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及其当代价值的再思考

秦在东 王 昊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关切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重要的方法论。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划分标准和科学结论的探讨，始终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面对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共处格局，科学认识和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划分标准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概述

长期以来，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始终是我国理论界研究和讨论的重要课题。尽管在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对其采用了多维的划分标准，从而产生了诸如两形态说、三形态说、四型态说、五形态说和六形态说等观点，但在学术争鸣和探讨的过程中，由于“三形态说” （也有学者称为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了我国较多学者的支持与论证，以至于关于社会形态划分问题的讨论几乎成为了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的学理交锋。笔者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划分标准的多维性考察，亦将理论目光聚焦在此。

1.“五形态说”的划分标准：科学维度

（1）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回溯

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对 “五形态说”进行的阐释，见于马克思在1859年所著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形态而告终。”①“五形态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类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更替的思想。

正如所有科学的理论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形成， “五形态说”从萌芽、逐渐成熟到最终确立，也历经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也初次展露了 “五形态说”的理论雏形：在借助“分工”和 “所有制形式”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人类社会历经 “部落所有制”、 “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②，发展至 “现代国家私有制”以后，由于异化现象的无法消除和调和，终将被共产主义所有制所取代③。随后历经《共产党宣言》、 《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著作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在完成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著之后，由于受到摩尔根所著 《古代社会》一书的启发，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 “原始社会”应当取代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个形态，进而基本完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探索。

（2）划分标准的维度探析

基于基本理论的阐释和理论回溯，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在对社会形态进行 “五种形态”的划分时，其主要依据是生产方式，而 “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一定的生产力和一定的生产关系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④。尽管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生产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系中，人们都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生产力的水平高低或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这是因为在生产力体系中，劳动者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受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制约，而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却是劳动者个体意志无法改变的 “物质”资料和条件；与此同时在生产关系体系中，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和形成的社会关系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 “五种形态”的划分标准界定为“科学维度”。这里的 “科学”主要是力图表征，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类型的划定，其依据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列宁评价的那样，正是马克思“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⑤，才使得 “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⑥。

2.“三形态说”的划分标准：价值维度

（1）基本理论及其发展回溯

马克思社会形态的 “三形态说”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在《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中：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⑦

马克思最早论述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结合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断发展更替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依据人的本质的异化程度可以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划分为三种形态：人的本质尚未异化的社会形态、人的本质发生异化了的社会形态和消灭了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社会形态。尽管此时马克思的探索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子，但是他对社会形态划分标准的视角已经关注到 “现实的人”。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摆脱了人本主义的影响后，进一步提出为了消除由于分工造成的异化，人类社会所要经历的社会形态包括： “无分工的社会、有分工的社会、消灭了分工的社会。”⑧最终，马克思在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中完成了对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论述。

（2）划分标准的维度探析

“三形态说”从理论雏形到其发展成熟、表述完整，始终贯穿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关注。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物的依赖性”阶段和 “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的划分，其理论探索的中心是围绕人展开的，而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的感性活动的关注，是马克思恩格斯区别于以往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的根本所在。

当我们审视人类社会纷杂的各类关系，只有在 “价值”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才得到了明确而突出的肯定，所以说将 “三形态说”的划分标准确定为 “价值维度”是恰如其分的。对 “价值维度”的判定也符合马克思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对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思考，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劳动的发现等都只是手段，马克思对其进行探索和思考的根本目的、价值导向都最终指向了 “人”。 “三形态说”围绕人这个价值终项，从人何以摆脱异化、何以获取最终的解放、何以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几个层次，对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进行了科学而合理的划分。

诚然，理论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划分标准的研究和讨论远不止此，从社会历史的不同视角、标准和逻辑出发，可以得出众多的划分形式。尽管其他的划分标准或维度都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与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相较而言，它们并未贯穿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始终，也很难将它们确认为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中轴。

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两重划分标准的科学解读

依照 “科学维度”和 “价值维度”两个标准进行划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就有着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两种社会发展图式，哪种划分标准或结论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有着更为科学精确的文本依据、对当今社会进步与发展有着更具象的指导意义？国内外诸多学者围绕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笔者赞同 “五形态说”与 “三形态说”彼此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存在内在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完整结构这一观点，并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世界背景下，应从必要性、合目的性和内在统一等三个方面科学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

1.两重划分标准的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进行思考和划分，无疑是参照社会现实和历史凝练科学认识的过程。而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我们知道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科学的认识能够指导实践。

就社会形态的划分问题而言，需要考察的 “实践”既包含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也包含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现实，这两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践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注，促使马克思将研究目光聚焦在了经济生产活动中，这也是作为被统治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的主要社会活动。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关注到了生产力、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代表性变革，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在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中，他逐渐认识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及关系，比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本身更具有深刻性和根本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始终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所获取的发展或解放程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物质资料的生产主体是人，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是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因此，生产方式与人的发展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内容，成为了马克思社会形态划分两重标准的现实依据。离开了生产方式，仅以人的发展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固然凸显了马克思对作为目的的人的高度关注，但是必然会丧失其应有的科学性基础；单单强调采用生产方式标准，亦会迷失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核心。

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就其整体性、全局性而言具备相对统一的规律可循，而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基于社会历史条件或者区域性地理生态条件的差异，其社会形态的演进却呈现出各自不同甚至是独有的发展特征。比如，有些学者依据历史学材料进行论证，认为东斯拉夫人并未经过奴隶制社会，而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跨入了封建社会；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没有把俄国带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另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在我国近代史的发展上，封建社会土崩瓦解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 “应运而生”，历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跌宕起伏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我国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和形态各异，反而更加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两重划分标准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世界历史发展至今，虽然尚无任何一个国家完全经历了 “五形态说”或 “三形态说”的社会形态发展历程，但是又在生产方式领域中展现着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迁的发展趋势、在人的发展和解放视野中不断谱写着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新篇章。如果仅用某一种划分标准及其结论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具体情况，都会遇到或无法科学定义社会现实、或无法充分阐释历史的尴尬境遇。我们甚至还要面对在特殊时期、个别国家或区域中，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逆向反复。而这些现实反过来确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两重划分标准都共同阐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图式，而不是把目光局限于解释和说明某一国家、某一区域的特例。

2.两重划分标准的合目的性

（1）根本目的：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当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抒己见地热论 “五形态说”与 “三形态说”时，他们都共同认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进行划分和研究时，其根本目的是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并非是建构一套新的社会发展学说。回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动因，可以彻底理清 “五形态说”和“三形态说”共同的目标指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曾在欧洲社会反封建的斗争中起到了启蒙性的积极进步作用，然而当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引发了激烈的阶级对抗和社会矛盾时，它转而成为了资产阶级维护阶级统治和剥削制度的理论工具，积极向民众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完美性，竭尽全力地阐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为了科学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进而揭示人类经济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生产方式和人的发展两重维度构建科学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继而产生了影响至今的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无论哪一种划分标准或是结论，其共同的理论目的和根本目的，无非是论证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同样要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2）革命目的：揭示 “两个必然”和 “两个绝不会”

在理论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私有制的历史性的同时，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和人的发展两重标准划分社会形态演进的历程，其共同的革命目的和现实目的，旨在揭示“两个必然”和 “两个绝不会”，为无产阶级大革命奠定思想基础。正是由于在科学考察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形态更迭中重要地位的同时高度关注了人的发展和解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做出了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⑩科学判断，也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⑪

“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同时 “两个绝不会”的思想又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背景下，无产阶级受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阶级对抗中的无产阶级在抗争自身权益时，找不到科学的斗争方向和方法。 “两个必然”的论断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尽管历史转变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但这个趋势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两个绝不会”让无产阶级认识到衰败生产关系的灭亡和新生生产关系的诞生必须以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条件成熟为前提，尽管革命的方向已然明确，但是斗争的历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教师结合学习目标，研究教学内容，优化问题，将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学生的问题引入课前学习中，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完成任务。例如，在学习“哲学与人生”中的“自觉能动与自强不息”一课时，从导入环节到实现学习目标，笔者设计了6个过程，每一过程均设计相关问题，并给学生提供相关资料进行观察、分析。

3.两重划分标准的内在统一

（1）理论基点的统一

无论是 “五形态说”还是 “三形态说”都坚持贯穿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两者的理论基点是统一的，即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形态的进步和人的发展与解放必须根植于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

与唯心史观有着质的区别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对象来考察社会历史，他们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⑫在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中，人们不可避免地处于两种关系之中：第一种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生产过程中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运用，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第二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主要表征的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联系。在第一种关系中，展现出了人对客体的依赖关系从完全依赖、相对依赖到自由支配的递进关系，在这个关系演化中起到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第二种关系中，生产关系的结成与变迁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根植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由此可证，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都是基于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和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2）方法论意义的统一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有机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双重理论维度，两者的内在统一还体现在方法论意义上，即两者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更迭的普遍性趋势和多样性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两者不仅基于相同的理论基点，从两个维度阐明了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而且两者所共同展现和蕴含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贯穿与科学应用。就“五形态说”而言，它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为视角，把人类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具体展现出来；同时 “三形态说”蕴含着唯物史观对人高度关注的价值理念，不仅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体，还将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导向。因此，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体应用的结论，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考察世界范围内社会形态发展的方法论。

从必要性、合目的性和内在统一等三个方面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有助于科学把握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拨开具体论述和考察维度的迷雾，重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原貌。

三、科学解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两重划分标准的当代价值

探究 “五形态说”和 “三形态说”的理论划分维度，理清两者的逻辑和现实关系，对马克思社会形态两重划分标准进行科学解读，不仅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理论研究的必经理路，更是科学认识当前我国的社会形态定位和明确社会发展主要任务、正确处理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关系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现实呼唤。

1.有助于在科学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形态定位的基础上明确社会发展主要任务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这个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基础，一切发展和改革事业必须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从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两重划分标准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前我国的社会形态定位，进而明确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以科学维度为标准进行考察，在我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分配形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中我们得以确证，我国当前的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应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属性范畴。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即生产力相对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因此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大力提高生产力、进一步完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融合作为主要任务，为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奠定经济基础，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念。

以价值维度为标准进行考察，尽管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但无论是在经济生产领域还是在文化发展领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水平都尚未摆脱 “物的依赖性”，距离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尚有很大的距离。虽然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造成了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但是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导向，我国高度关注人的发展，把 “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蕴含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既需要把人当作发展的目的，更要把人当作发展的动力，在科学回应社会主义发展 “为了谁”和“依靠谁”的同时，要求将人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改革的核心价值导向。

2.有助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和谐共存与共谋发展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如何认识和看待当前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为我们提供了可依凭的研究视角。

从科学维度进行审视，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差异。从 “五形态说”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自其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但是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当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而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为了更好地展现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广泛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大力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摆脱其落后、衰败的命运，但是它积极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成分，从而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当然也正是这种借鉴与学习正在酝酿着其自身的衰亡。

从价值维度进行审视，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生产力发展程度上较为先进，但是从人的发展程度和对 “物的依赖性”来看，与当今社会主义制度同处于 “三形态说”的第二阶段，即 “物的依赖性”阶段，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既脱离了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又尚未进入 “个人全面发展”阶段。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早日迈入“个人全面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和谐共存、共谋发展。这并不是说两种社会制度可以摒弃或者搁置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而是两者可以重新审视社会制度本质性的对立关系，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发展和社会稳定，彼此之间既保持社会制度的独立性，又在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上、在社会治理的经验与模式上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3.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树立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既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重要的理论创新，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经验性总结。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重划分标准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审视，能够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首先，自信的根本来源，是立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科学把握。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完成民族解放、民族独立之后的经济文化全面落后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理性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设计与构想，促使我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一步有机结合，社会发展的整体布局从 “三位一体”、 “四位一体”逐渐演进到了今天的“五位一体”，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灵活运用而不是僵化、教条化的理解。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中心，是发展改革的兴国之要，更是对马克思社会划分 “五形态说”的科学理解与具体运用。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追溯到了自信的科学之基。

其次，自信的价值导向，是始终高度关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无论是在领导全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战争时期，还是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人的发展与解放。无论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还是从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与贯彻，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与制度，不仅时时处处都将人摆在社会历史主体的地位，更是把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探寻到了自信的价值之维。

最后，自信的现实源泉，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科学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明确、凝练和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建党建国的指导思想，就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必然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聚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人的发展，必然会在未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中进一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3页。

②③⑩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0、86—87、284、79页。

④ 张卓元主编： 《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⑤⑥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⑦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6卷 （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⑧ 孙来斌： 《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内在统一》，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⑨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