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小说中的离散美学

2015-04-16 00:05邹莉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5期
关键词:库切解构南非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5) 05-0125-04

① [收稿日期]2015-07-15

[作者简介]邹莉(1977-),女,重庆人,硕士,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离散美学的表现

离散或者流散文化在文艺理论界是和和身份认同、多元文化、跨界等联系在一起。对离散(diaspora)的解释有:移居、流亡、离散、流散等,这些解释均含有离开分散之意,主要运用于研究海外流亡文学作品。学者们对离散理论的研究视角包括对移民身份认同、海外流亡者根源的追寻、流散族精神家园的重构等,特别是探讨流亡作家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与身为“无根人”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及苦痛。但其文学表征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变化。如王宁认为,离散应译为“流散”而不仅仅是离散、流亡,他认为,离散或流亡指的是被迫离国、被迫放逐的现象,而流散则可包括那些主动离国的群体。流散比离散的外延更广,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作家的自主性、不稳定性 [1](p2,14)。而刘登翰先生,则建议整合离散与聚合两个概念,他认为,离散是对存在于本国外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而聚合则是对离散或流散状态的整体把握与研究策略 [2]。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混杂性”特征:“一方面,为了生存认同进入异国的民族主流文化,但反之,隐藏在离散者潜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却又随时与他新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直至产生部分文化的融合”。 [3](p71)

不同文学思想之间的冲突,背后往往包含着作者不同文化归属和认同感的冲突。美学研究的情况也不例外,现代美学的分化往往表现为艺术家观念冲突和学术视野的多元化。当代学术发展创新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趋势是在传统学科中的分解、离散和繁衍。传统人文学术也正在走向离散化,经典的文学和非经典的文学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主流的、正统的或精英的文化传统与形形色色非主流、非经典文化之间的差异。美学研究从抽象的本体论、本质论转向具体的文化研究,意味着创作者对历史、文化现实的更加关注。新历史主义代表理论家海登.怀特认为,“叙述始终是、而且仍然是历史书写的主导模式。” [4](p294)

伽达默尔认为,一切可阐释的对象都是真实存在于历史,都在形成、变化的过程中,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他说:真正的历史对象自身与他者的统一的关系,不是分裂、独立的客体。这种关系是对历史的真实性和真实理解历史的把握。他认为,美学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艺术真理的研究和追求。创作者在艺术作品中的描述及隐喻的意义,揭示自身的存在情况,仿佛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存在与意识。而对存在于艺术作品中的意义的发掘是持续不断的,会不断涌出对艺术作品新的含义的新理解。因此审美解释事实上是艺术作品和阐释者、赏析者三者不断地对话,不断揭示出文学作品的新的存在意义。 [5](p636—637)

作为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长期关注和描写南非的政治和文化,对人性的理解十分深刻,而其作品更他的作品主题和风格也呈现出多元化。库切是一位民族主义作家,长期关注种族主义、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其作品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南非有色种族追求民族自由的向往。本文基于离散美学的理论视角,探讨库切作品中对种族歧视、欧洲殖民者对有色种族文化和思想的压迫现象,提出库切作品呈现的离散美学表现在打破西方文学作品创造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神话论,希望重构有色种族民族自由、人人平等、思想文化融合的深层文化美学。

二、离散主体构建和解构

库切小说中离散主体的构建和解构主要是通过南非女性、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无根者反抗意识的塑造,以及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解构来消解和颠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J·M·库切的如《等待野蛮人》、《耻》、《男孩》、《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福》等诸多小说都是以动荡不安的后殖民时代的南非社会为背景,小说中离散主体的解构主要表现在对叙事主体和叙事结构的解构。

《福》叙述的故事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关联,可以认为是对后者回顾和改写。人们记忆中的鲁滨逊是个英雄,丹尼尔·笛福把鲁滨逊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塑造和颂扬的,而库切在《福》中,作者将这一经典化的英雄形象完全颠覆,或者说抹煞了。他彻底解构了这一正面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福》是对殖民主义时期经典人物的解构。同样在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中库切将K形象塑造为容貌丑陋,天生缺陷,性格懦弱的形象,这是作为“反摩西”的解构形象塑造,众所周知,圣经里的希伯来英雄摩西是个英俊,勇敢的英雄。

《福》中的“鲁宾逊”沉默寡言,“鲁宾逊”处境孤独和荒凉,在“苏珊”的眼中,“鲁宾逊”在岛上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方式,一种既不对抗也不争取的生活方式。小说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位女性,苏珊·巴顿,一个有特殊经历的海难者。一般男性作者不会用女性作为故事的主角和线索,但库切以一个非主流人物,一个相对于男性来说比较弱势的母亲作为故事的主角,故事的发展围绕着该女性的一系列遭遇、行动、心理活动。

《福》分成了四段式结构,打乱叙事时间,库切在《福》里用了多视角的写作方法,采取了虚构、联想、想像等创作技巧。库切在《福》中的四段式,打破了叙事角度,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替进行,到了最后结尾,甚至第一人称保留但叙事者换了——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人,出现在小说结尾,用不大的篇幅来审视和总结全篇。这种形式上的探索,好像是对一件事进行终审般的立体式描述。叙事时间不停歇,给了读者以全方位的感受。《福》这本小说里实际上有三个作者:“我”、笛福、库切,他们在不停地发生冲突,不停地在控制与反控制中反转,将小说逼向绝境。小说的结尾是情节在某处戛然而止,续起的最后一章中,库切用一种与此前完全相异的诗意笔触,结合抒情与迷幻,用象征的手法将这场“叙事的冒险”结束了。到叙述结束之处,库切所要表达的已经表达完了,也不需要传统的完整的结尾,而且库切擅长发现和展示问题,并不负责解决问题,这种面对绝境时的冷漠,以及挣扎之后的无力,表现出“在不可能性中思索不可能性”,本身已经构成一种后现代力量。只是最后一章诗意般的描写虽然赋予了一种人道主义色彩,但是削弱了人物反抗的力量。作者在面对西方文学作品长期构建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神话也是有点力不从心,不够坚定,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这部小说中。在小说结尾,K的母亲在返乡途中死去,叙事主体的返乡的目的落空了,小说人物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抵达和抵达故乡的意义也被消解了,只剩下命运的反复。叙事主体不光是对摩西人物的解构,也是对《出埃及记》神话的嘲讽。在南非,对圣经神话的嘲讽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抗,虽然小说打破圣经神话,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有着积极的政治作用,但由于小说主人公K最后选择了一条离群索居、简单自足的自我离散之路,这种离散生活是对南非种族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满,也是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对抗。但是这种解构也凸显了作者的自我消解,因为作者也无力找到完全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有效途径。

三、离散美学的文学表征

霍米·巴巴认为殖民主义的存在形式兼具美学的激进性和模糊性,积极性表现为人类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离散思想是人类文化的独特表现,是一种人类的另类生活状态。离散文化表现为离开本国母体文化而在另一种异国文化环境中生存的文化现象,并引发了离散个体精神世界的文化冲击与抉择、离散者对文化身份认同和追求等各种问题。 [6](p169)

库切在小说中无情的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文学对南非种族社会制度的影响及文化思想压迫。在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边缘人物、离散者、漂泊者形象是对他自身个人经历的一种反射和映照。他自己遭遇过的离散经历呈现了小说中边缘人的离散生活。库切的小说是对他从小遭遇的种族主义思想和文化压迫造成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后离散身份重构之路的呈现。 [7](p33)1999年,他出版《耻》,不同于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而是直接展露了新南非的各种糟糕的现状,如土地占用、暴力犯罪、强奸、种族隔离、政府的无能等。库切的小说扎根于历史,书写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还探讨了作为个体的人能否逃离历史,这些“弱者”的反抗是不断强化的过程,他们经历了从被动的反抗到主动的抗争。比如《耻》中的佩特鲁斯最后的勇敢态度反映了他在精神上获得的自由的自觉意识。

库切在叙事中故意模糊历史语境,读者常常感到缺少阅读现实主义小说那样的现实的逼真感,作者像是在叙述一个个传奇故事,使读者进入一种真亦假、假亦真的特殊情境。如在《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国家的心脏》、《等待野蛮人》等作品中就出现了类似情景。采取这种模糊化的历史语境,人物和情节的叙述更加自主,并使得小说的寓意具有了普适性,拓展了小说的文学意义,使得小说创作不会受到历史权威话语的限制。通过这种离散的文学性来挖掘南非历史、人类历史中磨难与痛苦的根源,库切一直奉行的不按国家的规则来游戏,要靠作家自己的判断力去想象痛苦和死亡。因此,库切创作的弱者或边缘人物,虽然是受到强者的压迫,但内心却充满着质疑和叛逆的精神。库切受自身离散身份困惑、对小说与历史的看法以及学者身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选择了不同的书写方式,通过其对人性的洞察力以文学的方式对南非或“类南非”语境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剖析,极富挑战性和革命性,他作品蕴含的离散美学代表了反抗文学创作中一种重要的声音。在《耻》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殖民统治制度下被统治者遭受的创伤以及统治者所遭受的轮回耻辱,体现了作者对殖民主义在南非对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困境表现出的担忧和无奈。

《等待野蛮人》中描述了所谓“文明”的帝国殖民者与“蛮夷”的当地土著在生活方式、语言、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与冲突,但是经历了“离散”后的库切和“蛮夷人”最终获得了自我对离散身份的认同。小说旨在提醒人们尽管存在种种差异,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存在形式不同。任何一种处于强势的文明不能以种种借口和理由将自己的价值标准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人物J·M·库切因自身的流散经历遭遇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库切擅长在其构建的后帝国文化领域中书写弱者、边缘人、无根者等非主流人群的心声,该群体构建的是一种非主流文化,作品中的非主流文化呼唤着人们重新审视自由和平等,重新界定野蛮和文明。边库切小说中的边缘群体的话语心声及对抗的行动挑战和削弱了殖民主义构建的帝国权威。

四、建构深层文化美学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美学是赏析者对文学艺术的体验符合创作者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体验,这种体验经历包含着思想智力和美学欣赏两个方面。所谓智力层面的感受,就是赏析者对文学艺术作品阐述的事件去追根溯源,从整体上把握作品。而对美的体验就是赏析者在发现艺术作品中的规律及真善美,是一种必然与随意、作品规律性与创作目的性一致的感情升华。 [5](p626)库切创造了众多弱小者和边缘者及他们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是当时南方社会整个面临的时代、政治和经济危机。库切的小说中细致描写了边缘人内心的复杂、困惑和彷徨,库切作品中的离散文化书写了卑贱、边缘的美,这种书写其实折射出他对更高、更深层次美的向往,力图借自己的文学创作之力构建人类社会的和谐之美。

大多数文学评论家认为库切在小说创作中并没有表现出足够强硬的态度,既没有对南非殖民主义者的明确反抗,也没有对南非受殖民者压迫和统治种族的明显赞成和支持,而是采取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多维说道:“阅读者对库切小说的争辩和评判集中在他到底是为殖民者还是被奴役者一方”,但是有作家也认为库切作为一个身份尴尬的南非白人作家,二元对立的立场对库切并不适合,他并不能简单地忠实反映南非被殖民群体现状,或为南非人大声发声抗辩。 [8](p18,29)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反抗、战斗追求民族解放、生命平等、种族独立,而持人道主义者的小说创作者希望尊重个体生命和寻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库切作为南方文化的离散者既希望民族独立,人民生活自由,也不希望让自己作为个体陷入与欧美殖民者完全对立的局面,库切的思想糅合这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矛盾的思想是他面对南非种族被殖民、被压迫社会现实的思想基础。而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也反映在库切的文学创作中。

在库切的文学语境中,南非的复杂社会环境是受欧洲的殖民历史影响,社会发展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负荷。创作者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殖民主义给南非社会造成的压迫和思想禁锢、给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伤害。所谓的“文明国度的文明行径”彻底颠覆为“野蛮暴力”。 [9](p76,177)其文学作品中反复重现的明显的主题就是解放,被殖民者要从白人对黑人民族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心理约束中解脱出来。传统价值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陷入了混乱,作家站在社会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生活现状发表不同的见解和态度。库切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紧密相连的。他的作品给读者澄清被隐蔽的历史真相。他对于南非文化和精神贫乏感到悲哀和疏离,也不能够认同英美殖民主义的传统价值。库切强调历史的叙述性质,认为“历史不是现实;历史是一种话语”。 [10](p118)

要建立深层文化美学,离不开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大众性的表征,为个人追求自由提供了道德标准,背离大众标准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利己行为,反之,不追求个人自由的人道主义则沦为空谈。毫无疑问,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一定要描述人类的普遍人性,这种共性反映了人性错综复杂的真实状态,以真切的体验描写个体的感情,将会引起社会群体的共鸣。库切塑造的弱者和边缘人形象是一群试图找到个人出路的、追求自由的个体,体现了库切关注弱小者的人道主义情怀,但是库切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彻底无畏的精神,因为他秉承作家不应让自己陷入政治造成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他的人道主义情怀中呈现出一种折中的自由主义。如《等待野蛮人》中的蛮夷女孩,《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中的K,《福》中的星期五,《耻》中的白人教授和他的女儿露西,遭受了外界的暴力,他们大多是默默忍受。库切同情这些弱者,细致的刻画了南非妇女、儿童、边缘人等弱者的心理,书写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心理伤害和影响。虽然大多数小说的结尾,弱者仍然是弱者,边缘人继续离散。但是《等待野蛮人》中的蛮夷女孩重获自由是库切对南非种族追求民族解放、获得自由平等的希望,也是离散者的渴望。而且他的作品涉及到地缘政治、殖民统治、种族斗争等现实问题以及对人的精神、文化认同和价值的找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五、结语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应反映该时代的社会现实,同时又是对更早一时期现存文学的继承。通过分析库切作品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真正关系,了解作者的心理力量及他对时势的洞察力,能够对库切作品有着更深层的、本质的、完整的理解。库切作品中的离散文化书写了卑贱、边缘的美,这种书写其实折射出他对更高、更深层次美的向往,他的文学创作为建构一种深层文化美学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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