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中的失误

2015-04-21 15:28罗重一刘成婧
党政研究 2015年2期
关键词:苏维埃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

罗重一+刘成婧

〔摘要〕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开始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整个进程中,不仅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不足,而且还存在着实践中的重大失误。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客观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却忽略了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主观原因则在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和掌握不深刻,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2-0024-06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理论武装上的失误

(一)用“三阶段论”来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

1927年7月,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为三个阶段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以汪精卫为代表),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第三阶段才是“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在此阶段,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苏维埃革命现在还没有到来,“如果新的革命高涨成为事实,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1〕在此阶段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与此同时,斯大林又规定了建立中国苏维埃的三个条件:一是退出国民党;二是出现大的革命的高潮;三是在中心城市实行武装暴动。

根据“三阶段论”,共产国际起先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广州国民政府;继而全力反对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成立苏维埃,把武汉国民政府当作向苏维埃过渡的历史阶梯;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又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完全退出革命,中国革命应该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革命,认为“关于苏维埃的最近指示是这样: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2〕

然而依据中国当时的实际来看,一是蒋介石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中派”。二是汪精卫不仅不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三是汪精卫的叛变并不代表着整个小资产阶级也叛变了革命,革命阵营中也不仅仅只有工农两个阶级。然而共产国际由于忽视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又过多地维护自己理论的权威性,并力图使中国革命按照他们设想的“三个阶段”去发展。其结果不仅没有调和“三阶段论”与中国革命实际之间的矛盾,反倒促进了这种矛盾随着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确立而迅速激化,为时三天的广州苏维埃则是其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

(二)用“无间断革命论”来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

斯大林“无间断革命”的主要观点是:一是指在革命性质上,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向前发展”,“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指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不断的向前发展”,即是“无间断”的。〔3〕而罗明纳兹把斯大林关于中国苏维埃的全部观点连贯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理论——“无间断革命论”。

“无间断革命论”在罗明纳兹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就初见端倪。在1927年8月21日他为中共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又被深化:“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地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4〕到同年的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时,这一理论则为中共完全接受,“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在“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性质的政权”。由于“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所以党必须“创造总暴动的局面”,以有利于建立“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这个)革命的政权机关”。〔5〕显然,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论”指导下的中国“直接型”苏维埃比斯大林的“过渡型”苏维埃走得更快、更远。

“无间断革命论”对中共加快建立苏维埃起到了重要影响。10月中下旬,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号召推翻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一切反动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地不断发生不顾客观条件的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起义中最为常用的口号就是建立苏维埃。

在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全权负责指导下的广州起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并不存在建立广州苏维埃的客观条件。但在“无间断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广州在短时间内成立了苏维埃,并且颁布了一系列带有明显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经济纲领。由于逆形势而动,其最终失败就是必然的了。事后纽曼为了推卸责任,竟把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起义时没有发动总同盟罢工,起义军不熟悉巷战,没有构筑街垒;叶挺政治上动摇,指挥不力等等。而共产国际则不但不反思“无间断革命论”的错误,相反却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在广州的同志没有考虑到列宁关于如何组织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组织起义的忠告”。〔6〕

(三)用“第三时期”理论来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

共产国际给“第三时期”理论下的定义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增长,帝国主义的内外部基本矛盾急剧加深,这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冲突,导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发展时代,导致殖民地国家中大规模的反帝革命的时期。”〔7〕

为了贯彻“第三时期”理论,共产国际在1926年10月26日致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中断言:“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而且应该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开展并且日益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由于“最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所以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现在要以全力鼓动并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8〕从上可以看出,《十月来信》的主要精神是要求中共“迎接革命高潮”,“实行全面进攻”,“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建立俄国十月革命式的苏维埃”,等等。这是一条完全不适合中国革命国情的进攻路线。

李立三为代表的党中央接受了《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认为由于目前的“阶级斗争确实异常激烈,这必然促使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到来”,所以绝不能“在组织政治罢工、筹划总罢工以及加强武装暴动的准备这些主要的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必须要“十倍地加强我们在城市中的工作以增强我们的主观力量”,〔9〕并据此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各地红军根据中央精神和军委的指示,立即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进攻大城市的军事行动,并于1930年7月27日攻下长沙。

共产国际对长沙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占领长沙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能保住长沙并巩固我们的阵地,那么必须立即提出能否(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在长沙成立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形势下,这会有巨大的政治意义”。〔10〕在这一要求下,中共于8月在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面,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并进一步完善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其重点是“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11〕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即实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战略总方针。这些“左”倾冒险行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践指导中的不足

(一)用“以党建政”的模式指导苏维埃建设中的政权模式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除了加强党的领导以外,还必须首先“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这)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12〕这种要求中共对军队必须实行高度统一指挥的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共产国际却据此要求中共高度统一对其他组织的指挥,不仅将所有的群团组织(如工会、妇联等)都取消(或者削弱其功能),合并成统一的“行动委员会”,“甚至解散了共青团中央,把共青团与党组织合并,理由是统一行动的需要”,〔13〕这就大错特错了。如:湘赣边界苏维埃政府就存在着这种“以党代政”的问题。由于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比较仓促,实践经验不足,加上“以党代政”现象的存在,各级苏维埃政府未能充分发挥行政的职能。“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名不副实。”〔14〕“党包办一切,秘书是专权专事,在边界的苏维埃中,也是极充分有的。”〔15〕

毫无疑问,党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但这些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都有着自己的广泛的联系范围。如果过分加强甚至合并的话,那只会削弱党在这些社会阶层中的影响。与此同时,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应该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以党建政”、“以党代政”,党不能包办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行政事务,代替苏维埃政权中的其他群团组织。这种“党政不分”的现象不仅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巩固与扩大,也对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实行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针、甚至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二)用“城市中心暴动”的经验指导苏维埃建设中的武装斗争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共必须走以“农村为中心”的建立苏维埃之路。其基本特点是四周农村向城市包围,由全国农村向全国城市包围,波浪式向前推进。整个革命是在波浪式的前进中,采取一块块地打碎与一块块地建立的方法,用枪杆子创造一个个区域性的苏维埃政权,然后把分散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最后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转向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进程中,机械地套用俄国“城市中心暴动”的成功经验,严厉地批评中共“不占领大城市而要建立巩固的和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自然是不可能的。舍此也不可能有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领土上的扩大”。〔16〕错误地命令中共走“以城市暴动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发动城市暴动来夺取政权,结果使得中共连续犯了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1930年5月至1930年9月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以及1931年至1935年的王明“左”倾教条错误。这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得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建设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三)用“土地国有”的政策指导苏维埃建设中的土地革命

在中国实行没收一切土地(这其中自然包括没收地主的土地),使土地国有化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一项根本性政策,但这只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如果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就实行这种政策,那就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畴,由于其违背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而农民革命的中心内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国情,所以这种政策很难为中国农民所接受,也不利于调动中国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共产国际在指导苏维埃政权中的土地运动时,也是照搬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主观地要求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立即实现“土地国有”。在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说:“关于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17〕一直到193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仍在指示中共:“土地国有化仍是一个中心口号。”〔18〕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在1927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指出:“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19〕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虽然指出了只有在“苏维埃政权巩固后”,才能“消灭土地私有权”,实现土地国有。但同时又规定,“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20〕也就是说,农民仍然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

在上述精神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实行“土地国有”政策,并出现了重新分配土地的情况。农民刚刚到手的土地又拿出来平分,这使得农民不敢播种、施肥,妨碍了耕作,减少了生产。如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对农民分得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且使用权还不确定。这样,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耕种,但没有取得土地证,农民不放心,担心日后会丢失,因而不愿意全部耕种,更不愿意精耕细作,生产积极性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海陆丰还提出过“建立集体农庄”的行动口号。平江、醴陵等地,在一段时间内,曾把收来的土地,并不分配给农民个人使用,而是组成“耕种委员会”,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不仅土地,而且牛、羊、猪、鸡、肥料、犁具等,也都一概归公。有些地方还曾一度出现了实行“共耕作”和办“集体农庄”的错误做法。这些“重新没收、重新分配”的“左”倾做法,使土地分了一次又一次,“闹了很久……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解决,以致弄得大家头晕不耐烦”。〔21〕

上述这些做法,实际上在否定地主阶级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否定了中农和有小块土地的贫农的土地所有权,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削弱了实行土地革命的基础力量。

(四)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指导苏维埃政权中党政军的建设

1929年,联共(布)在党内开始开展大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清党”“肃反”运动,并将这场本来纯属党内正常争论的斗争强行推广到国际共运阵营内部,要求中共也必须进行反右倾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警告中共,由于联共(布)过去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左的取消派和右的取消派”联合在一起(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所以“中国也不排除这类情况的出现”。认为中共“党内存在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央政治局内存在着对待改组派及左派将领问题上的右的倾向”。指责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有“同情托派的嫌疑,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是“调和主义”、“无原则”。告诫中共“今后的斗争方针应该是:同陈独秀取消派和党内右倾作斗争”。〔22〕并为此一再向中共发来指示,要求中共要坚持反对“改组派”、“取消派”、“托派”、“AB团”、“第三党”,要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这些都成为中共后来在各苏区大反“AB团”、“社会民主党”和“改组派”的理论依据,并由此导致后来中央苏区出现了整肃“AB团”、富田事变、红二十军解体等严重“肃反”悲剧;鄂豫皖、湘鄂西、湘赣、闽浙赣根据地,都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肃反”事件;错杀了李文林、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曾中生、段德昌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使得苏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党的队伍和革命力量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在1931年3月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中,武断地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布尔什维克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大量的反动分子已经“渗入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23〕根据远东局的这一决议,中共也于同年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把“富田事变”正式定性为“反革命行动”。〔24〕同年4月17日,苏区中央局据此又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称“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多数被处决,甚至连为红二十军的成长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长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最终被解散,其部所属战士被编入红七军。

总之,中共遵照联共(布)的指示与模式进行的“清党”、“肃反”运动,由于混淆了敌我矛盾,所以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并使得苏维埃损失了许多优秀的革命干部,给苏区的革命运动带来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三、简短的结论

造成上述错误的原因,从总体上来看,共产国际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构想基本上是从俄国革命经验出发,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其往往把中国的苏维埃与俄国的苏维埃作不恰当的类比,将中国的复杂国情等同于俄国的国情,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是俄国的苏维埃革命,由于在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认识上犯了定型化、模式化的错误,即没有“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25〕所以就直接影响到对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

从客观上来看,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进程中,忘记了列宁“不要俄国味太浓”的教导,没能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当时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国情,教条式地把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运用于中国。而处于幼年的中共则基本上接受了这些错误的方针政策,这就是导致中共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左”倾错误频出、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主观上来看,在这一进程中,由于年幼的中共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由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不够成熟,所以一方面存在着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去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唯上”和“唯书”的教条主义不仅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也在中共党内盛行。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26〕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苛求当时中共能够圆满地完成转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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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31,45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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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78,579,582,585.

〔9〕〔10〕〔12〕〔13〕〔16〕〔18〕〔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26,127,249,228,273,244,49,36,214,50.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28.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1.71.

〔15〕江西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C〕.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50.

〔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74.

〔1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01.

〔20〕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C〕.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53,352.

〔2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选编〔C〕.人民出版社,1981.471,542.

〔2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册〔C〕.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75,176.

〔25〕周恩来选集:(上)〔M〕.人民出版社,1980.182.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610.

【责任编辑:石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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