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王朝明　马文武

[内容摘要]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经济模型，将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联系起来，分析了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在理论上支持了现有文献观点。还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均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和教育发展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城乡教育向更均等化方向发展虽然会放缓城镇化速度，但有利于促进城镇化质量提高；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对城镇化发展具有阻碍作用，这两个张力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关键词]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新型城镇化；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四化”将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当前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主要是要探寻一条能为城乡在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带来持久发展动力和良性互动的新道路，一个能为城乡带来福祉的模式。评价城镇化道路或模式可以从其质量和速度（或数量）两个维度来判断，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摒弃那种片面追求城镇化速度、忽视城镇化质量的观念，而要着眼以城乡一体、产城互动、集约增长、资源节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更加注重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建设之间相互协调、互促共进，特别是以新农村建设为突破口，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篇大文章，以此更好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化速度可以用每年人口城市化变化率来测度。我国从1978年后城市化率一直以较快速度进行，特别是在1994年后呈现加速状态，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1993年的27.9%平均每年上升0.63个百分点，从1994年的18.51%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上升1.26个百分点。但新型城镇化不是一味的圈地造城、大建豪华楼盘和奢侈服务设施，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利，也不是简单强调农村人口进城；而是要将城市化的重点由“物”的层面转移到“人”的层面，物的建设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在雄厚物质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让农村人口真正从物质、文化、权益、观念乃至生活方式等层面实现乡村城镇化的转变。因此，新型城镇化要更加注重“质”的提高，让城乡人口均等享受城镇化所带来的利益成果，而要实现这一转变，离不开劳动者素质提高特别是农村待转移劳动者素质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一般是通过促进教育的发展来实现，但是必须认识到目前城镇化所处的最大的现实背景之一，就是我国还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不争事实。在这种前提条件下，通过加大对教育投资能否达到缩小城乡劳动力素质差距和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以此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目的，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教育能否均衡发展，也直接反映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因此问题的解决其要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厘清城乡教育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速度或质量之间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关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集中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刘易斯（Arthur Lewis）认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部门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社会中，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直到城乡二元经济结束为止。腾田昌久认为，城市化可以同时提高城市、农村两部门人口的福利，但由于人口、企业等向城市部门聚集，使得城市具有聚集效应，将导致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具有更快的福利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罗宾逊则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函数关系，并以此为假设前提，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推导出了库兹涅茨收入差距倒“U”说结果。关于城市化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实证研究，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在研究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城市化，得出了城市化对于城乡收入比有正的效应；林毅夫、刘明兴利用中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对1981-1997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赶超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程开明、李金昌用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城市化和城市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陆铭和陈钊利用1987-200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同时考虑城市化指标可能具有内生性问题，采用了农村出生率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姚耀军用1978-2002年的数据采用VAR模型也得出了同样结果；孙永强对金融发展、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时得出了城市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有直接作用。支持第三类实证结果的有莫亚林和张志超，他们用1995-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动态面板GMM计量实证，得出城市化对收入分配影响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关系。但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模型及实证研究都没有将教育发展变量考虑进来。而这却是一个重要变量，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计量研究的角度看，都不能忽略其重要性：一是教育发展直接与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有关，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差异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二是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模型中，教育发展变量与某些解释变量有重要关系，遗漏之后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因此，弄清楚教育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研究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发展最终以人力资本成果显示出来，所以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分析的主要目标。陈斌开等通过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Oaxaca-Binder分解，发现教育水平差异是城乡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占34.69%；通过一个包括厂商、消费者、政府、教育四部门的理论模型，揭示了教育经费投入的城市偏向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决定因素。郭剑雄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揭示了我国农村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是造成农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认为通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是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首要政策。刘文忻和卢云航基于1987-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显示，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资金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向城市聚集又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杨德才研究发现，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均具有二元性，即城市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都高于农村，这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改善和恶化的双重效应。总结上诉文献可得出：研究者均认为教育发展进而形成人力资本对收入增加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从两个方面可能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一是教育发展的城市偏向政策；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二元性，特别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二元性。这样即使教育在不断发展，但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可能因教育发展的城市偏向政策而拉大；二是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二元性，会加剧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三是即便通过强制的教育资源城乡均分政策，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也难改变人力资本收益在城乡的差异。正是由于城乡教育资源存量和增量差异以及回报率差异，导致了我国教育发展最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恶化效应。

二、理论模型

（15）式表明整个社会教育投入的增加会加快城镇化速度；（16）式表明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条件下，城乡教育投入向更加均等化方向发展，会放缓城镇化的速度，但结合（14）式看，却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符合新型城镇化的要求；（17）式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会放缓城市化的速度。故由（14）式、（15）式、（16）式、（17）式得到：

命题2：城乡二元结构下整个社会的教育发展会加速城镇化；消除教育发展城乡的二元结构，缓解城乡教育投入不均衡度，会放缓城镇化速度，但有利于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会阻碍城镇化。

模型推出的命题2给我们的启示重大：城乡教育发展均衡与否，对于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作用是不同的，而新型城镇化强调质量而不是速度，必然要求城乡教育向更均等化方向发展；同时必须警惕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它既与新型城镇化内涵背道而驰，也不利于城镇化速度的提高，其对城镇化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些内容正是现有研究还未涉及或未深入的部分，也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下面将对命题2进行实证研究。

三、实证研究的数据及变量

为了检验模型推出的命题2，我们利用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本文中涉及教育方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实证中比较重要的变量有城镇化率，我们用城镇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衡量，可以反映城镇化速度；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这也是现行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常用的做法，同时在后面对方程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换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表示；变量教育发展程度，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理论模型中该变量是用教育投资额与国民收入之比来表示，考虑到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由财政预算决定，且长期与国民收入保持固定比例关系，因此数据缺乏变异性，为了更好地体现教育发展程度，我们用各省总的教育经费支出额来表示，以1994年为基期，剔除了物价因素；变量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度用城乡每百万人口中初中生数之比来表示，考虑稳健性，还用到另外一个反映城乡教育发展均衡程度指标即城乡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之比。在相关模型中，为了反映经济状况，控制了人均GDP、城市登记失业率以及二、三产业比重等变量，因为经济发展状况与城镇化有直接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越好、水平越高城镇化一般也较高；为了反映各省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程度，控制了公路里程变量；为了反映各地资源禀赋差异，控制了各省的人口密度以及每百万人口农作物播种面积；我们还控制时间趋势变量。在后面的方程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时，还控制了是不是直辖市、是不是少数民族省份变量。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及定义见表1。

另外，由于重庆市从1997开始成为直辖市，之前统计数据缺失，以及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们剔除了重庆和西藏两个个体，数据包含全国省市29个横截面个体数、17个年份数据，一共493个观测值。同时由于数据统计的局限性，个别年份某些指标缺失，我们采用常用的数据处理方法，如果是中间年份数据缺失，取其前后年份数据平均数代替，如果是起始年份或最末年份数据缺失，采用类似平均值方法解出起始或最末年份的值来代替。我们在表2中列出了表1中的连续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计量模型检验

在进行计量模型检验之前，我们做了面板数据单位根及协整检验，经过一阶差分发现变量是平稳的，所有变量是一阶单整序列，采用Kao进行协整检验的ADF统计检验，发现P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不协整原假设（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没有给出相关检验结果）。随后我们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用城乡收入差（igd）对相关变量做回归，结果见表3。变量educamoney在两种模型估计条件下，符号均为负，显著性也很强，表明城乡教育向着更均等化方向发展，确实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意味着城乡教育投入的均等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符合命题2结论。

接下来对社会教育发展程度、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度、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速度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以人口城镇化率为因变量，控制上述变量情况回归结果，见表4。从表4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社会教育发展程度和城乡教育发展均衡程度在随机和固定效应模型中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估计符号均为正，说明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城镇化速度，城乡教育向更加均等化方向发展会放缓城镇化速度，符合命题2的结论。城乡收入差距在随机效应模和固定效应模型中符号均为负数，与理论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会延缓城镇化进程相一致，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内生些问题。在理论模型推导正确的前提下，实证结果应该予以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下的估计应该是显著的。然而其参数估计值却不显著，说明解释变量中仍然存在固定效应模型不能解决的内生性问题，不能忽略，因而表4中的回归结果不可靠。

在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问题。因为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的变量，如个人能力差异、拥有的财富差距等变量，他们不仅与城乡收入差距有直接关系，而且也与城镇化有重要关系。但由于数据获得的困难，我们没法控制，只能放进扰动项中，从而可忽略的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内生性问题，我们找到两个工具变量：一是滞后5年的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并取对数5，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系数。

对于两个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表5中的第3行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从回归参数看，两个工具变量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偏相关关系；第4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大于经验值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因此可以用所选变量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2SLS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见表5中的第5行及后面），三个变量igd、deveduce、student系数估计值符号都与理论模型一致且显著。与表4进行比较可知，采用工具变量法后，城乡收入差距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在5%的水平上变得显著了，说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镇化速度的确具有减缓作用。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由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换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同时添加、减少一些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程度，城乡教育发展均衡程度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程度没有显著变化（见表6），说明本文的2SLS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总结

本文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程度、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程度等变量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城乡两部门经济模型考察对城镇化的影响，同时利用1994-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2SLS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理论模型结论支持和印证了现有相关研究的结论：城乡教育的发展会促进城乡各部门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偏向城市的教育资源投入发展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合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会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二元性拉大城乡教育发展的差距，从而不利于改善城乡收入格局。因此，不考虑城乡教育差距，而冀图只通过加大对整个社会教育的投入来达到城乡劳动力素质差距缩小和整体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的目的，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是无力的，难以形成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正能量。

更为重要的是，由理论模型进一步推导以及实证结果和新型城镇化内涵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对新型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教育的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化速度的提高，而缩小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虽然对城镇化速度具有放缓作用，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作用，进而符合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要求，而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内容之一。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今后要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要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必须加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步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财富存量和流量的增长，特别是具有生息职能的金融财富的增长，同时还要控制农民市民化的成本，降低城镇化个人门槛。第二，要大力加强促进整个社会教育发展的力度，提高整个社会教育发展水平以此推动全民素质提高，促进新型城镇化长足发展。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在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要提高城镇化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提高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度。

责任编辑：陈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