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武侯辩诬:诸葛亮“借刀杀人”问题辨析
——兼评朱子彦先生的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

李兴斌

(齐鲁书社，山东济南250000)

为武侯辩诬:诸葛亮“借刀杀人”问题辨析
——兼评朱子彦先生的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

李兴斌

(齐鲁书社，山东济南250000)

近年来，在三国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瞩目，即:诸葛亮所以在荆襄之战中始终不救关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不仅不想救，甚至还要“借刀杀人”将其除掉。持此种观点的人还厚诬诸葛亮，说他野心极大、心机极深、擅权专断、打击同僚、消极北伐、奸诈一如司马懿，其最终目的是要取代后主，“登上帝位”。但许多史料亦证明，诸葛亮是一位具有光风霁月的磊落胸怀、淡薄宁静的人格修养、忠诚廉洁的思想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职业精神的少有的民族先贤;他与刘备在“关羽毁败”之际并非不想施以援手，而是事势让他们根本无法援救，“借刀杀人”的观点有失荒诞与武断;章太炎先生的确曾提出过葛氏“借刀杀人”的观点，但他后来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所以，对诸葛亮的种种诬蔑性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国史;诸葛亮研究;辩诬

近年来，在三国史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颇为夺人眼球，即:诸葛亮所以在荆襄之战中始终不救关羽，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救。如上海大学教授朱子彦先生就说:关羽之败，败在吴魏联盟绞杀，但“真正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人——诸葛亮”。他认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小结契’、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至于原因，那就是关羽太过“骄横跋扈”，诸葛亮对其早就不满，再加担心其易世难御，所以非但不想救，反而要借吴人之手除掉他。［1］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能站得住脚，朱子彦先生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说:蜀国为什么不修史呢?难道是蜀国缺少优秀的史官吗?绝不是如此，陈寿的老师——谯周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刘备和诸葛亮为什么不设史官，要违背汉朝的国家制度呢?如果大胆推测，或许是关羽被害这件事情的真相正是蜀汉最高统治阶级的内部绝密，绝不能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千古之谜。［2］

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现笔者愿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关羽毁败”，诸葛亮为何不予援救?

“关羽毁败”，诸葛亮和刘备为何不予援救?据现有的记载，我认为不是诸葛亮和刘备不想救，而是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和没有能力救。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关羽在北伐襄樊期间，借天时水淹曹军，生擒曹军大将于禁和庞德。十月，弘农郡陆浑县民孙狼作乱，杀县主薄，南附关羽。关羽一时“威震华夏”，逼得曹操甚至到了“徙许都以避其锐”的地步。这时，司马懿等人对曹操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3］(P2163-2164)恰在此时，孙权在一切准备完全就绪的情况下，也“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三国志·武帝纪》，以下均只注纪、传名)。于是，事情开始发生逆转，朝不利于关羽的方向变化。

孙权在发兵之前，做了极其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他先以吕蒙病重为名，“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诱骗关羽放心地将后方的兵力一批一批地调往樊城前线，使得荆州后方变得十分空虚;然后，又任命虽年纪轻资历浅“未有远名”，但“意思深长，才堪负重，……终可大任”的青年才俊陆逊代吕蒙守陆口，而陆逊到任后则立即写信给关羽，极尽阿谀奉承和谦卑低调之能事，使得关羽彻底丧失警惕;最后，才让吕蒙将精兵全部藏于船中，以“白衣(人)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偷袭荆州。吕蒙率军一路西上，“至关羽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

就这样，吕蒙一路顺风，直抵南郡，守将士仁、麋芳未作任何抵抗即全部投降，吴军兵不血刃进入江陵，“尽得羽及将士家属”。陆逊又乘胜率军西进，于十一月抵达荆州西境，“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以上见《吕蒙传》《陆逊传》)。至此，孙权仅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将刘属荆州全部拿下，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先主传》云“俄而孙权袭杀羽”，“俄而”一词，用得极为准确。

荆州距离成都，即使直线距离，也达两千华里左右，而且其间山岭高峻，道路崎岖，江河水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面对如此艰险而遥远的路程，孙权发动偷袭战之后，即使成都方面在正常时间内得到消息，恐怕也是徒唤奈何，无计可施。所以，易中天在《品三国》一书中说:“刘备集团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不去救援?我的看法是三个字:‘想不到。’”他还引吕思勉先生《秦汉史》中的话说:“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预计其败若此之速也。”他认为，襄樊之战虽然打了将近半年，但“战争形势的逆转，却是在转眼之间”，刘备方面开始听到的“都是些捷报，怎么会再派援兵”?“等到关羽败走麦城众叛亲离时，刘备就是想救，也来不及了”。接着，他还调侃道，“除非他能派出空降兵”。［4］(P99)

但是，朱子彦却认为，吕蒙占领江陵、公安后，又让陆逊去攻打荆州与益州相连的宜都、枝江、秭归等地，结果全部攻了下来，孙权的疆域已经扩展到刘备的西部军事重镇白帝城(《孙权传》)，而“刘备当时没有任何动作”，感到实在“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他还认为，更为重要的一条史料是:“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城逃跑，逃回成都去”，“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假如刘备得知消息后“即刻出兵，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去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还来得及”，就算来不及，也总算可以“说得过去”了。［5］(P136)这里，且不说樊友弃城而逃究竟去了哪里，就算他确实逃了回去，那么他何时才能抵达成都?路上需要走多少天?也不说刘备究竟为此采取过行动没有，就算他采取过行动，在峡口已被牢牢守住的情况下(《孙权传》)，又能有什么作为?看来，朱子彦先生在研究上述问题时，不仅没有时空概念，而且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他可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如邻居间打架，可以闻风而动，瞬息即至。

现在，我们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无论刘备还是关羽，抑或是诸葛亮，他们都没有想到樊城会久攻不下，把一场本想速决的战役打成了持久攻坚战。

2．他们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孙权竟然会在关键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捅自己致命的一刀。因为，在刘备方面看来，中分荆州应该是孙、刘双方瓜分荆州的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了，孙权方面对荆州不应再有非分之想。

3．作为关羽，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所以当他获悉孙权要袭击他的消息后，竟然会犹豫不决，不肯果断退兵，并且即使退兵，也不是选择朝最为近捷最为安全的房陵、上庸方向撤退，而是仍想回到南郡。

4．在峡口已被陆逊牢牢守住，无论求援还是西逃均无希望的情况下，关羽所部顷刻间即土崩瓦解，而其本人则成为孤家寡人，已如网中之鱼，除了自杀殉难，也就只能是被生擒活捉了。

由此看来，刘备、诸葛亮在“关羽毁败”之际并非不想施以援手，而是事势让他们根本无法援救，“借刀杀人”的观点实在是有失荒诞与武断。

二、诸葛亮“借刀杀人以除关羽”是章太炎的观点吗?

不过，有趣的是，你以为“借刀杀人”的观点是朱子彦先生的吗?答曰:非也!朱先生明确地说:“诸葛亮借刀杀人的观点，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来的，发明权是章太炎。”他还颇感冤屈地说:“媒体上炒作的时候，有人把矛头指向我，那是他们没有看过章太炎先生的书。”［5］(P137)你看，这样一来，他不仅赚了个谦虚的美名，还把厚诬一位古代先贤的帽子顺手扣到了一位近代先贤的头上。为此，朱氏还把方诗铭和田余庆两位先生拉扯进来，以壮自己的声势。他继续说道:

不过我认为章太炎这个观点虽然大胆，虽是假设，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研究三国史的著名专家方诗铭先生就十分赞同章太炎的观点，方先生的专著《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就多次引用章太炎的观点。只是方先生认为不是诸葛亮要借刀杀关羽，而是刘备要借刀杀关羽。史学界有一位泰斗，魏晋南北朝史的大专家田余庆先生也在他的文章中说，关羽走麦城败得这么惨，读历史的人总不免怀疑，说是刘封不救，好像也解释不通，人们就猜想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但是又没有根据。章太炎提出的借刀杀关羽的观点，不管有没有道理，但他这种无所顾忌，敢于突破禁区的治学态度，是应该提倡的，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5］(P137)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朱、方、田三位先生均认为关羽是被自己人借吴人之手杀掉的，而且一致认为这个观点是章太炎提出的，不同之处是:朱氏认为借刀杀人的是诸葛亮，方氏认为是刘备，而田余庆先生则没有明确说明。

问题是:事情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吗?章太炎真的认为关羽是被诸葛亮或刘备借吴人之手杀掉的吗?笔者在认真仔细地拜读了太炎先生的《訄书·正葛》和《检论·思葛》之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太炎先生在《正葛》一文中的确提出了诸葛亮借刀杀人的观点，但他后来在《思葛》一文中又完全否定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2．在《思葛》一文中，太炎先生虽然将关羽的败亡归之于刘备的“褊迫疏慢”，但却并没有指其为借刀杀人。

其《訄书·正葛》云:

临沮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

葛氏亦法家也，行诛于从横，而彭羕、李严丽于流辟。夫刘封雄桀之次耳，夺孟达鼓吹，守山郡不发兵，罪也。而葛氏特以刚猛难任，不可用于易世之后，劝先主除之。是杀之以其罪，杀之之情则不以其罪也。

如羽，世之虎臣，又非封等伦也。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压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

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6］(P192)

《检论·思葛》则云:

章炳麟少时为《正葛篇》，……少时所论云耳。晚涉世变，益窥古人用心。征之事状，关羽常桡吴、蜀盟好之志，宜不与武侯同心，然其才可辅而用也。……益州之地，利在守险，而势不便速;有荆州，然后可以兼进。吴所包络，利尽南海，而临江当备者多。以荆州与蜀分守，吴不为削，且以纾戍候，而蜀得竞进焉。武侯虽兼为吴、蜀，终不宜掊寡以益多，己塞其隧而疲人之戒守也。曷为乃以关羽弃荆州乎?

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画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7］(P263)

不难看出，朱、方等人实际上是在拿太炎先生修正过甚至已经否定了的观点说事，并且将其强加在对方头上。这种做法，实在是失之粗疏和武断。由此看来，朱先生实在不应因为“有人把矛头指向”自己而感到委屈，因为朱先生所说的观点，其实已经不是太炎先生的了，而是朱先生自己的了，朱先生不过是拾人牙慧没有拾好而已。此外，朱先生也不应责怪别人“没有看过章太炎先生的书”——他倒是看过了，但却并没有看清楚看明白。为什么没有看清楚看明白?恕我猜想:他可能是觉得诸葛亮“借刀杀人”的观点实在太有炒作价值、太有卖点了，所以后面的文字就顾不上细看了，或者虽已看见，也看清楚看明白了，但为了炒卖，也就只好权当没有看见了。

三、对朱子彦先生治史态度与治史方法的批评

其实，在刘备、诸葛亮是否借刀杀人的问题上，田余庆先生和朱子彦、方诗铭等人均误读了章太炎先生的观点;但是，其中以田老的态度最为可取。田先生怀疑关羽败死而刘备不救，说:

《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有疑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关羽传》卢弼《集解》引黄恩彤论及其时措置乖张之处，但是一闪而过，以为“非千载下所敢意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论，则以为“蜀之谋士当不若是之疏，陈寿或不能详耳”，连陈寿一起都在讳中了。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且断其责不在他人而在刘备。章氏之论确否，姑且不论，他无所避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8］(P210)

田先生老人家虽然没有彻底弄明白章氏的观点，但却老老实实，只是就事论事，在称赞了太炎先生的治学态度之后，并未作任何引申和发挥。

态度和做法最不可取的是朱子彦先生。朱氏在并没有读懂太炎先生的情况下，视“诸葛亮借刀杀关羽”的观点如获至宝，又是发文章，又是出著作，又是接访谈，“风风火火闯九州”，把一个立论并不牢靠的所谓学术观点，炒得火爆，可谓赚足了眼球。据笔者总结和归纳，在诸葛亮研究问题上，朱氏所用手法不外如下几种:

一是坚决不用对自己的观点不利的史料，而只用于己有利的史料，哪怕其并不可靠，也要充分利用，甚至不惜牵强附会地加以引申和夸大。

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三是充分发挥丰富的想像能力，不顾史实，曲为解说。

四是甚至不惜向壁虚构，凭空捏造。

为证明笔者以上所言不虚，现举数例，以资佐证:

其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系由蜀入晋，其与诸葛亮大致是同时代人，且其父曾受过诸葛亮的处罚，所以，他在书中所记诸葛亮的事迹，和时人及其本人对诸葛亮所作的评价，应当说可信程度是很高的。但是，朱子彦先生对这些一概不予理睬，却偏偏对一个半吊子蜀臣李邈在诸葛亮死后所说一通不着边际的言论大感兴趣，且不顾事实地加以分析、引申，使其为自己所用。他甚至还借别人的话说，李邈之所以被杀，“并非因为他攻击诸葛亮”，而是因为他说的“主畏其威”之类的话，“大大地刺痛了、刺伤了刘禅的自尊心”［5］(P45)。这里，我倒要问朱先生了:像刘禅这样的投降入晋后能说出“此间乐，不思蜀”的人，他会有那么强烈的自尊心吗?如果李邈所说属实的话，他完全可以一方面杀掉这个不会说话专揭自己伤疤的二百五，一方面暗贬葛氏之政嘛!他为什么最后还要不顾路途遥远，派李福去边庭向那个已经垂死的“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的专权丞相咨询接班人问题呢?所以，我倒认为，刘禅确实是把诸葛亮当做自己的父亲看待了;现在，李邈既然侮辱了自己犹如父亲一般的人，那当然要发怒并将其“下狱诛之”了，更何况这个家伙当年还曾经当面羞辱过自己的生身父亲!［9］(P1086)

其二，魏吴勾结，事属绝密，吴袭荆州，更是策划周密而隐蔽，行动神速而突然，近在荆襄前线的关羽初尚不知，或虽知之以后，亦不肯信，则远在二三千里之外且无现代侦查和通信联络手段的诸葛亮和刘备如何能够及时得知?此外，吴袭荆州不仅隐蔽、突然，而且未经任何战斗，可谓兵不血刃，一路顺风，神速异常，关羽从樊城前线撤退后，所部即迅速溃散，本人也很快被擒……所有这些，史书都有记载，但朱子彦先生为证明此属诸葛亮借刀杀人的结果，均绝口不提。

其三，陈寿《三国志》明载刘备三顾之后，诸葛亮才“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出山辅佐刘备，但朱子彦为证明诸葛亮所以选择刘备，乃是因为他野心甚大、心机甚深、权力欲极强，且有所图谋，故而对上述记载一律舍弃，却去引用不足采信的专记敌国逸闻掌故的《魏略》《袁子》的材料。他称:诸葛亮未出山时即为自己谋划好了一条“丞相之路”，其所以“笑”而不答石韬等人相问，是因为“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其所以择刘备而事，是因为“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因为“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他就受不到特殊“重用”;先主称帝时，关羽等皆亡，先主“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封武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又领司隶校尉——至此，“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其四，《法正传》记载，“诸葛亮与(法)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这应当说一个非常客观公允的评价。因为，作为同僚，不可能人人“好尚”一致，但能“以公义相取”而不因私害公，不勾心斗角，不互相拆台，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境界了。并且，同书还记载，“亮每奇正智术”，刘备东征大败后，诸葛亮感叹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但是，朱子彦先生为证明诸葛亮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却能无任何根据地从中寻绎出“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这样的意蕴，并且推断、得出“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的矛盾必然加剧”的结论。

其五，李严写信给诸葛亮，希望他要求朝廷给予九锡的待遇，用心自不待言，诸葛亮回信严加驳斥，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9］(P999)这些话，坦荡无隐，义正词严，其中“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不过是极而言之以求彰明心迹的话，并且还以“与诸子并升”作为前提，但朱子彦居然从中读出了诸葛亮的“不臣之心”，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六，据《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所载，诸葛亮病逝后，刘禅所以没有给他立庙，原因正如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所上表中所说:“……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也就是说，刘禅担心、考虑的是于礼秩不合，而不是不想立。但是，朱子彦先生为证明因诸葛亮长期欺君、专权，刘禅早就对他不满，为肆行报复才不肯为其立庙，对这一重要史料竟然视而不见。

其七，说武侯为通往权力的巅峰，打击同僚，消极北伐。他为“独揽大权”，借法正随先主北争汉中之机，以杨洪取代其蜀郡太守的职位，从而“削弱其权势”;他“打击、排斥李严”“不遗余力”，直至将其“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此外，他还黜廖立、罢来敏、抑魏延，等等。在接班人问题上，他“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其临终时，刘禅甚至“不敢擅作主张”，需派李福千里迢迢从成都赶赴五丈原军中聆听“相父”指示。而由于他的“专权”和“跋扈”，“绝大多数官员”都对他“俯首帖耳，不敢违抗”，后主则在其死后以不设相位和不为立庙作为报复。由于“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所以其用兵“谨慎持重”，“期望值并不太高”，绝不使用“奇谋”，以免“身败名裂”，让“称帝”之事“无从谈起”［10］。

其八，说武侯并非忠贞之臣，其不仅有很大的政治野心，而且如司马懿一样奸诈，他的最终目的，是取代后主而“登上帝位”。所以，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他所以全力北伐，目的也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以达到“自取”的目的。至于武侯所说“虽十命可受”一番话，乃是其“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到那时他要废掉刘禅就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了。

其九，说武侯从政不走正途，而是靠拉关系、找靠山，甚至连娶妻都有政治目的。这位教授先生称:武侯“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不可能娶一个“丑女”为妻，所谓其“重才不重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场婚姻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婚姻”［11］。因为，黄承彦之妻是荆州出身名门望族的蔡讽之女，而蔡家在荆州势力相当大。至于黄承彦所以选择武侯做女婿，则除了武侯本人的相貌、才学外，看重的也是诸葛氏在荆州的政治力量。而武侯“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因在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介书生，他要出人头地，他要走上政治舞台，必然要依靠家族的背景，婚姻的背景”，所以，“与荆州大族联姻是他梦寐以求的”。［11］不过，这里笔者倒需要问一下朱子彦先生:武侯既然“梦寐以求”的“政治婚姻”最终得以实现，为什么竟然始终没有利用其达到从政的目的呢?

此外，诸葛亮在蜀汉的地位和权力，本来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功绩，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并直至担任丞阳之职，受托孤重任，自然而然地发展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但朱子彦却非要将其说成是靠使用种种不正当手段“攫取”来的。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今，上述种种观点，经过媒体充分发酵，终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香港的凤凰卫视甚至还为此搞了个什么现场“辩论”。呜呼!诸葛亮这位曾以光风霁月的磊落胸怀、淡薄宁静的人格修养、忠诚廉洁的思想品质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职业精神受到后人无比崇敬的千古贤相，竟被诬为狡猾诡诈的“奸相”、心胸狭隘的“小人”，甚至被骂为“杀人无数的走狗”(吴祚来语)，真让人不知道这究竟应当是谁的悲哀!

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没有伟大人物产生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邦;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道尊敬、拥戴和纪念的民族，则是一个没了希望的堕落之邦。

鲁迅先生在《商贾的批评》中引法国诗人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诗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先生接着又说:“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是些什么!”［12］(P592)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一书中则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批评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们的动机，不是为了专找出他们的缺点，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责备贤者，是可以的，倘若我们志在做一个比他们更贤的人。否则，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无出息而对极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鸣得意，“无诸己而先求诸人”，不是“有诸己而后求诸人”。［13］(P238)

反观朱子彦先生，他对诸葛亮的所谓研究，就说不上是批评了，而简直是深文周纳罗致引申以至于无中生有和横加污蔑了。

至此，笔者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诸葛亮在荆襄之战中，对关羽不予援救的原因可以进一步探讨，但作为学人，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而不是随意地诠释历史。

［1］朱子彦．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J］．史学集刊，2004，(4)．

［2］朱子彦．解密“诸葛亮借荆州杀关羽”［N］．文汇读书周报，2010-10-29．

［3］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易中天．品三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5］朱子彦．朱子彦论三国谋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章炳麟．訄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章炳麟．章太炎全集(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G］//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1993．

［9］陈寿．三国志(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朱子彦．走下圣坛的诸葛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朱子彦．走下圣坛的诸葛亮·诸葛亮家世之谜［N］．文汇读书周报，2010-11-29．

［12］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黎东方．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陈东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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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3842(2015)01-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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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04

李兴斌(1951—)，男，山东招远人，编审，山东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