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味小说”与汉味文化

樊星

一、“汉味小说”：汉味文化的精彩缩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

到了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才渐渐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格局：先是欧阳山的《三家巷》散发出比较浓郁的广州风情，接着是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小说写出了苏州的气息，阎连科的 《 东京九流人物志》系列小说描摹出开封的生活画卷，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林希的《高买》《相士无非子》写活了天津的人生传奇，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传达出南京的市井风情……以池莉为代表的“汉味小说”也是在这样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文学奇观。

尽管早在明代，汉口就曾与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一起并称“四大名镇”，尽管“湖北评书”早就在民间散发出浓郁的“汉味”，但一直到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加速的1980年代中期，随着池莉等人充满武汉城市风味的小说蜚声文坛，“汉味小说”才成为中国都市文学的一片散发出浓郁生活气息的风景。

何谓“汉味”？常听说武汉文化是“码头文化”，有时体现为泼辣又精明、“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活法， 有时也体现为能够包容四方文化的气度。其实，武汉还有以古琴台、黄鹤楼、行吟阁为代表的古典遗风；还有以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二七大罢工” “八七会议”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革命文化……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有着非常丰富、驳杂的文化品格。

武汉是两江会合地，过去南来北往商人常在这里做生意，码头比较集中。码头是商业繁荣的基础，也因为激烈的生存竞争，常常会有“打码头”的事情发生。武汉作家邓一光曾根据一桩“打码头”的残酷史实，写成小说《窄街》。另一方面，在码头上竞争，光凭武力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率真的情感，有道德的感召力，其中就包含牺牲精神和敢于担当的义气，还有豪爽的品格。董宏猷的长篇小说《汉口码头》塑造的就是能见义勇为、敢作敢当的武汉码头人形象。这是“码头文化”的另一面。

有了码头，武汉成为一个重要的商埠。因此有了商业文化。经商有经商的道德：童叟无欺，诚信为本，这是商业的基本理念。何祚欢的小说《养命的儿子》，以他的前辈经商的波折为题材，写经商不易，并且引人思考：为什么养命的儿子总得不到好。《养命的儿子》因此成为武汉那些奉公守法、勤劳苦做的小商小贩的一个传奇。但是另一方面，武汉虽说是大商埠，可历来没出过大的商帮。这个现象值得研究。人们谈到中国的商帮，要么是组织严密的晋商（山西作家成一的长篇小说《白银谷》就是晋商的传奇），或者是能吃苦耐劳的徽商（台湾作家高阳的长篇小说《胡雪岩》就是徽商的文学丰碑）。后来随着沿海的发达，产生了浙商（电视连续剧《向东是大海》是“宁波商帮”奋斗史的一个缩影）。武汉一直在打造楚商，也曾产生不少名噪一时的品牌，如长江音响、莺歌电视机、荷花洗衣机……可是后来都被沿海的知名品牌所取代，令人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武汉人似乎对小生意特别有兴趣，最有名的是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还有“武汉小吃”。池莉的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中写人们为武汉的名小吃而自豪的有趣场面，还有《生活秀》刻画武汉小商人的精明、泼辣，都写出了武汉市民“活着就好”的感觉，并成为当代小说的名篇。

此外，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也是新思潮的策源地。张之洞领导的“洋务运动”、晚清革命党发动的辛亥革命，还有大革命时期武汉成为北伐战争、工人运动的风云际会之地，都使武汉成为现代工业革命、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因此也成为武汉重要的文化名片。许多英雄人物在这里留下了传说与传奇，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提升武汉人的文化自豪感。“汉味小说”中，就不乏回首革命历史风云的力作——余启新的《胭脂巷轶事》、牛维佳的《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望见蓉的《铁血首义路》都写出了辛亥革命的民间记忆，还原了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错综复杂的微妙联系。读这些作品，会催生出对武汉人的泼辣民风与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的无限遐想。是的，武汉人有血性，也能够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

武汉还是一座文化名城。早在唐代黄鹤楼就非常有名，崔颢、李白都到过，留下了名诗。明清时期，汉口还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武汉的一个文化品牌是武汉的高校。新洲古有问津书院，得名于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使“子路问津”于长沮、桀溺的典故。书院始建于西汉年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曾孕育自宋至清历朝进士三百八十七名，朱熹、王阳明等大儒在此讲学。“在辛亥革命前夕，武汉三镇共有官立各级各类学校128所。规模之大，门类之全，为国内少有。”到了新世纪，“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已超百万”。（1）这样的规模充分显示了湖北的文化优势，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惟楚有才”的说法。大学多，大学生就多，青春的气息就浓，浪漫的色彩就艳。为什么内地偏偏武汉有这么多高校？这得感谢张之洞在武汉办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打下了基础。武汉众多高校把八方精英吸引到此，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武汉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武汉的“校园文化”兴旺发达，已成风云际会之势：武汉大学有每年一度的“樱花节”，还有由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从1983年发起、至今已经坚持三十年的“樱花诗赛”，已经成为校园诗人切磋诗艺、比赛诗才的重要园地，也是全国“校园文化”的知名品牌；与“樱花诗赛”齐名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办了二十九届的“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也一直广有影响。在武汉的大学校园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诗人——武汉大学培养了刘亚洲、王家新、高伐林、田天、喻杉、池莉、陈应松、林白、华姿、李少君、邱华栋、洪烛、黄晓阳；华中师范大学培养了李传锋、董宏猷、刘益善、唐浩明、晓苏、张生、陈闯（普玄）……

在武汉的众多高校中，武汉大学因为风景秀美，得珞珈山、东湖水灵气的滋养而闻名遐迩。民国年间，就有诗人闻一多先生出任文学院首任院长。此后，又有兼擅创作与研究的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并称“珞珈三女杰”，显示了珞珈山的独特风韵。1950年代，有“当代李清照”之称的词人沈祖棻加盟武汉大学，为珞珈山增添了典雅的诗意。有了这样的文学传统，武大学子的文学作品也多以灵秀见长——从王家新的《中国画》到更多写武大风景与学子生活的诗，都显示出超然于喧嚣世事之外的淡泊、玄远感。李少君的《东湖边》、番享的《珞珈·流年》、李浩的《樱顶之颠》、董金超的《风光村：蛰居的人》、王家铭的《东湖》……都散发出清新的“武大气息”——“樱园城堡静穆无语∕其实它早已厌倦了梅红樱白∕更厌倦了人山人海”，这是拒绝喧哗、安静读书心情的生动写照。不过，他们绝非隐士：“园内的野花∕想去墙外盛开”，就活画出大学生渴望早日投身多彩人生的青春情绪。（番享：《珞珈·流年》）而“三点钟，冬日晴朗的一天，∕我们出门，珞珈山∕突然像针尖一样闪亮，∕刺破了东湖满身的湿气”（王家铭：《东湖》），则以很有“电影感”的笔触，写出了校园诗人的特立独行、闲情逸致。一直到1980年代的“诗歌热”消退很久了，珞珈山上仍然诗魂常在。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批“校园诗人”的存在、接力，才使我们的文学在世俗化的浪潮中保留了一块清新的净土。

当然不仅仅有灵秀与清新。

青春有青春的狂放。张桦的散文《这一代与<这一代>》真实记录了77级大学生满腔热忱、自办民刊《这一代》的风风雨雨，是新时期初期思想解放风云多变的生动再现；祖慰的报告文学《快乐学院》（《十月》1983年第5期）就记录了武大哲学系学生艾路明漂流长江的感人事迹，同时保留了80年代初武汉大学学生思想解放、学术活跃的“多学科讨论会”的生动剪影；田天从生物系转到中文系，就体现了青春的文学狂热，他在《在珞珈山当“主编” 》的回忆录中讲述了1980年代初作品发表后的热狂氛围： 用稿费“豪气冲天到高级酒楼请客，推杯送盏，觥筹交错，有的喝得直吐，有的醉得直哭”，然后在“首义路公园的草地上睡了一夜，不曾归宿”。后来，李少君等诗友在80年代呼唤“珞珈诗派”，李浩、黎衡、董金超等诗友在新世纪雄心勃勃要开创“风光村诗派”，也都体现了青春的狂放精神——那些青春的狂热生命体验，有的催人感动，有的令人解颐。曾有一位前辈学者感慨：“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2）但“校园文学”中的狂狷精神其实没有、也不可能消亡。这股精神是抵御虚无、颓唐、麻木情绪的“正能量”。

二 “汉味小说”的发展历程

在当代城市文学的版图上，武汉作家群写出了“大武汉”的独特风采——池莉从1980年代的《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到2000年发表《生活秀》，不断记录着武汉市民的烦恼与快活、皮实与豁达，将武汉市民精打细算过日子、泼辣粗犷争口气、得过且过且快活的民风，写得五味俱全。评论界常常将池莉推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实，池莉也是当代“女性文学”和“都市文学”的重要人物。不同于“女性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和张抗抗的《夏》），也有别于“女性文学”中的“性别叙事”（如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池莉对于都市下层女性的关注与描写富有特别的文学意义——在她的笔下，以吉玲、来双扬为代表的女性市民，浑身散发出泼辣也实在、狡黠也热情的烟火气，从而与葆有“小资情调”的“女白领”明显区别了开来，也与燃烧着“现代派”激情的“新新人类”女孩们判然有别。正因为池莉关注的这部分都市下层女性的活法更能体现出当今社会生活的不易、世俗生命的坚韧，所以才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池莉生动写出了武汉女市民的泼辣与幽默、务实也灵活，也就使自己的作品风格与王安忆“海派小说”中的“洋场气息”（例如从《流逝》到《长恨歌》中浓浓的“上海味”与感伤格调）、与范小青“苏州小说”中的空灵“禅意”（例如从《瑞云》到《还俗》中淡淡的“苏州味”与玄远意韵）区别了开来。池莉小说中散发出的浓郁“汉味”为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园地增添了新的花朵。

就在池莉成名的1987年，何祚欢的中篇小说《养命的儿子》别开生面写出了“汉味小说”的怀旧主题：旧时代的小商人以德为本，谨慎处世，却仍不免同行倾轧、家人误解的悲剧结局。小说写主人公的悲剧“在于过分相信勤劳和忠厚的力量，把心思几乎全部用到了学手艺上，对人与人的相处，用心太少”，隐含着对于世道险恶、人心莫测的批判；而一句“天下养命的儿子怎么大都落不到好呢！”更浸透了对于世态人情的无限感慨。此篇后来被改编为楚剧、花鼓戏，也很有影响。

到了1997年至2004年间，彭建新继续在“怀旧”的路上挺进，出版了颇有“清明上河图”风格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全书以白描的手法、妙趣横生的风格重现了1904—1949年间武汉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满纸写各种武汉人的吃法、玩法、活法，还有俯拾皆是的歇后语、俏皮话，尽显“汉味风味”的魅力，在粗俗与幽默的杂糅中呈现“活着就要活快活”的市井风格：从搓麻将的意味到吆喝的讲究、从煨汤的学问到烟具的名堂、从居巷（猪巷）的来历到集稼嘴的建筑特色，直至赌场的手脚、妓院的风情……这一切，与社会巨变的风云似乎相去太远，又实实在在是历史漩流之外的普通人生。这一切，都散发着浓郁的市井气息，似乎没多大的“教育意义”，却具有不应低估的“文化意义”：那些生活场景从不同的角度烘托出了武汉市民的文化品格——精明又狡黠、快活也浮躁。小说中的张腊狗从混混起步到加入青帮、混进租界，直至在辛亥革命中摇身一变，成了义军的军官——这似乎相当荒唐？可作家却写出了荒唐中的真实：“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生意咧！只不过，有的是无本求利，有的是将小本求大利，有的是拿性命当本钱，就像押宝一样……”张腊狗这种敢于“押宝”又善于投机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这样，作家就写出了善于见风使舵、多变中有所不变的“市民心态”，微妙得耐人寻味。另一方面，世道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巨变中，许多老武汉的掌故、方言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因此，《红尘》三部曲才更显得难能可贵，因为其中记录了老武汉的许多生动往事，富有深厚的武汉文化底蕴。

与彭建新有着同样“怀旧”情怀，却写出了新的旨趣的，是姜燕鸣。她写出了武汉人的“小资”情调。她是一位对老武汉一往情深的作家，从外祖母对她说过的一些汉口往事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怀着“在怀念中感知自己从何而来，再到何处去”的深情，在《汉口的风花雪月》《汉口之春》中生动再现了老武汉的市井沧桑——在老会宾酒楼、天声剧场、六渡桥、满春街……留下了一幅幅旧时代的汉口“仕女图”。一说到武汉文化，人们常常谈到的是“码头文化”。其实，紧挨着码头的，就是洋气十足的租界区。那里，氤氲着欧美风味，生活过并且现在还生活着不少具有“小资”气质的男男女女，他们上演的一出出爱情故事，他们经历的一幕幕人生悲欢，正是姜燕鸣小说的主要题材。看，“风花雪月”，这题目就非常“小资”。

《汉口的风花雪月》由一系列中篇小说组合而成。其中，不论是青春已逝、辉煌不再的楚戏名角的感伤婚恋（《蝴蝶杯》），还是因为坚持英雄崇拜而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并因为英雄的牺牲更毅然投身抗战洪流中的女学生 （《白梅生的初恋》），或者是饱经磨难、自强不息、终于开出自己的店铺的丫鬟（《徽香梦》），还有那位“要强，受不得一点委屈”，同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柔情，并最终为了爱和民族大义而牺牲的女老板（《夏家客栈的女人》）……她们的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却都在柔顺的外表下有不变的追求、坚韧的内心。努力在时代洪流的沉浮中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经历重重波折也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尽力而为——许多普通人都是这么度过了自己的一生的。当然，生活中也不乏因为慕虚荣而吃了大亏的可怜人 （如《杜文丽小姐》的主人公）。但作家显然更欣赏那些自强不息的“小女人”。

到了《汉口之春》，写的还是那些“小女人”——云娘、芳芝、宝春……作家笔下的她们，“大都美丽而坚强，承受着命运的磨难和屈辱，却无怨无悔、充满希望地活着”。小说在六十年的时间跨度里，写了几代武汉女子在生活的漩流中对于爱情的向往与“失足”、对于现实的承担与坚守。她们在政治的风浪、生活的困苦、情感的波动中靠着对于梦想的缅怀，靠着勤快、节俭、坚忍的平民本色，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当然，常常也免不了女人之间的龃龉、夫妻之间的斗争、姐妹之间的攀比、母女之间的矛盾，但一切都会时过境迁，留下的，是顽强的生命意志、练达的人生感悟。围绕着她们命运的起起伏伏，小说中还相当真切地还原了困难年代里的百姓生活——从六渡桥、满春街的热闹场面到买“香香”（雪花膏）、买萝卜汤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与小说中那些汉口方言一起，均烘托出浓浓的“汉味”。该书曾获中国作家协会201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篇目，可谓不易。

人们在谈到武汉女性时，常常用的一个词是“泼辣”（池莉的 《不谈爱情》 中的吉玲母女、《生活秀》中的来双扬等人的性格就相当典型）。武汉的“码头文化”当然塑造了相当一部分武汉女性的泼辣民风。不过另一方面，武汉女性中也不乏情感丰富、个性特别、在柔弱中有坚韧、在默默中有追求的人们。姜燕鸣写出了武汉女性的这一面，为她们谱写了一曲曲混合着缅怀、欣赏、叹息、感慨的咏叹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的背景大多是战争或者政治运动。动荡的历史背景，为这些气质不凡的女性的感伤故事，平添了一层沧桑感——她们的丰富情感、独立人格、坚韧气概，在乱世中更显出“以柔克刚”的意味。读这些小说，我常常会想起张爱玲、王安忆笔下那些任凭风浪起、我行我素的小女子（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十八春》中的顾曼桢，还有《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那份感伤，那层忧郁，还有想回到从前却不可能的万千感慨。

从池莉对普通市民烦恼人生的理解到彭建新写三教九流的“怀旧”笔触再到姜燕鸣对武汉女性“小资”情怀的欣赏，我们可以看出武汉作家认识武汉民性、民风、民魂的文学追求一脉相承。不管时代怎么变，武汉人的民性、民风、民魂常常在不变中应对了世道的万变。

三、“汉味小说”的文学特色

“汉味小说”的文学特色值得认真总结。虽然，说起这些年的文学思潮，常见的说法是“世俗化”或者“底层关怀”。其实，文学一向都有“世俗化”和“底层关怀”的传统。值得研究的是，那些有个性、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如何在“世俗化”或者“底层关怀”的新浪潮中写出了自己的个性特色的？

常言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说的是湖北人的精明、狡黠。其实，要说做生意的精明，湖北人显然不如徽州人、山西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中国文化史上，徽商、晋商、浙商都鼎鼎大名，湖北则一向以做小生意为人所知。所谓“无陂不成镇”，就道出了武汉小商贩的特色——在小吃、小商品上下功夫。当然，小生意中也充满了激烈的生存竞争、明争暗斗。武汉作家写武汉人，常常聚焦于形形色色的商人。其中，又以小商贩居多。武汉产生过不少写汉正街的文学作品，就颇有特色。从何祚欢的小说《舍命的儿子》、任常的小说《风流巨贾》到刘富道的报告文学《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钱五一执导的电视剧《汉正街》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舍命的儿子》中，写“小买卖人……巴结任何人都是图的‘抹桌子还席、立竿见影。一旦觉得你在利用他的‘义气，他就会把你架得高高的，然后拼命地掏你的口袋”，道出了“精明”如何表现为小肚鸡肠；而写金店老板刘怡庭在与老尼姑做生意时“本来是想规规矩矩做成这笔生意的，但这个佛像的赚头太诱人了。于是……舌头轻轻一拐，在外行难以分辨的成色上说了假话。他一脸的诚恳，确有几句真话”，真真假假中，生动写出了“精明”的微妙深不可测。

在《孕城》中的买办刘宗祥的眼里：“世界就是个大生意场……把这个世界当把戏玩的，都是大手笔，惹不起的。他既然能把这个世界当把戏玩得溜转，还不能把你当个臭虫掐！装苕是最好的办法。你装苕装得像了，趁他以为你是个真苕货，不注意你了，你就可以溜之乎也，或者还可以乘机在他碗里抓一把！”这就是他发达的奥秘。而小贩呢？田易发发家，是从卖炒蚕豆开始的。他晓得“和气生财薄利多销”，卖蚕豆时最后总要叫一声“添一把”，其实，“他的那个‘添一把，恶狠狠地下去像是蛮多的样子，其实从指缝里稀下去的远比抓起来的少。但毕竟那‘添的‘一把样子好看，显出为人的厚道和待人的客气”，由此发达起来。当然，江湖上少不了风波与陷阱。流氓陆疤子挖空心思，在以卖“活的”闻名的四官殿招摇撞骗。在火柴盒中装上苍蝇，口口声声叫卖“活的活的”，让买的人“上当受骗只当开了个玩笑”，则把混世魔王的无聊、无耻、坑蒙拐骗写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境地。

在池莉笔下的吉庆街，人们“挣钱就挣钱，没有谁遮掩，都比着拿出本事来，谁有本事谁就挣钱多，这又是真的！用钱作为标准，原始是原始了一点，却也公平，却也单纯”。小贩来双扬由无证占道经营起步，虽然屡遭取缔，但“取缔一次，无非她多休息几天而已”。心境可谓皮实、淡定。做生意，不仅需要精明的头脑，还离不了经得起风浪的坚韧与顽强。“吉庆街大排档就是这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又一次，取缔多少次就再生多少次。取缔本身就是广告，每次取缔，上万的人挤满大街看热闹。第二天，上万张嘴巴回去把消息一传，吉庆街的名气反而更大了。”因此，《生活秀》的故事其实是当代无数小贩艰难打拼、顽强生存的一个缩影。《生活秀》发表以后产生的广泛影响，无疑为武汉的吉庆街大排档做了最好的广告，从而也显示了文学与商业的特别之缘。是啊，莫道是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冲击了文学；商品经济大潮同时也成就了文学的例子也俯拾皆是——当代文坛上的一股股热潮（从“王朔热”到“陕军东征” “池莉热” “毕淑敏热”乃至“网络文学热”），不都是文学得商业化“炒作”之力、得到空前规模传播的有力证明吗？

由此可见，生存也好，经商也好，除了精明，还需要坚韧、顽强。而在武汉市民中，这坚韧与顽强是常常表现为泼辣的。在码头上讨生活需要泼辣，在商场上打拼也需要泼辣。因此，描写武汉人的泼辣活法自然也需要泼辣的风格。

池莉的小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写邻居女人们夸外号“猫子”的小伙子人好，“又体贴人又勤快，又不赌不嫖”。猫子的回答却是：“你们又不接客，么样晓得我不嫖啊？”那“得了便宜唱哑调”（3）的开心中是有几分泼辣、粗俗的。《不谈爱情》写“花楼街”的“风骚劲儿”和“花楼街”人的“几种面孔”（自卑也精明；粗鲁也善变；在家谈吐粗鄙、吵吵闹闹待客却八面玲珑），《生活秀》写吉庆街大排档夜市的热闹和一个“卖鸭颈的女人”来双扬的泼辣、精明，“这个女人，哭是要哭的，倔强也是够倔强的，泼辣也是够泼辣的；做起事情来，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脸皮上的风云，是可以随时变幻的，手段也是不要去考虑的”，写出了当今小贩在快刀斩乱麻解决各种情感与责任的矛盾方面的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花样翻新、不择手段、干净利落。小说就这样写活了武汉女人的性格（“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池莉小说中多见性情泼辣、谈吐油滑的女性形象，也就写出了“码头文化”对于人性的深刻影响，写出了武汉民风的一大特色。

何祚欢则在长篇小说《舍命的儿子》中描写了汉口商人的种种规矩与世态：从“商场无父子”这样的冷酷信条到“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职业道德，从汉正街的小商贩蹲在素菜篮子旁边喝酒吃菜的艰苦作风到“在汉口做生意一味低头弯腰不一定就能和气生财，有时候该狠就发真火，有时候得发假火‘行诈把对方压住”的心计与手段，都写得令人难忘。还有“也许生意人只有在发迹之初才会真正实践‘和气生财的信条，而一旦成事，就有点‘行大压客了”的世态，以及“汉口这个地就是这样不容情地吞灭不经营退路的成功者”的感慨……读来足以使人想起“商场如战场” “同行是冤家”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一类的俗语，都可以使人体会经商之不易、竞争之艰难、世道之坎坷、泼辣之必要。

只是，太精明，老是工于心计，其实活得很累。而老是泼辣也迟早要碰钉子。因此需要调侃（包括自我调侃）、豁达、幽默的心态来调节。这样，就有了“汉味幽默”。多年前，我曾在《汉味杂记》一文中写道：“听武汉人说话，有味得很，武汉人的俏皮话特别多。时时处处，都可以听到许多想象奇特、比喻不凡、油腔滑调的俏皮话。……武汉人就好说俏皮话。俏皮话能化解烦恼。俏皮话能从平凡中催生乐趣。俏皮话是精明的象征。俏皮话是语言的艺术。” “这种既粗俗又生动、既荒诞又传神、既苦涩又轻松的幽默，便是‘汉味幽默——这是与‘京味幽默（相声是代表）、‘川味幽默（谐剧是典范）、‘晋味幽默（赵树理小说中的某些快板书风格的段落）颇不同的一种幽默。‘汉味幽默大量活在武汉人的生活中。而‘湖北大鼓‘湖北评书，则堪称‘汉味幽默的艺术结晶吧。”（4）今天看来，还可以加上“汉味小品” “汉味喜剧”。

池莉、彭建新的许多小说，都充满浓厚的“汉味”，虽写的是底层老百姓的艰难人生，却常有令人喷饭的俏皮话写活了人们苦中作乐的幽默心态。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写武汉市民夏夜乘凉的盛况：“长长一条街，一条街胳膊大腿，男女区别不大，明晃晃全是肉。 ”就极生动、也非常具有调侃的油滑味。到了《生活秀》中，俏皮、夸张的武汉方言也俯拾皆是，如将宝贝称作“心肝宝贝坨坨糖（糖块）”；以“糨糊脑袋”称呼“傻瓜”（同“苕” ）；把没有烫好的头发比作“僵硬的快餐面”；以“腰都挂不住裤子”形容一个男人的瘦削；以“一窝烂蛆”写活了主人公对在广场上跳舞的人们的轻蔑；还有“夹生女人”这样形容“给脸不要脸”的女人（武汉人喜欢说：“生苕甜，熟苕粉；夹生的苕，难得整！”以揶揄那些 “夹生人” ）……有了这些非常生动的武汉方言，池莉就把武汉人的泼辣、俏皮、油滑、粗鄙写活了。彭建新也在《孕城》中写老武汉三教九流的掌故，洋洋洒洒，妙趣横生，其中老武汉的俏皮话、歇后语俯拾皆是，相当生动地写出了武汉人善于比喻、夸张、联想的幽默心态，例如“坐在磨盘上吃藕——看得穿想得转”“生意场是80岁的婆婆打哈欠——一望无涯（牙）宽得很”“腰里别只死老鼠——冒充打猎的！”都十分传神。透过这些充满了“汉味幽默”的小说，我们是可以感受到武汉的民魂的，那就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而且“活就要活快活”。这民魂一直支撑着武汉市民的精神世界，使他们在过去的艰难时世中顽强生活了下来，也使他们在今天的激烈生存竞争中照样活出了自己的滋味。虽然，“汉味幽默”有时表现得有些油滑，有时也表现得有些尖刻，但大体看去，它还是起到了平凡生活的润滑剂的作用吧。

时而精明、灵活、狡黠，埋头发财；时而泼辣、皮实、咋咋呼呼，满不在乎；时而又幽默、油滑，得乐且乐——因此演绎出武汉人的多重性格，活出武汉人的五味人生。在中国的都市文学中，武汉人的“热闹”显然不同于北京人见多不怪的大大咧咧，也不同于上海人充满优越感的“洋气”。在中国的“商界小说”中，武汉商人的故事也明显不同于“晋商故事”的深沉、“徽商故事”的朴质。

武汉有武汉的地理优势：处九省通衢之地，交通四通八达，所以文化也具有包容性和驳杂性（饮食方面能包容了川味的麻辣、江浙的甜食、粤海的清淡； 娱乐方面能包容了高雅的交响乐和通俗的说唱；高校中各路精英荟萃——武汉高校之云集，闻名全国； 文学界雅俗共赏的名家辈出——武汉作家群已经成为文坛关注的一面旗帜；出版业则由《今古传奇》《知音》《特别关注》等等名刊长期占领了全国大众文化消费的半壁河山）。虽然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方便，许多城市的文化都呈现出了包容性和驳杂性，但武汉的包容性和驳杂性仍然是有自己的特色的——它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样具有包容世界（尤其是欧美）文化的大气，却自有鲜明的地方性、市井味。

武汉有武汉的历史根基：这里有古琴台的逸响，有黄鹤楼的传奇，有张之洞创下的“洋务”基业，有辛亥革命的传统，有大革命的许多遗迹（从“二七纪念碑” “八七会议会址”到“国民政府旧址”），还有毛泽东钟爱的“梅岭一号”（他为什么格外喜欢东湖？一个有待探索的谜）……这一切，似乎在冥冥中映证着“惟楚有才”的古训，显示着武汉的历史使命：武汉曾经有过那样的辉煌，也应该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汉味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异军突起，正好成为“汉味文化”崛起的一面旗帜。

武汉有武汉的城市精神：永远跃动着“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乐天市民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是当代激烈竞争生活的必要调味品；永远以相对经济、实惠的生活条件吸引着周边县市的寻梦人，使他们能在热闹的都市里挤出自己的生活空间；永远洋溢着蓬勃的生命活力，在规模的不断扩展中创造着惊人的建设奇迹。

武汉有武汉的未来追求：在经济起飞的速度不如沿海城市的条件下，努力谋划着开拓自己“中部崛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打出“山水园林城”“中国光谷” “汉派服装” “汉派小吃”（例如吉庆街小吃一条街）、“汉味小说”（例如池莉的 《生活秀》、彭建新的《孕城》等）、“汉味小品”（例如《招聘》）、“汉味歌曲”几张牌，在中西部的发展版图上抹上了自己的希望亮色。

剩下的问题是，更年轻的武汉作家们，怎样写出不同于前辈作家的“汉味文学”来？当我注意到，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的青年作家已经写出了不同于前辈的“都市文学”（例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北漂”，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朱文颖的《高跟鞋》中的“新新人类”，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中的成都“白领”，还有缪永的《驰出欲望街》、文夕的《野兰花》《罂粟花》《海棠花》中的深圳“白领”和“二奶”等等）时，就常常会想到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话题。

[项目来源：湖北省教育厅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湖北的文化软实力研究”（编号：13zd003）阶段性成果；江汉大学2014年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池莉研究》成果。]

注释：

（1）翁小波：《武汉在校大学生人数全球城市排第一 已超百万》，《武汉晚报》2011年11月16日。

（2）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读书》2010年第3、4、5期。

（3）武汉俗语，“得了便宜卖乖”之意。

（4）《汉味杂记》，《芳草》杂志1992年第4期。