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徘徊去就

杨秀洪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传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嵇康之徘徊去就

杨秀洪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传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魏晋易代，战乱不断，名士难全，玄学兴起的时代环境及嵇康的个人生活环境，使嵇康向往道家逍遥的精神境界，但其身份、个性及儒家情怀又让其徘徊去就，出处两难。然而，当禅代已成定局，全社会都向司马氏屈服的时候，嵇康在徘徊中愤起，断然结束隐身生活，这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对嵇康来说更多地只能是文本式存在，矛盾痛苦的灵魂在广陵散中彻底解脱。

嵇康； 道家境界； 儒家情怀； 徘徊； 对抗

魏晋人的外观和内质是不和谐的。他们的姿容、神情和辞色显得过于轻松、浪漫和形式化，正如嵇康风姿特秀的外表下埋藏着苦痛不堪的灵魂。时代环境及个人生活环境使他向往“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的出世逍遥，但其身份、个性及儒家情怀又让其徘徊去就，出处两难。

一、 魏晋易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魏晋易代之际，战乱不断，百姓疾苦，司马氏高举儒家名教大旗，以“名教之治”之名排除异己，名士难全，或被杀戮，或隐遁山林，或投靠司马氏。此时的嵇康“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①，看透时世险恶，顺时代文化思潮追求自己向往的道家逍遥之境。

(一) 魏晋易代，社会动荡

黄初四年(223),嵇康出生。此时，三国鼎立已成，然社会仍旧动荡不安。曹魏外与吴、蜀纷争，抵御外族入侵，征平鲜卑，平定辽东，二伐高丽，连年征战。内则有曹马斗争，高平凌政变，曹爽之难，司马懿父子专权，王凌、李丰、毋丘俭、诸葛诞先后兵变，曹髦被害，君臣失序，政风败坏。战争连年，自然灾害导致疾疫流行，嵇康时代，全国人口仅八百万[1]。

(二)名士难全， 易志从仕

正始十年(249)，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老资格保守派官员发动了高平陵政变，曹爽、何晏等人被诛三族。政变杀死了正始名士的骨干分子，一批正始名士集团的官员被罢免。接着，李丰、夏玄侯兵变失败，被杀。朝中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司马氏集团又高举名教大旗，不断消灭各地亲曹力量，废立傀儡皇帝，准备“禅代”。从高平陵政变到甘露五年(260)曹髦被害的11年时间里，在魏晋禅代的道路上，洒满了亲曹势力的鲜血，正如《晋书.阮籍传》所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高平陵政变后，许多一度采取回避态度的知识分子，包括曹爽集团的年轻人，如钟会、卫瓘、裴秀等人都先后投入司马氏的怀抱。洛阳的政治局势和文化风气的变化，都在山阳竹林七贤的视野中。面对司马氏时代的到来，政治背景与价值理想并非完全一致的竹林名士团体，势必瓦解。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先后入仕，离开山阳，这些变化，使嵇康受到了很大的精神震动。

(三) 汉代经学死亡 ，正始玄学兴起

党锢之祸，汉儒人格“玉碎”。汉代经学的思想大厦在知识分子中已经倒塌。在社会大动荡中，老庄的内圣外王、现世逍遥的思想得到重视，以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社会伦理相融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随之诞生。当时名士产生两个命题来调和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名教同于自然，即与道逍遥、内圣外王之道；越名教任自然，即出世逍遥的神仙之道。同时，曹魏帝国建立后，选官制度向变相世袭制变化，因此，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嵇康的少年时代，师学形式已衰落到极点。没有儒家经师的教育，既然“学不师授”，只好“越名任心”[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嵇康找到了精神导师，“老子、庄周，吾之师也。”②因此，魏晋玄学的诞生之际，也是嵇康世界观形成之时。

二、追求目送归鸿 ，手挥五弦之道家境界

嵇康15-20岁时，是正始元年——正始五年，也是魏晋玄学的第一个流派——正始玄学兴起之时。“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③当时正始玄学家的正统观点是，在朝廷照样可以精神逍遥，未必一定要躲进深山。但嵇康与同时期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相比有较强的越名教任自然的倾向，这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有关。

(一)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

嵇康三岁丧父，缺少父亲的管教，但“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④可见，嵇康的少时生活是不愁温饱的。“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有慈无威”⑤，母兄对嵇康的溺爱和放任自流，使嵇康得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生活。可以师心自任，进行文化拓荒，“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加之魏晋玄学兴起，嵇康在玄学思潮中找到了精神导师，那就是道家老庄[3]。

此外，嵇康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内郡山阳县度过的。这里茂林翠竹密布，山泉清流环绕，田野碧绿，兰花清雅，一片郁郁葱葱、充满生机而又恬静祥和的自然风光。老庄思想、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怡然自得的自然环境让嵇康始终不甚热衷仕途，曾一度过着“携我好仇，载我轻车”，“弹琴咏诗，聊以忘忧”，“托好松乔，携手俱游”⑥的逍遥生活，“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故被天和以自言，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乐长生之永久，因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⑦嵇康以道家思想诠释真正的荣华富贵。“今但愿顾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⑧可见，嵇康的毕生志愿是与世无争，逍遥自在。

(二) 离开山阳，避地河东

自正始年间到正元二年(255)，嵇康被迫从朝廷、民间一步步走向山林。毋丘俭兵变失败，司马昭登上大将军宝座，钟会拜访嵇康遭冷落，接着，司马昭“欲辟”，嵇康放出“绝世之言”的风声。接连的打击和潜在威胁，让已对曹魏政治前途失去信心的嵇康对修道隐士生活更加向往。甘露元年(256)，沛王曹林⑨病逝。嵇康借妻子长乐亭公主回家服丧契机，遁迹山林，躲避政治干扰，避地河东，踏上了追随“真人”、“至人”之路。嵇康走向山林，实际是走向了神仙道教之路，虽然外因是社会政治条件，但内因确是其固有的宗教情感。即便是在嵇康对社会前途充满希望的正始时期，他依然是对神仙逍遥之境极其向往。

三、身处山林，心未隐遁

虽然对道家逍遥极其向往，并切实追寻过，但嵇康与其他竹林名士一样都有着道家与儒家、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人格建构过程中，心灵都在山林与庙堂、狂放与慎独、崇礼与悖礼之间徘徊。嵇康的身份个性及儒家情怀注定他最终还将在生死间徘徊，“与道逍遥”之境注定更多地是文本式存在。

(一)身份及个性决定其非真隐士

1.曹魏王亲的身份

嵇康的父亲嵇昭因是曹操同郡受到信用，是曹操帐下的督军粮治书侍御史。由此，可以说嵇康是曹魏亲信大臣的后代。嵇康娶了沛王曹林之女(一说是曹林孙女)，曹林是曹操和杜夫人所生。按照当时的惯例，与公主结婚者都要被朝廷加官进爵。嵇康被授予郎中职务，不久晋升为七品中散大夫一职。此外，长乐亭公主的姑父是何晏，何晏是曹操的养子也是玄学思想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嵇康在山阳就已受玄风影响，著有《养生论》，到了洛阳，更是加入到正始清谈中。正始清谈基本上是围绕治理国家之根本方针展开讨论的，嵇康在正始时期的论文《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明胆论》和《释私论》等，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在正始时期的进取气息。当曹魏大势已去，司马氏打着礼教治国的旗号，矜假伪善，滥杀无辜，为“禅代”做准备之时，有着曹魏王亲身份的嵇康无法摆脱这样的责任感，并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和为曹魏王朝的兴衰担当的英雄主义。

2.性烈而才俊

面对当时独特的政治局势，作为道家信徒的嵇康，完全有理由名哲保身，逍遥于林，平静地等待改朝换代。然而，嵇康的性格是慎与烈的结合，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评价自己即“刚肠疾恶，轻肆直言”又“性不伤物”。《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康别传》：“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见，对亲朋，嵇康是温厚的，但在政治立场上又是刚烈的。性烈之个性，注定嵇康无法出处同归，与道逍遥对嵇康来说是无法付诸实践的。即便在锻铁山阳之时，亦不忘嘲讽钟会，无法淡远超近，也注定了其悲剧式命运。这样的个性又有着曹魏姻亲和曹臣后代的身份，使嵇康根本无法摆脱自己，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三国志·王粲传》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可见嵇康并非文弱书生，也有血气方刚的一面，司马氏残暴黑暗的统治，激发了其血性[5]。

3.才多识寡，非真隐士

嵇康的身份和个性注定其无法做个真隐士。嵇康走向山林三年中，据说一度到了苏门拜隐士孙登为师。将别，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⑩，这是劝告嵇康，发挥才能的作用必须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处世方法，使生命健康存在，说嵇康虽有才气，但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当今世道，很难保全自己的性命。从孙登的一番话看，估计在跟从孙登学道的过程中，嵇康的性格和思想让孙登觉得他成不了真隐士，并也无法避免悲剧命运。当“禅代”已成定局，嵇康就挺身而出。嵇康临终作《幽愤诗》，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两句，深表感慨，后悔当初不听孙登相劝之言，也是生死前的徘徊。

(二)怀忠抱义之儒家精神

当司马氏高举儒家名教大旗，以“名教之治”之名排除异己，名士们清醒了，以种种任诞行为反对司马氏的名教。“魏晋时代, 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 而实在是毁坏礼教, 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 实则倒是承认礼教, 太相信礼教。”[4]这种毁坏更多地体现的应是对所维护的东西遭到践踏的一种愤怒，是对司马氏集团伪名教的反抗。他们表现的对儒学的反叛，恰恰是对回归正统儒学的呼吁。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 当时最富叛逆精神的文人，如嵇康、阮籍，其灵魂深处仍然怀恋着名教, 他们非毁礼教,其实是不得已的事, 他们服膺真的儒教。嵇康虽然口头上自称是老、庄自然无为的信徒，并且也的确追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境，又“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可见其思想中仍浸润着儒家思想。

1.儒家思想深存于心

嵇康虽表现的是道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则更深地存在于他的内心。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其心中流露出的儒家情怀。“唯上古尧舜，二人功德齐均，不一天下私亲，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唐虞世道治，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可见，“轻贱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实非本意，只是对儒家思想遭利用的反抗。

《家诫》开篇告诫儿子“人无志，非人也” 。文中教儿子如何按传统礼教的规范做人, 儒家气味浓厚，礼教才是嵇康本心，是一个父亲发自内心地对孩子的谆谆教诲。这充分说明了在嵇康心中，儒家正统不容挑战，其对于儒家是极具崇敬之情的。嵇康在《答二郭三首》: “良辰不我期, 当年值纷华。坎凛趣世教, 常恐婴网罗。”“寡智自生灾，屡使众衅成。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告诉二郭形势极为不利, 弄不好会陷入法网; 只好“翔区外”, “漱朝霞”, 清静无为也好, 服食求仙也好。稽康在政治上是打算有所作为的, 否则，嵇康不会当曹魏的女婿，不会在隐遁中时刻关注局势变化，不会在毋丘俭反时康有力, 欲起兵应之，不会一次次地发战斗檄文公然反抗司马氏。

当他看到正统儒教被司马氏集团利用和破坏之时，彻底颠覆儒教实则是对司马氏集团的反抗。为了在政治上与司马氏唱对台戏, 便在《释私论》中违心地针锋相对地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

2.从徘徊走向对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在出处中徘徊，是竹林文人的典型心态。嵇康也在徘徊去就中走过沉痛的心理历程。正始八年，曹爽——何晏和司马氏两大集团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嵇康回到山阳的自然怀抱，与好友聚于竹林，似乎进入逍遥之境，其实逍遥的背后是惶恐不安，对时局采取观望态度。高平陵政变之后，王凌兵变未遂让嵇康不安，随着司马氏时代的来临，李丰、夏侯玄被杀，曹芳被废，曹魏王朝岌岌可危，士人当司马氏功臣或顺民，出于良心或是出于曹家女婿的责任感，嵇康思想处在矛盾中。在他的《卜疑》中，宏达先生提出的十四对矛盾生活方式，正是嵇康所矛盾的，是隐逸逍遥还是壮士留名？是混沌淳朴还是愤愤不平？是直言相争还是明哲保身？是默默无闻还是名扬天下？……这些正是嵇康的心结，太史贞父无法为嵇康作出抉择，其理由是真正达到道的境界的人是不必占卜的，无愧于社会，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不必为世俗变故而忧虑。可见，嵇康没有达到道的境界，他对曹魏王朝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

嵇康对司马氏的态度，在高平陵政变前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随着司马氏对曹魏王位威胁逐渐明朗化，嵇康也从观望困惑发展到对抗。他在《太师箴》中，以入世者的积极态度揭露虚伪名教，讽刺了司马氏的僭妄凶残：“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下疾其上，君猜其臣” “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祟丘山”， “刑本惩暴，今以胁贤”骂司马氏父子兄弟的不臣，把持军政大极，诛戳异己，屡兴大狱，诛锄名士。嵇康进一步在《卜疑》中“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看似否定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其实是反对虚伪名教，是要让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集团失去依据。

正元二年(255)，当毋丘俭兵变的消息传到山阳河内时，嵇康一度为之振奋，“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毋丘俭兵变失败，嵇康撰写《管蔡论》：“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侥祸也。”借历史上的管叔、蔡叔造反属于误会一事为毋丘俭、文钦张目辩护。说管蔡是“忠良”、“淑善”，他们的造反是出于误会，本心是“思在王室”“翼存天子”，因而“管蔡怀疑，未为不贤”。“思存王室”实际也是嵇康心存魏室心声的表达。

眼见曹魏大势已去，嵇康遁入山林，求仙问道去了。嵇康在遁入山林学道的日子里，时刻关注时局，洛阳发生的一切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在隐遁第一年，携琴提酒去吊慰阮籍母亲丧，与阮籍公然弹琴饮酒，以示对司马氏“以孝治天下”的轻蔑。可见，嵇康的内心不仅未隐遁而且还在找机会抗争，他无法逃避自己的良心，无法逃避曹魏王亲所要承担的责任。甘露四年(259)，嵇康走出山林到洛阳在太学中活动。景元二年，《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用给山涛写绝交信的方式回答司马氏, 表示自己绝不肯合作的态度, 言词相当激烈, 秘康自称 “不喜俗人”， 决不肯“与世同其彼流”，“志气所耗，不可夺也。” 针对司马氏利用“汤武周孔”为易代作舆论准备的做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他说自己决不会跟着山涛去登司马氏的“王途”。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借机会发表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声明。嵇康指桑骂槐，讽刺挖苦，含沙射影地揭露庸俗世态、虚伪礼教、功名利禄的假面具。司马昭看到这封信以后, 对嵇康十分恼火, 加之钟会的挑唆，说稽康、吕安的言论“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这番话加速了稽康的死亡，为“清洁王道”，借吕安事件作伪证之由将嵇康杀害[6]。

四、结语

综上，我们明白了嵇康之所以痛苦，之所以徘徊去就，正因为其对“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道家精神境界的向往，对“真人”“至人”的孜孜追求，但嵇康又无法摆脱其曹魏女婿的身份，愤世嫉俗的个性也无法让其眼睁睁地看着儒家思想被利用，被践踏，看着司马氏集团虚伪地打着儒家的旗帜篡权。因此，当禅代已成定局，全社会都向司马氏屈服的时候，嵇康在徘徊中愤起，断然结束隐身生活，这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齐物养生，与道逍遥对嵇康来说更多地只能是文本式存在，但无论嵇康一生如何动荡在 “徘徊去就”之中，其矛盾痛苦的灵魂最终还是在广陵散中彻底地解脱了。

注释：

①嵇康《五言诗三首答二郭》其三

②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③嵇喜《答第叔夜》其一、其三

④嵇康《五言诗三首答二郭》其二

⑤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⑥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其十六

⑦嵇康《答难养生论》

⑧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⑨三国时魏王公，曹操第十子

⑩《晋书·隐逸传》

[1]韦杨建.从嵇康一生看其思想特点[J]. 学习月刊,2010,(5): 138.

[2]王晓毅,嵇康评传[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4，5.

[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 . 鲁迅全集. 第三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13.

[5]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70～23.

[6]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177～178.

(责任编辑：练秀明)

Ji Kang’s Lingering Emotion

YANG Xiu-hong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 Fuzhou 350012, China)

Wei and Jin dynasty is a period of time of constant war, and frequent changes of the dynasty make the celebrities hard to survive. Influenced by the rise of metaphysics, Ji Kan yearns for Taoist spiritual pursuit, but his identity, personality and Confucian feelings make him live in a dilemma. When the ordinary people yield to Sima, Ji Kang gives up his reclusive life and sacrifices his life. His behavior shows the Confucian spirit of “do something even though one knows it is impossible to succeed”. His suffering soul has been released in Guang ling Verse.

Ji Kang; Taoism; Confucian feelings; linger; confrontation

2014-12-20

杨秀洪(1979-)， 女，福建建瓯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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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940(2015)01-00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