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徐　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9）

历史“时感”中的“希望”与“控诉”——论1945—1948年间穆旦诗歌创作的精神指向与矛盾

徐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9）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穆旦的诗歌创作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峰。但此后不久，诗人却停滞了诗歌写作一年多，专注办报，直至1947年初再次提笔，写作《时感四首》并开始又一段较集中的创作。就书写内容来看，穆旦在这几年间的写作大多可用“时感”来概括，但却并不仅仅是与某一具体时段的社会历史现实相关，也与其对战争的回忆及对“战后”的想象相关。从抗战胜利到国共内战，从在“大后方”祈盼新生活的“小职员”到北返、去沈阳创办《新报》、再到1947年重新提笔时，诗人的“时感”中大约怀有了这样一种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当抗战胜利前后诗歌创作中表达的对未来祈盼部分落空，“战后”中国又回到“战时”，穆旦在此时不断生发的“希望”与“控诉”之间既构成了一种矛盾，也构成了战时中国新诗作者一种深刻的、源于经验自省和历史思考的痛苦声音。

关键词：穆旦；新诗；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感四首》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6-0060-0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 jhun. edu. cn/jhxs

一、引子：《新报》与作为报人的穆旦

关于抗战胜利后的穆旦，曾任《新报》编辑部主任的邵寄平后来回忆说：

穆旦从抗战缅甸前线回国之后，那时他的家在北京，1946年初却来到当时满目疮痍的沈阳，想替祖国做一番事业。

在沈阳，他和一位西南联大同学办起一家报纸：《新报》，于1946年正式出版。先是四开小报，不久即改成对开大报，是当时东北四大报之一。我开始在编辑部做他的副手。在这个时期，他很少写诗。《新报》副刊上甚至没有发表过他的文章。［1］

这段叙述将“从抗战缅甸前线回国”和“1946年初却来到当时满目疮痍的沈阳”接续起来，在叙述上是有些奇怪的，显然省略了期间数年诗人在大后方的生活和创作变化。从相对抽象的诗歌转向创办并主编直面时事的报纸，应该与诗人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感知、经验与思考相关，其“通过办报为战后的和平与民主开始新的‘探险’，不失为诗人再度搏求的初衷”［2］。但是究竟在“想替祖国做一番事业”这一判断下有多少有效性，其“很少写诗”是否是某种艺术或文类上的判断，则需要考量。另外，尽管穆旦本人在此一时期的发言很少，其赴沈阳办报的事实却涉及很多相关问题，如其在生活和生计上的考虑，如军旅身份在此时的复杂性，如相识于战火中的罗又伦将军的邀约及可能带来的对赴滇缅作战的回忆（此前诗人刚写完《森林之魅》），如诗人自己对未来的判断等等。根据李方所编《穆旦年谱》中的资料，邵寄平说《新报》“以敢言、敢揭露黑暗著称，首创《每日谈》《读者来函照登》等栏目，公开针砭时弊，颇惹了不少麻烦”。作为总编辑的穆旦“倾向民主，多与俄中友协人士有所接触，他俄文讲得很好，不少人认为他‘左倾’或是‘民盟’成员”［3］。而在当时，王佐良的判断则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始，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来所有口头式的政治的庸俗。”［4］——王佐良这篇文章最初以英文刊发之时，正是1946年6月，《新报》创刊不久的时候，其判断不能不引起注意。

总的说来，将穆旦视为“左派”的说法是比较被

认可的①，但他究竟有没有更具体的态度或介入政治的意图，却不那么清晰。另外，如其南开中学同学赵清华的叙述，从战时“投笔从戎”到战后“只想去从事报业”，穆旦还是“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5］。此一时期固然可能有对生计的担忧，有对时局的失望，但本文以为，就穆旦此时的生活等的具体状况而言，不宜过于拔高其办报而“很少写诗”的历史和思想政治意义。极端的例证，来自60年后的一个访谈，当被问到穆旦去办《新报》“是不是和政治有关时”，杜运燮和赵瑞蕻的妻子杨苡一同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和政治无关。他去创办《新报》，一方面是为了谋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友情，当时罗又伦极力邀请穆旦去沈阳。”杨苡随后说道：“他本人是极希望安定，但实际上很难安定。”在“随时处于失业状态”（江瑞熙语）的情况下，“他后来去办《新报》，或到FAO工作，都是为了谋生，有口饭吃，哪儿有什么历史问题！”［6］本文之所以认为这一例证说法有点“极端”，是因为其赴沈阳、甚至办报的决定可能“和政治无关”，但其后来身为报人本身，究竟还是需要社会政治意识的，而且从后来的诗作来看，诗人也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办《新报》”固然是为了“谋生”，但在这谋生过程之中也可能有更多的内容。在后来发表于《新报》周年纪念特刊上的《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一文中，穆旦提到：“攻击贪污，揭发舞弊，攻击官僚资本，揭发不合理的现象，这些都是本报以十分勇气做过了的。”其发言的核心在于说明“报人”的和“当局／政府”之间的摩擦，强调批评的价值、报纸的选择、报人的良心［7］。然而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己的良心呢？是不是可以说，诗人通过报人的身份，其实也发现了自己面对时代现实的声音呢？

二、“又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中的“希望”与“控诉”

关于穆旦创办及主编《新报》的更多相关细节问题，李方等学者已在《穆旦主编〈新报〉始末》等文中做过研究，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而就本文更为关注的、诗人这段办报时期对诗歌创作方面的影响，李方则论述道：

变换视角来看，东北办报无疑是查良铮曲折经历中少有的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诗人能够获得时间与物质条件，整理修订自己的诗作，与1947年5月在沈阳自费出版了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且在1947年开始了又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这一年的1月到8月，诗人先后写出了包括《时感》《荒村》《饥饿的中国》《隐现》等一批现代意识更强烈、内涵更深广、艺术更精湛的诗篇。［2］

从1945年底写作的停滞，到“又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其“相对稳定的生活”肯定是助力之一，不过值得思考的并不只是诗人此一阶段的“稳定”，也有其感知和呈现的与前一时期的对比问题。就文本而言，1947年1月的《时感四首》是诗人暂停诗歌创作一年多之后又一个“高峰”的开始，仍多有辩证的思考和反讽，但情绪显然和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作品不同，对战后“一个合理的世界就要投下来”（《轰炸东京》）的感受不见了，而“我们”的“丰富的痛苦”则变得愈发丰富。譬如在《时感四首》的第2章中，就出现了这样让人感到熟悉却又非常不同的表达：

我们的事业全不过是它的事业，

在成功的中心已建立它的庙堂，

被踏得最低，它升起最高，

它是慈善，荣誉，动人的演说，和蔼的面孔。

这里的“它”几乎就是1945年所作《旗》中“旗”的变体②，同样以抽象的身份“升起最高”，引领着“我们”——然而却是“残酷”。诗人以相对冷静的声音说出他的“时感”，以稳定的四行一段、四段一章构成了这首诗统一的质地。袁可嘉后来在《新诗现代化》一文中评论《时感四首》的第4章时说：“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是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但是作者并不采取痛苦怒号的流行形式，发而为伤感的抒泄；他却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9］其实何止第4章，“控诉”，这个词正是诗人此时声音合适的界定。从第1章对“先生”等“在我们头顶”的人物的控诉，到第2章对“它”的控诉，到第3章对通货膨胀的控诉……直到第4章，成为无可希望的控诉：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祖先，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起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8］225

袁可嘉在评论中敏锐地把握住了“绝望里期待希望，希望中见出绝望”这一主题，分析了这两个相反的思想态度在诗中的构成③。这里的“绝望”和“希望”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0］等相似的表述，杜运燮亦曾提到穆旦“一向热爱鲁迅的著作”［11］，且有许多学者论述过鲁迅精神对穆旦诗歌的影响④。但这里穆旦所写就是鲁迅《野草》式的“绝望”和“希望”么？从“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开始，“期待”，又“见出绝望”，“层层渗透”，到最终“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这一诗歌的呈现过程来看，可能和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表述的态度还并不一样。

作者后来将这《时感四首》的第4章翻译并置于组诗Hungry China（为《饥饿的中国》的第1、第2、第3章，《时感四首》的第2、第4章和《诗四首》的第2章的翻译重排）中时，“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虚空”一句是“What we look forward to is only a promise；／But even this is lacking.”在这里“诺言”所对应的promise其实更接近“许诺”和“希望”，是一种面对未来的声音；然而this（“这”，代指promise）是缺乏／缺失的（lacking），故原文中的“虚空”并非鲁迅那里作为“实有”的“虚无”，而是作为“许诺／希望”的缺失状态出现，而这缺失使“我们”感到自己“仍旧不过是／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祖先”（we are but／Ancestors of mankind before the age of hu⁃man bliss）［12］。也就是说，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对“希望”的渴望，“绝望”并非单纯是“希望”的对立，也是没有“希望”的“虚空”状态，其关系类似于诗人曾写过的《从空虚到充实》的“空虚”与“充实”。这种有和无的区分暗示了穆旦并非鲁迅那种“历史的中间物”的感受，而是不断追问着那可能到来的时代现实，当现实没有给出“许诺／希望”时，他就感到此刻如同远古一般，不知那“幸福”（hu⁃man bliss，其中bliss有宗教意义上的“赐福”的意思）尚远在何处。——如果考虑到“常年浸淫于英语诗歌之中，且对奥登心攀手追，久而久之穆旦的思维与语言似乎也已经英语化了”［13］这一判断中有效的部分，以及自译作品所更容易的“达意”，可以说，这首诗的英译实在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准确把握原作精神的材料。

三、“在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间”的精神“搏求”

穆旦创作《时感四首》的两个月后，即1947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延安，全面内战开始。也就在本月，诗人在《三十诞辰有感》中写到“在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14］这样一句，其对“未来”之为“黑暗”的体认是让人震惊的，特别是在“三十诞辰有感”这样的标题之下。在这里，个人时间被社会历史时间裹挟，随着战争的开始、终结与再度开始，“过去与未来”成为了同质的存在，被赋予个人。“三十诞辰”所暗示的时间节点没有个人生命的欢庆意味，而是面对着未来“许诺／希望”缺失的反讽，让人感到和过去、和两个月前所写“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祖先”一般，甚至“希望有一个希望”的希望都不再提及。这种关于绝望的表达在此前的穆旦那里是很少见的，很像是奥登《在战时》第20首中所写：“我们活在这里，在‘现在’的未打开的／悲哀中；它的范围就是我们的内容。”［15］此时的穆旦大约和写作《在战时》十四行组诗后附的《诗解释》时的奥登一样，怀有焦虑和质疑：历史是否在循环？对历史的态度和诗歌的伦理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诗人的个体声音和命运在什么位置？那些“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的人物“一丝不改：说这是历史和革命”［8］，而这不断出现的“一丝不改”中还能见到历史正义么？……当然，二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奥登是作为主动的介入者，以“鹰的视域”（hawk’s vision）或“飞行员视角”——即“如雄鹰或戴头盔的飞行员所见”（As the hawk sees it or the helmeted airman）［16］——来观察社会历史现实，来书写“我们”，而此时的穆旦则是被社会历史现实强力席卷其中的“我”。

当然，这并不是说穆旦的情感或视域狭窄，事实上他的诗中一直有着主动的、智性的思考，杜运燮后来就回忆说：“他特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人，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思想和感情，对许多新问题进行思索。”［17］不过在强调穆旦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思想和感情”时，也需要注意，在1940年代他“小职员”的身份可能更为重要，这决定了他感知社会政治生活的向度［18］。也就是说，当穆旦面对社会历史现实发声时，发声者并不是一个广

义的、而是需要界定的“现代知识分子”，其“控诉”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和真实的不满，而非奥登式的、相对高蹈的外来介入观察。如姜涛所说：

穆旦诗中表达的焦灼与烦恼，更多存在于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职员和公教人员身上（他自身所属的阶层），这个群体渴望生活安定，渴望社会进入秩序的轨道，内战持续导致的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也最大，也最为直接。穆旦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这个阶层的“希望”与“绝望”，在盘曲往复的诗行中将其“时感”糅合成“控诉”，但其他社会群体的处境和诉求，穆旦并不一定有更多的把握。［19］

到了1947年8月，《新报》遭国民党地方政府查封，其原因复杂，但易彬认为“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均可视为书生办报遭到了现实政治的强力干扰，均显示出政治对于人们生活的强势影响——正是现实政治放逐了穆旦一度安稳的生活”［18］92。穆旦离开了报纸总编辑这“相对稳定的生活”，去北平，去上海，去南京……开始“频繁换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当初联大毕业后几年的生活状态［6］。而且随着内战的持续，历史也似乎将“未来”变回了“过去”，一种曾经的声音竟显得和此时穆旦的语言如此相近：“冷风吹进了今天和明天，／冷风吹散了我们长住的／永久的家乡和暂时的旅店。”——当寻找1947年的“控诉”的根源时，1941年的《控诉》像是一个久远的回声，让人思考整个1940年代穆旦诗歌的外在与内在：它们是同样的“控诉”吗？在1948年发表的《穆旦论》（后改为《博求者穆旦》，收入《新意度集》）一文中，唐湜引用了该诗的最后两段：

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们软弱无能。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20］

唐湜评论道：“我该指出，不仅哈姆雷特曾作出这么悲壮的呼喊，本世纪乃至前世纪末每一个有自觉的良心，忠诚于生活的艺术家都曾作过类似的壮勇的控诉，这是一个思想家的虔诚的人格的力量。”［21］如钱理群所论，“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与呼喊也正是鲁迅《野草》的精神，这精神同样也在“热爱鲁迅的著作”的穆旦身上体现，他“是少数经过自己的独特体验与独立思考，真正接近了鲁迅的作家”［22］。在两者相近的怀疑精神之中，段从学则发现了穆旦的怀疑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特殊性，发现了1940年代的“平等”与“自由”、“社会的现代性诉求”与“个人的现代性诉求”之间的冲突加剧，及其造成的穆旦《控诉》之中“个人几乎完全无力反抗这种残酷的现实环境”状态下的“控诉”⑤。也就是说，唐湜指出的“本世纪”艺术家怀疑与控诉的共性之中，其实还有着具体时代现实造成的区别。就穆旦本人而言，从抗战前期如唐湜所说的“新生”，到“受难者的气质”中发出的“控诉”，到“沉潜的受难者”终于叫出了“一声呼号”的抗战胜利前后的诗歌［21］，再到唐湜未及论述的1947年后的作品（《穆旦论》是根据1947年自印的《穆旦诗集（1939—1945）》和1948年2月出版的《旗》而作），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精神自我在不断“搏求”，但诗人面对的具体时代矛盾却并无法像象征性的戏剧人物那样解决。

四、“时感”：历史变动中的希望与矛盾

关于在具体历史时代语境中穆旦所面对的矛盾冲突，段从学曾论述道：

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中，平等的现代性原则转化成了全民族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自由的现代性原则却进一步退缩为单纯的思想理念……在穆旦身上则体现为个人时间的有限性与社会历史时间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其基本形态是个人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直接的坚实的冲撞，穆旦因之而突入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核心。［23］

此处对战争环境中两种现代性原则的变化及“个人时间”和“社会历史时间”的论述或许缺少弹性，但本文以为，说此时穆旦面对的冲突的“基本形态是个人与外在的社会现实之间直接的坚实的冲撞”，是很恰当的。1947年时诗人再次开始的“控诉”，之所以和1941年的《控诉》的声音有相像，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同样的矛盾冲突；而这两个时段的“控诉”又究竟有些不同，则和其间的时段相关——特别是抗战胜利前夕诗人的上一个创作高峰。其实1945年中国和“小职员”穆旦面对的问题并不少，通货膨胀还在加剧，部队的安置问题尚待解决，“战时流动性”面临着它的回流和各地的重建，穆旦本人将回到北方却尚未定下一份工作……然而诗人

的主要声音却并非“控诉”。一方面，当然彼时中国整体上处在抗战胜利前的正面情绪之中，“商人和毛虫欢快如美军”［24］；另一方面，则不得不思考：穆旦1945年左右的写作仅是面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么？

本文以为，以《旗》为代表的那一时期的作品，其实更主要的面向，是战后中国。诗人经历一年多的创作停滞，于1947年再度开始的“控诉”，有着当初表达“希望”的声音落空的关系。就具体作品而言，1945年所作的《退伍》（“过去是死，现在渴望再生”）、《农民兵》（“也不知道新来了意义”，注意“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这一句）等触及了士兵在战争结束后的境遇及诉求，然而战争并未从此结束。《甘地》（“祈祷一个洁净的国家为神治理”）、《给战士》（“这样的日子，这样才叫生活，／再不必做牛，做马，坐办公室”）是对胜利后未来生活的展望，然而未来正和过去一样之为“两大黑暗”。《打出去》（“那美丽的也重在我们的眼里燃烧”，“最后的清算，就站在你们面前”）、《反攻基地》（“过去的还想在这里停留，／‘现在’却袭击如一场传染病”）、《通货膨胀》（“天气晴朗，你的统治先得肃清”）更是对一个时段结束的确认，诗人相信会有一场清算，“现在”的“袭击”正是对战后未来发出的，可是现实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希望”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唐湜发表《穆旦论》的同一期《中国新诗》（1948年第3期，该期发上半部分，第4期续完）上，还刊载了穆旦的《暴力》，该诗在前一年就已发表在了《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22日）上，此次刊发，或许就有和唐湜评论相配合的考虑。从文本上看，这首诗的“控诉”更为惊人，将“暴力”拟人化（这是穆旦受到奥登影响并时常使用的）［13］并在四段中以类似排比的方式推进，直到最后一段显得残酷的表达：

从我们今日的梦魇

到明日的难产的天堂，

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直到他的不甘心的死亡：

一切遗传你的形象。［25］

在这里，从过去到未来，从生到死无休止的“暴力”已经不只是落在主体“我”或“我们”身上，它还将“遗传”给“婴儿”，并带向他们的未来。“难产的天堂”不仅是明日的，也是明日之明日的，不知何时到来。就在写作此诗的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更多的“暴力”即将到来。对于“同死亡和暴力打过照面”［26］的诗人来说，那“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的控诉和“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27］的感慨似乎无从挥去，在1947年修订并重刊（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26日）的初作于1943年、和赴滇缅作战“最痛苦的经验”相关的《隐现》，其回想与寄托很可理解。⑥

从抗战后期到国共内战，当部分诗人被时代的主流话语所影响而转变了自己的声音时，穆旦却构成了主流话语所造成的异质的声音——他从抗战开始就以“新的抒情”“试图让诗歌汇入当时的历史‘大合唱’之中”［28］，然而其后来“希望”与“控诉”的声音在根本上是来源于诗人个体的经验认知，是时代的主流话语中个体独特的“时感”，一种游离于“合唱”的声音⑦。1948年8月，诗人写下了内战时期最后的作品《诗四首》，开篇便是“迎接新世纪的来临！”——此时历史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楚，但诗人仍感到“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历史的变动在这里显现为一种可能的重复，诗人则以质疑整合新来的“希望”和长久的“控诉”：“迎接新的世纪来临！但不要／懒惰而放心，给它穿人名、运动或主义的僵死的外衣”。少有证据证明穆旦此一阶段对又一个战后“未来”、或者对共产党本身抱有怎样的想象，诗人此时对内战的性质判断固然可能会受到他者主流或非主流话语的影响，也或许持有“希望”，但长久以来暴力的更迭延续还是让他表达了和1945年战争结束前不同的声音：

善良的依旧善良，正义也仍旧流血而死，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是那集体杀人的人？

这是历史令人心碎的导演？

因为一次又一次，美丽的话叫人相信，

我们必然心碎，他必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只有成熟的技巧留存。［29］

次年（1949年）1月，诗人随联合国农粮组织工作组赴泰国曼谷，并于8月终于赴美国留学，并在那里结婚。此间，内战结束了，诗人感到“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出好诗，不可能有成就的”，并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战时期他亲身经历过、亲眼看到过中国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而力争回到新中国来［30］，

却开始了一段更长时间的创作停滞。

五、结语

王佐良曾论述说，因为穆旦“同死亡和暴力打过照面”，其诗歌不仅是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更是和战争有着深刻经验联系的：

穆旦的现代主义色彩是鲜明的，但是这是一种同现实——战争、流亡、通货膨胀等等——密切联系的现代主义。他的师辈需要经过一段曲折才到达的境界，穆旦和他的同代人如杜运燮是一直就在其中。在穆旦写诗的全部过程中，他都尖锐地意识到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冲突。［26］

只不过，诗人所意识到的及表现出的“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段可能也有所不同。仅就创作量来看，自赴滇缅作战归来后，穆旦于1943年和1944年分别只创作了2首和4首诗，而1945年则有25首之多，构成了一个创作的高峰。那么，这一创作高峰中“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冲突”及诗人自我内部可能的矛盾、冲突与之前相同么？“同死亡和暴力打过照面”的经历不可能不影响到诗人的认知，生活状况及现实的改变也是一样，都会对诗人的感知和表达构成影响。一个重要的表征是，在抗战胜利的前夕，穆旦似乎具有一种对“战后”的展望，有某种“希望”伴随着对具体时代现实的感触与批判，其作品如《退伍》《给战士》《反攻基地》等明显有着对“未来”的指向，而“现在”则在为此而等待。只不过，从1945年底《还乡记》（“大家的情形都更穷，更苦，更可怜，你就会想到既有今日，何必当初？”［31］）等之后的创作停滞来看，似乎诗人也意识到这一“现在”与“未来”间的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创办《新报》的经历之于穆旦诗歌创作的影响不宜做定论阐释。但明显的变化是，到1947年以《时感四首》开始的另一个创作高峰时，穆旦的诗歌呈现了一种对时代现实的历史延伸思考，似乎“现在”的世界（及其“暴力”等）正“遗传”着“过去”，而对未来的希望也总在与之矛盾的“失望/绝望”的纠缠之中。这一诗歌呈现既来源于战争年代的历史现实，也来源于这样一种个体经验感知：曾经的“战后”展望并未完满实现，且又回到了“战时”。此时诗人的“控诉”绝不仅仅是对此时此刻的控诉，它像是1941年《控诉》的回声，还有对历史之循环的深深质疑和思考。这也就是说，所谓“战争、流亡、通货膨胀等等”的具体时代现实内容在此一阶段的穆旦这里并不就是单纯的具体时代现实问题，其“时感”也不是简单的一时一地之感——它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个体经验和历史意识之间，“希望”以其难以呈现的面目坚持着自己，它在诗中艰难地存在，在对“一双遗传的手”的质疑中等待“迎接新世纪的来临”。

注释：

①如杜运燮在论及西南联大时期的穆旦时就认为：“穆旦表面上不问政治，也没有参加‘群社’，但他是一个‘左派’。”参见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新诗评论》2006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②关于《旗》的形象及指向等问题，可参见本人《抗日战争的终结与穆旦的诗歌转变》，《新诗评论》2014年总第1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215页。

③“仔细分析起来，作为主题的‘绝望里期待希望，希望中见出绝望’的这两支相反相成的思想主流在每一节里都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每一节有二句表示‘希望’，另二句则是‘绝望’的反问反击，因此‘希望’就益发迫切，‘绝望’也更显真实，而这一控诉的沉痛、委婉也始得全盘流露，具有压倒的强烈程度”。参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

④参见易彬：《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第二编第三章《杂文精神、黑暗鬼影与死火世界——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并兼及新文学传统的话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段从学：《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全红：《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对穆旦诗的影响》，《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李春艳：《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浅谈穆旦诗歌的鲁迅精神》，《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⑤“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社会制度的现代性诉求与个人的现代性诉求之间从根本上说是冲突的，前者的根基是平等理念，目标是民族国家的生存，要求个人服从于国家的政治目标，后者的根基则是自由理念，目标是个人生存的真实意义，主张个人优先于国家权力。在四十年代的战争环境中，民族生存的危机使得国家权力优先于个人自由的思想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使得两者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化，也直接化了。因此，进入战争洪流的穆旦很快就感受到了社会现实的挤压……而且，个人几乎完全无力反抗这种残酷的现实环境”，下文以冒号接《控诉》的原文引用。参见段从学：《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第49页。

⑥关于《隐现》的版本、修改及阐释问题，参见解志熙：《一首不寻常的长诗之短长——〈隐现〉的版本与穆旦的寄托》，《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⑦如姜涛所论：“冯至主动疏离时代，在个体内心生活中挖掘对生与死、短暂与无限的思考，而时代主流话语却以集体性、连续性、整一性的话语方式隐蔽地干涉修订了他的个体写作，而当穆旦主动投身于大合唱式的时代话语主流，某种独特的个体认知结构却击碎了集体叙述的连续与完整。”参见姜涛：《冯至、穆旦四十年代诗歌写作的人称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第154页。

参考文献：

［1］邵寄平.穆旦二三事［M］//杜运燮.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3.

［2］李方.穆旦主编《新报》始末［M］//穆旦研究资料：上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02.

［3］李方.穆旦年谱［M］//穆旦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383.

［4］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58.

［5］赵清华.忆良铮［M］//杜运燮.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学四人谈穆旦［J］.新诗评论，2006（2），237-239.

［7］穆旦.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M］//穆旦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8］穆旦.时感四首［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23.

［9］袁可嘉.新诗现代化［N］.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03-30.

［10］鲁迅.希望［M］//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8.

［11］杜运燮.怀穆旦［M］//穆旦研究资料：上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50.

［12］穆旦. Hungry China［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41.

［13］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J］.外国文学评论，2002：130.

［14］穆旦.三十诞辰有感［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5］奥登.在战争时期［M］//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22.

［16］Auden W H. The Collected Poetry of W. H. Auden［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45：27.

［17］杜运燮.忆穆旦［N］.新晚报（香港），1979-02-27.

［18］易彬.“小职员”：穆旦1940年代社会文化身份的考察［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19］姜涛.一个诗人的战时“时感”［J］.读书，2014（9）：140.

［20］穆旦.控诉［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7.

［21］唐湜.穆旦论［J］.中国新诗，1948（3）：30.

［22］钱理群.中国现代的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论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诗人［J］.文艺争鸣，1993（1）：29.

［23］段从学.跋涉在荒野中的灵魂——穆旦与鲁迅之比较兼及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J］.鲁迅研究月刊，2000 （6）：51.

［24］穆旦.反攻基地［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1.

［25］穆旦.暴力［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65.

［26］王佐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J］.文艺研究，1983 （4）：35.

［27］穆旦.隐现［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53.

［28］张桃洲.论穆旦“新的抒情”与“中国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02.

［29］穆旦.诗四首［M］//穆旦诗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89-291.

［30］周与良.怀念良铮［M］//杜运燮，袁可嘉.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131-132.

［31］穆旦.《还乡记》——查良铮（穆旦）佚文四篇［J］.新诗评论，2010（2）：218.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 126. com）

作者简介：徐钺，男，山东青岛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博士。

收稿日期：2015 - 07 - 10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