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视阈中的体育文化与民族精神

摘要：作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与体育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鲁迅年轻时喜欢体育运动，推崇尚武精神；留学日本时弃医从文，提倡思想革命；后来参加新文化运动，成为我国现代文化革命的主将。他站在时代、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关注体育运动，阐发体育精神，高屋建瓴，见解精辟，他对“新武术”的评论，对“不耻最后”“费厄泼赖”和“力之美”的论述，对我们今天建设和发展体育文化、中华文化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体育文化；体育精神；民族精神；新武术；力之美

中图分类号：G8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6-0001-05

Shando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Jinan 250102，Shandong，China2014年2月，一篇极为简短的新闻引起了人们对鲁迅与体育关系的兴趣，题目是《习近平引鲁迅之言喻中国精神》，说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中国冬奥会健儿时，引述了鲁迅下面一段话：“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发挥道，只有锲而不舍，中国才有未来，我们才会建成体育强国。

这段话出自鲁迅的杂文集《华盖集》中的一篇文章《这个与那个》，全文共四节，第三节的标题是《最先与最后》，习总书记的引文便出自这里。在这段话中，鲁迅借体育比赛阐述了他关于民族精神的重要观点。

其实，鲁迅与体育的关系及对体育的论述远不止于此。鲁迅一生关注思想革命，也关注体育。鲁迅虽不是体育专家，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体育的论述及他论述体育的独特视角至今仍能给我们以一定的启示。

1“戎马书生”

像许多孩子一样，鲁迅幼时活泼好动，求知欲强。家里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后花园都留下了他快乐嬉戏的身影。他喜欢园中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喜欢听草丛中油蛉低唱，蟋蟀弹琴，喜欢看轻捷的云雀直窜向云霄。他尤其喜欢带图的书籍，他从《山海经》中知道了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神话英雄刑天，他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他喜欢影描武侠小说《荡寇志》和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绣像，这些小说中都有大量的打斗场面，让幼时的鲁迅爱不释手。

1998年，鲁迅赴南京求学，先进江南水师学堂，后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是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军事学校，目的是培养海陆军将校。中国一向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所以，鲁迅进新式的军事、洋务学堂无异于“把灵魂卖给洋人”，倍受奚落。但在这里，鲁迅学到了迥异于传统教育的新知识，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阅读了英国人所著的现代生理学和营养学方面的书籍《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等，对现代体育有了初步的了解。

学军事需要有强健的身体，自然要进行操练、打靶等军事、体育训练。鲁迅这时喜欢骑马，有一回竟从马上摔下来，碰断了一颗门牙。鲁迅当时二十岁左右，年轻气盛，又深受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思想影响，便常到清兵驻防的明故宫一带去跑马[1]476-477。直到晚年，鲁迅仍对此念念不忘，当他得知青年作家萧军喜欢体育锻炼时，便回信道：“运动原是很好的。但这是我在少年时候的事，现在怕难了。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每天都要跑它一两点钟的。然而，自从升为‘先生以来，就再没有功夫干这些事……”[2]

据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回忆，鲁迅在南京时刻有一块石章，文曰“戎马书生”，还署过一个别号“戛剑生”，稍后又有迅行、令飞等别号，都可以看出鲁迅早年的尚武精神，他对体育运动的热衷和对强健体魄的追求。[1]394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6期2014年12月 张云龙文化建设视阈中的体育文化与民族精神No.6 20142“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当时，正值我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鲁迅深受影响，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那是一个斗争的时代，也是一个尚武的时代。鲁迅到日本的第二年，就创作了一篇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描写斯巴达人誓死抵抗波斯侵略并最终获胜的故事，表现了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他向国人大声疾呼：“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3]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36岁便因病而逝，当鲁迅稍稍有点医学知识后，他深感中医之不可靠，他甚至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所以鲁迅到日本后，便选择到仙台医科专门学校学医，希望学成后救治一些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的痛苦，战争的时候便去当军医。不料却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幻灯事件”，他在幻灯片中看到了久违的中国人，有的马上要被日本人砍头了，有的却在一旁观看，一样是强壮的身体，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给鲁迅以强烈的刺激，使鲁迅深深地感到，最重要的不是救治国人的身体，而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鲁迅回到东京，提倡文艺运动。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呼唤拜伦式的“摩罗诗人”，他称赞摩罗诗人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希望唤起青年和民众的行动[4]66。他称赞拜伦“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4]83

自然，要学习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摩罗诗人，就不仅需要有强健的精神，也需要有强健的体魄。让人深思的是，就在论述摩罗诗人的文章中，鲁迅以游泳为喻，论述了文艺的作用。他说：“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4]71。”这正说明了体育与文艺的本质联系：体育锻炼人之体魄，而文艺涵养人的性情，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塑造健全的人格。

3“新武术”与“鬼道主义”

五四时期，我国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贵族与平民等各种文化思潮此伏彼起。鲁迅积极参与了这些思想论争，其中就涉及到体育，特别是当时倍受关注的“新武术”。《热风》中的随感录三十八、六十四和后来收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的《拳术与拳匪》都是对此而发的。

五四前后，有人以“强国强种”为号召，提倡打拳，提倡新武术。曾任山东教育会会长、众议院议员王讷，提出“推广中华新武术建议案”，于1917年3月经众议院通过；时任济南镇守使马良写了一本《新武术初级拳脚科》，经北洋政府教育部审定为教科书，引起社会的关注和争议。一些守旧人士和团体人如中华武士会极力反对，说他们“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鲁迅对此也持反对态度，但他反对的理由与守旧派完全不同。他认为“新武术”仍然弥漫着迷信和“鬼道主义”气息，与义和团的神化拳术、愚昧迷信一脉相承。所以他说：“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4]309”又说：“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谭腿‘戳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鲁迅评论道：“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4]364

后来有人反驳鲁迅，鲁迅进行了反批评，题目即《拳术与拳匪》，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武术将迷信色彩甚重的义和团引为同道，是对于“鬼道主义”大表同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予以驳斥。他说：“总之，中国拳术，若以为一种特别的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因为这是小事。现在所以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作时髦的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5]83

这体现了鲁迅当时对传统文化的一贯态度。五四时期，新思想刚刚输入中国，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稍有退缩，就有复古的危险。加上当时传统文化弊端丛生，当务之急不是探寻所谓传统之精华，而是大力输入新思想。所以，当时鲁迅对我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意见，他甚至主张少读或不读中国书。

现在看来，鲁迅当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免偏激，单从武术的角度讲，鲁迅对“新武术”的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确；但从文化的角度看，鲁迅重点批评“新武术”带有迷信色彩的“鬼道主义”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

4“不耻最后”

鲁迅论体育精神最精彩的部分便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引述的那一段。在《这个与那个》一文中，鲁迅谈到他看学校运动会时的观察与感想。他说，竞走的时候，大抵最快的几个人一到终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的甚至失去了跑完的勇气，中途逃走，或假装跌倒，让人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坚持跑完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鲁迅就此批评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总结道：“我每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6]142-143

“不耻最后”是我们古人在谈到赛马时提出的观点，意思是鼓励人们坚持到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在此文之前，鲁迅就已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赞赏赛马和赛跑比赛中的“不耻最后”，认为“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6]106。可见，鲁迅对“不耻最后”精神的高度赞赏。其实，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精髓，也是鲁迅精神的精髓。

鲁迅最为人称道的精神是“韧性战斗精神”。对此，鲁迅曾有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4]162。”鲁迅还说：“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6]49

这都是鲁迅对“韧性战斗精神”的精彩论述。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曾从体育精神中获得启示；反之，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也是对体育精神的发扬光大。鲁迅精神与体育精神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5“费厄泼赖”

“费厄泼赖”是英文fair play的音译，指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活动中坚持公正的比赛规则，不采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人提倡此种精神，并主张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1925年12月，作家林语堂发表文章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 并特别指出对当时已失势的军阀、官僚如段祺瑞、章士钊等便不应该再施攻击，也是“费厄泼赖”精神之表现。从纯体育的角度讲，这种主张的确值得提倡，我们今天进行体育比赛，也坚持并弘扬这种精神。但如果将其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特别是用在没有民主传统的中国，用在当时激烈的现实斗争中，其迂腐之处便显而易见了。于是，鲁迅紧接着发表了一篇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反对“费厄泼赖”，主张对敌人穷追不舍，主张痛打落水狗。因为鲁迅认为，“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4]277。鲁迅后来又特别指出：“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罢，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4]283

由此可见，鲁迅不是就体育论体育，他是从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高度来论述体育，并借体育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的。三十年代，鲁迅在给一位青年作家的杂文集作序时，又借两位优秀运动员的遭遇，抨击了抹杀个性、毁灭人才的旧中国和旧社会。他说：“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地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点滑稽。”[7]290

孙桂云是当时著名的短跑运动员，“美人鱼”是当时人们对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美称，当时上海各报对她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吹捧，有的不免肉麻。鲁迅对运动员本人并无意见，甚至还颇为同情。他的着眼点是批评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鲁迅把这类吹捧视为先捧起来再将其摔得粉碎的典型，予以讽刺和抨击。

6“野性”与“匪气”

鲁迅非常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他认为生物界的根本原则是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生命的路一直向前进步，什么力量都无法阻挡，人更应该这样。五四时期，鲁迅就写了一篇长文《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呼吁各自解放自己的孩子，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但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却往往与此相反，总是企图扼杀儿童的天性，教育孩子屏息低头，不敢轻举妄动，培养他们“驯良”“驯顺”。鲁迅认为人与其“驯顺”，还不如带点“兽性”和“野性”。他说：“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家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欢喜，于本身并无好处。[6]414”鲁迅说：“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6]52！”“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6]43

直到晚年，鲁迅仍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反对把孩子教育得“驯良”，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而主张孩子应活泼，健康，顽强。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并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7]80。”鲁迅每每在街上看到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和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迫得像影子一样的中国孩子，便被深深刺痛，深感悲哀。中年时的鲁迅曾为自己年轻时粗暴阻止弟弟玩风筝而深刻忏悔，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风筝》。鲁迅之子周海婴小时就比较活泼，健康，鲁迅曾令其每天上午裸体晒太阳约一点钟，其余时间任其自由玩耍。

行伍出身且性格豪放的东北作家萧军到上海后，总认为自己有点“野气”“匪气”，表示要改正，鲁迅认为不必，还鼓励他坚持锻炼。鲁迅说：“‘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跑跑也好，不过上海恐怕未必宜于练跑；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2]200

7“力之美”

在文艺创作上，鲁迅提倡“战斗”的艺术，反复强调“战斗”之重要，坚决反对“小摆设”。他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东西[8]576-577。” “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5]365

鲁迅的创作和他所介绍、翻译的外国文艺作品，大都具有战斗的力量。他晚年创作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是投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鲁迅亲自作序并支持出版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和叶紫的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和《丰收》等都表现了劳苦大众对苦难生活的坚韧、抗争与战斗。

鲁迅心中的战斗的现实主义艺术典范是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珂勒惠支被罗曼·罗兰称为“有丈夫气概的夫人”。鲁迅去世前抱病出版了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并赞叹道： “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污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7]471-472

他以“力之美”的艺术对抗当时流行的病态艺术，如削肩的美人，枯瘦的佛子，解散了的立体派绘画，给艺术界带来一股清新、刚健之气，成为青年艺术学徒学习的范本。当两部反映苏联战斗生活的小说《毁灭》和《铁流》的中译本出版时，鲁迅高兴地说：“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能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8]385

鲁迅去世前夕，还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7]597

这些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体育问题，但可见鲁迅对强健体魄的向往，与体育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鲁迅晚年因工作太忙，加之政治环境的险恶，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体育锻炼，甚至病情已相当严重时，也无法抽出时间疗养，以致过多过早地透支了自己原本比较强健的身体，这或许也是鲁迅早逝的原因之一吧。

作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对体育的关注和论述并不太多，但因鲁迅能够站在时代和文化的高度看体育，高屋建瓴，偶有论述，便见解精辟，发人深思，对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体育文化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2]鲁迅.鲁迅全集1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全集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9.

[4]鲁迅.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鲁迅.鲁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鲁迅.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卷第6期2014年12月山东体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Vol.30 No.6Decembe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