院长及系主任黄溥教授在教学与师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五台中学鼎力的支持和友好的帮助，派教育学院吴再兴教师到五台中学担任教导处主任，安排外籍老师安德森等带领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到该中学直接用英语进行教育实习，同时一些华中大学的教师和优秀学生也到五台中学兼课[7]。二是为当地创办了新的中学和小学。如中华大学，迁渝后，在重庆办有中华中学，仅开办之初就收容学生近2000人。武汉大学在乐山创办的武大附中和附属小学，也吸纳了不少失学的孩子。三是为当地学校无偿捐赠教学设备。1946年4月17日，华中大学回返时，把一批实验仪器、设备，还有部分药品、图书留给了五台中学[7]。同样，1945年武汉大学迁回到武汉时，武大把在乐山添置的房舍、家具用品和中小学一切设备，无偿地全部捐赠给了乐山③。

3.磨练了广大师生的意志品质

校舍简陋、设备不足、生活艰苦、空袭频频，这是抗战时期三大高校内迁西部面临的普遍问题，广大师生面对困难，并没有被生活打倒，反而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不忘本业，心系国家。

据《抗战以来的中华大学》一文记载：“本校教员待遇在全国大学中为最低额，自生活指数渐高，员生每日蔬食陋居，安贫乐道，自导师制施行以来，师生之间，情感更趋融洽；现各级学生三百二十人，来自战区者，占二分之一，多赖教育部资金维持，均能仰赖政府培植之至意，努力学业，担负将来建国责任。”[12]正如这篇文章记述的那样，迁入云南的师生，远离家乡，亲朋离散，只能靠微薄的薪水和极少数的政府补贴维持生活，但艰苦的生活磨练了师生的意志，教师安贫乐道，大家齐心合力，共度时艰。同样，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学生们住的是“破旧的庙宇”，而且被分散在七个地方学习和生活。武汉大学工学院大一年级的男生最为辛苦，开学军训在月耳塘街，实习上课却在城外，无论是风雨交加还是酷暑严寒，都要在其间奔波往返；稍微耽搁，就有可能赶不上吃饭，就得饿着肚皮学习③。不光校舍破旧，而且因学校无力为教师们安排宿舍，教师们便只能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无奈之下部分教师就向当地民众租借房屋。为了生计，教师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诸如变卖旧衣物，在校外中小学兼职代课，当家庭教师等等。教授萧君绛、吴其昌等均因贫病交加而死。武大教授吴熙载回忆：“我在武汉大学工作了八年，算下来有将近七年时间，过着在外兼课的生活，每个星期都要来回奔走于乐山城与牟子场之间，一到县中学，在三天内连珠炮似地上完20节课，晚上还要为学生批改作业和备课，三天后，又风尘仆仆地赶回武大，准备实验和上课”③。

注释：

①代表性的文章参见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在现有的成果中，都将武汉地区高校作为其一部分进行研究，而专文研究武汉地区高校内迁的，则较为少见。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③卢祥麟：《在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载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23-233页。

④范麟章：《抗日战争时期迁滇的武昌华中大学纪事》，载惠世如主编：《抗站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02页。

⑤“临时执行委员会”是在1938年10月上旬，汉口校董事会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临时执委会，在校董会不能与西南的华大联系时行使校董会职能，其成员有：韦卓民、薛世和、卞彭、胡毅和安德森。参见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1993》，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第87页-88页。注：华中大学即华中师范大学前身，1953年华中大学与中华大学、中原大学教育学院等合并，组成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校名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是国家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

⑥参见周振训：《抗战以来的中华大学》，第二条抗战转移情形：自抗战军兴，武汉为军事要地，奉令疏散，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迁于宜昌后坪，九月开学上课，甫及三週，武汉撤守，复呈准再迁重庆。

⑦邹昌盛：《陈时与中华大学》，载娄章胜，郑昌琳主编：《陈时教育思想与实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⑧参见李珠、皮明麻主编：《武汉教育史(古近代)》，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574页记载：陈时拿着一个募捐簿子，到处“化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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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余子侠．华中大学西迁述论[M]//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310．

[责任编辑：刘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