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腐败”文化影响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研究

蔡雄杰



“亚腐败”文化影响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研究

蔡雄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亚腐败”文化是党内存在的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腐蚀剂。“亚腐败”文化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根本对立的，完全背离党的群众路线，影响党群关系和谐，是当前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必须坚决反对。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消除“亚腐败”文化对践行群众路线的影响，就要从“亚腐败”文化自身特点入手，以零容忍的态度对“亚腐败”文化进行标本兼治、统筹兼顾的治理，才能真正有效地提升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水平，为践行新时期群众路线提供良好社会文化基础。

“亚腐败”文化； “亚腐败”；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严肃党规党纪，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也维护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宝贵的经验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过去治党治国的重要理念，而且也为党今后进一步加强从严治党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亚腐败”文化正日益渗透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利化，思想文化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影响越来越恶劣，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1]可见,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消除“亚腐败”文化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性课题。

一、“亚腐败”文化的内涵及其特性

(一) “亚腐败”文化的内涵

“亚腐文化”是由社会学中“亚文化”概念衍生而来的,特指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在对待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时所产生的一系列畸形的、扭曲的、反主流的判断、认知以及价值观。[2]这是相对于“腐败文化”而言的，“亚腐败”文化与“腐败文化”同属于与主流的廉洁文化相背离的非主流的文化现象。从“亚腐败”文化的形成来看，“亚腐败”文化是由“腐败文化”衍生而来的，对于“腐败文化”现象，行为上是很容易辨别的，而且百姓大多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当这种腐败观念渗透并内化成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习惯时，甚至成为社会默认的潜规则的时候，那么社会中就会形成了一种与主流价值并行不悖的社会文化，即“亚腐败”文化。因此“亚腐败”文化是一种非典型的腐败现象，是公职人员利用公权力进行某种隐形腐败和消极腐败,从程度上看它是一种介于严重腐败和一般作风问题之间的行为。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谬尔达尔曾对南亚国家的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他在《亚洲的戏剧》中尖锐地指出这些国家之所以腐败盛行，主要是因为“腐败的民俗学”。从冈纳•谬尔达尔表述的“腐败的民俗学”，其实就是一种“亚腐败文化”。可见“亚腐败”文化比“腐败文化”不仅更具有弥漫性与隐蔽性，而且“亚腐败”的危害不亚于腐败，侵蚀了公权力的公正性，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而成本却过高，极大地浪费了国家资源，严重破坏了社会的良好风气，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隐患。

(二)“亚腐败”文化的特性

1．具有潜移默化的社会腐蚀性

文化的影响力是持久的，一种文化一旦被社会人们所认同,它就会对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持久性、根本性的。“亚腐败”文化也是如此，“亚腐败”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暗示效应，在社会上它很容易形成一种歪风邪气。“亚腐败”文化与正式意义的腐败行为不一样，腐败行为的产生需要公职人员有一定权力寻租的条件与机会，而“亚腐败”文化则不同，只要是公务人员都有可能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亚腐败”，在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下，“亚腐败”文化对公务人员甚至对社会大众都有一种很强心理暗示、导向作用，人们会对社会“亚腐败”文化现象产生宽容与容忍，进而可能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认同和接受心理，这也正是“亚腐败”文化的真正危害之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思想观念，不知不觉中扭曲人们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人们对“亚腐败”行为表示深恶痛绝，可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却又向往“亚腐败”，乃至实践着“亚腐败”，这种双面社会人格发展的结果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破坏人们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感与信任感，造成今后社会和谐稳定的巨大的隐患。因此一旦“亚腐败”文化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与认同，那么“亚腐败”文化就会越演越烈，催生各种不正之风的合理化，为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提供社会基础，而一旦蔓延，对社会发展稳定来说将是个巨大的灾难，因此反“亚腐败”无疑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课题。

2．处于违纪与违反职业操守之间模糊地带

“亚腐败”行为与腐败行为是一致的, 都偏离了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都侵害了党和人民利益。但是从程度而言, “亚腐败”行为比腐败行为小得多，有时甚至无法与轻微的腐败行为搭上边，而且它更具有隐蔽性，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从行为表现看，“亚腐败”行为是一种处于违纪与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它主要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应用权力履行职务的过程中, 违反或偏离了职业道德、社会职责，沾污了公共权力廉洁性，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也就是说它处于既接近廉洁状态、而又接近腐败状态的一种行为。而如果从规范层面来看，“亚腐败”行为的性质在法律上显然它并没有触犯法律，因此难以认定为违法,同时“亚腐败”行为又无明显触犯党纪，但实际上它的行为从权力廉洁性上已经违背党的宗旨。可见“亚腐败”行为处于违纪与违反职业操守之间边缘地带，与腐败行为可能沾不到边，可能无须为“亚腐败”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为此“亚腐败”行为在在实践中常常被人认为是只是种不正之风而已，仅仅违反自律而已，由此一些单位并不把公款吃喝、收受红包等当回事，甚至把此类事当做一种常态、一种工作的方式，更有甚者被认为是人之常情、礼尚往来，因此在查处上“亚腐败”行为主体很容易游离监控查处之外，用现有法律很难进行查外，依靠批评教育又效果不理想。

二、“亚腐败”文化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危害性分析

（一）“亚腐败”文化与党的宗旨相背离

中国共产党核心的执政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改革时期，党自觉地把党的责任、使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正因此而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因此全党上下可以说对于腐败问题的危害性的认识达到高度一致，并把它上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态度。但是对于“亚腐败”问题，由于它的危害并不明显，不会马上表现出来，因此不少人对“亚腐败”的性质及其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够。不少党员干部认为只要不贪污、不受贿，在工作中出现一些请客吃饭、迎来送往、讲究点排场现象完全是人之常情，是正常礼尚往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在这些小事上较真是小题大做。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些不正之风的影响下，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逐渐地偏离党的宗旨的观念，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抛之脑后，出现在工作中讲排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在生活上奢侈浪费，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超标接待,私客公待；在办公条件方面不愿坚持艰苦奋斗精神，讲究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社会服务，办公室装修富丽堂皇,设施一应俱全，一些单位甚至以改善办公条件为名,办公设施互相攀比比豪华,以致党内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严重地脱离党为民服务的宗旨，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不正之风容易成为诱发腐败行为的思想温床。就如同人体内潜伏的病毒一样,可能不会立即引发疾病,但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的话，潜伏的病毒就会滋生蔓延,让人身染重病，“亚腐败”现象也是如是可怕与严重的。

（二）“亚腐败”文化与共产党员的信仰相背离

信仰就是人们对其认定的能够体现着最高价值的某种学说、理论、主义的信服与尊崇，并能够发出内心地执著追求。信仰对个人来说是人生的必要的精神支柱，对一个政党来说，信仰则是是凝聚、鼓舞其全体成员的精神旗帜。因此《共产党党章》在总纲中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4]实践经验证明也是如此，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础。当年许许多多共产党员为了实现民族解放，为了实现百姓幸福生活的理想，他们坚守理想信仰，选择宁肯把牢底做穿也不投降的人生无悔的决择，甚至选择了牺牲生命。因此共产党员的理想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而丢了信仰，各种不正之风乃至违法违纪现象就会粉墨登场。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亚腐败”文化的导致的危害与结果便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没有理想信念，部分党员干部面对社会中出现了种种诸如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理想信仰的价值，偏离了共产党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不能用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目光短浅，践踏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关注个人名利地位，自私自利追求荣华富贵，追求灯红酒绿的个人享受，甚至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这种的价值取向严重影响共产党执政根基的稳定。

（三）“亚腐败”文化与党的优良作风相背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认识论上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方法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的工作路线是有机统一的。正是通过这种行之有效的工作作风，党制定许多切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方针和政策，赢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做好一切群众工作的基础。而“亚腐败”文化恰恰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绊脚石，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背后推手。从党的价值取向来看，权力本应该是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但在“亚腐败”文化的影响下，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产生了异化，公共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为官员个人、部门利益服务。一方面在工作中表现出选择性行政，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之内,摆官架子颐指气使，不愿倾听群众的心声，怕麻烦不做事,听之任之,装聋作哑,任老百姓跑断腿、喊破喉咙,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而遇到对自己有利之事，各个相关部门争抢着上；而另一方面却又在行政乱作为，在在行使相关权力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人为地设置障碍，如将简单程序复杂化，故意地拉长办事过程，变相名目吃拿卡要，得到相关好处利益之后便放弃法律、政策原则，可以随意简化办事程序，极大地破坏党的群众基础，可见党的优良作风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需要我们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履行，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四）“亚腐败”文化与群众的政党认同相背离

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美国学者坎贝尔（A.Campbell）在《美国的选民》中提出的一个政治学概念，他认为政党认同是“个体在其所处环境中对重要的群体目标的情感倾向”，也就是选民“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5]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开始，在思想认识上就已经认识到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成功的重要性，并在党的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通过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手段来培养广大人民群众树立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亚腐败”文化则是对党沉淀的群众基础的一种无形破坏，“亚腐败”文化的盛行导致社会道德败坏、社会公平缺失的种种现象，由此会激发群众对党与政府执政状况的不满，极大地消解党长期以来建构起来的民众对党的的信任基础，削弱民众对党的信心，严重威胁社会政治稳定。另外从现代民主政治角度来看，“亚腐败”文化实际在也在破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根基。现代的民主政治运行需要有良好民众参与作为社会基础，“亚腐败”文化的弥漫式影响，会使许多公职人员或从自身利益或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民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设置种种人为障碍进行妨碍，影响与阻挠民众的有效参与，从而民众无法从社会参与中产生对政治的认同感，进而可能会产生对政党的政治冷漠与疏离，威胁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三、消除“亚腐败”文化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影响的举措

（一）加强以群众观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员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要是确立辩证的唯物史观，辩证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基础与核心。为此首要进行以群众观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思想决定行动，只有在思想深处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党员干部才能做到为民谋利。具体来说，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群众观教育的成效，首先需要不断地对党员干部群众观进行经常性教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员干部教育长效机制，通过经常性地开展群众观教育的教育，促使党员干部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做到自省、自律，自觉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增强党员干部自觉廉洁从政的意识；其次提高对党员干部群众观教育的针对性。在加强经常教育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党员干部的实际存在的共性和差异性问题，有针对性提出教育的侧重点，针对各类党员干部不同点，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地分类分层次实施群众观教育；再次各级党组织要应充分利用各种干部培训的阵地，积极探索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方法创新，真正做到让群众观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的修养，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二）建立健全对“亚腐败”文化零容忍精神的法律法规体系

“亚腐败”文化现象是个严重的社会顽疾，是一国或一党政治生态恶化的文化基础。纵容“亚腐败”的存在与蔓延, 腐败行为也将日常化、合理化，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使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下滑,对此紧迫的是要建立起对“亚腐败”零容忍精神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执法、惩罚力度，提高反“亚腐败”的威慑力，保证权力纯洁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曾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6]具体来说，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党内党纪党规，形成对党员干部的行为具有更强约束效力的行为规范和监督依据，树立党纪党规更大更强的权威性，并加大执法力度与监督力度；同时要根据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动向，及时地制定我们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党纪党规。其次建立健全保障党纪党规有效实施的保障机制。如不断建立健全权责分明的责任机制，建立定期检查的督查机制，建立奖优罚劣的奖惩机制，建立能够科学分析的测评机制，建立人员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这些制度建设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供充分保证。再次还要加大对“亚腐败”的治本力度，尽快探索建立党员干部信用管理体系，编制党员干部道德修养规范。在实践的工作中，要逐步建立党员干部廉政档案工作平台、道德诚信信息系统平台，把党员干部在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等方面履行情况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并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联动机制，以此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通过完善这种体制建设，着力铲除党内“亚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三) 培育践行宗旨观念为核心的廉政文化

廉洁文化是保证权力公正性品质的内在要求，失去廉洁文化支撑的党风廉政建设就像失去灵魂的肉体似的。但是廉洁从政、克己奉公的党风、政风的形成不会自发形成的，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培育的廉政文化的支持。具体来说，培育廉政文化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大力弘扬、培育新时期所要求的执政理念，如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丰富当代廉洁文化内涵，形成新时期党的廉洁文化，为形成全党的优良作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廉政文化需要吸收中西文化中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丰富的廉政文化因子，这些传统文化都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培育新时期的廉政文化，要充分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元素，如儒家人格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非常好的人生理想追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是非观念，“俭以养德，廉以立身”的廉洁思想，还有诸如“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自律行为都是培育新时期的廉政文化所必须的。再次还要注意培育良好社会廉政文化环境，要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化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加强民众对“亚腐败”问题的认识，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减少因社会文化习俗产生的“亚腐败”，从而营造社会风清气顺、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社会环境，这是是抵御“亚腐败”的有效途径。

（四）加大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亚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大“亚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是当前治理“亚腐败”文化现象的重要着力点。目前治理“亚腐败”现象有许多的文件政策，但是“亚腐败”现象总是很难得到有效地扼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目前制度规范落实性不强。对“亚腐败”的不正之风,很多条文不是高压线而是橡皮筋,不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无法真正形成约束力。所以出现整改一次,消停一会，放松一阵，反弹一次,越刹风越盛,最典型的就是形象工程、公款吃喝的问题。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反复反弹的局面，就必须对“亚腐败”行为的态度立场鲜明，下定决心加大纪律检查执行力度，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针对出现苗头性问题进行及时地刹住和遏制，针对普遍性问题要抓住适当时机全面进行专项治理，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予以严肃惩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治理“亚腐败”中特别需要加大规范领导干部行为力度，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组织的中坚和骨干力量,领导干部能否在作风问题上实现榜样与表率作用，是党风建设的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古人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有令则不行”。讲的就是领导干部为人处事要身正行端，为树立表率。在实际生活中，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评价也是如此。领导干部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党员干部与群众怎么会信任领导干部？所以，在治理“亚腐败”行为的过程中，要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督的力度，教育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以个人的表率作用带动单位风气、社会风气的好转。

作风，不仅仅是形象，更关乎生命。“亚腐败”文化是党内存在的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根本对立的，是影响党的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必须坚决反对，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自觉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自觉抵制“亚腐败”，把心思放在为民为党干事创业上，把工作落在求真务实上，我们党就能始终保持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总之，“打铁要靠自身硬”，作风建设始于足下。

[1]习近平.深入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N].人民日报，2013-06-19.

[2] 姜玉姿,李云涛.浅析“亚腐败”与“亚腐文化”[J].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学报, 2007(6): 26-29.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96 ．

[4]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教材编写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教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13.

[5] Angus Campbell，The American Voter[M]，New York: John Willey & Sons，1960:121.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2-333．

责任编辑：陈振锟

2015-01-06

本文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2014年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

蔡雄杰（1977-），男，福建莆田人，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讲师，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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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1072（2015）01－0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