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灿烂

2015-04-27 00:17刘庆邦
福建文学 2015年4期
关键词:放炮南丰儿媳

刘庆邦

雪花漫天落,打工的人遍地走。打工这个词,和打工者一样流行。不管在北京干什么活儿,都可以用打工一言蔽之。在地下挖地道的,说是打工。在足疗馆里捏脚的,说是打工。哪怕是一个在居民小区扒垃圾桶捡破烂儿的妇女,有人问她,在北京干什么呢?她张口就来,打工,到北京打工去了。

杨南丰对打工这个说法不是很认同。打架才是打,打老婆才是打,工作就是工作,打个什么劲呢!他认为打工的说法既不准确,也不好听。杨南丰把自己在北京干的活儿说成工作,不管谁问他,他都说自己在北京工作,不说打工。如果有人想问得具体点儿,杨南丰的回答一点儿都不具体,反而更加笼统,他说嗨,为人民服务呗!这不得了,这样回答就有些大了,差不多让人想到了中南海,想到了新华门,问话的人就不敢再问。

别的打工者流动性比较强,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是换三个地方都打不了一枪。杨南丰把自己与别的打工者相区别,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的工作是固定的,工作场所也是固定的,打一枪是老地方,打一百枪,还是老地方。好比他把第一泡尿撒进一个便池里,撒一百泡尿,还是撒在那个固定不变的便池里。这一点一般的打工者做得到吗?做不到吧!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吗?没有吧!

一到过春节,大多数打工者就坐不住钓鱼台了,纷纷收起“钓竿”,回老家去过节。而杨南丰在北京工作八年了,每年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从没有回家过过春节。为什么?他的工作岗位重要吗,首都人民离不开他吗!

过了腊八过祭灶,这年的春节眼看又要到了。春节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不仅是一个节点,它像是有着动员的力量,一说春节要来,人们都有些兴奋,有些坐不住便桶。夏天小孩子到柳荫公园的水塘边喂鱼,小孩子一把饼干投进水里,红、黄、白、青各色鱼等,便浮出水面抢吃的,把原本平静的水面搅成了一锅乱粥。这里好有一比,好比人们是水里的鱼,小孩子手里拿的饼干就是春节,小孩子一把“春节”投进水里,人们就慌了手脚,乱了阵脚。春节又不是春药,哪至于让人们变得这般模样!可是,不行啊,它的效果或许比春药还厉害,似乎比服了春药还让人来劲。春字下面两个虫,有人甚至把春节说成蠢节,说一到春节人就变蠢。

杨南丰不会变蠢,越是过春节,他的头脑越清醒。怎么,难道他不过春节吗?不是的。大家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要过初一,都过初一,要过十五,都过十五,谁都不能逃脱到时间之外。只是呢,他过春节的办法和别人不大一样。他所站的是局外人的立场,所持的是冷眼旁观的态度,不管炮火连天,依然我行我素。举例来说,过春节期间,北京的人家,谁家不放烟花呢,谁家不放炮呢!过年不就是过个热闹嘛,图的不就是发发声嘛,不就是听个响嘛。杨南丰不,他烟花不买,鞭炮不买;二踢脚不买,麻雷子不买;钻天猴不买,坐地炮不买,凡是一点就冒火花,一冒火花就炸的东西,一律不买。

儿子杨展给杨南丰打来电话,说今年要到北京过春节。他们父子好久没在一块儿过春节了,好久没在一起吃过年的团圆饭了,儿子一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就说好呀,欢迎你们来!但他随后又说,这个事情我还要和你妈商量一下,等商量有了结果,再答复你们。杨南丰所说的你们,指的是儿子一家三口,其中包括儿媳和孙女。儿子一家也没在老家农村种地,他们也走出了黄泥地,在老家附近的一座煤城工作,生活。杨南丰说是跟妻子商量,其实是先跟自己商量。好多事情都是这样,遇事都是先跟自己商量,跟自己商量得差不多了,再跟别人商量。他问自己:怎么办?

自己的回答:不好办。

怎么不好办?

不好办就是不好办,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儿子提出来北京过春节,表明心里想着你,是对你的孝敬,你怎么能拒绝呢?

我也不想拒绝儿子一家到北京来,我也想趁过年享受点儿天伦之乐,可现实的难题摆在那儿,你让我怎么办呢?儿子一家来了,住在哪儿呢?大冷的天,总不能让儿子一家住在露天地里吧!

哎呀,你说的这个难题,的确是一个难题。衣、食、住、行,住排在第三位。人只要活在世上,总是要穿衣,总是要吃饭,总是得有个地方住,总是得行走。孩子大老远地奔你来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现成的办法,把你们两口子住的地方腾出来,让你儿子一家住,不就行了吗?

开玩笑,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呢?打嘴,打嘴!

杨南丰与杨南丰商量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这就不得不把杨南丰从事的工作简单交代一下。他的工作不能说不重要,但并不复杂,技术含量也不高,也就是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居民小区看守一间公共卫生间,并负责卫生间的日常保洁。这份工作的收入是稳定的,每月都能领到三千多块钱的工资。他在北京干了一段时间后,在他的召唤下,妻子也到了北京。妻子应聘在一幢高层居民楼打扫卫生,每月也能挣一两千块钱。那么,他们两口子住在哪里呢?卫生间里有一间值班用的小屋,小屋的面积两个平方米多一点,不到三个平方米。小屋里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但不能放单人床,如果放一张单人床进去的话,人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进屋就得上床。他们的办法,是放进去一张简易的折叠沙发。白天立起一半当沙发坐,脚可以放在地上。夜里把立起的一半放下去,就变成了一张沙发床。两口子可以在床上睡觉,还可以干点儿别的什么。

这张折叠沙发不是杨南丰花钱去商场买的,是常年在卫生间门口一侧扎摊收购废品的老侯送给他的。老侯声称,他除了不收活人,不收海洛因,别的什么东西都收,都收得到。一张破沙发,等于是一块不易处理的垃圾,不值几个钱。老侯让杨南丰拿去用吧。杨南丰对老侯说了谢谢。老侯还有话说,他说:沙发床这么狭窄,你们两口子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要摞起来睡呢?杨南丰说:睡法各有千秋,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老侯想听听杨南丰的“千秋”是什么。杨南丰当然不会告诉他,杨南丰说:睡觉嘛,只要能躺倒,能伸开腿,能闭上眼,就行了,别的没什么。

卫生间再卫生,也是厕所。厕所在杨南丰老家叫茅房。人睡在茅房里,总归不太好吧。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恐怕会有人说闲话吧。北京那么多房子,两口子租间房子住不好吗? 北京的房子是很多,抬眼就是高楼,仰脸就是大厦。拿这个居民小区来说,除了杨南丰所看守的公共卫生间是平房,周围矗立的都是高楼。高楼高的有二十多层,低的也有五六层。杨南丰租间房子住好是好,可是,哪怕他租一间不怎么样的房子,一个月的租金也得好几千块呀!等于他把挣来的工资都砸在房租里还不太够。不好不好,干工作等于白干,这不划算。金銮殿虽好,那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不是谁想住就能住的。

杨南丰把儿子要求来北京过春节的事跟妻子一说,妻子的态度倒是很明确,说好呀,正好我想我儿子了,也想我孙女了,我正想让他们来呢!妻子的样子不怕儿子一家来北京,像是害怕儿子一家不来北京。

我也想让他们来,可他们来了住在哪儿呢?

你想办法。

我想不出来。

你不是办法多嘛,平时吹得十个八个的,好像一肚子两肋巴都是办法。该你拿办法的时候,你肚子里什么都没有了,都变成尿了。

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我倒是想睡在梁头上呢,这里哪有梁头呢!

你干脆蹲在男卫生间里得了,你从里边把门一插,别人还以为你在拉一个大号的,老也拉不完呢!妻子禁不住笑。

我要是蹲在男卫生间,你就蹲在女卫生间。屎都快憋到屁股门子了,你还开什么玩笑!

妻子说:你不会去租一间房子嘛!

你说得轻巧,年底到了,哪里有现成的房子等你租。等你租到了房子,年早跑得远了。哎,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楼上没房子,楼下面的地下室里应该有房子。不少在地下室租房子的人回家过春节去了,肯定会有房子空下来。咱去那里租一间房子给孩子住,你觉得怎么样?

这就对了嘛!咱们辛辛苦苦出来挣钱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嘛!孩子高兴了,咱们就高兴。孩子不高兴,咱们也高兴不起来。

让他们住地下室,他们不会不高兴吧?

他们要是不愿意住地下室,我去住,让他们住卫生间。卫生间的香味我早就闻够了。

又开玩笑。

旁边两幢高层住宅楼下面都有地下室,物业公司把地下室包给了一个姓牛的东北女人,由老牛负责对外出租。杨南丰对老牛是熟悉的,因为地下室没卫生间,老牛也是卫生间里的常客。杨南丰找到老牛,问地下室有空房子吗?

老牛说没有。见杨南丰面带失望,她问:怎么的,你过年也要改善一下生活吗?

我生活挺好的,改善不改善无所谓。我儿子一家三口今年要来北京过春节,我得给他们找个地方住。

这个事情很重要,孩子奔你来了,没地方住可不行。

我看有的人拉着大箱子走了,他们都没退房吗?

没有,暂时还没人退租。过了春节,他们会回来继续住。

这可难住我了,没想到地下室的房子也这么紧俏。

老牛这才说了一个信息,有一个租户,租的一间房子到期了,没说继续租还是不租,房子倒是在那里空着。

柳暗花明又一村。杨南丰说:那就租给我吧。

老牛问他打算租多长时间?

杨南丰说:一个星期就够了,顶多租十天。

老牛说:那不行,要租的话,最少租一个月。

租一个月多少钱?

都是熟人,我给你优惠价,不跟你要一千了,你给八百就行了。

这么贵?

你要是嫌贵,咱就不谈了。你可以到房屋中介公司那里去看看,他们那儿的房子便宜。

杨南丰知道老牛说的是反话。中介公司挂出的房源都是地面上的楼房,哪套房子的租金不得三千五千,哪有什么便宜可言!他只得咬了咬牙,把老牛说的价钱接受下来。

除夕的前一天,儿子一家到北京来了。这年的北京一冬天都没下雪,干天,干地,还有点干冷。儿媳两个耳朵上各戴了一支毛茸茸的球型的暖耳,把耳朵扩大得有些夸张。儿媳说:北京就是冷,冷死了。

杨南丰说:到了屋里就暖和了,屋里有暖气。他没有把儿子一家往他工作的地方领,直接把他们领到地下室去了。通向地下室的通道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往下面一看黑洞洞的。儿媳往楼上看了看,以为公爹是带他们往上走,往高处走,却原来,是带他们往下走,往低处走。儿媳有些不大乐意,脚下也有些迟疑,说哟,是地下室呀!说着瞥了一眼自己的丈夫。

我本来想安排你们住宾馆,只是宾馆离我们上班的地方有点儿远,吃饭也不方便。杨南丰赶紧解释说,风吹不到地下室,地下里更暖和。

儿子杨展问:我妈呢?

你妈还上着班,她下了班就过来,不耽误给你们做饭。你们想吃什么,你妈就给你们做什么。

儿媳说:风是吹不到地下室,所以地下室里空气也不好。

眼看事情有些僵,杨展对妻子说:出门在外,不要那么多事儿。他要过妻子手里拉着的红色拉杆箱,一个人提两个箱子,带头向地下室走去。

地下室里租来的一间房子,杨南丰是按新房的样式布置的。床上的床单、被子,还有枕头,都是新买的,主色调都是粉红色。屋顶的灯泡一照,屋子里的确有些新房的味道和温馨的气氛。加之墙上贴满了拆开的新年挂历,每一张挂历上都印有央视女主播的俏影,好像她们都应邀到这里捧场似的。不过,除了这些表面的东西,屋子别的东西,都是杨南丰从老侯收购废品的摊点上租来的,或以极便宜的价格买来的,其中包括沙发、席梦思床垫、折叠饭桌,还有电视机、毛绒玩具什么的。儿子一家来北京是临时性的,住几天就走了,什么东西凑合能用就行了,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买新家具。

儿媳把房子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连个窗户都没有,对房子里的东西倒没有挑剔。她把床铺按了按,按出床铺有一些弹性,就在床边坐下了。

杨南丰老家过春节的传统,对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格外重视。除了请灶神,贴门神,贴春联,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是集中在除夕那天吃。北京人对过除夕也很重视,放烟花爆竹,包饺子,吃团圆饭,守夜,所有辞旧迎新的仪式都是在除夕之夜进行。加上电视台有一个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人们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和“联欢”捆绑在一起,不熬到把新年的钟声敲响,就好像对不起自己。在杨南丰的安排下,妻子把除夕的晚饭准备得相当丰盛,别的凉菜、热菜不说,仅具有家乡风味的扣碗儿就蒸了六个,扣碗儿包括条子肉、小酥肉、黄焖鸡、大块鱼、牛肉丸子等,一闻香味,就唤起了对家乡的记忆。杨南丰买了一瓶北京二锅头,要和儿子喝两杯。他知道妻子、儿媳和孙女都不喝白酒,专门买了一瓶大可乐,准备让她们以可乐代酒,届时全家人共同碰杯。要不是碰杯前出现一点不愉快,他们家过的应该是一个欢乐祥和的除夕。

不愉快的焦点出现在是放炮还是不放炮的问题上。

酒斟满了,可乐也倒上了,杨南丰端起酒杯,刚要以家长的身份说几句祝年的吉利话,儿媳说:爸,咱家还没放炮呢!此刻,外面已是炮声不断,炮火连天,整个北京城开始沸腾起来。他们一家虽然在地下室的封闭空间,虽然看不见烟花开放,但隆隆的炮声仍可以通过地面的震颤,传导到他们的耳膜。

老家的规矩,除夕的晚饭开饭之前,也要放上一挂鞭炮。但这是在北京,不是在老家,杨南丰说:咱家不放炮。

为什么?儿媳的样子有些惊奇。

我来北京七八年了,过春节从来没买过炮,也没放过炮。

儿媳还是问:为什么呢?

杨南丰没解释为什么,他说:咱们先吃饭,等有空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

儿媳不举杯,她说:哪有过年不放炮的,连个炮都不放,那还叫过年吗!

这一次杨展没有指责妻子多事儿,他似乎同意妻子的观点,过年是要弄点儿烟花爆竹放一放。平时没有放的机会,过年不放啥时候放呢!

有人给儿媳打来了电话,儿媳接电话声音很大:喂,喂,我听不清你说的啥,你大点儿声好不好。我在地下室,可能是我这边信号不好。跑地下室干什么?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什么?你等等,我出来了,我到外边去接。儿媳把手机捂在耳朵上,起身朝门外走去。

电视里在预报,春节联欢晚会很快就要开始。电视机是老款式,荧屏有点儿小。电视的信号也不好,荧屏上不时有“雪花”飘过。说是“雪花”吧,又像是放烟花棒时爆出的“火花”,每一朵“火花”开放时,电视机都会嗞啦一下,放出难听的噪音。

杨南丰手里的酒杯不知放下好,还是继续端着好,他对儿子说:以后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接电话。一个人接电话,一家人都得等她。

儿子说:可能是她妈打来的电话,她不接也不好。要不咱们先吃吧,不用等她了。

杨南丰说:那可不行,吃团圆饭嘛,一个人都不能少。

妻子说:看看,我说让你买点儿炮,你就是不买,吕欣不高兴了吧!

杨南丰这才把酒杯放下了,他放得稍稍有点儿重,以致杯中的酒溢出了一些。放下酒杯的同时,他皱起眉头瞥了妻子一眼,他的意思是警告妻子,大过年的,不要埋怨他,免得惹得他不痛快。

等了一会儿不见儿媳回来,杨南丰说:一个电话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他让儿子出去看看儿媳,让儿媳快点儿回来。

孙女年年说:我也去找妈妈!

杨展拉着女儿的手,一块儿到外面找吕欣去了。

房子里剩下了老两口。桌子上摆着一桌子菜,还有酒,还有可乐。可两口子都乐不起来,有些面面相觑,一时无话可说。对过年放炮的事情,杨南丰是懂得的。从年三十到大年初一起五更,至少要放四次炮。除了除夕吃晚饭前要放一次炮,睡觉时要放关门炮,起床后要放开门炮,吃新年第一顿饺子时还要放贺新春的炮。关门炮和开门炮,放的都是散炮,放三声就行了。而除夕辞旧的炮和初一迎新的炮,放的都是鞭炮,响声持续得时间长一些。在老家时,杨南丰是很爱放炮的,关门炮和开门炮差不多都是由他亲自放。特别是放开门炮,那是有些讲究的。村里谁家起得早,谁家起得晚,一听开门炮就知道了。开门炮规定的是三声,如果只响了两声,或者只响了一声,那就不好了,就显得不太吉利。所以他每次放开门炮时,口袋里都会多预备一枚到两枚炮,如果有的炮因质量问题成了哑炮,他会及时把备用的炮点上,使开门炮达到圆满的效果。有一次放开门炮时,他所点燃的三枚炮只响了两枚,等于只把“门”打开了三分之二。这可不行,他绝不能让邻居听见他家的开门炮只响了两声,也不能让家人在期待中只听到两声炮就完了。亏得他预备的还有炮,他赶紧把炮从口袋里掏出来点响,才使三声炮没有缺声。不管放哪种内容的炮,在老家都有听众,也有观众。在北京放炮,他的听众是谁呢,他的观众又在哪里呢?放了炮村里人都不知道,他不是等于白放了吗,钱不是等于白花了吗?北京有钱的人那么多,买起炮来车拉车载,放起炮来排山倒海。就算他也买点炮来放一放,恐怕连大海中的一个浪花都激不起来,就被起伏的波涛淹没了。为避免被淹没,最好的办法,是一个炮都不放。北京人放炮,他们当一个旁观者就行了。

杨展领着女儿找到吕欣,见吕欣已接完了电话,正在外面看北京人放烟花。那是居民小区的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块圆坛形的空地。居民们把成箱的烟花从楼上抱下来,或用大号的塑料袋子把烟花提下来,你方放罢我登场,都在那块空地上燃放。因烟花的种类不同,燃放的烟花由低到中,由中到高,形成了一种立体的效果。在低处燃放的是鞭炮。把一盘五千头或一万头的鞭炮在地上伸展,将鞭梢的捻子点燃,一条火龙便在噼啪声中蜿蜒而去。处在中间位置的是一种会喷花的烟花。金花银花往上喷得有一树高,如同一棵棵开满鲜花的花树。在高处开放的烟花,是用一种助推的小型火箭打上去的。在夜空的背影下,可见一个个蝌蚪一样的红点儿,拖着长长的尾巴,在迅速向高处攀升。当红点儿升到一定的高度,高过了二十多层高的居民楼,随着嘭嘭的巨响,绚烂的五彩烟花霎时间布满天空。杨展对吕欣说:电话接完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咱爸咱妈都等着你吃饭哪!

吕欣说:吃饭没那么重要,放炮才重要。

大过年的,不要闹情绪,闹情绪对谁都不好。

谁闹情绪了?我看你爸就是抠门儿。

不知杨展在吕欣的耳朵上说了什么,吕欣说:放屁,我才不稀罕你的炮呢!

好老婆,给你老公点儿面子嘛!好了,走吧,乖,回去吃饭吧。想放炮,老公明天给你买。

咱们来到这儿,炮就该由他们买。

没问题,我跟老头儿说说,让他给你买。

什么给我买,这话我不爱听。难道你不喜欢放炮吗!

说话间,又一枚烟花弹在夜空中炸开。这枚烟花道法自然,模仿的是蜜蜂乱舞的景象。刹那间,仿佛有一万只金色的蜜蜂箭一样上下翻飞。不知“蜜蜂”采到蜜没有,“蜜蜂”散去后,却见空中飘起一只只绣球样的小灯笼。杨展承认,是挺好看的。

杨展一家三口回到地下室,杨南丰不再说祝年的话,只说好,喝酒喝酒,吃菜吃菜!他用筷子指点着,让儿媳吃这个菜,吃那个菜,说这个菜很好吃,那个菜也很好吃。他问孙女:在北京过年好吗?

孙女说:好,天上有小灯笼。

明天早上别忘了给你奶奶拜年,你奶奶好给你发压岁钱。

发多少?

这个先不能告诉你,等你拜了年就知道了。

奶奶是不是要给我发一万块钱?

奶奶咦了一声,说你这个小财迷,你的口比狮子的口还大。

杨南丰等着儿子、儿媳给他敬酒,祝他新年吉祥。儿子、儿媳迟迟不向他敬酒,他只好自己倒酒,自己喝,对儿媳说:你给你爸你妈拜年的时候,替我向你爸你妈问个好,就说我随时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儿媳说:他们不愿到北京来,他们听人家说,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好。

杨南丰本来想说,北京的空气质量是不太好,平常日子还好一些,过年一放炮,空气污染得就更厉害。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炮这个字眼目前来说是敏感的,他要是一提放炮,儿媳可能又会不高兴。好像儿媳的肚子里装着不少炮,炮的捻子都支棱着,捻子一点就会响。他只含混地说了一句,天安门还是不错的,值得去看一看。

地下室里住有不少人家,有的人家是放炮的,他们嚷着放花喽,放炮喽,热热闹闹从杨南丰租的房子门口走过,一走出地下室的出口,就在出口前面的一块空地上放起炮来。因离地下室比较近,震得电视里说相声的演员似乎都成了哑巴,只见比划,听不见说的是什么。

儿媳又把问题提了出来:地下室里住的都是外地人,人家怎么放炮呢?

看来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杨南丰郑重地说:吕欣你放心,等哪年咱们一块儿回老家过春节,我买上上千块钱的烟花爆竹,在村里好好放一放。我要让村里人看看,你爸这些年在北京干得还可以。杨南丰听说了,这些年外出工作的人春节回老家,放炮放得很厉害,简直把村子当成了放炮的比赛场,看谁家的炮放得大,放得响,放得花样儿多,放得时间长。放炮放的是面子,也是气势,谁都想把面子搞得宽一些,把气势弄得大一些。

吕欣还没说话,杨展抢先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出来,杨展说:爸,你说的都是老皇历,人到哪儿就该说哪儿的话。咱放炮,是放给自己看的,不是放给别人看的。咱放炮是为自己高兴,别人的态度无所谓。你和妈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就不能放放自己的炮呢!

杨南丰说:你说放炮是给自己看的,那不可能。房子里又不能放炮,你只要到外面放炮,别人就看得见。

谁想看,就让他看嘛。你看北京人放炮,也可以让北京人看看你放的炮嘛!我们刚才就看了一会儿人家放的“天女散花”,看得我心里直痒痒。

吕欣说:就是,就是。

年年说:我也要放“天女散花”。

妻子说:买,买,明天就买。只要孩子高兴,花多少钱都没什么。

杨南丰思想上还没转过弯儿来,还在为自己辩解。他说: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我还考虑到,负责在小花园里清理垃圾的是我的一个朋友老于,每年除夕过后,小花园里留下的炮壳子多得都下不去脚。老于夜里两三点就开始清理,到天亮还清理不完。我不放炮的意思,也是想为老于减轻一点儿负担。

年初一上午,杨展一家三口到附近的地坛公园去赶庙会。从庙会上回来,杨展把吕欣、年年送回地下室,自己到街边的烟花销售点买了一大塑料兜子烟花爆竹,提到卫生间爸爸值班住的小屋里去了。杨展对爸爸交代:你对吕欣和年年说,就说这些烟花爆竹是你买的。

杨南丰说:那我给你钱。

儿子说:你给钱,我就要。你不想给,也无所谓。

责任编辑 杨静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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